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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和本朝德制的比较

明朝和本朝德制的比较

博客

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有个情节,为了贿赂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高育良,赵公子让渔家女高小凤熟读“万历十五年”,老道的高书记裆不过有文化的小姐姐,从此上了贪官的贼船。这个情节漏洞很大,但让我记住了“万历十五年”这部书名。

最近刚死了一个历史学家余英时,和《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一样,也是著名的海外华人史学泰斗。中国史学方面,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般被认为是秽史,充满了谎言,邓后时代稍微好一点,现在又不行了,今上发话,历史的问题不能留有那么多的争论,容易把人思想搞乱,定下一个调子就不要轻易改变,这样才能统一思想。这太荒唐了,历史就像个妓女,你想怎么搞怎么搞?

黄仁宇和余英时一样,对中国历史作了深入的研究,都著作等身。但总体而言,余比较“阳光”,认为在中华文明的基因里,包含了民主的成分,而且可以成为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的基础。黄则比较“阴暗”,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失败的文明,必须彻底西化,否则中国无法走向现代化。

《万历十五年》以明代万历皇帝当政的其中一年为书名,七章各以一个万历年间的人物为标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明朝的体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也介绍了万历年间的一些标志性事件。

让我有点惊讶的是,万历皇帝似乎并不那么有威权,他想立宠妃的儿子为太子,但这么一件事,他一辈子(45年当政)没办成。他死后,宠妃爱子都被人整死。贵为天子,不能保护住自己爱的女人和孩子,这个要求对一般男人都不为过,这个天子也太窝囊了。万历因为不能立中意的太子心灰意冷,几十年不出朝,但天下好像也没出什么大乱子。万历年间有三大战,其中之一是和日本打了一场朝鲜战争,胜了,似乎政绩也不错。

让皇帝无可奈何,而在皇帝懒政期间支撑起国家大事的是谁?不是某个个人,正是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基石,文官体制。为什么叫文官体制,不叫武官,宦官,锦衣卫官体制?因为明朝的文官必须经过一个必需的步骤,科举,即使也有些官家子弟当官的,但他们也是有高考成绩的,进入这一体制的是士大夫,是君子,具有不可剥夺的尊严和抱负。而武官的考试很简单,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功和背景,宦官和锦衣卫虽然权高势重,这些人都不为文官们看得起。这就像本朝李克强的那张文凭是硬榜榜的,而今上那张博士文凭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张文宏是科学家,而怼他的高强是宦官。不一样的!

一个政府,不能只剥夺,不为辖下人民做事。那样的政府是无法长久的,是土匪!在现代的政治体制出现之前,中国的帝国体制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当然黄先生在本书中,主要是论证明朝体制已经无法胜任了,必然走向灭亡。但撇开这个不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帝国体制是怎样工作的?

从汉朝起,就出现了一个士大夫阶层。到隋唐的科举制度后,官员的一部分都是科举的成功者。到了明朝,朱元璋严重打击了功勋阶层,也废除了宰相这一CEO ,这样,几乎100%的官僚阶层,都是科举出身的。朱元璋把政府工作人员分成官和吏两组,吏是干活的,几乎没有可能当官,官是可以升迁的。这和现代军队里的军官和士官类似,士官永远是兵,无法升迁。

明朝的体制,与其说是个法制社会,不如说是个德制社会。所谓法制,就是整个社会依据法律条文行事,有争议了,就掐条文。德制呢?出现争议了,就掐道德!

明朝的官员们都是一个模子培养出来的,对忠义仁孝的定义烂熟于胸,有非常整齐划一 道德观念。以德治国,有一定的可行性,因为德的要求,是先贤提出来的,不需要像美国制定宪法那样,十几个州的议员争论几年,先贤之言是无可争议的公理,是“圣经”;因为有几百万的中举和未中举的读书人,再通过他们把德的要求普及到全社会,人人对德的要求口述能详,不像法律,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搞得清楚。一旦出现问题,能很快达成一致,作出行动。

即使对于皇帝,也很难躲过道德监控。万历想废长立幼,本来明朝并无立嫡长子之法,所以不犯法,但犯了文官们的道德经。孔孟道德里有杀身成仁的说法,必要的时候可以以牺牲自己来达到高尚的目的。官员里冒死直谏的人多了,法不压众,皇帝也不敢犯众怒,只能不了了之。

整个社会,除了依据那些忠仁孝义的道德,也有礼仪和等级规范来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是最为基础的社会等级规范,臣要听君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子要听夫的,妻子要听丈夫的。那怎么强化这些规范呢,就要通过礼仪。臣子每天上朝,要经历一个繁复的程序,山呼万岁!儿子见了父亲从小要打躬做辑,跪着说话!特别是男尊女卑,从小教育女子顺从男人,这解决了90%的夫妻矛盾。人和人之间总是有矛盾,像美国那样,夫妻打架就叫警察,警察来了就把男的抓起来,以后女的更猖狂,男的更憋气,发生凶杀的可能性绝对比男尊女卑时代要多。

当然德制也是有问题的。虽然文官们个个熟谙道德经,但要说个个没私欲,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了。于是,阳奉阴违,贪赃枉法的事层出不穷。明朝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官员问责制来解决。这是一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制度,那个地方出了问题,就拿那个地方的官员问责。这样处理也有其自身的逻辑,但凡出事,地方官总有推责的理由,于是必须进行繁复的调查,有时会导致无法结案。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罚,能使官员时刻保持警惕,尽可能地制约其私欲(和当下新冠的处理方法是否有点雷同)。

德制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当道德和现实发生冲突时,如何取舍。儒家的孝法,要求父亲死亡后在家守孝三年,名为丁忧,(现代遵守儒家传统的金正日在金日成死后就守孝三年不出)。处于实际上的监国地位的张居正,如果也让他守孝三年,这国家怎么办。但正因为他没守孝(得到皇帝恩准),以后成为他死后身败名裂的导火索。

黄仁宇的结论是,德制无法适应越来越多元复杂的现代社会,必然走向法制。

对照明朝的文官体制,再来看看天朝当下。说天朝是法制社会,大多数人都要嗤之以鼻,但天朝是德制社会吗?

天朝是有一个比明朝文官(最多时达2万人)在绝对数和相对数都要高的官僚阶层,根据人社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底,中国共有公务员716.7万人,是中国首次披露公务员总数。此人数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政府系统工作人员,范围是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机关,除工勤外的人员,不包括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即教育、医疗卫生、科研、文化等公立部门人员)。

但这些公务员并无法雷同于明朝的文官,他们并没共同的高竞争而得的优胜教育记录,没有士大夫的优越感和高道德门槛,没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官位是谋生的手段,逐利的阶梯,大多数官员的境界,和明朝的宦官,锦衣卫雷同,是小人。

天朝也没什么全国的推崇的道德圣经。马恩列斯都声名狼藉,毛泽东也无法达到孔孟的圣人地位,他们的话自然也无法成为举国推崇的道德标准。至于今上,他的金句更不用说了。

因此,在当下的中国实行德制,是毫无可行性的。还是应该朝法制的方向发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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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朱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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