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演员忆上世纪生活经历:曾陪中央领导人跳舞 ZT

引言：

　　在新生的共和国还是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群跳芭蕾的孩子们集三千宠爱于一身：鸡蛋一次发四个，吃不了就在上面画小人。每周六，被接到北京饭店七楼跟中央领导人跳舞。但是，文革开始了，中央芭蕾舞团不再是备受优待的特区，他们像全中国人民一样，深深卷入到政治风云之中。

  记者/黄艾禾

时至今日，赵汝蘅仍然总在做着芭蕾舞的梦。

“我怎么找不到我的脚尖鞋了呢？更衣室、以前的宿舍都找不到我鞋包里的鞋怎么都没有了？我要把这段舞整个再重跳一遍”离开舞台已经快40年了，赵汝蘅依然无法将自己从芭蕾舞中拔出。

赵汝蘅，1955年进入北京舞蹈学校，到1972年因伤彻底告别舞台，这中间除去搞运动、下基层锻炼、养伤等等，真正跳舞的时间只有十几年。但是，芭蕾却影响并永远锁定了赵汝蘅的一生。

白家庄的世外桃源

1955年，赵汝蘅11岁，从天津小学毕业，正是个爱美爱跳舞的小姑娘。一天，小学老师叫她去参加一个面试，她和两个同伴一起去的。

那是北京舞蹈学校的招生考试。

“招生的老师对那两个同学说，‘你们回去吧’，说她们将来身材会发胖。而留下了我，说我的腿长。”赵汝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说。

后来还有几轮复试。孩子们只穿背心裤衩，老师从身前身后看。不但要量身材比例，还要做踢腿、下腰等动作。赵汝蘅记得，老师问她：“你是小资(后来才知道指舞蹈家资华筠)的妹妹吗？你的鼻子垫过吗？”她被问得莫名其妙。是否被录取，也全然不知。

直到有一天，北京舞蹈学校的王连城老师到她家去家访，商量入学用品的准备，赵汝蘅才知道，自己被录取了。

妈妈根本不愿意让她去学芭蕾舞。在她心目中，读正规学校、将来上大学才是正道。何况当时，赵汝蘅已经准备进一个非常好的中学了。

赵汝蘅为此赌气，跟母亲好久不说话，她一心一意要去。11岁的小女孩，已经进入了逆反期，她朦朦胧胧觉得，去舞蹈学校，第一，可以学跳舞，自己特别高兴；第二，可以到北京，从此离开家，独立生活！

此时，北京舞蹈学校刚刚成立一年。学校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在中国搞芭蕾舞。

在此之前，中国大地上鲜有这种源于欧洲的典雅舞蹈。除了极个别舞蹈家外，只是在上海和天津的租界中，有流亡的白俄芭蕾教师，教授一些富家女孩跳这种舞，算是一种艺术熏陶。

赵汝蘅小时在天津看过一张跳舞的照片，是一个小女孩穿着白色的芭蕾舞纱裙在劈叉，她觉得很漂亮。那是她去北京舞蹈学校之前对芭蕾舞的唯一认识。没想到后来，她和照片里的这个小女孩竟成了同学和好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苏联是世界芭蕾舞强国，而中共的领导人们，很多又是芭蕾艺术的爱好者和倾慕者，请苏联专家来帮中国建立芭蕾舞艺术殿堂，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苏联专家首先帮助中国培训出了第一批芭蕾舞教员和芭蕾鞋制作师傅。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在京东白家庄的一处平房院里成立了。

白家庄，这个今日毗邻CBD的繁华闹市，当年完全是荒郊。赵汝蘅入学第一天的感受，就是被蚊子咬。冬天时，学校没有暖气，生的是大煤炉。但在当时，那里的生活条件优越得已经远非寻常百姓所能想象。

“早上喝豆浆，看到高班同学在那里捞鸡蛋，原来豆浆里面甩了很多鸡蛋。或者是发煮鸡蛋，最多时一次发四个，吃不了就在鸡蛋上画小人。每天下了课都发水果。还发黄油、果酱。每周伙食都是有搭配的。”赵汝蘅回忆道。

当时学校是苏联专家治校，学员的营养保证，是专家们提的要求之一。在国家还是百废待兴的年代里，这里简直是个天堂：不但提供高标准伙食，而且发练功服装及各种生活用品，第一年入学的同学连棉衣都发。学费当然是全免的。

