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蓬蓬：关于《谜一样的人生》之补白
自2000 年写完 30 章《谜一样的人生》之后，我已经筋疲力尽，困顿不堪，气紧、心悸、哮喘、咳嗽、痰浓、低温发烧…… 这本近60万字的书稿是无法在国内出版的。由于我以为自己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关头，处于无奈的情况下，就把书稿发到了《榕树下》、《亦凡公益图书馆》等网站，然后，立即住进了第三人民医院，经过彩超、CT等检查，认定肺部已经纤维化，有许多肺大泡，病情已经从气管炎发展到肺气肿，现在已经是肺心病三级，到了最后阶段了，连呼吸机都不能上了，怕弄破了肺大泡。我的用药已经用到头孢比坞，属于第四代抗生素了。也就是说，医生只能做到消除肺部感染，彻底治愈是不可能的了。
对于生死我本来已置之度外，反正遗体也已经捐献，对革命、对人民，我能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也只能是如此了。对于所谓的人生的“谜”，也只有等待后人去揭开了。
在治疗中，经过多次一、二个月的进院、出院，2005年5月17日，再一次感冒住院，这一次几乎就住了一年，现在是2006年的五一劳动节了。在这段时间里，为了消磨时间，儿子为我买了一部手提电脑，我可以在病床上写文章发电子邮件，继续和各方面联系。
在这一年中，也的确发生了一些需要记载的事情，因此就有了对《谜一样的人生》补白的文字，特记录在此，以备查考。
由于我在家里上了宽带网，在浏览网页时，突然见到一个信息说，2001年4月1日《业余电台中文邮件选编》第73期转载2001.3.20《民主与法制时报》12版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共无线电事业第一人》。
文章记述的是张沈川。一个大智若愚的人，一个沉着应战、处变不惊的人。1928年10月中旬的一天，正当张沈川沉浸在罢工胜利的欣悦与兴奋之中，区委通知他当晚到公共租界三马路惠中旅馆一楼，中央组织部长伍豪（周恩来）约他谈话。这是他第一次去见周恩来，他兴冲冲地赶到了那里。
周恩来同志亲切地问：“你是哪个大学念书的？参加过什么活动？”
“1925年在山东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过支援日商纱厂工人罢工的斗争。与王伦、胡信之共同组织过青岛惨案后援会。”
“你是哪年入党？是谁介绍入党？”
“1926年11月，我经朱雅林介绍，在南昌入党。”
“党员中有两个名叫朱雅林的，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个？”
“朱雅林，是浙江宁海人。1926年在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过。”
“噢！”周恩来同志对干部了如指掌，又充满感情。接下来，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形势及斗争的发展，亟需建立地下无线电通讯。党现派你去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明天起你归黎明（顾顺章）领导。翌晨，黎明派李强联系张沈川，连每月的生活供给，也由李强代交。
2001年6月21日，《辽宁日报》发表吴欣峰摘自《传记文学》中《红色密码通讯第一人》的文章说：“全国解放后，张沈川调中国科学院工作，以后因照顾他身体，到中国科学院湖南分院任职。1991年7月25日在长沙病逝，享年90岁。”
拂去历史的尘埃，穿过时光的隧道，来透视一个已故的风云人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读到这样的文字，我内心的激动是可以想见的。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在追寻着研究着“两个朱雅林”是怎么回事？两个朱雅林中，其中一个在已经见到的历史文字资料中有所记载，另一个则未见踪影。而张沈川所说在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朱雅林，正是我父亲朱其华，不过，他是浙江海宁人，不是宁海人。
这个文字材料证明了我的一个猜想，朱其华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而周恩来所谓的有两个朱雅林，实则是迷惑世人，一个是地下的，一个是地上的。这是当时斗争的需要。)这是在他的著作中从来就避讳提到的。作为“谜”来讲，似乎是揭开了一点点。
