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风流灵巧招人怨”的晴雯的真实历史
（《红楼梦》是假小说之形的真史书, 作者所写“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脂批郑重提示“作者用史笔也。宜作史笔看。深意他人不解。作者秉刀斧之笔，撰成此书，一字不可更，一语不可少。” “字字看来皆是血”“实写幼时往事，可伤”，“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红楼梦》布局宏大，构思精深，本博除了解读表面文章外，更主要是揭秘背后的真历史。由于书中人物事件之间皆有关联，请看我的其他博文以助理解。）
我将昨天的博文合并到今天的新博文中，这样阅读起来更连贯，逻辑更清晰，更有助理解。
晴雯影射的是明末能臣杨嗣昌，具体揭秘请到我的博客查看博文《黛玉之影--勇补孔雀裘的晴雯是谁？》
介绍被东林党口诛笔伐的杨嗣昌。
东林党诋毁杨嗣昌说他是不忠不孝的奸佞小人，说杨嗣昌不得人心，可事实呢？天启时杨嗣昌因不满阉党而弃官不做，崇祯时杨嗣昌又因深恶东林党而洁身自好。其父杨鹤以督军著世，后因招抚农民军失败而被弹劾“玩寇纵寇”议罪论死，杨嗣昌三次上疏请求代父就死，崇祯深感其孝，于是免除杨鹤死罪，改戍江西袁州；崇祯七年，杨嗣昌又因父亲之故“臣父鹤总督陕西三边，今蒙谪戍袁州。臣父以总督蒙遣，子何忍拜此官？”而婉拒升任宣大山西总督；崇祯八年（1632年）十月，杨鹤死于戍所袁州。杨嗣昌听闻消息后立刻昏迷不醒，半个多月不知人事。稍稍康复，杨嗣昌便不顾身体上疏崇祯为亡父请恤复官，“否则非但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崇祯考虑到杨嗣昌地位重要，终于让步，“念杨嗣昌拮据冲边，杨鹤准复原官，不许请恤。” 杨嗣昌的孝顺可比那些爱做表面文章的东林党强太多了。事实证明真实的杨嗣昌是个不趋炎附势的既忠又孝的老实人。这样一个不党不群拒绝与东林党同流合污的杨嗣昌，身处于“众正盈朝”的东林党充塞遍布的朝堂，当然是不得东林党的人心，只能形单影只、势单力孤了。
杨嗣昌长期在地方任职，并且也在山海关、宣府、大同一带参加过一些军事行动，以“知兵”闻名朝野。
在己巳之变前，由于毛文龙的有效牵制，后金的叛乱范围一直被控制在辽东地区，没能越过长城。在袁崇焕矫诏杀害了毛文龙，免除了后金的后顾之忧后，皇太极先后五度攻入长城，对华北地区造成空前浩劫，其中两次打到北京城，最远的一次进犯到山东济南，劫掠无数，死者无算，给眀朝造成极大损失。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突入长城独石口，七月，在延庆大败明军，八月，清军猛攻昌平，遍蹂京畿，历时四个多月，明称“丙子虏变”。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年），清军第三次入塞时，阿济格的军队56战皆捷，共克16城，俘获人畜17万，“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 “两人恇怯不敢战，近畿地多残破，言官交章论劾。两人益惧，”两人自知死罪难逃，于是每日服食大黄取泻求死，最终如愿。
在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后，“无可任者”的崇祯将丁忧在家的杨嗣昌“夺情起兵部尚书”。东林党杨士聪写“杨武陵之大用，实借径于田贵妃”，即是田秀英向崇祯举荐了杨嗣昌，除此以外我们看不到更多的记载。在众正盈朝的崇祯年代，东林党的无数双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的狗眼硬是没能从中找出任何他们可以攻击的把柄，只能指责杨嗣昌不为继母守孝不道德。“时嗣昌母服才五月，工科给事中何楷劾嗣昌忘亲；上切责之。侍讲学士黄道周上言：『朝廷即乏人，岂无一定策效谋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怿。” 顶着东林党的口诛笔伐，“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杨嗣昌开始了他为崇祯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嗣昌才华出众、眼界开阔、经验丰富而且机敏便捷，杨嗣昌于崇祯十年三月抵京赴任，没过几天，四月初二，杨嗣昌就拿出了《敬陈内安第一要务疏》，其中写道：“京师元首也，宣、蓟诸边肩臂也，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以故臣言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此实今日证治之切，根本之图。非敢缓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内耳。”并提出了著名的“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战略计划、力主“安内方能攘外”。他的十面张网计划和安内方能攘外的政策都是非常正确和有远见的，难怪会令崇祯折服地说出“恨用卿晚”。
