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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40年代的朗格多克，一个富裕的农民抛妻别子，舍下家业，一去多年，杳无音信；后来，他回家了——或者说，人人都以为他回来了。然而，当1560年的某个夏日，一个装了木腿的人闯进法庭，事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自此流传为一段关于骗子的传奇故事。
《马丁·盖尔归来》是二十世纪一部独特的人文主义经典。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 ），以前所未有的生动、细致和深刻重述了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并引人入胜地呈现了16世纪法国生活、爱情和司法的丰满和绚烂的画面。
一
娜塔莉· 泽蒙· 戴维斯可能与蒙田的主张相契合，因此在她参与的关于马丁· 盖尔的电影时，感到不舒服，她意识到所有那些“在证据不足或错综复杂之际被历史学家作为救命稻草的‘也许’，‘或许’”都未出现。如果我们只将他们的心情视作一种来自终生埋头于档案馆和图书馆的严谨态度的话，我们就误解了他们。相反，戴维斯表示，恰恰是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看着罗杰· 普朗雄用不同的语调尝试法官（科拉斯）的台词，“我利用自己的历史实验室，得出的不是证据，而是历史的可能性。”
不幸的是，图卢兹有名的针对重婚者和冒充者阿诺·迪蒂尔的司法记录已经遗失了。戴维斯自己不得不满足于诸如法官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Arrest memorable）和居洛默·勒叙厄尔（Guillaume Le Sueur）的《奇妙的故事》（A dmiranda historia）那样的文学式的再现。在她一丝不苟地阅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伴随着其丰富的内容，我们察觉到了她对于司法材料遗失的惋惜（这种惋惜之情也会被读者充分地体会到）。我们很难想象审判记录将会给戴维斯这样的学者留下怎样不经意间留下（法官找不到的资料）的资料宝藏。但是她也向自己提出了一系列让·德·科拉斯及其来自图卢兹最高法院的同事曾在4个世纪前试图回答的问题。阿诺· 迪蒂尔是怎样如此令人信服地持续扮演着马丁· 盖尔这个真正的丈夫角色？这两个男人早就相识吗？并且在多大程度上，妻子贝特朗成为了冒充者的共犯？可以确定，如果戴维斯纠结于这些问题，这番叙事将仍限于逸闻趣事的层面。但重要的是，随着问题持续出现，相应的回复也在持续。整体上讲，除了一个重大的异议，戴维斯接受了对这位16 世纪法官对所记事件的重建。图卢兹最高法院裁定贝特朗是无辜的，且认定她同其第二任丈夫生的孩子合法，因为她怀上这个孩子时确信阿诺是她真正的丈夫——从司法角度讲，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立论，科拉斯基于这一点在他的《难忘的判决》中展开了老道的论辩。但是根据戴维斯的研究，贝特朗几乎立刻察觉这个所谓的马丁·盖尔实际上是个陌生人，而且不是她的丈夫：如果她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接受了他，那就是出于选择而不是因为她是骗局的无辜受害者。
该结论是基于推测。不幸的是，根据既有的证据，贝特朗的想法和感受没法触及，但对我们来说似乎十分明显。戴维斯与那些倾向于将该时期农民（特别是女人）塑造成实质上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权的人的历史学家进行争论。他们在这一点上辩称这个案子是特例，而非典型，强调统计性表象（真实的或想象的）和历史性表象之间的模糊性。实际上，此争论从一开始就该转变思路：马丁·盖尔案的异常属性恰恰昭示了一种难于用文献证明的常态。相似的情形以某种方式反过来帮助戴维斯充实了她着手重建的故事的缺损：“当我在……无法发现我寻找的那个男人或女人时，我借助于来自同期本地的其他资料，努力地去发现他们也许看到过的世界，他们也许有过的反应。我在这里奉献给你们的，部分是出自我的发明，但那是经过过去的声音严格检验了的发明。”
我们已经谈到“叙事”与戴维斯的书之间的关联。认为所有历史学的书籍，包括基于统计资料、曲线图以及图表的研究，在本质上都是叙事性构成的观念，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我看来，这种观念也是错误的。然而，所有人都会承认，有些历史书籍比其他书籍含有更丰富的叙事性表征，毫无疑问《马丁·盖尔归来》就是如此。马丁·盖尔的故事，如此戏剧性，如此丰富的耸人听闻的事件，显然有助于其自身选择这样一种解释方式。这个事件被法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和电影导演成功重述，使之成为这样一项个案研究，它有助于反思当今一个被广泛争论的问题—— 一般意义上的叙事和历史性叙事之间的关联问题。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