由于《谜一样的人生》在网上流传，有许多读者看到了这本东西，国内外也有不少有心人给我发来Email，对我表示同情，表示感慨。其中有一位叫俞臣的人给我的来信说，他看到我在书中提到重庆市委书记张霖之对工会工作的领导，十分感人。经过信件来往，我才知道他就是张霖之同志的儿子，本名叫张光渝，在深圳工作，随后，他给我寄来了他自费在香港出版的关于他父亲的书——《共和国的部长们》。
张霖之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撤消以后，调中央煤炭工业部任部长，文化大革命起，霖之同志是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部长级领导干部。关于文化大革命及历次运动中被整死的共产党人，可以说是多得罄竹难书，其中许多内情不知要多少年才能够说得清楚，留下的后遗症也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够治愈。
在2006年的2月19日，（春节前后）香港凤凰卫视突然播出了一档由曹景行主持的“口述历史”的节目。凤凰台的节目，我们老百姓在重庆是看不到的，只有高等院校及涉外宾馆能收看到。但是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或其他地方大概是能看到的，就在凤凰台播出节目的同时，深圳的张光渝，北京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李洪岩（后知李洪岩已经调马列主义学院）等，都给我发来了信息。
为了弄清楚情况，我在重庆大学任教的儿子朱小飞，立即和凤凰台联系，并录下了这台节目，拿到医院来放给我看。
我一看这台节目，觉得朱汲这个人的口音就像是朱衡义，但容貌是记不太清楚了。我立即发电子邮件给凤凰台设在北京的总部，请转曹景行和凤凰台的领导人刘长乐，作为朱新繁的子女，要求进一步了解情况，但是令人感到遗憾，我没有得到他们的任何回音。不过，“口述历史”关于胡宗南的下半部分，以后就似乎没有再播出。是不是也就此封存了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在泰国的女儿朱笑笑和女婿刘浩，却从凤凰台的“博客日志”中得到地址，直接和朱汲取得了联系。他们在四月份飞到深圳，由张光渝开车带领去和朱汲见面，见面那一天，在江苏昆山政协的胡明同志，也因其祖父（胡抱一？）的被暗杀一事，飞到深圳，一起见到了朱汲。
后来证明，朱汲者，即朱衡义也。
其实，朱汲先生所说的情况，我在《谜一样的人生》中已经有所叙述，并没有新的材料，也就是说，“谜”仍然是谜，从某种意义上说，朱汲不过是在“作秀”而已。
但是，这样一件事，作为杀人凶手的朱汲，却在凤凰台洋洋得意地叙述“杀人”，心中实在难忍。于是立即给“人民网”发了一篇《人民不会永远沉默》的文字，（2006-2-22-13-36-47）承蒙人民网编辑李晶没有阻拦给发表了。现将全文录后：
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1978年，上海工人宗福先写了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话剧《于无声处》，最后一句台词是：“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关于这句台词，我的理解是：对于一些历史人物，该纪念的还是要纪念，如果不准纪念，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的确是这样，在我党的历史中，有一些人物，由于斗争之复杂，情景之奥妙，已经被历史所封存而快要在记忆里淡淡地消失了。 由于我一直关注着党的历史中诸如朱其华等一些神秘人物的下落，在网上发过一些文字，也许就是这个原因，2006年2月19日，长久被病体折磨而在医院卧床的我，突然接到广东深圳张光渝先生的电子邮件，告知香港凤凰台播出了对原国民党西北行政长官公署胡宗南侍卫官朱汲的访谈。原函如下： “刚才（2006年2月18日23：00），我收看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由曹景行采访胡宗南的同乡部下、特务队长朱汲，朱汲亲口说他奉命杀死了您的父亲。他的话如下（非原文）：我收到一份电报，“胡宗南密启”。我不敢看了，交给胡宗南。蒋介石手令“朱新繁秘密赐死”。要我去杀朱新繁（又叫柳宁）。朱新繁在一个庙里，把门窗堵死，放火烧死了他。解放后朱新繁的儿子多次到北京找文强，问文强父亲是怎么死的，谁杀死的。文强告诉他你们问朱汲。朱的儿子不相信，说朱汲对我们很照顾，送我们从西安回上海，送我读书，不相信是我干的。文强说，杀你父亲是为公，照顾你是私情，两码事。但他儿子不信，到现在不信。旁白：2006年1月5日，朱汲在广东中山和我们谈了八个多小时，杀死朱新繁是他压在心底半个多世纪的秘密。