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敏做茬子官（文革乡村纪事之五）

我一般两个月回老家探望我妈妈一次，一个星期打一次1～5电话，另外出差候车候机时再给妈妈多打电话。去名寺大刹，若有敲钟击鼓机会，肯定不会放过，让妈妈欣赏钟鼓之音。

我越是忙，电话打的就越少，老妈理解。

上个月在闭关给研究生改论文达半个月后，才给老妈打了个电话，距前一个电话应该有十多天了。老妈和我聊的最多的是我春节前搬回家的茉莉花、茶花、兰花、杜鹃花、栀子花、海棠花的长势，老妈的本事是能够在户外温度低于零下18度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让房间内相对湿度保持在60%左右，温度在15度左右，比女子与小人还难养的山茶花在她那里居然不落蕾。

其实啊，这是我的一个计策。养花，养娇嫩的茶花，就是为了让老妈精心呵护，多运动，顺带着让周围环境不冷不热不干，让眼睛、鼻子、皮肤都不干燥不瘙痒。

那天聊着聊着，老妈像是想了想后说，“德生家你二妈没了，活了89”。

我随声答道，“哦，没有到90啊！”。

老妈：云合家你二奶也没了，大年三十那天没的，也没有到90。

我：唉，差一天就90了！

我们那里人计年龄的传统，按虚岁按阴历。

我们县是河北省第一长寿县，不到500人的我们村里面过90岁的老年人现有十多个，一对老夫妇老爷子96、老太太98了。有一个年轻时就皮肤白皙的93岁老太太，脸上也没有老人斑，看起来也就八十岁出头。我一见她老人家就开玩笑说，“二嫂子，你越活越年轻，我真服你！”。

 

这个德生家二妈，关于她，我的印象是1967年秋天她公公出殡时她带着重孝。

这是我自有长期记忆时起关于德生家二妈的第一印象。

这也是我在我们县最后一次看到戴重孝的！

1981年冬天，我去天津和平路百货大楼买衣服，看见一个老头儿，穿着白色的孝衣、孝裤、带着孝帽，还拄着一根哭丧棒。我那个惊讶呀，我那个鄙视啊！

现在天津市里和天津郊区，办葬礼时还要找一帮假和尚假道士、一路吹吹打打，后面跟着一堆穿着重孝的孝子贤孙。

自从1967年以后，我见过的村里的出殡带孝，只不过是一般的亲戚带一个黑布箍，儿女等至亲的黑箍上用缝纫机扎出来一个“孝”字。而1967年德生家二妈所谓的戴重孝只不过是黑布鞋面上又蒙了一层白布。

所以，我说，我们县那里出了一大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一大堆院士、一大堆大学生（我们村1977年以后考入985重点大学不下10人）不仅仅是因为吃了虾皮等海产品，还是因为观念。

 

德生二大伯，和我家同姓，明朝永乐年间移民过来时出于一家两兄弟，所以按大排行是能够论出来辈分的。德生，当过很多年我们村的书记，以后的文章系列还会有他的角色。

 

这个故事是关于德生的父亲的。

德生父亲，单字一个敏。

早年齐敏在东北也学过买卖，很正派的老人家，和比他年轻许多岁的我爷爷关系不错。

齐敏大儿子是沈阳军区的一名军医，女儿也在沈阳工作，二儿子德生在文革初期伤残军人张才造反夺权当了大队长（村革委会主任）以后任村党支部书记。但是德生好像没有整过什么人，我没有听到过我爷爷我姥爷骂过他，只是说过他比较古板，再一个就是说他媳妇比较粘他，他中专毕业以后也不允许他外出工作，就是在村里面当农民。

这个德生家我二妈，也真是的！若在当今，她丈夫出息了估计也没有二奶小三什么的。

其实，那时候我们村在外面当官的比较多，光解放军里面就有师政委、师副政委、团政委、团长、营长等级别的一大堆。可是我们村的烈士只有两个，我认为那些当官的可都是人精级别的，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免于死伤免于复员，还可以当官儿。