“四正六隅十面网”计划，就是将农民军驱赶入中原布好的包围圈，陕西、河南、湖广和凤阳为“四正”，由这四处的巡抚负责“分剿专防”；同时把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和四川指定为“六隅”，由这六处巡抚“分防协剿”，主要负责堵截；再安排三边总督和五省军务总理各率军队“随贼所向，专任剿杀”，这一有守有攻，协同配合，互为犄角的十面罗网的战术布局是非常严密的，而且也能有效地破解农民军的运动作战的灵活机动，显示了杨嗣昌的过人之处，所以“十面网”的战术一经实施，立刻收到极大的成效。
杨嗣昌又在崇祯十年十月立下了三个月剿灭农民军的军令状，他在《请旨责成剿贼第一事疏》中写道：“今则网张十面，刻值千金，断断不容蹉过矣。臣计边兵到齐，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为杀贼之期。……下三个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结之局。” 崇祯十一年（1638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马进忠、惠登相、王光恩等相继战败接受“招抚”，而李自成则势穷力尽“败走陕西”。一时间，全国范围内的农民军被基本压制。应该说杨嗣昌所立的三个月“了十年不结之局”的军令状，已经接近完成。可是就在杨嗣昌要肃清农民军残部、巩固战果的关键时刻，满清却斜刺里杀了进来。最终，杨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面还是毁于崇祯之手，这其中有卢象升的很大功劳。
“风流灵巧招人怨”的晴雯的见识和胆略
为缓解清军给明朝的边境压力，以集中兵力彻底地剿灭农民军，杨嗣昌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力主对清妥协，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盗”。杨嗣昌是非常有洞察力的，两线作战是不可取的。他明确指出当前相较于只满足于物资钱财的满清外患，根本无法真正招安的农民军才是明朝政权的真正威胁，先集中力量消灭关内的农民军才是当务之急 。反对两线作战的杨嗣昌力主和谈，杨嗣昌在他给崇祯的奏疏中写道， “流寇祸乱于腹心之内……腹心流毒，脏腑溃痈，精血日就枯干，肢骸徒有肤革，形势十分危急，所以说臣说必先安内方可攘外，正因为攘外之急，才不得不先安内。”
其实明朝自开国以来，边患问题就一直存在，屡屡遭蒙古的入塞侵袭，1449年的“土木之变”更造成几乎亡国的危局，但由于游牧民族仅仅满足于物资的劫掠，并无大的进取心，所以瓦剌倡议和谈想把英宗卖个好价钱，无奈景帝不稀罕英宗，瓦剌只好作亏本买卖将英宗贱卖。正基于此现实，所以后来张居正才能因势利导通过和谈搞互市贸易摆平了和鞑靼的关系。
当时的满清亦如鞑靼，并无取代明朝的雄心壮志。虽然皇太极多次攻入内地，但他仍然不断发布告示，谋求与明议和。皇太极还把征战中抢来的原明朝发给海西女真四部及蒙古诸部的敕书（即能与明朝作贸易的许可证）一直保存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表明了他期待能与明朝发展贸易的愿望。而且就是在几年后的崇祯十五年农历五月，即使满清在松锦之战中大败明朝后，皇太极依然还是很积极的谋求与明朝媾和，皇太极热情地接待了马绍愉等来使，并给予他们优厚的赏赐。经过半个多月的谈判磋商后，农历六月三日，在马绍愉等人离开盛京时，皇太极还派官将他们送到15里之外设宴饯别，并命军士将使团护送到明朝控制的连山（今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境内。皇太极给崇祯写了一封长信，托马绍愉转呈。《清太宗实录》收录保存了皇太极这封长信的内容。从行文看，皇太极的态度是比较谦恭的。在信中，皇太极表示尽管清兵已处胜势，但仍愿与明朝议和通好，并提出了不算苛刻的四项停战条件。
因此，崇祯十一年的明清之间不但存在着成功议和的基础，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大。更不要提明朝的议和先例了：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汗在多次遣使要求明朝开放朝贡贸易未果后，兵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政府开放边境贸易，史称庚戌之变。后在嘉靖三十年因明朝单方关闭马市，两朝又再度开战，给明朝多次造成威胁和巨大损失，最后于隆庆五年（1571年）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封其下各部首领以相应的官职，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从而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乱，使边塞安宁数十年。
正是基于这一以和制叛、以和取胜的先例以及皇太极以战争谋求和谈换取贸易利益的迫切愿望，杨嗣昌在奏疏中指出：明朝无力两线作战，农民军才是当务之急，满清侵袭与俺答犯塞“前后酷相类”，明朝封赏了俺答后，蓟门宣大就此安定，“我朝抚赏为弱敌之第一策”，是为国家“久远真切之计”。这样的真知灼见和敢于直陈的勇气显示出了杨嗣昌的见识与胆略。
崇祯非常认同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是他又十分畏惧东林党给他议和的骂名，于是他一面暗中授意辽宁巡抚方一藻和总监太监高起潜便宜从事办好议和，一面公开让杨嗣昌与东林党当庭辩论以说服主战的东林党。