至今朱新繁的儿子还不知道是朱汲杀死了他的父亲。” 与此同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洪岩同志也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告知同样的信息。令我感动的是，由于信息科技的快速功能，包括张光渝、李洪岩等总共有国内外八位素未平生的不相识者，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朱其华（即朱新繁）的长子，都用最快速度给我电子邮件，除了流下感激的泪水之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在重庆，除了大学、涉外宾馆，我们是看不到凤凰电视的。 历史对许多后人的回忆来说，虽然是意味深长的，但也是幸运的，因为到二十世纪末，大多在党的冤假错案都已经理清了头绪，做出了结论，只有少数如我父亲那样的特例，其后人不但在建国前吃尽了苦头，就是在建国后竟然不被认为是好人，仍无法报告伸冤，在党史研究领域无人过问，甚至还是十分敏感的禁区，这是为什么？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在减少了许多顾虑之后，我的一位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老战友，天津大学研究了一辈子马列主义和党史的教授李晨棼，曾对我讲过，她知道朱其华，但是党史上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为什么？她说不清楚。重庆文联的老作家张惊秋（殷白）也是海宁人，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到过延安，他对我说他知道朱其华，但也说不清楚。作为个人，显然是说不清楚的，但作为党的组织呢？我到过中共中央组织部，但组织部也说不清楚。作为一个参加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过南昌起义的人，而且是被蒋介石下令暗杀的，党组织应该是不会忘记的。 我参加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教育下已经度过了57年，但知道自己一直是一个被认为是有争议的人。正如有争议的江苏省副省长仇和，以及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所言，当右派分子还可以摘帽，有争议的人就麻烦了。最近，我又读到香港《亚洲周刊》2月26日发表的一封信，是杨虎城将军的孙子杨瀚给台湾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公开信，要求马为其祖父杨虎城被蒋介石暗杀一事平反。这似乎让我有一点感叹，现在血债累累的杀人凶手如朱汲者，可以在电视上洋洋得意地侃侃而谈如何暗杀，难道我也要为父亲被蒋介石“赐死”而要求马英九来平反吗？这历史到底是在开什么玩笑？ 我已经是在世时间不多的人了，我相信，还历史本来面目是党组织的责任，该纪念的人还是应该纪念的。正像那句台词：“人民不会永远沉默。” 2006年2月22日星期三
这篇文字发表后，被一些网站转载，造成的影响似乎是触及到了禁区。在档案未曾进一步解密的条件下，研究工作也无法进一步深入。
四月，春暖花开，气候转好，我的气喘也好了一点。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亲家刘开元从重庆市侨办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后，组织上要他编写“侨志”，他们一直在重庆市图书馆查资料。借此机会，我女儿女婿竟然在图书馆查到了朱其华的七八部著作。过去我也曾去查过，但只查到一本《中国农村经济的透视》，这本书还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捐给西南图书馆的。为什么孩子们能查到呢？原来我当年只查朱其华，没有查其他名字，这次，孩子们查朱新繁、柳宁、李昂等许多名字。（也就是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这许多名字，都是一个人而已。）其中有一本《西北散记》，是1941年在重庆写的，用李昂的笔名在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各地的大图书馆似乎未曾见到。
我阅读了《西北散记》以后，才知道父亲是如何的难受，感情折磨着他离开心爱的三个“小宝贝”。这是我从父亲的文字中第一次看到他对孩子的怀念。1937年上海沦陷前夕的最后一班火车，他去了西安。遗憾的是，要他去西安的人的名字，以及一些相关人的名字，都用xxxx代替，隐藏了其中的政治关系而无法考察。
