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本朝德制的比较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个情节，为了贿赂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高育良，赵公子让渔家女高小凤熟读“万历十五年”，老道的高书记裆不过有文化的小姐姐，从此上了贪官的贼船。这个情节漏洞很大，但让我记住了“万历十五年”这部书名。

最近刚死了一个历史学家余英时，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一样，也是著名的海外华人史学泰斗。中国史学方面，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般被认为是秽史，充满了谎言，邓后时代稍微好一点，现在又不行了，今上发话，历史的问题不能留有那么多的争论，容易把人思想搞乱，定下一个调子就不要轻易改变，这样才能统一思想。这太荒唐了，历史就像个妓女，你想怎么搞怎么搞？

黄仁宇和余英时一样，对中国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都著作等身。但总体而言，余比较“阳光”，认为在中华文明的基因里，包含了民主的成分，而且可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基础。黄则比较“阴暗”，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必须彻底西化，否则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

《万历十五年》以明代万历皇帝当政的其中一年为书名，七章各以一个万历年间的人物为标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明朝的体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也介绍了万历年间的一些标志性事件。

让我有点惊讶的是，万历皇帝似乎并不那么有威权，他想立宠妃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么一件事，他一辈子（45年当政）没办成。他死后，宠妃爱子都被人整死。贵为天子，不能保护住自己爱的女人和孩子，这个要求对一般男人都不为过，这个天子也太窝囊了。万历因为不能立中意的太子心灰意冷，几十年不出朝，但天下好像也没出什么大乱子。万历年间有三大战，其中之一是和日本打了一场朝鲜战争，胜了，似乎政绩也不错。

让皇帝无可奈何，而在皇帝懒政期间支撑起国家大事的是谁？不是某个个人，正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石，文官体制。为什么叫文官体制，不叫武官，宦官，锦衣卫官体制？因为明朝的文官必须经过一个必需的步骤，科举，即使也有些官家子弟当官的，但他们也是有高考成绩的，进入这一体制的是士大夫，是君子，具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抱负。而武官的考试很简单，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功和背景，宦官和锦衣卫虽然权高势重，这些人都不为文官们看得起。这就像本朝李克强的那张文凭是硬榜榜的，而今上那张博士文凭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张文宏是科学家，而怼他的高强是宦官。不一样的！

一个政府，不能只剥夺，不为辖下人民做事。那样的政府是无法长久的，是土匪！在现代的政治体制出现之前，中国的帝国体制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当然黄先生在本书中，主要是论证明朝体制已经无法胜任了，必然走向灭亡。但撇开这个不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帝国体制是怎样工作的？

从汉朝起，就出现了一个士大夫阶层。到隋唐的科举制度后，官员的一部分都是科举的成功者。到了明朝，朱元璋严重打击了功勋阶层，也废除了宰相这一CEO ，这样，几乎100%的官僚阶层，都是科举出身的。朱元璋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成官和吏两组，吏是干活的，几乎没有可能当官，官是可以升迁的。这和现代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官类似，士官永远是兵，无法升迁。

明朝的体制，与其说是个法制社会，不如说是个德制社会。所谓法制，就是整个社会依据法律条文行事，有争议了，就掐条文。德制呢？出现争议了，就掐道德！

明朝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对忠义仁孝的定义烂熟于胸，有非常整齐划一 道德观念。以德治国，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德的要求，是先贤提出来的，不需要像美国制定宪法那样，十几个州的议员争论几年，先贤之言是无可争议的公理，是“圣经”；因为有几百万的中举和未中举的读书人，再通过他们把德的要求普及到全社会，人人对德的要求口述能详，不像法律，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搞得清楚。一旦出现问题，能很快达成一致，作出行动。

即使对于皇帝，也很难躲过道德监控。万历想废长立幼，本来明朝并无立嫡长子之法，所以不犯法，但犯了文官们的道德经。孔孟道德里有杀身成仁的说法，必要的时候可以以牺牲自己来达到高尚的目的。官员里冒死直谏的人多了，法不压众，皇帝也不敢犯众怒，只能不了了之。

整个社会，除了依据那些忠仁孝义的道德，也有礼仪和等级规范来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是最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规范，臣要听君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子要听夫的，妻子要听丈夫的。那怎么强化这些规范呢，就要通过礼仪。臣子每天上朝，要经历一个繁复的程序，山呼万岁！儿子见了父亲从小要打躬做辑，跪着说话！特别是男尊女卑，从小教育女子顺从男人，这解决了90%的夫妻矛盾。人和人之间总是有矛盾，像美国那样，夫妻打架就叫警察，警察来了就把男的抓起来，以后女的更猖狂，男的更憋气，发生凶杀的可能性绝对比男尊女卑时代要多。

当然德制也是有问题的。虽然文官们个个熟谙道德经，但要说个个没私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于是，阳奉阴违，贪赃枉法的事层出不穷。明朝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官员问责制来解决。这是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制度，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拿那个地方的官员问责。这样处理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凡出事，地方官总有推责的理由，于是必须进行繁复的调查，有时会导致无法结案。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罚，能使官员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地制约其私欲（和当下新冠的处理方法是否有点雷同）。

德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道德和现实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儒家的孝法，要求父亲死亡后在家守孝三年，名为丁忧，（现代遵守儒家传统的金正日在金日成死后就守孝三年不出）。处于实际上的监国地位的张居正，如果也让他守孝三年，这国家怎么办。但正因为他没守孝（得到皇帝恩准），以后成为他死后身败名裂的导火索。

黄仁宇的结论是，德制无法适应越来越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必然走向法制。

对照明朝的文官体制，再来看看天朝当下。说天朝是法制社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但天朝是德制社会吗？

天朝是有一个比明朝文官（最多时达2万人）在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要高的官僚阶层，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是中国首次披露公务员总数。此人数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即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

但这些公务员并无法雷同于明朝的文官，他们并没共同的高竞争而得的优胜教育记录，没有士大夫的优越感和高道德门槛，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官位是谋生的手段，逐利的阶梯，大多数官员的境界，和明朝的宦官，锦衣卫雷同，是小人。

天朝也没什么全国的推崇的道德圣经。马恩列斯都声名狼藉，毛泽东也无法达到孔孟的圣人地位，他们的话自然也无法成为举国推崇的道德标准。至于今上，他的金句更不用说了。

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实行德制，是毫无可行性的。还是应该朝法制的方向发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