一切的保证，就是为了让学员们能承受芭蕾舞训练的严酷。

在“红舞鞋”上立脚尖

赵汝蘅开始上芭蕾课后，才知道学芭蕾之苦。

芭蕾舞在民间又称为脚尖舞，这种起源于意大利、成熟于法国的高雅舞蹈，以立于脚尖的姿态将人体的挺拔之美展现到极致。在文革期间中国大陆只有八个样板戏可看的时候，不知有多少小女孩看了《红色娘子军》后悄悄在家里练习过踮脚尖——当然，踮不起来。

“没有经过训练的人踮不了脚尖。即使你穿专用的脚尖鞋也不行。”赵汝蘅说。

当年她们练习立脚尖，先经过半脚尖，再到脚尖，第二年才可以真正踮起脚尖来。而这个过程的那种疼痛，是没练过的人根本没法体验的。“我们这些人脚趾感染啊，得甲沟炎啊，有时指甲翻了掉了。那时候，只有用纱布再缠上，再去‘跺、跺、跺’，绷脚尖，直至脚上积累起足够的老茧和力量。

训练的日子在外人看来单调枯燥。每天一早醒来，就是想着老师的要求，怎样一招一式把这些要求实现得完美。是不是胳臂像天鹅般柔美？是不是有手指尖能滴下水来的感觉？苏联老师非常严厉，动作不符合要求不但会骂，而且会打。

有一次赵汝蘅的姐姐来看课堂训练，看到此情景说要去上告，赵汝蘅急忙阻止，说老师打我们就是爱我们。老师要是老不管你，说明你这孩子没人注意。“我们特别期望别人注意我们。在课堂上老师要是老管你，这一天都觉得舒服。”

上五年级的时候，赵汝蘅就被苏联专家选做《吉赛尔》里的第二女主角，演“鬼王”。“当时排练了很久，最后到首都剧场彩排。一上台，灯光一打，我在转圈时就找不到方向了。彩排完后，苏联专家把我拉到台上，别的话都没说，就是要求我把要跳的所有变奏，一段段全部重跳一遍。我是一边哭，一边穿着布鞋跳的。这些经历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很奇怪，训练得越艰苦，赵汝蘅们反倒对它越迷恋。

“芭蕾舞是什么呢？你可以把整个身体从手指头尖到脚趾尖，全身都拉到一个最漂亮的线条上。你感觉你是在享受。另外，你不是在枯燥地跳舞，要听音乐。你还要记住老师对你的要求。手要放在胸前，头在哪儿，呼吸是什么，细节很多可能一下子消化不了，所以回到房间里还会想啊想啊，你的生活和舞蹈就缠在一块了。”

记得当初舞蹈学校来招生时，赵汝蘅看着那些随老师来的已经训练过一年的学生，觉得他们身上有种说不出的美。后来她明白了，这种舞蹈就是能让人变得挺拔，变得美。

上一年级时，赵汝蘅在更衣室里偷偷去摸上一班同学的脚尖鞋，偷偷地试穿。虽然按要求她们要第二年才正式开始立脚尖，但她迫不及待，扶着墙就想试着站起来。后来，她回家一定要带着脚尖鞋。“给他们立脚尖看，算是‘臭显’吧。用我伯父的话说，家里‘回来个小洋人’了！”

“老天爷在每个人身上总不会给你那么完美。你可能跳芭蕾的条件不够好。也许你长得够好了，但跳转的能力又不够，但是我要求我做得最漂亮。这是我每天都希望去做的，这种东西就让你无止境地去追求。所以芭蕾舞这东西在你心目中就是一个宗教。”赵汝蘅说。 　　

曾经有一部电影《红菱艳》，片中的芭蕾舞剧说的是穿上了红色舞鞋的女演员如同中了魔法，会一直不停地跳下去直至力竭。11岁的赵汝蘅也一样，在偷偷试穿脚尖鞋后，这双红舞鞋就再也脱不下来了。 　　

“末代天鹅”的绝响 　　

1958年6月30日，中国版《天鹅湖》在北京天桥剧场公演。这是北京舞蹈学校的孩子们的辉煌亮相，也是芭蕾舞艺术在中国的空前启蒙。当时剧中领舞的白天鹅，就是著名演员白淑湘。 　　

一年半后，1959年12月31日，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团成立，这是中央芭蕾舞团的前身。 　　

那时，这群跳芭蕾的孩子们集三千宠爱于一身。 　　

赵汝蘅记得，上世纪50年代，几乎每个周六，他们中都有人被团领导指派，到北京饭店七楼跟中央领导人跳舞。这些领导人，包括周总理、刘少奇、朱德、陈毅、李先念“跳舞间歇他们会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生活，嘱咐我们要多喝豆浆保持身材他们很亲切，没架子，后来都认识我们了，叫得出我们的名字。” 　　