过去村民聊天提到信教，就开玩笑说不信别的就信白菜窖、萝卜窖还有茅屎窖（茅坑）；说到当官就说就见过门插官（门闩）、见过茬子官。

茬子，就是农村秋天收获时，农民是先把玉米棒子掰下来再用镰刀把玉米秆割下来后留在地上的那一段。然后再用镐把茬子刨出来，用挠镐把土敲打掉后捆起来分给农户做柴烧。这是玉米茬子。

高粱，有三种不同高度的种。对高高粱，一般是先用镰刀把高粱秆割下来放倒，再把高粱穗用特殊农具裁下来。

 

无论是高粱茬子或玉米茬子，都有高矮两种割法。

矮的那种，是用镰刀贴着地面割的，需要弯腰割，割下来的玉米秆高粱秆比较长，而留下来的茬子，我们叫它“扔茬”，就是放弃不要了的意思，

扔茬，那是我的宝贝。

小时候我们家，缺粮、缺柴、缺钱。

我自记事起就挖野菜、割野草、捡粮食、拾柴禾，一直到1977年夏天初二时知道有考大学这一说、知道我也可以考高中。

当我发现地里面有扔茬时，我就会在星期天或假期里带着小镐、挠镐、柳条筐（柴篓子）、带上妹妹、弟弟，不远千米以上来到地里。我的任务是用小镐把它刨下来。这个活儿比较费力气，秋天的长满须根的扔茬牢固地扎在湿土里，冬天则是在冻土里，若是在春天，村庄近处的扔茬都让别人刨走了，就要走的更远。

妹妹用挠镐把我刨出来的茬子上的土敲打掉，这个活儿也不轻松。

年龄最小的弟弟则是一边玩着一边用手把茬子拢起来放在筐里。

等茬子（我们把它叫茬头儿）把一个大篓子装的鼓尖满、一个中号和小号篓子都装平时，兄妹弟三人就背着篓子回家转。

从村西南1.5公里处背到位于村东的我们家，那是很累的，路上要歇上一两回。一路上有村里人看到我们时还会夸上几句，“你看人家xxx的仨孩子多懂事、多勤快！”

我是又羞又臊。

我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我愿意干这些？！

“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散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除了我们小学一年级我们班班长、现在的旅美博士、材料科学家、现在三个美国人的爹，我的绝大多数同龄乡人不用这样辛苦。可是那时候他们一年就一套单衣、一套棉衣，敞怀露肚的。而我们家孩子有短袖、单衣、夹衣（双层布做的），薄棉袄、厚棉袄。

文革的样板戏都唱了八出多了，我们咋还是穷孩子，别人家的孩子还更穷？

 

我们拾了茬头，烧暖了炕头，也暖了爸妈爷奶的心头。冬天钻被窝时就没有那么冷了，屋地上的尿盆就不会经常结冰了，下半夜我就不会缩成一团还觉得冷了。特别是，早晨赖在被窝里不想起炕的时候，妈妈掏了一大火盆的火（没有完全燃烧尽的茬头，但没有烟了）放在屋地下，我们三个就趁热赶紧起床。一直到上大学寒假在家赖炕，妈妈都是这样对待我。

 

扔茬（茬头儿）对我意味着温暖。

 

可是正常收割时留下来的一排一列的带着锋利斜尖的长茬子，让我一直有恐怖的感觉。

这倒不是因为它像越南人民对抗美军的竹尖桩。

这么些年来，一个景象经常会回到我脑海：一个北风呼叫乌云密布的1976年初冬傍晚，我们初一班同学到离家2公里处为严庄村割晚高粱。我一边割着高粱一边害着怕。生怕一阵狂风吹倒我或其他同学，或者是同学被别人碰倒了，做了茬子官儿。

所谓“做茬子官儿”，就是一跤跌倒，屁股对着有着锋利斜尖的长茬子直坐下去，茬子刺啦一下插入肛门。

 

