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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葬荒诞剧谈妻儿的安葬权
瑞典茉莉
当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穿着休闲衣服，口里叼着长烟，在官方人士的保护下离开新闻发布会场，我们听到香港女记者那急切的声音，一声声询问：““刘霞在哪里？……”刘大哥不理不睬地走了。
那一刻我被搞糊涂了，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亲人。亲戚在那儿似乎不太有意义，对刘晓波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是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香港人。在记者会上，刘大哥用了不少形容词，例如“细致、周到”等等，来赞美社会主义优越性，赞美党对他们家的完美照顾。然而，身为亲哥的他却没有让我们感觉到，他本人对这个被监禁至死的三弟有多么欣赏，对亲弟弟的去世有多么悲哀。
毫无疑问，这一幕由死者亲属出面赞美的荒诞剧，是中共当局一手策划导演的。我们不应多指责亲属，但刘大哥在此展示了一种家长式的包揽作风，替强行火化海葬刘晓波的中共当局背书，却是值得我们从人伦和法律方面去质疑的。
@ 做大哥的有权“说了算”吗？
据设在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曾有消息说：刘晓波因肝癌病逝后，家属希望将遗体冰冻，等待未见刘晓波最后一面的亲属瞻仰遗体，但当局希望尽快火化。刘大哥说的是另一版本：选择海葬是刘霞及家人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了“圆满兑现”。
为了突出自己的决定性作用，刘晓光表示，因为他是家中老大，“我在家说了算，我带领亲属在自愿海葬的申请书上签字。”他还说自己“代表”刘霞。我们当然理解刘霞在被逼迫下万般无奈的选择，但刘晓光这位大哥真的有权“说了算”吗？
无论从中国传统的“人伦道德”，还是从现代法律角度看，对刘晓波是否火化海葬的问题，刘晓光都无权“说了算”。
中国传统有“长兄如父”的说法，但只是说家中长子应协助父母照顾弟妹。在传统的“五伦” 排列的顺序是：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其中，父子与夫妇等关系都先于兄弟关系。刘晓波去世时还有妻子和儿子，轮不上大哥来决定他的安葬方式。
当今中国法律规定：亲属对遗体享有管理、保护和埋葬等权利，任何人均不能在不通知亲属的情况下擅自将遗体进行利用或火化。法律还规定：骨灰的价值在于对逝者的祭奠缅怀，非遗产却是亲属的精神利益。依照中国法律，处置遗体或者骨灰均由亲属决定，决定权的顺序参照《继承法》。《中国继承法》第十条规定：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由此可见，在没有获得第一顺序的刘晓波儿子刘陶的同意下，刘晓光就配合政府火化海葬刘晓波，有违法侵权之嫌。
@ 刘陶与继母共同享有遗体安葬权
人们常说父子骨肉相连。但是很奇怪，在刘晓波患病至去世之时，没有任何媒体提及刘与前妻陶力的儿子刘陶。就连“说了算”的大伯刘晓光，也只字不提这个亲侄儿。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又忌讳什么呢？
其实，刘晓波本人对这一点很坦诚。不管是在他写的《独白》一书里，还是在与朋友谈话中，他多次充满感情地谈到“我儿子刘陶”。
1999年10月7日，在劳教期满出狱的第二天，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谷季柔采访了刘晓波，在专访中，刘晓波谈到他在狱中怎样思念妻子和儿子。
为什么一到刘晓波离世关头，人们就把死者唯一的亲生骨肉给忘记了？
在最重视亲子血缘的中国决定火化海葬，居然不问儿子意见就快速给办了，这是不是剥夺儿子的遗体安葬权？
有人说，这可能是因为离婚后，刘晓波与儿子没来往。但是，无论父子是否联系，按照中国法律，儿子和妻子都在继承死者利益第一顺序内，刘大哥在决定海葬前必须先寻找侄儿征求同意。如找不到侄儿，大哥应向法院申请宣告失踪，法院登报公告三月后，如刘陶仍未出现，才能依法由遗孀刘霞决定怎样安葬。
也许刘家曾找过早已随母定居美国的刘陶，也许刘陶本人不愿介入父亲的丧事，不愿再与刘家有什么联系。我们湖南莫家曾有同样的例子。二十多年前我小弟因心脏病去世，弟媳带走侄儿远走他乡，拒绝再与莫家父母联系。前年我父母都去世，留下一套房子。亲属们在办理遗产继承时，忘记了已故的弟弟那一房人。
然而法律没有忘记。家乡办理遗产继承的机构查出莫家父母还有一个已去世的小儿子，指出必须找到这个儿子的孩子来参与继承，如这个孩子本人不肯继承，必须出具有法律意义的公证书，声明自己放弃祖父遗产。为此。莫家的亲友找人找了一两年，最后还是由法院公告三个月，才处理好遗产问题。
这样看来，如果刘晓波的儿子刘陶没有脱离父子关系的法律文件，也没有出具放弃继承父亲遗产的公证书，对父亲的遗体和骨灰等精神利益，他在法律上永远拥有安葬权与继承权。所以，刘晓波家属最初要求冰冻遗体等待亲属前来，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要求。
@ 政治迫害令无数骨肉分离
有人说共产党不讲法律，为什么我们要坚持谈法律？我说：这是因为“诗的正义”，让强权者在逼迫亲属侵权得逞后，无法逃避道义谴责。何况我这里说的是当局自己制订的法律。
同时我们要看到，刘晓波父子多年不来往，其中一个原因，是政治迫害导致婚姻失败，政治株连导致父子远离。很多异议人士都有相同的命运。
刘晓波在八九后与陶力离婚。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他曾反省说：“无论是在我们没有离婚时，还是在我们离婚时，我都对不起她。……我参与‘八九抗议运动’的风风雨雨，也始终令她悬着心；在惊吓中度过了我回国后的日日夜夜。”
刘晓波还曾提及，陶力当年力劝他不要回国参加民运，并撤离广场不要绝食。
刘晓波说：“我从事民权运动，得到了美名。陶力呢？得到的无非痛苦、惊怖、焦虑。
”后来陶力与儿子移居美国，隐姓埋名，从此远离政治，
政治本来是管理众人之事，但在中国的现实里，政治却毒如蛇蝎，导致无数的家庭分离，父母子女失散的悲剧。
作为刘晓波的大哥，刘晓光应该知道，他的三弟心中有着不能与儿子相聚的痛苦。他应该要求冰冻三弟的遗体，争取侄儿前来沈阳参与父亲的葬礼，和继母刘霞一起决定父亲遗体的安葬问题。这样，刘晓波的地下之灵也会感到安慰。
但刘晓光没有这样做。他原是进出口服装公司和干休所的干部，是仍然忠于体制的退休官僚。据说，他不认同三弟的人生选择，常常埋怨三弟，彼此很少来往。这种兄弟关系，被称为“最亲密的陌生人”。
物伤其类，刘晓波病逝后的这一幕滑稽剧令我们尤为伤感。在我们海内外异议人士的家庭里，谁没见过这一类的“最亲密的陌生人”呢？
@ 补记
此文的内容曾在推特上分散贴出，艾晓明教授觉得我说得有道理，建议我写成一篇长文。恭敬不如从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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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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