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的浓油菜汤
已经度过的七十多个大年夜,印象最深的年夜饭,莫过于六十年前的老爸的浓油菜汤。那是1961年,我十五岁,家住沈阳。
1950年代后期,毛泽东想在十五年里超过英国赶上美国,于是他搞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结果弄得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每天的粮食定量不到一斤,油水更少得可怜,每个月三两食油和半斤猪肉。每顿饭只有六分饱,挨不到下一顿就饥肠辘辘了。
中国人过年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团聚,另一件就是吃好的,可那年头吃饱都不可能,吃好更是奢望。1961年的大年夜就在大饥荒中到来了。那天我的早饭是一碗玉米糊,外加一小块麦麸饼。家里养了一只鸡,每月可以得到些麦麸作为饲料。这麸皮就是从鸡嘴里扣下来的,平时舍不得吃,省到年三十享用。
吃早饭时,父亲同母亲商量年夜饭。沈阳本地人都要包饺子,我们是南方人,包不好饺子,决定还是煮米饭。听说年夜饭能吃上大米饭,我就提议用增量法来煮,因为报纸上登了不少推荐文章。传统煮饭方法是一斤米加一斤二两水,用大火煮开,再以小火收干。增量法则把米干蒸二十分钟,然后一斤米加三斤三两水,用猛火蒸四十分钟。另一种增量法更牛,把米干蒸半小时,然后一斤米加四斤水,再用猛火蒸一小时,每斤米能出五斤饭,比传统方法的出饭率高一倍。
没想到父母亲对我的提议不加理睬,我感到自尊心受挫折,忍不住冒了句:“增量法是报纸上提倡的,还能有假吗?”见我抬出党报,父亲感到不能不理不睬了,就问我:“你在学校学过米的主要营养成分吗?”我说:“学过,是碳水化合物。”父亲说:“对,米里的碳水化合物又称淀粉。你想,一斤米里的淀粉就那么多,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增量,淀粉又不会多出来,增加的不都是水吗?这样的增量法,与多喝一杯水有什么不同?”父亲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其实我也看出增量法费时费工,但是正值长身体的阶段,填饱肚子的欲望实在强烈,而高一倍的出饭率实在诱人,才引出这段无疾而终的插曲。
吃过早饭,父亲拿了肉票去副食品商店,因为过年每人增加了三两肉票。午饭前父亲回来,母亲见买的肉是带着骨头的瘦肉,忍不住嘀咕:“你就不能买肥点的啊?这么瘦的肉放在大白菜里,能有什么油啊!”父亲见母亲唠叨,就说卖肉那家伙实在不是东西,手里那把斩肉刀像是长了眼睛。见了熟人,或者递上香菸的人,刀把子偏一偏,砍的肉就肥多瘦少。父亲不认识那卖肉的,又忘了带香菸,一刀砍下去肥少瘦多不说,还带块骨头,骨头也算肉的分量。父亲是大学教师,怎能在大庭广众同他计较,只好窝了一肚子无明火,没想到回家又挨了顿数落。
挑肥拣瘦是个常用成语,就字面含义来说,究竟是肥肉好还是瘦肉好,还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的人怕胖怕高血脂,对肥肉避之不及。店家只好把肥肉剔下,送去做化工原料。反观半世纪前,人们巴不得买到肥肉,因为肥肉能补充食油的不足;而瘦肉非但油少,还搭著骨头占分量。可那时候猪也吃不饱,瘦得皮包骨,又能有多少肥肉?想买肥肉,还得同卖肉的拉关系套近乎。
午饭后,父亲去学院收发室取报纸,临走时关照我把大白菜洗洗,切成片放到大锅里炖。那年头的沈阳,大白菜是过年时唯一供应量比较多的蔬菜。然而炖大白菜必须多放油,否则吃起来味同嚼蜡。父亲取了报纸回家,面带喜色、压低声音神祕兮兮地说,他回来时路过学院食堂,看到垃圾堆上丢弃了一摊骨头,里面或许能找到些可吃的。我兴奋得马上就要去捡。父亲却把我拦住,说等天黑才能去。我说去晚了还不被别人捡走?父亲说:“要是能捡,我刚才就捡了。食堂里人进人出的,怎么好意思当众翻垃圾堆?要是让我的学生看到,脸面朝哪儿放?”后来长大了,我体会到父亲的用心良苦,身为大学教师为了家人,斯文都要扫地了,却还得顾及读书人的那点颜面。
父亲取回的是我家订阅的两份报纸,我们就边看报纸,边盼天黑。《人民日报》登了些介绍增量法的文章,煮米饭、蒸馒头、蒸窝窝头,各有各的增量法。另有文章介绍如何从树木落叶中提取淀粉。更有奇葩文章,介绍把人的尿液晒阳光来培养小球藻,称其营养比猪肉还好云云。诸如此类的“创新”,那年头多了去了,但十有八、九不靠谱。我们想知道如何准备年夜饭,报纸却没提。大概编辑也明白,靠配给每人的那一点点肉,翻不出什么花样,不如避而不谈。
