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被东林党吹嘘成明末最优秀军事家的孙承宗

简评“窝窝吧蛋刀捣蛋”问的孙承宗孙阁老。

被东林党吹嘘成明末最优秀的军事家的孙承宗，其实同卢象升一样完全经不住审视，都是志大才疏的误国之人。孙承宗在翰林院里干了十几年，并无地方和军务的实际经验，后来不过是因为天启老师的特殊身份，而深得天启敬重，更被同党东林诸君子吹捧为“知兵”而得以督师蓟辽。想想真是扯！东林党正事干不了，吹牛皮却是个顶个的好手！楞把明朝忽悠完了！

孙承宗没有打赢过一场和后金的野战，反倒是因为两次大败而两次被迫离职：一次是天启五年（1625）八月的柳河惨败，再就是崇祯四年的大凌河失守。而孙承宗提拔重用的袁崇焕、马世龙、祖大寿等人，也都给明朝造成了巨大损失。别不多言，只说袁崇焕基本上就是执行孙承宗的关宁锦防线，其结果已经很清楚了，袁崇焕夸口什么“五年复辽”，结果通过卖粮资敌、妄杀毛文龙、堡垒推进等一系列极其错误的做法，才一年就成功地让皇太极打到了北京城下！

 

 

孙承宗力推关宁锦防线，并使用政治手段打压了王在晋的““拒奴抚虏，堵隘守关”的钳制后金的主张，“其他制置军事又十余疏。帝嘉纳。无何，御讲筵，承宗面奏在晋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书，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筑城之议遂熄。”

王在晋早年讨伐倭寇起家、长期担任军事要职，辽东战争中任登莱巡抚，在广宁之战中王在晋任户、工、兵三部左侍郎，同杨嗣昌一样都是有丰富地方实政经验、深明明朝政务问题的难得干才。当时正是千年难遇的小冰期，天气酷寒、天灾不断，王在晋提出的以“抚虏（收买蒙古）、堵隘（再修一座关城）”作为守山海关的方略，即用少量驻军将后金拒于山海关外，同时收买蒙古以同朝鲜、江东镇形成四面合围，花费小成本牵制住后金，让明朝得到休养的机会。而孙承宗、袁崇焕的策略耗费过钜，却完全没起到防御效果。

孙承宗上任不到一年，其延伸防线、修筑关城和扩张军队造成的庞大开销就已将明朝财政严重透支。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就曾上书痛批孙承宗错误战略的祸国殃民，【工科给事中方有度疏言，自辽左发难，军需驿骚，竭天下之物力供一隅。今且五年于兹，约费内帑金钱以千万计。而加派新饷出自民者，每岁四百八十五万有奇，通五年约费二千余万。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年复一年。顷见天津督饷户部右侍郎毕自严一疏，计每岁山海内外马步兵十一万有奇。本色折色之费，养马草料之费，海运脚价之费，文武将吏班军匠役人等俸薪廪给杂项之费，约共费四百万，此就山海一关十万兵言……自山海四百万之外，以上各处新兵又每岁约费一百二十万两矣。合之约五百二十万两。即使每岁加派四百八十万两，毫厘不亏，尽充山海一带军需，已缺三十五万两,然而不能也……二项共缺新额二百一十四万两。又旧额辽东一镇每年边饷该五十二万两，合应补入，则山海一带每岁实缺饷一百六十二万两矣。夫此一百六十二万也，将问之民间耶，民间生也难矣。计天下正供九边额饷岁入太仓银库者约三百四十余万，今一辽事加派至四百八十五万，比太仓正供数则倍且余四。矧此外缺饷一百六十二万，则于加派见额数又且溢十之三。果由今之道而无变计，即今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乞敕户兵二部打总会计，要见现在之兵作何养法，见缺之饷作何补法，上不病国，下不厉民，毋待其变而后图之也。”【《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明朝财政年支出八百万两竟有五百万两花费在辽东修城上！而大半在战争中又被后金不断所拆，养大量驻军又无进攻后金的能力，给财政造成沉重负担。众所周知，明末最大的困难就是缺钱，孙承宗大搞的关宁锦防线就是主要的问题之一。 而后正是由于袁崇焕一手破坏了蒙古同朝鲜、江东镇对后金的四面合围，使得后金军队因此而得以绕过关宁锦防线从蒙古攻入明朝腹地。花费了明朝巨资却形同虚设的辽东防线的失败从反面证明了王在晋的策略的正确。

必须要指出的是东林党在《明史》中的又一处卑劣造假，因为与朱慈炤的《红楼梦》的创作主旨有关，故要特别说明。请看关于孙承宗与王在晋争论修建重城的记载对比：

《明史*孙承宗传》：【（孙承宗）抵关，诘（王）在晋曰：“新城成，即移旧城四万人以守乎？”在晋曰：“否，当更设兵。”曰：“如此，则八里内守兵八万矣。一片石西北不当设兵乎？且筑关在八里内，新城背即旧城趾，旧城之品坑地雷为敌人设，抑为新兵设乎？新城可守，安用旧城？如不可守，则四万新兵倒戈旧城下，将开关延入乎，抑闭关以委敌乎？”曰：“关外有三道关可入也。”曰：“若此，则敌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关？”曰：“将建三寨于山，以待溃卒。”曰：“兵未溃而筑寨以待之，是教之溃也。且溃兵可入，敌亦可尾之入。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在晋无以难。】

