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力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想到的
由帕斯捷尔纳克拒绝力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想到的
现代史上的革命，通常都是由这个社会里最激进的知识分子发起和领导的， 但是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却是最后投入革命的。 这些先行的知识分子把唤起社会大众的觉醒和支持而不是鼓动他们的同类作为首要任务。而大部分知识分子最后投入社会觉醒的运动，是看到社会大众的投入而跟着参加和投身进去。俄国现代史这样告诉我们，中国的现代史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正因为如此， 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当他们投入社会变革的运动时，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觉悟和期望革命后的回报与社会大众是完全不同的。说句更实际的话，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在更大程度上，只是希望借着革命除掉他们眼下所遭受的那份压迫，他们更希望革命成功后，能保留和巩固他们眼下没有遭到压迫和他们认为理应享受的那部分。但是， 革命的要求却是单一和无差别的， 要求社会大众做到的，同时也要求知识分子做到的。而社会大众对革命的要求和期待， 不仅是要求改善自己的处境，而且，更大程度上，是要求社会的大变革，这包括社会大众认为， 革命不应保留和授予某种特权给知识分子阶层，如同他们在旧政权下所能享受到的， 而这正是知识分子希望保留的。
随着革命的深入和革命的成功及新政权的建立， 知识分子马上面临着对革命的态度，他们对新政权的好感和支持是以新政权能给与他们多少回报或担保决定的。有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后代， 就以他们得到多少回报，和得到多少利益来决定他们的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 知识分子，他们通常不是以社会发展的尺度来看待社会变革，而是以自身利益的得失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有些甚至可以走到革命的反面，进而反对当初他们也参加的那场革命。当革命后发生的社会变化，他们在执政集团内部的地位和利益的变化， 或是被轻视，或是被错误对待，或是个人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等等。这样， 他们就会怀疑当初是否要参加革命。 但是， 话又说回来， 这部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 对革命的进程基本上没有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问题在于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 份量和作用。通常情况下，知识分子比一半社会大众更难适应社会和政权的变化，因为和一般的社会大众相比较，他们有着更多个人 利益和财产的考虑。
所以， 新政权建立后，我们看到，对知识分子都是要求他们首先表明自己的立场， 新政权不希望， 也不想看到知识分子和新政权为敌。因此， 在政权建立之初， 双方的关系还能保持融洽。革命的目标，往往是超越知识分子能够想象的深度和广度， 于是， 对立就会出现，知识分子也通常是在革命成功后， 开始改变对革命的看法和立场。
一场伟大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变革不可能， 也不会像个精密仪器那样不发生误差，革命总是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向前发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场革命是相同的。 尽管遵循的理论相同，但各自所处的历史和现实的环境不同，其发展过程自然也不尽相同。当革命的洪流滚滚而来时，被洪流卷入的， 自觉的和不自觉都有，革命洪流难免泥沙俱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最伟大的运动，最纯洁的革命， 仍然会有这样一幅图画， 投机分子靠着随机应变的本领优势竟会飞黄腾达，而忠心耿耿的革命者反而会成为他们权谋的牺牲品，在动荡的年代个人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有时还会含冤负屈， 悲惨牺牲。于是， 就有人对革命抱怀疑态度， 对革命持否定态度，甚至进而走到革命的反面，而把自己又重新和旧政权捆绑在一起，甚至怀念旧政权时代的生活。
这种现象以五十年代发生苏联文坛上，以帕斯捷尔纳克获得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尤为典型。一九五八年秋天，瑞典科学院授予苏联作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文学奖， 以表彰他在俄国诗歌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 但是， 任何人都知道授予帕斯 捷尔纳克诺奖的根本原因，决不是他对俄国诗歌方面的贡献， 在这方面，他甚至连二流诗人都算不上。真正授奖的原因，在于他写了那本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
小说《日瓦戈医生》，描写作为医生的日瓦戈，从热切和自觉参加革命， 到对革命产生迷惘和不理解，进而否定自己参加的革命的必要性。 因为革命的发展超出了他自己 对革命的展望和理解。因为革命的发展没有按照他所认为的那样， 最重要的是，他觉得，他已经无法跟上革命的节奏和认同革命的必要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使得他对过去拥护革命，到消极革命到最后否定革命。 一句话，他对革命的态度的变化， 是以他个人的感受出发，以他个人的取舍为标准。
小说是在西方出版的，接着在西方引起一阵轰动。当这本小说在苏联为当时的苏联大众阅读之后，苏联文学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提出了责疑，他们要求帕斯捷尔纳克公开申明自己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而不是借着小说的主人公来隐晦的遮盖 自已 对十月革命的态度。苏联社会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对十月革命的政治态度感到不可理解， 并且建议他移民国外。 既然他这么仇视和反对十月革命和革命给俄国社会带来的变化， 那么，他可以自由的去国外生活。针对诺奖评委会邀请他出席颁奖仪式。苏联政府表示， 决不会阻拦他出国领奖，也愿意为之提供方便，同时申明， 如果帕斯捷尔纳克在出席颁奖之后， 决定不再回国，苏联政府将尊重其意愿。
在获悉苏联政府这一态度后， 帕斯捷尔纳克深感他已经挑动苏联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即 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和革命对俄国社会的影响。 他通过私下的了解和观察，到底社会大众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和他有多大不同， 他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主流的意见。 最后，他得到反馈是是令他沮丧和失望的， 于是， 他害怕出国领奖会永远回不了祖国， 接着他提笔写新给赫鲁晓夫， 信中写道：。
“我生在俄罗斯，长在俄罗斯，我同它是分不开的， 离开它到别的地方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很后悔，我仿佛断言， 一切革命都是非法的，十月革命也是这种非法的事件之一。。。这显然违背了我的社会对这历史事件的解释。”
接着，他决定拒绝接受诺奖， 并给评委会写信道：鉴于我所从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 不应得的奖金。他私下也承认，授予他诺奖决不是他因为对俄国的诗歌创作有多大贡献， 而是因为这本小说。
帕斯捷尔纳克是历史上唯一 一个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 他后来在给全苏文学工作者联合会的信中写道，当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时， 表面上是我一人获得荣誉， 但是却使得全体苏维埃人民蒙受耻辱， 因为我书中所描写的，并不是社会大众 对革命的态度， 也不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
二年后， 帕斯捷尔纳克在忧郁中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