于是我们再看英文的《莫斯科新闻》。父亲早年毕业于美国教会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对英文情有独钟。可在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大多被定位为“反动报纸”,老百姓根本看不到。《莫斯科新闻》是同属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办的,所以能在中国发行。当时中共与苏共已是面合心不合,虽然还没有撕破脸皮,报纸上却已经在明里暗里掐架。就连《莫斯科新闻》这份英文报纸,也变着法儿使坏。它明知中国老百姓挨饿,却哪壶不开提哪壶,在过年这当口连篇累牍地谈论中国美食。要是介绍满汉全席就罢了,反正我们没见识过,也就不馋。它偏偏介绍麻婆豆腐、咕咾肉、回锅肉等家常菜,都是几年前老百姓隔三差五吃得到的;还不是泛泛而谈,而是详细介绍制作方法,好像中国老百姓能敞开买到猪肉似的。尤为可恶的是,这报纸还配上美味佳肴的彩色图片。中餐讲究的是“色、香、味、形”四端,那些彩色图片“香”与“味”阙如,但“色”与“形”无可挑剔。我看到父亲一面翻译给我听,一面吃力地咽著口水。我更是恨不得把那几盘佳肴从报纸上抓出来,一口咽下。后来想想,《莫斯科新闻》此举往轻里说是别有用心,其实是居心叵测,它想挑起挨饿的中国老百姓的不满情绪。半年后,中苏高层终于撕破脸皮公开骂架,我们就再也看不到这份报纸了。
享用着《莫斯科新闻》的“精神大餐”,其实我们心里一直惦记着那摊骨头。好不容易挨到天色黑定,父亲带着我提了个包,冒着凛冽的寒风,悄悄地朝那垃圾堆摸去。大食堂已经关门,黑灯瞎火的。就著远处闪烁的昏暗灯光,我看到那堆骨头居然没被翻过,不禁暗自高兴。后来知道,当天中午食堂举行除夕会餐,这堆骨头就是几百号人狼吞虎咽留下的残渣。我再仔细一看,发现几乎所有的骨头都是碎的,而且被啃得干干净净,根本就没有任何肉粒残存。我看不出这些碎骨头还有什么“剩余价值”,感到失望要走。父亲却不放弃,仍在骨头堆里翻寻着。过了几分钟他终于从底部翻到了四根长长的骨头,高兴地说:“要找的就是它们,还好没碎!”
从垃圾堆捡东西算不得偷,可是夹着个鼓鼓囊囊的包,我们还是有点心虚,生怕遇到熟人。回到家里一看,那些骨头半米多长一根,都被啃得光溜溜的,哪有什么可吃的?父亲说:“别急,你不懂。”他取来劈柴的斧子,用斧背使劲猛砸,把骨头从中间砸断。他举起骨头对我说:“看到没有,骨腔里面满满都是脂肪组织,解剖学叫做黄骨髓。”母亲见到此情此景,居然未表异议,只问这是什么动物。父亲说从骨头长短来看,这动物比猪和羊大,至于是牛是马还是驴,就说不上了。父亲命我取来细长的小匙,把骨腔里的黄骨髓掏出来;掏到骨腔深部,小匙搆不著了,再用筷子掏。从四根骨头掏出来的白花花的骨髓,竟有一大碗之多!
此时我家那锅大白菜还在炉子上炖著,虽然里面放了一小块买来的猪肉,但是既少且瘦,根本就闻不到肉的香味。父亲把捡来的骨头洗干净放到锅里,再把刚掏出来的黄骨髓,挖了满满两勺加进去。如同变魔术般,锅里顿时弥漫出油脂的香味。我家住筒子楼,各家都把煤炉摆在走廊里。父亲见香味四溢,赶忙把锅连同煤炉搬回家里,把门关严。他说,要是油香飘到左邻右舍家里,还不得把人馋死。
能让家人在大饥荒的年三十喝上了好汤,父亲挺得意的,可是当着母亲的面又不好表功。我问父亲:“食堂这么多人,怎么就没人想到把骨头砸开呢?”父亲说:“哺乳动物的四肢长骨里含有黄骨髓,也就是脂肪。食堂里有没有人懂这知识不好说,但是经手这几根骨头的人肯定不懂。不是说知识就是力量吗?这就是知识,你必须好好学习。不过也要能分辨,像增量煮饭法那种似是而非的知识,还是不能学。”
就这样,六十年前的那顿年夜饭,浓油菜汤成为我家当之无愧的主菜。时至今日,每逢年三十,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锅浓油菜汤,那真是我此生喝过的最美味的汤。《莫斯科新闻》精神大餐的色与形虽佳,但画饼毕竟不能充饥。老爸浓油菜汤的色与形不怎么样,其香其味却无与伦比。那菜叶吸足了油脂,吃进嘴里满口留香。那汤飘着厚厚的油脂,散发出诱人的油香,喝下肚把五脏六腑熨得服服贴贴。然而,喝了浓油菜汤为什么会浑身暖和和的,当时的我却不明所以,直到几年后我学习了生物化学,才明白无论牛油、马油还是驴油,主要化学成分都是三酸甘油酯,每克三酸甘油酯在体内能释放出高达九千卡的热量。这就是喝了老爸的浓油菜汤浑身暖和的原因。
谨以此文怀念我的父亲王钟明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