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徐悲鸿老师达仰

 我所知道的徐悲鸿老师达仰
 

  1963年，大学四年级时，许辛之老师带我们班去图书馆上欣赏课，观看学校收藏的一些西方油画原作，其中有一幅半身带手女肖像习作，许先生说这是徐悲鸿的老师达仰画的，送给了徐悲鸿，徐院长又捐赠给了学校。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徐悲鸿在法国留学时有个老师叫达仰。他的画法和当时国内风行的苏联学派风格明显不同。
   1984年我留学去了巴黎，每天在各大美术馆参观，却没有见到一幅达仰的画，觉得很奇怪。后来是潘世勋老师告诉我，他在巴黎市政议会厅见到了一张达仰的画，画得很好，当我闻讯而去时，不巧议会关门休假，不开放。接下来，赶上搬家，办签证，又去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荷兰等地转着看美术馆，也就把这事搁下了。

 

这便是巴黎议会厅收藏的达仰的画：《The conscripts》
1889年  168cm X 146cm

 

    1988年移居蒙特利尔后，在本市美术馆的长期陈列品中，见到一幅画《Le Pardon Bretagne》，一看就是大家手笔，出手不凡，很是喜欢。画家的名字很长：Pascal-Adolphe-Jean Dagnan-Bouveret,从法文音译成中文应该是：巴斯卡-阿道夫-让 · 达嬢-布惟合，我又查看了美术馆藏画图录对这幅画的由来及作者的介绍，就想到这很有可能就是徐悲鸿老师达仰（把gnan译成了仰）

 

蒙特利尔美术馆收藏的达仰的画：《布列塔尼朝圣节》
1888年  123.5cm X 68.9cm

 

    从那以后，我便开始留意有关达仰的画和资料，那时我还不懂电脑，更不知还有上网搜索一事，我的习惯便是逛书店、翻画册。
    先是在一本芝加哥美院编著出版的《法国沙龙艺术家1800-1900》画册中发现了一幅达仰很精彩的人像习作，可见他艺术功力很不一般：

 

     更重要的收获是1992年买到了一本新书，书名是：《BEYOND IMPRESSIONISM - THE NATURALIST IMPULSE》，作者Gabriel P.Weisberg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华盛顿美国国家美术馆学术理事会的成员，这本3公分厚的带有275幅插图的大部头著作，由纽约ABRAMS出版社出版，带有一定的权威性。

 

    此书的封套选用了达仰的代表作品之一
《朝圣节的布列塔尼妇女》的局部

      那时我刚移民加拿大不久，开始靠卖画为生，经济状况可想而知，这画册又是要价不菲，在书店里，翻过来倒过去，拿起又放下，犹豫好半天，最后一咬牙，还是买了下来。

      通过这部书使我了解到了，在印象派崛起的同时，同样是在左拉“自然主义”理论鼓励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另一个被称为“Naturalism”的艺术趋向，吸引了欧美众多的艺术家投入其中，而此运动的领军人物是法国的巴斯提安-列帕什和达仰。我在“19世纪画家村”一文中已简单介绍过他们俩。
     巴斯提安和达仰自1869年在巴黎美院Cabanel工作室的学生时代起，便保持着密切的友谊，在艺术上有着共同的见识和追求，可惜的是巴斯提安过早的去世，在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只有达仰可以填补的空缺。于是达仰就成了自然主义学派一个主要的后继人物。
     自然主义的头号人物巴斯提安·莱巴舍的《垛草》一画，70年代曾来中国展出，当时对中国艺术界引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震撼。后来，我又在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见到了他另一幅主要作品《贞德》，以及达仰的一幅重要代表作《不列塔尼朝圣节》

 

《贞德》

 

《Le Pardon en Britagne》 1886 116cm X 85cm

     第二次去纽约大都会时，我在这幅画前端详了许久，画布上油彩画得很厚，是很多次堆积而成，形和色非常自然地融成一体，近看斑斑驳驳，远看结结实实，他那炉火纯青的油画技巧，着实非同一般，也不是任何印刷品能传达出来的，我试着拍了两个局部，可惜由于光线的局限，速度太慢，效果不理想。

 

 