崇祯十一年五月三日，崇祯在中极殿以“剿兵难撤、敌国生心”为主题策试大臣，杨嗣昌在策论中以天象引入话题，接着列举历史上天象示警与异族关系的故事，如东汉时日蚀火星，汉光武帝与南匈奴议和，宋太宗时月蚀荧惑，宋军兴师伐辽而战败，借此推动他对清议和的主张。“五月，火星示变，上于宫中斋沐祈祷，素服减膳，并谕各衙门，素服修省。枢臣杨时昌，嗣方倡款议，遂借星变，援引前代事疏奏云。科臣何楷，疏驳之；云嗣昌引建武讨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赏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说也。其附会诚巧。”杨嗣昌的议和主张遭到满朝东林党疯狂的弹劾攻讦。
黄道周，东林党公认的“圣人”，号称最是清正刚直，其实不过是党同伐异的文棍罢了！崇祯三年，身为首辅的东林党人钱龙锡因策划指使袁崇焕矫诏杀害毛文龙而被下狱（具体史实我会在以后的揭秘红楼梦中细述），“崇焕之杀毛文龙也，龙锡密语手书，往来不一，可覆案也。又崇焕与王洽书，言「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袁崇焕既杀毛文龙，欲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款。” 袁崇焕更是干脆的承认：“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当时的后金因为朝鲜和毛文龙的有效牵制，一直都被控制在辽东地区，从未越过长城，而国内也无农民军的压力，根本没有同后金议和的需要，可是东林党为了一党之私却偷偷支持袁崇焕的「关东款议」，并为了推动「关东款议」指使袁崇焕杀害了牵制后金的毛文龙。
摧毁了明朝边境屏障的钱龙锡对国家和民族犯下了滔天大罪，号称“圣人”反对“议和”的黄道周是怎么做的呢？黄道周是“中夜草疏，排闼叩阍”，为钱龙锡辩冤，并在奏疏中无耻地写道：“今杀累辅，徒有损于国”，令崇祯大怒，黄道周“几坐重典”，被降三级调用。 但最终崇祯还是给了黄道周等东林党人面子，结果所有罪名被通通栽到了东林党的马前卒袁崇焕一人头上，将辽东大好形势毁灭的钱龙锡居然仅仅是“引疾放归”！
可是崇祯十一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明朝承受着来自农民军和满清两方面的巨大压力，不议和就意味着两线作战，这绝非明智之举。但只管党同伐异的“圣人”黄道周为了阻止非东林党杨嗣昌的议和，居然以不为父守丧三年为罪名弹劾杨嗣昌，并大骂杨嗣昌“下无无父之子，亦无不臣之子。卫开方不省其亲，管仲至比之豭狗；李定不丧继母，宋世共指为人枭。今遂有不持两服，坐司马堂如杨嗣昌者。” 这“圣人”骂起人来真是够恶毒的。
明白无法两线同时作战的崇祯是支持议和的，于是同年的七月五日，崇祯亲自出马与黄道周在朝堂上展开了一场滑稽的辩论，其结果可想而知，崇祯怎能说得过最善诡辩的老文棍黄道周？气急败坏的崇祯于是将黄道周连降六级，派往地方搞建设。崇祯以为这下东林党可以安分了，可是没想到情况依然如旧，面对满朝东林党依然强硬的反对议和，畏惧清议爱好虚名的崇祯犹豫不决，迟迟不做决定。
《明史•本纪•庄烈帝》：“（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辛巳，大清兵入墙子岭，总督蓟辽兵部侍郎吴阿衡死之。癸未，京师戒严。冬十月癸巳，卢象升入援，召对于武英殿。卢象升、高起潜分督援军。是月，洪承畴、曹变蛟大破贼于潼关南原，李自成以数骑遁。十一月戊辰，大清兵克高阳，致仕大学士孙承宗死之。戊子，罢卢象升，戴罪立功。（首辅）刘宇亮自请视师，许之。是月，罗汝才降。十二月庚子，方逢年罢。卢象升兵败于巨鹿，死之。戊申，孙传庭为兵部侍郎督援军。征洪承畴入卫。”
“十二年（1639年）庚申，大清兵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等死之。戊辰，刘宇亮、孙传庭会师十八万于晋州，不敢进。丁丑，改洪承畴总督蓟、辽，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北。二月乙未，（首辅）刘宇亮罢。大清兵北归。三月丙寅，出青山口。凡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
崇祯十一年即1638年九月，迟迟等不到议和的皇太极派睿亲王多尔衮、贝勒岳托统帅军队从沈阳出发，绕道蒙古，从北京密云东北面的墙子岭、喜峰口东面的青山口(今河北迁安市东北)两路毁墙入关，突破长城要塞第四次入侵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迎敌，兵败身死。清军乘胜沿运河长驱南下直到济南，俘获了人畜46万。
此后，正在关中剿匪忙于收尾的洪承畴被派往镇守蓟辽边境。山西巡抚孙传庭建议将陕西精锐之师调回对抗“流寇”，崇祯不但不采纳，反以孙传庭为保定总督，孙传庭假称生病请求卸任，崇祯大怒，将其逮捕入狱。使得本已陷入绝境的农民军乘机逃脱了明军的清剿，令被困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有了喘息之机。杨嗣昌打下的大好局面被彻底葬送。不久，得以喘息和休整农民军势力再度崛起，再次掀起了农民军的高潮，并最终将明王朝埋葬。
下次解密，《卢象升之死到底是不是杨嗣昌阴谋陷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