《西北散记》的前半部分，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只是叙述了在西安王曲的那个贪污腐败的联保主任。不过，从书的后半部分中提到的事件可以看出，他确实和中国共产党高层有特殊的关系，例如，他说到1925年黄埔军校时期，毛泽东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朱其华曾和沈雁冰一起在毛泽东处吃饭，毛泽东给朱其华写一幅字：“不被人忌是雄才”，朱其华想，不被人忌讳应该是“庸才”，怎么会是“雄才”呢？经过解释，原来毛泽东是个善于不露声色的人，所以不被人“忌”，而朱其华是个要“言满天下，谤满天下”的人；毛泽东是个具有领导才能的角色，而朱其华不是。（原来，从中共建党开始，沈雁冰就参与了党的高层的活动，怪不得他死后，中共要追认他为共产党员，党龄从1921年算起。不过，聪明的沈一直在幕后，而朱其华尽管没有身份却处在台前。）写《西北散记》的时候，他自称已经脱离中共，并对中国共产党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共已腐败，只为了扩大自己，并不积极抗战。他还说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还是朱其华的上司等等。
从表象看，朱其华在西安已经是一个反共的人物，既然如此，国民党的蒋介石为什么还要“赐死”呢？看来这仍然是一个谜。
军统特务的卑鄙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如果柳宁、李昂就是朱其华、朱新繁，那么，他从早年的“在党”到“脱党”，再从“脱党”到“反党”，其中到底有个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朱其华自称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却在言论中又明确地反对共产党的作为。这其中是否有隐情呢？作为一个特殊身份的隐蔽的共产党人，即使他在西北到处演讲，到处写文章，也不会对中共有所损害，其目的也只是为了保存自己，继续斗争，并寻机脱离魔窟，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危险，那个所谓“十三太保”的葛武綮(黄埔二期毕业，兰州战干四团教育长)，对中共了如指掌，已经不止一次向胡宗南和蒋介石告密，要除掉共党朱其华。很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知道，朱其华这个“棋子”是特别重要的。不仅仅他是一个产业工人出身，既有党初创时期的见识和经历，更有黄埔军校政治部的资格，另外，在蒋介石的总统府侍从室，还有一个少将军衔的文职官员朱少先，是朱其华的亲兄弟，这颗埋在蒋介石身边的定时炸弹，对于中共掌握国民党高层动态是有特别意义的。其作用也绝不是潘汉年等人所能及的。
但遗憾的是，不管是在重庆，还是在西安，朱其华已经被紧紧地盯住了，要脱身谈何容易。1941年，再从重庆到西安王曲，就不再有自由了。到延安的路已经封刹。宁可错杀百人，不能放过一个。蒋介石的“赐死”是理所当然的了。
身陷险恶和卑鄙的政治旋涡的人，其命运并非由自己所掌握。在几何学里，A=B，B=C，则A=C。但是，这一定律不一定永远成立。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06-1978）证明：“人类语言所作的任何定义，都是不完备的。”在任一公理系统里，总能找出一些判断，根据这一系统的公理和推导细则，既不能证明其对，也不能证明其错。古希腊人曾讨论过一个语言的悖谬：“我说的是谎话。”这句话是对还是错？如对，即，我总是说谎，这一次却没有说谎；如错，我一向不说谎话，但这一次却偏偏是谎话。悖谬之产生，是由于单向陈述的性质，它头咬尾巴，形成互相限制的怪圈，在这个怪圈里，单向逻辑推导就无法论定真假。
朱其华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人物，其一生仍然是谜！谜！谜！
2006-05-01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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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席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