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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博客

 

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一幅画,对观者来说,意味着画面上出现的线条、色彩,它们组成的图形、形象,然后通过它们,去感受画家所要表达的感觉、情绪或所陈述的故事。

    对画家来说,更多的却是意味着他孕育了一件作品,一个“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从“孩子”的脸上,他经常可以重新看见曾发生过的一段生活与经历,唤起那已然沉睡了的记忆,那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

下面我想用自己60-80年代前后三幅不起眼的旧画为楔子,来讲讲这几张画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事。

 

(一)劫后余生

   《团结湖的早晨》作于1960年

  1960年下半年,美院二年级,我18岁。任课的是戴泽老师,要求我们在课外结合写生画一张风景创作。那时的团结湖(现《团结湖公园》前身)是六里屯公社的一个废窑坑,离我住家-英家坟纺织研究院宿舍不远,我就画了这么个景,现在看来明显是受了俄国列维坦的影响。这幅画被作为“学生成绩”留校了。

  美院毕业,分到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我就住到了文化馆,和现在北京画院的贾浩义合住一间小平房。文化馆工作经常下乡,虽然离家只有两站路,也很少回家。文革开始后更是如此。

  不久,父亲被冠以“地主、资本家兼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勒令监督劳动,打扫厕所楼道。

    有一个周末回家,只见家中乱七八糟,大件家具都没了,父母床上的席梦思垫被捅了几个大窟窿,立在过道里,木板床铺上了稻草。

家中只有母亲一人,她见是我,关上门,赶紧把我拉进里屋,压低了嗓门,用上海话告诉我“红卫兵来过了,值眼铜钱的么事麽,都抄走了,伊拉讲侬这点画,问题斜起大,叫啥封资修,要我拿到院子里,当着大家的面,全部烧忒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她说话时的眼里充满了一种无名状的恐惧。我只好尽力安慰她:“不是光咱们家这样,这是一场大运动。画不重要,人没事就好。想开些,都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弄清楚的”。

  就这么简单,我在美院学习五年中画的所有的画,一天之内全部变为灰烬。

78年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到了美院壁画系当老师。美院步入正轨后,清理财产,发现了这一幅几乎已被忘却了的画,居然还在美院仓库中没被销毁。老天有眼,我的画在惨遭文革“满门抄斩”的浩劫后,终算侥幸地留下了这一“赵氏孤儿”,作为我30岁前作品的唯一见证。

 

(二)为了争得画画的权利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作于1974年

  1974年,同是美院排球队的队友,毕业后分在中国青年社当美编的美术史系同届同学肖星(参见“他们未能成全画家梦”一文照片),突然来文化馆找我。

  他告诉我:刚从干校调回来不久,中国青年社接到上级指示,停顿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要在年内复刊,复刊第一期内容大纲已草拟出来,领导要求在杂志中加一油画彩色插页,需要一张反映伟大领袖毛主席关心青年成长的新油画。但是,现在所有的美术专业单位,像美院等还都在干校劳动,根本找不着人来画,时间又非常紧,他思来想去就想到了我。

  当时《中国青年》杂志社就在朝阳区三里屯,离小庄文化馆很近。那两年朝阳区文化馆也小有名气。当时为了争取机会画画,我们借开展工农兵“群众美术创作”活动的机会,组织调动社会上的一些业余美术骨干在一起搞创作,创作了不少入选市美展的作品,入选数量在北京18个区县中“名列第一”。(这在当时也是衡量一个区“抓革命,促生产”政绩的一项指标)于是他寄希望当时在文化馆工作又是搞油画的我这个老同学,能来帮他解决这一棘手的任务。

其实,他并不知道我当时在文化馆的处境并不好,那时的馆领导根本不想让我画画,还整了我一堆黑材料,恨不得把我打成反革命。他如果直接去找馆领导,这事肯定砸了。我告诉他,你要我办你忙,只有一条路:你拿着你“中央要求《中国青年》年内复刊,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的尚方宝剑,直接去找朝阳区委宣传部长。宣传部长并不认识我,但是他会明白这是一次难得的取得“政绩”的好机会,他不会轻易放过。

果然,肖星去找区委的第二天,宣传部长便直接把我叫了去,告诉我有一个极为重要和光荣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朝阳区,问我有没有决心和能力去承担。当然,我也照样要表示一下,我决不辜负党的信任,一定全力以赴,努力完成这一重要的革命任务 …。

  事不容迟,从区委出来,骑车就上了朝阳区两位画油画的中学美术老师家,一个是后来任美院国画系博导的李少文,一个是后来任北京教育学院油画教授的李鸿远。二话没说,把他们拉到三里屯中青社,见了肖星,听他讲清要求,住进了中青社宿舍准备出来的一个空单元,便开始“战斗”。

  第一个战役是连续两夜没睡觉,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画出了《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的木炭素描大稿,拍成照片,附在复刊首期的所有文稿之后,一起送审。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批件下来了,肖星让我们看了批件。送审文字连同画稿,经由当时抓青年口的谢静宜,一直送到中央文革,诸如吴桂贤、纪登奎、姚文元...直至江青,每个人都在头页传阅名单的名字后面画了一个圈,表示已阅,这样画稿就算是通过了。