《天鹅湖》是中央芭蕾舞团在那个年代的巅峰之作。一部欧洲芭蕾舞的经典，直接拿到了毫无芭蕾文化传统的中国观众面前，许多中国人——包括从朝鲜前线回来的志愿军战士，面对着穿着短短白纱裙的小天鹅们，根本不敢正眼去看。 　　

“他们当时那么窘，你们是什么感觉？” 　　

“我们就是觉得挺好笑挺好玩的。我们这些芭蕾演员，实际上在演艺界中是最朴实的一群。我们整天就想着怎么玩命把舞跳好，没什么别的想法。” 　　

还是在舞蹈学校读三年级时，赵汝蘅已开始参加《天鹅湖》的排练，1963年，她也成了《天鹅湖》中的白天鹅。“那应该是‘末代天鹅’了，到1964年就不让跳了。” 　　

那时，中国的政治氛围越来越紧张，苏联早已变成“苏修”，苏联人带来的《天鹅湖》自然也在批判之列。中央芭蕾舞团不再是备受优待的特区，他们像全中国人民一样，深深卷入到政治风云之中。团员们上山下乡，奔赴厂矿农村为工农兵演出。“50天里，徒步背着行李，走到一地就搭台演出，那对我的脚伤害得挺大的。”赵汝蘅回忆说。 　　

这是全世界芭蕾舞界都没有见过的奇景：冰天雪地里，芭蕾舞演员们在脚几乎冻僵的情况下，在露天土台上跳着脚尖舞。 　　

这个时候的中国芭蕾，已不见了王子公主，柔弱的天鹅都变成了坚强的女兵。 　　1967年6月15日，中央芭蕾舞团在民族宫礼堂上演《红色娘子军》，赵汝蘅出演琼花。她的脚趾关节在演出中突然错位，倒下了。赵汝蘅永远忘不了这一刻。“一下子就断了你的梦想，一下子就不能跳了。” 　　

接下来，是手术，休养，又是手术。周恩来亲自过问了赵汝蘅的治疗。但到了1972年，《沂蒙颂》彩排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骨头错位，每站一下，就听得骨头响一声。“我有五年不能提这个情景。现在也不愿提。” 　　

赵汝蘅从此再没上过舞台。那年，她28岁。 　　

受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农村演出时受到的伤害，也有训练和自己身体上的原因。对于赵汝蘅来说，受伤给她最大的打击是：如果不跳舞了，该干什么，还能干什么？　　 　　

芭蕾是终身信仰 　　

赵汝蘅曾经一度想去报考刚组建的电视剧制作中心，听说可能是在剧组当场记。但是当场记需要跟着到处奔波，她的脚不行，跟不上。她又去外语学院旁听，学了外语将来有什么用，她也不很清楚。 　　

1980年，她的老师石圣芳介绍她去香港参加一个舞蹈营，跟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老师学舞谱。“老师给我起个名字叫Sonia，这个名字挺像俄罗斯人的名字。那次舞蹈营回来，我的人生台阶上了特别大的一步——让我觉得天外还有天。” 　　

赵汝蘅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中央芭蕾舞团的管理工作。开始，她给大家打杂，像保姆一样地照顾着一线的年轻演员们，到90年代初，她担任了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在团里年轻人的眼中，她是领导，也像是妈妈。 　　

这个时候的中国芭蕾舞，开始重新走向世界，排演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剧作，与世界最好的芭蕾团交流。 　　

到了今天，虽然已经从团长的任上退下，但赵汝蘅每天所做的一切仍然与芭蕾舞有关。她研究芭蕾的历史，参加芭蕾的评选，组织芭蕾的演出，芭蕾对于她成为了一种终身信仰。

“谁也拖不走我了。”

中国芭蕾舞团成立50周年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现场，有年轻的芭蕾舞演员表示，可能老一辈的艺术家都觉得芭蕾是她的生命一样，但我们都会觉得这是我们的工作，会很认真地对待它，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完成它。我们热爱这个艺术，但只能说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赵汝蘅对此很理解。“我觉得就是时代变了。你说他们不喜欢这艺术吗？他们也喜欢得要命。但他们很现实。我们当时一脑门子只有跳舞，根本不想以后干不了了怎么办。但是他们要考虑，他们要为将来的生活积累知识，攒足了钱。”

赵汝蘅11岁就离开家投入到芭蕾舞中，所以她说，自己对家的感情远比不上对学校和同学们的感情。而与她一起长大的芭蕾伙伴们，其实和她一样，直至今日，仍不断地在梦中重回芭蕾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