可是《三朝辽事实录》卷十所记载的孙承宗的奏折原文所揭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实，请看孙承宗本人的奏折：【大学士孙承宗奏：“……臣时执偏见谓经臣议诚然，独是八里为两城，而旧城之坑壕空营当在三里之外，而新城之守卒法当四万。则四万之退步跟将及之，而一不戒，将城下之备尽为我设，北山南水既无旁出，而贼方拥此四万于旧城之下，开关延之不可，闭关谢之不可。将城上之备，又为我设，而城中惊溃无问也。经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为退守计，而三道关俱可入。盖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经臣言边兵善走也，即杀不能止，况大势散，谁复为杀者。故为两城以固其心，而实置之死以励其必死之气，臣遂无以应。”】

 

事实是：“重城”之争的结果是孙承宗无言以对，“臣遂无以应”；却被黄宗羲、万斯同硬生生颠倒成王在晋无言以对，“在晋无以难”！

为了美化同党，主持编纂《明史》的黄宗羲、万斯同等东林党是毫无廉耻的肆意歪曲事实以颠倒黑白，在《明史》中将孙承宗和袁崇焕两人无限美化拔高，却将与他们意见相左的王在晋丑化诋毁成无能之辈！

请回顾我前面揭穿过的黄宗羲等东林党对马士英、杨嗣昌、田秀英等历史的杜撰捏造。假的就必然有漏洞，通过对《明史》和《三朝辽事实录》记载的比对，我们再一次认清了黄宗羲卑劣的造假手法，东林党等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卑劣无耻在王在晋的历史记载上又一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而东林党制造的更多的伪史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甄别澄清！

对孙承宗的看法，我还是同对卢象升一样，坚决肯定其以身报国的气节，但也要公正评判其误国误民的行为。

毛在1947年指挥延安保卫战时说过一句话：“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善战者不计较一地一城的得失，而吹嘘“知兵”的孙承宗却要反其道而行之。孙承宗的不切实际盲目修城扩军的关宁锦防线策略是将明朝拖入财政崩溃的深渊的主要根源。

讲个笑话，一位军官问一个新兵：“当你一人出外侦察时发现一队敌人，你该怎么做？” 新兵高声回答：“包围他们，长官！”毫无地方实务经验的孙承宗的不顾明朝财政困窘的现状， 一味修城扩军的错误战略就如同这个不知深浅的新兵一样，精神可嘉，智商堪忧。

至于你所提到的孙承宗打跑后金一事，东林党将此事吹嘘成“遵永大捷”，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先贴一段百科的介绍：“己巳之变”后京都戒严，全国各地来勤王的兵力多达二十万。孙承宗集结力量，值后金大贝勒阿敏、贝勒硕托领兵5000余入关与驻滦州、水平、迁安、遵化四城的阿巴泰换防之机，由山西总兵马世龙、锦州总兵祖大寿、山东总兵杨绍基等统兵围攻滦州，另各乡武装3万余人协助攻城。阿敏在永平得知滦州被围，派大将巴都礼领兵数百赴援，并缩短战线，将迁安后金守兵撤至永平。明军将巴都礼所率援军歼灭后，遂用红夷大炮轰击滦州城，尽毁城楼。后金守将纳穆泰率众力战不支，遂于十二日夜弃城奔赴水平，途中遭明军马如龙截击，损失将士400余人。阿敏下令全线撤退出山海关，返回沈阳。明军收复滦州等四城。

　　再看《满文老档》的记载：“时明兵来攻滦州，战三日，明兵发大炮，破城垛口二座，城楼被炮药焚烧，时我军稍避，其间，明兵从城圮处登城，我兵复冲击，尽歼之矣。固为城破，大臣等不收兵撤回，身先出城。军士复闻诸将已出遁，或四、五十人为队，或一、三十人为队，奔向永平。时明兵到处堵截之，我兵犹冲出，杀将前来，惟被创及染病者未得脱。驻永平阿敏贝勒、硕托台吉，未见敌形，即自入敌境，未发一矢，即杀永平、迁安城收养之降发，弃天赐之四城，率众兵而归。此皆贝勒不以政业为念，大臣不为汗与诸贝勒尽力之故也。汗谕毕，对众嗟欢。”

　　孙承宗集结了数量众多的前来勤王的明朝精锐兵力去攻打孤军守卫关内四城的阿敏五千部属，最后居然还是让阿敏成建制的跑掉了，阿敏临走还从容地屠了永平城和迁安城，遵永大捷总共让后金才损失了400来人，还都是些“被创及染病者”的行动不便的伤病者。

　　后金驻守这北方四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安全断后，根本就从没打算死守长驻，后来皇太极声称“此皆贝勒不以政业为念，大臣不为汗与诸贝勒尽力之故也。汗谕毕，对众嗟欢。” 乃是为了找借口好收拾不太听话的阿敏。东林党将此吹嘘成“遵永大捷”实在太扯。如果说后金退兵返回关外就是天大的胜利，那么后金的后来的每一次入塞都在大肆劫掠后退兵返回了，那是不是都得算作大大捷了？

还是那句话：我钦佩孙承宗的气节，但绝不会因此而避谈他的错误。而对东林党篡改历史、颠倒是非的恶行则一定是要痛批不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