1967年，大队革委会已经成立。带头造原来村支书（小名老狗，所以被称为狗书记）和大队长（小名大牛子，所以被称为牛大队长。他弟弟小牛子是烈士）的反的残废退伍军人张才当了大队长，德生当了大队书记。为什么是德生当书记？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村是一个齐姓为主的村庄，不得不这样选书记吧。

德生，有名的倔脾气，但是没有干过什么坏事。

 

秋天到了，又到了割黏高粱的时节。

黏高粱，是一个产量很低的高粱品种，而且易倒伏。但是黏高粱相对于笨高粱（我对普通不黏的高粱的称呼）有四大特点。它的果实是高黏性的，就像黏玉米、黏谷子（小黄米）、黏黍子（大黄米）、黏稻子（江米、糯米）一样，可以做黏豆包和“驴打滚”，那时候还没有吃过油炸糕。再一个，黏高粱的秸秆特别的白特别的长，有2.5～3.5米长，农民一般的是用黏高粱秆来编篱笆做围墙。那时候在冬天去农村经常见到某些讲究的人家有着漂亮的编花篱笆。还有，也是最重要的是，黏高粱穗也又白又长，可以用来做苕帚。一把黏高粱白苗笤帚的价格是普通高粱笤帚价格的十倍以上。我现在美国家里还在用着老叔为我编的白苗笤帚。

 

记得是一个大晴天的上午，爷爷去村东我家自留地割高粱，我也跟着去玩。周围地里也有农民在忙着收割，所以当时饭景象是天上飞着很多的燕子，他们在捕食着惊起的蛾蠓。远远望去，很是壮观，也因此让我记住蓝蓝的天，没有一丝白云。我还记得东边更远处起了一个大旋风，不仅把土扬起来，还卷起了很多干枯的高粱叶玉米叶围着中心转。我生怕旋风向我们刮过来，庆幸的是它旋转着向东南方向越走越远。

作为三岁多的小孩子，一般的是没有多少机会去村外的地里去玩的，大人们没有那个闲工夫、也不知道培养孩子的乐趣。就因为是少见的外出，所以我能够记起来这些。

 

紧挨着我们家自留地的是齐敏家的自留地。

 

齐敏，德生书记的爹，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按辈分我爷爷让我叫他大爷（大爷爷的意思）。齐敏大爷，看起来很有些驼背，有些深眼窝儿、有些秃头，、有些慈祥。从正面看，我觉得他有些《像列宁在十月》电影里面的列宁。小时候我认为另一个像列宁的是1977年看的电影《洪湖赤卫队》里面的彭霸天。

“彭霸天丧天良，霸占田地抢占茅房，把我的爹娘赶到那洪湖上。那天大雪纷纷下，我娘生我在船舱，没有钱泪汪汪，撕块破被做衣裳，……”。

那时候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敢说出来的。

 

齐敏和我爷爷，两个人一边割着黏高粱一边聊着天。

记得齐敏老爷子说，“我在关外住过四个地方（在四个商店里当学徒或当店员），住一个赔黄一个。这事儿都演义了！”。

演义，就是巧了怪了的意思。

临近晌午了，小孩子家我就饿了，爷爷让老叔带我回家。一路上，老叔给我讲了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故事。一听“镇关西”这三个字的发音，我乐得哈哈的。

我回到家里，就吃上了奶奶摆在堂屋里的秫米粥水捞饭、豆酱拌黄瓜还滴有香油。这是我爱吃的饭，虽然到了秋天，天已经凉下来了，我还是愿意用凉水把米汤滤去吃净籽儿高粱米，秋天的黄瓜也是带着一个秋天的清香。当天发生的事情让我清清楚楚记得这些。