  接着,要求我们在15天之内将油画完成,以便及时照相制版,如期复刊。刚画了不到一个星期,肖星告诉说社领导要来看画。

  说来凑巧,这天下午是北京特有的那种昏黄的风沙天,单元房窗户本来就不大,呼呀呀进来一帮人,堵在画前,把仅有的一点亮光也都给档上了,画又刚画到半截… 总之,怎么看,怎么不满意,各位领导们便七嘴八舌的提出种种意见,诸如伟大领袖应该更加荣光焕发,更加光彩夺目之类的话,甚至建议像舞台似的给主席打上一个聚光灯,让主席光芒四射,放出光来。

  领导走了,我们仨,就跟挨了一顿臭揍,无话可说。拼死拼活干了一个星期,每天睡不了几个小时,就捞了这么个结果。一帮不懂画的领导,提的意见你都没法回答,怎么改?这种情况下,没法接着画,我就说全都睡觉去,先补一下这些天缺的觉,明天醒了再理会。

  一觉醒来,画全变了。原来李绍文他睡不着,一赌气爬起来,把画右角上的书架和女孩画成了室外的阳光效果 — 就跟印象派似的阳光灿烂。他气吭吭的说:他们不是要光彩夺目吗?让他们来看看好了!

这时我已经冷静了下来,我分析了所发生的一切:原因不出在咱们的画上,出在他们不放心我们这三个“非专业画家”的心理上。因为素描稿已经由这么多要人画了圈,画成油画后一旦上边不满意,怪罪下来,这个“欺君之罪”他们担当不起。

我对他俩说:现在绝对不能乱了阵脚,咱们没有退路,这关系到今后咱们在朝阳区还有没有可能再画画的问题。现在就剩下了这么点时间,不能改,只能按原草图,尽咱们最大的努力把型画准,色彩画舒服,保证按时间把画完成。

  肖星压力也很大,两面作难。在领导“请专家来看看”的要求下,他把当时正好在三里屯家中养病的靳尚谊老师给请了来,靳先生和我很熟,我把情况前前后后一说,他把画和画稿也都看了,跟肖星说:“我看张颂南他们能画好,没问题,用不着我来改。”肖星有了靳先生这番话当回执,总算把领导们的意见给化解了。

  其实,这些不懂画的领导都是瞎操心。画样印出来后,随同《中国青年》复刊印样送审,又是照样,在每位首长画圈之后批了下来,对画自始至终没说过一个字。至今我都怀疑,他们是否认真地看过这幅画。

  第二年,我们又重画了一张(原画归中青社所有),入选全国美展年画展,美术馆收藏。人民日报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那天,在彩色版以半版配文发表,全国十几家期刊予以转载,三家出版社印成年画发行,北京知青办印成年历发送到每个知青手中...署名是:《朝阳区群众美术创作组》。

  文革结束,四人帮被抓、公审、判刑。中国美术馆将此画撤出收藏,内框、外框都没了,就是一卷画布,用绳一捆,退回文化馆。被塞进了美术活动室角上一间几平米放画板画架的储藏室。

80年代初,文化馆曾把我作为嘉宾请回去参加一项活动,我去储藏室看了看,文革期间创作的那些画都没有了,美术组也全换了新人,问谁谁不知道,“不知去向”。是啊,除了作者外,谁还会去关心他们呢?

 

(三)一个被腰斩了的展览

   《谁之罪》宣传组画之一   作于1979年

  四人帮倒台,***复出。四人帮罪行开始揭发,其中骇人听闻的罪行之一,是对公开反对四人帮的张志新割喉处死,其直接负责人应是***。

  那时我刚回到美院读研究生,美院文革后的首届研究生五个系共54人,来自全国各地,可以说是朝气蓬勃,充满了活力,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也非常关注。当有人捎来消息,说美术馆要搞一个《纪念张志新烈士画展》时,研究生们都义不容辞,积极参与了这一创作活动。当时,我也根据报上发表的张志新烈士讲过的一些话为题,画了六幅一套宣传组画。

展览如期在美术馆开幕了。形象化的图画要比文字更让人震撼,这一无法无天杀人的罪案,无疑要引起人们更多的质疑和思考:为什么这类血淋淋的事情,在光天化日下就这样发生了,谁能讲得清,谁敢讲得清?

也许是展览对公众的震撼太厉害了?也许是张志新事迹的宣传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政治禁忌?展出刚一周多,接到来自“上级”的指示,展览被撤了。

这几张画是用水粉画在纸上的,幅面也不大,比较容易便保存了下来。2012年回国举办《70油画展》,我在妹妹家整理旧画时又翻了出来。看到后感慨万千:人命不值钱,张志新烈士牺牲40多年了,究竟是权大于法还是法大于权,弄清楚了吗?她的血,难道就白流了吗?今天的年轻人,他们还会知道或关心谁叫张志新吗?这些画还会有机会再和公众见面吗?我无法知道。

*  *  *

   “艺术国际”网主吴鸿先生在《访谈录》中讲了一句重要和中肯的话:“中国社会现实的未来发展比当代艺术更重要”。

    其实不单是“当代艺术”、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无法回避这个首要的前提。历史证明,没有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现实,就不可能有正常发展的文学艺术,生活在这一社会现实中的艺术家都无一例外。

     以我自己的经历,我从心底里赞同吴鸿说的“中国社会现实的未来发展比当代艺术更重要“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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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伯乐山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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