我拍的《朝圣节》局部头像之一、二

    正当我聚精会神看画时，突然听到有人用法语向我说道：“你喜欢它？画得太真实了！我们布列塔尼就是这样。”说话的是坐在轮椅上的一位穿着高雅的老年妇人，看得出来，她很为这位画家表现她家乡的作品感到自豪。我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回答她;“我的老师的老师，是这位画家的学生”。不知她是否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她真诚地笑了。

*    *    *
    众所周知，印象派开启的一场现代艺术革命在进入20世纪后，便成了一个不断变换的现代诸流派的演变史，作为和学院派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沙龙艺术家，渐渐被排挤出了“现代艺术史”的视野，许许多多19世纪的大腕们都被推到了这场艺术革命的对立面。自然主义运动也很快成为翻过去的一页，而“靠边站”了。达仰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国奥赛馆居然看不到达仰的画，而要跑到纽约大都会来看的原因。

    现在先让我们回归历史，简单回顾一下达仰的简历、他生前的艺术地位，以及他和徐悲鸿的关系，来理解徐悲鸿为什么选择了这一位老师。

 

达仰简历：
1852年7月7日  生于巴黎
      父亲是一个裁缝，后来移民巴西，达仰留在巴黎，由他祖父领养，所以他名字前加上了他祖父的性Bouveret
1869年 
      17岁起就学于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美院的领路人是亚历山大·卡巴内尔和莱昂·席罗姆。同时，他也是柯罗的学生。

1875年  23岁时开始参加沙龙展出
1880年  28岁，油画《一次事故》获沙龙一等奖

 

《一次事故》1880

1885年  33岁《饮马》一画获得沙龙荣誉奖，并获得荣誉骑士勋章

 

《饮马》1885

80年代起，他在巴黎时尚新区，塞纳河畔的Neuilly-sur-Seine，和另一位画家Gustave-Coutois一起租用了一间大工作室。

 

 

Coutois和他的工作室  （达仰画）

 

Coutois的作品

       此时，达仰已经被公认为一个知名的现代艺术家，以描绘农民生活场景著称。尤其是他一系列描绘布列塔尼农民生活的风俗画。

1891年   39岁，达仰被任命为法国荣誉军团军官
1896年  他也画了一些具有神秘宗教色彩的作品，如展出於Champ-de-Mars沙龙的《最后的晚餐》

 

《最后的晚餐》1896

 

        美术史家指出，达仰除了是19世纪末“自然主义”学派，继巴斯提安·莱帕什后的主要领军人物外，他还是率先把当时新生的黑白摄影媒介（照片）引进绘画创作过程，并利用照片，在他自己作品中将写实主义艺术更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一位开拓者。

 

 

 

1900年   48岁，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同年获巴黎世界博览会大奖。
        进入20世纪，人到中年的达仰声名鹊起，达到了荣誉的顶峰，除了法兰西学院院士外，还获得了一系列其他的头衔：
      诸如：英国伦敦皇家美术学院荣誉院士
            德国柏林国家美术学院合作院士
            德国德累斯顿萨克森皇家学院院士
            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院士
            比利时布鲁塞尔美术协会荣誉会员
            俄国圣彼得堡皇家美术学院荣誉院士
            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院士
            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荣誉国外会员
            巴西里约热内罗国家美术学院荣誉教授
            捷克布拉格皇家学院合作院士
             ......
      所以，1919年，当24岁的徐悲鸿留学来到巴黎之际，达仰的名字对他用“如雷灌耳”一词来形容，应不算为过。

      1920年，徐悲鸿有幸结识了这位当时法国画坛的当红人物，在巴黎美院上学之余，“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
      “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引号内文字来自百度注释）

      20世纪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随着达仰所坚决反对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如马提斯的野兽派、毕卡索的立体派等）的崛起，以及与他所关联的“学院派”及“沙龙艺术”的衰落，达仰的名字，也被现代艺术史排除在外了。
    只是在最近的20多年来，达仰才渐渐地重新回到了公众的意识中来，众多收藏家已开始重新注意到他注重绘画细节风格构想的独创性，以及在20世纪被现代派画家漠视情况下，坚持在他学院派自然主义模式下继续工作的能力和成果。

       如果说，徐悲鸿对中国的现代艺术教育曾作出巨大的影响和贡献的话，其中也应有他良师益友达仰的一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