译文： 拜访托尔斯泰的故居

寻找托尔斯泰

作者：丽莎·格兰杰（美）2010年3月7日

在莫斯科一家书店里，当我对一个年轻的销售员说想买一本《战争与和平》时，她高兴极了。她一只手将英译版《战争与和平》递给我，另一只手放在胸前，诚心诚意地说：“非常感谢您对托尔斯泰的热忱。”接着，她拿给我《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幼年》和《伊凡·伊里奇之死》，还招呼同事，说：“她也热爱我们俄罗斯的天才耶！”

托尔斯泰已经逝世100年了，然而，粉丝们的滔滔激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年，墨西哥和古巴专门组织了托尔斯泰书展。《安娜·卡列尼娜》又有了4种语言的新译版。一套100卷的托尔斯泰著作收藏版即将面世；关于托尔斯泰最后两年生活的电影《最后一站》得到奥斯卡提名；许多国家都在筹办托尔斯泰逝世百年纪念活动。

奇怪的是，尽管俄罗斯人酷爱托翁的作品，俄罗斯本土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我来这里的目的是试图在大师的故土进一步了解这位作家，然而到此一周以来，除了俄语导游信息以外，我没有找到与拜访托尔斯泰相关的任何外文导游指南与信息。

我亦找不到为什么这里没有纪念活动的原因。想来，一个解释是，大规模游客到莫斯科观光仍乃新生事物，接待尚未跟上游客涌入的步伐。另一个解释则在于托尔斯泰曾经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发生过冲突。大师晚年成为一个宗教信仰的无政府主义者，导致他在1901年被俄罗斯东正教会革除教籍。由于当下教会势力强大（“与30年前的共产党相似”，一位俄罗斯友人告诉我），被视为托尔斯泰公开的粉丝，可能会受到既反对政府又反对俄罗斯的指责。

但是，托尔斯泰博物馆倒是没有因被看作是反对俄罗斯而关闭。我在大师的故居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与托翁的玄孙弗拉基米尔·伊利希·托尔斯泰共进了午餐。他是这里博物馆的馆长。他说：“教会的问题颇为复杂。鉴于教会对托尔斯泰的成见，政府当局虽然支持我们[家庭]举行纪念活动，但不便参与。他们也挺为难的。”

到达距离莫斯科以南大约200公里的亚斯纳亚·博利尔纳庄园大门口时，我想起《安娜·卡列尼娜》中一个场景。女主角安娜·卡列尼娜到达乡村时，看到渥伦斯基在漫天大雪中等她。

时至二月，虽然天空湛蓝，但温度是零下16度，大地覆盖新雪，闪着耀眼的光。长长的车道两侧站着白桦树。

左边的树林一直延伸到一个冰冷的湖泊。过去是积雪覆盖的马厩木屋。离马厩不远，两个雪橇半埋在雪中，座位上结着厚厚的冰。前方就是那座帅气的、被冰柱悬挂的苹果园环绕的、19世纪建造的乳白色双层住宅。大师在这里出生、在这里写作，却在临终前不久从这里出走。

电影《最后一站》讲述了托尔斯泰在这里度过的晚年生活，直到从1910年出走，感染肺炎，客死在火车站站长室里。

电影实际在德国拍摄。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说：“在德国拍电影不像在这儿价格那么昂贵，手续那么复杂。”当看到大师故居各个房间里摆放着的无价艺术精品、精美的家具和精致的木地板，我暗想，幸好没在这儿拍电影！故居保持着托尔斯泰在此生活时的原样。导游佳丽娜·艾勒席娃是个在耶鲁大学受过教育的俄罗斯学者，她在这里研究托尔斯泰已有25年之久，能讲出一景一物的生动故事。

托尔斯泰自己以及他的11个孩子都出生在同一张黑色真皮沙发上。他写《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的书桌上还摆着纸、笔、烛台和一个工会送给他的玻璃镇纸。还有一只幼时他睡觉时必须放在枕边的小铜狗。这是姨妈送给他的礼物。他18个月时母亲去世，在姨妈抚养下长大，因此对姨妈感情至深。书桌边有一把腿被锯短的椅子，因为近视，矮椅子使得他能更靠近书桌。

书房过去是餐厅，他在这里接待了诸多俄罗斯伟人，如普罗科菲耶夫、高尔基、契诃夫和俄罗斯画家列宾。餐厅墙壁上悬挂着列宾的作品。再过去是夫人索菲娅的卧室。那张她抄写托尔斯泰手稿时用的小书桌原封未动。她用工整的笔迹抄写托尔斯泰难以辨认的手稿。由于反复编辑、修改，有的手稿她竟抄过20次之多。

作家的卧室就像他的书房一样感人至深。这位谢尔盖·沃尔科斯基王子的曾孙，晚年越来越厌烦贵族生活，他与农奴一起锄地耕种，像劳动者一样着装。

夫人的房间摆满了艺术珍品、精选家具、绘画挂毯和19世纪贵族女性推崇的金制偶像，托尔斯泰的房间则简洁地像间修道士的僧舍。单人床上铺盖着夫人手织的毯子。墙上是儿女的图画。两件粗糙的白衬衫和一顶粗糙的帽子挂在钩子上。粗糙的鞋子是他自己亲手制做。

1882年，为了孩子们能受到更好的教育，托尔斯泰很不情愿地随家人搬到莫斯科。

访问托尔斯泰的乡村博物馆和他在莫斯科的住所，拜访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大师的文学作品是怎样地反映了他的整个人生。

在莫斯科的托尔斯泰博物馆里，通过家族祖先的肖像和摆设，游客同样可以看出大师本人出生于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的那种特权阶层。博物馆中还展出了在俄罗斯军队服役期间，托尔斯泰驻扎克里米亚时留下的子弹、从战场带回的土壤和被授予的奖章。这段经历对他在《战争与和平》中描述战斗场景起到了重要作用。博物馆藏有15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的22,000册书籍，难怪他对世界宗教和文化有广泛的了解。信件柜里保存着他与俄罗斯沙皇和圣雄甘地的书信来往。他曾在信中与甘地讨论非暴力抗议问题，这为他的晚期作品提供了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洞察力。

充满激情的导游斯韦特兰娜·斯娅妮科娃在上大学期间深深地被托尔斯泰作品打动，开始在这里作导游。她领着游客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更衣室里有托翁的哑铃和英国制造的自行车。铺在三角钢琴下的熊皮是他年轻时涉猎留下的纪念。录音机里放送的是大师所写的唯一钢琴曲。铺在一张桌子上大师的女儿塔蒂阿娜绣的桌布上写满了旅客签名。他最疼爱的小儿子亚历克西斯的摇摆木马，旁边摆着一双儿童冰鞋。亚历克西斯7岁时死亡。木马上方的墙壁上挂着许多照片，大都是夫人索菲娅拍摄和冲洗的，有：大师骑在马上、大师在庄园里行走，或大师和孙辈们在一起。

托尔斯泰临终时叫家人承诺不在他的坟墓上修制任何装潢和放置任何宗教偶像。

导游说：“在孩童时代，他的哥哥尼古拉告诉他，森林里有一根带魔法绿棍子，找到这根棍子的人将得到永恒的幸福。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葬在能找到绿棍子的地方。”

有趣的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托尔斯泰的故居曾一度被纳粹占据。在一次袭击中，72个纳粹士兵被击毙，就埋葬在这个能找到绿棍子的地方。后来，侵略者的遗体被迁移到河对岸。就像托尔斯泰所有的故事一样，这是另一个曲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