突然，二叔进了堂屋后门，劈头一句，“齐敏大伯做了茬子官儿了”。

不久爷爷也进了家门，他讲了细节。

爷爷对奶奶说，“齐敏家的自留地种的是南北垅，咱们家是东西垅。我们聊了一会就不聊了。割着割着忽然我看到齐敏晃了一下就坐了下去，正好坐在一棵茬子上。我跑去了，他裤裆都插露了，那儿（到处、everywhere）都是血。……。他儿子跟他们同院的蒋二蒋三套车送他去县医院了”。

“真是该着的！老爷子倒是没雾迷（糊涂的意思）。他说是割着割着，愣个这儿的想到了莲子女婿（他女儿的丈夫）挨车压死，一觉得脑袋一迷糊就坐下去了。哎，也真是演义！”。

过了有七八天，也是在一个傍晚。村里四个年轻人抬回来一副担架，一个门板似的上面覆裹一条红花棉被，显得那样轻飘单薄。不用说，里面裹着的肯定是齐敏大爷了。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出了殡，让我记得可怜的齐敏大奶奶呆坐在炕上，记得比我大一岁的他的二孙子也蔫了起来。让我记得他儿女们带孝，鞋面上缀一层白布。

据事后不久我爷爷和村里人聊天讲起，“文革了，县医院的老医生们都撅屁股猫腰挨批斗去了，就剩下一帮小年轻医生和护士。他们懂个屁！老爷子就是被他们耽误死了”。

齐敏老爷子是出事几天以后才死的，应该是治疗或护理不当伤口感染的结果。

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县医院医生的靠边站，如果能够做正常的治疗，老爷子说不定能够保住一条命。

文革开始后，齐敏的二儿子德生二大伯就成了大队队长书记，可是这也无济于事，没有能够救下他爹的性命。

自那以后，小小年纪的我就意识到啥官儿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茬子官！

以后拔草挑菜捡粮拾柴，我都尽可能躲开高茬子地，就是为了不做茬子官儿。

这个清明节回家扫墓呆的时间比较长。一天早晨，我步行去了一个村庄。这个村庄有家当年的知名富户，老院子还在。这是李大钊的亲姑奶奶家，也是我奶奶的太姥姥家。李大钊姑奶奶的二儿子是前清举人王庆云，他的第七个孙子的儿子接待了我。李大钊姑奶奶的后代里，民国、共和国时期大学毕业的不下十人，其中有人延安时期就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武汉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和湖北社科院副院长。我们聊了很多，我也在富有历史沉淀的老院子里转了转。

可是当我提出也要看看后院时，他面上露出了犹豫及不喜之色。当他最终打开后门时我发现，后门外一米处就是一条并不算窄的街道，街道北面又是一排人家的房屋。

我想起来了，在1985年前后，他们村领导突然决定把那些农民几百年来的宅基地部分收回公有，从新安排需要房子住的农民盖新房子。所以这一排已经有几百年的老房子北面约一半长的宅基地就被“没收”了。

在1985年前后，在没有国家正式政策下达的情况下，村干部就敢这样干。据嫁在这个村的我二姑说，全村只有一家人敢反对，还是被村干部好好整治了一下。

我一下子就联想起来在1969年前后我们村也这样做过，是公社一级或县一级布置下来的工作任务。

记得当时我们那里的农民把这叫“掐庄户尾巴”。

在那次割或掐庄户尾巴过程中，我们家北面的宅基地被割去了约两米来拓宽道路，南面掐去了约30～40米长。

按我到各村的小学同学家去玩时的观察，约2/3的村庄没有掐庄户尾巴。

而我们村在以德生为首的领导班子主持下，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个路线。我清楚地记得德生家（下中农）有外宅，他们家被割去的庄户尾巴远远超过其他人家。

这次看到这个村子在1985年前后割的庄户尾巴，进而想到了我们村在1969年割的庄户尾巴，想起来是德生二大伯他带头掐庄户尾巴，想到了德生家二妈前不久去世，进而想到了他爹齐敏“做茬子官儿”的悲剧故事。

茬子官，也算是九品之外的一官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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