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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灵曾说李健吾从抗战伊始参加话剧运动，做了大量的改编工作，此言不虚。除了创作了《黄花》等剧
本以外，李健吾还改编了一些话剧，而且大多数是改编自外国剧作家的。1943年后，茅盾内弟孔另境
曾为上海世界书局主编了五辑《剧本丛刊》，每辑10种，总共50种。其中，李健吾贡献的3种，即《花
信风》、《喜相逢》、《风流债》，都是改编自法国剧作家萨尔度（1832-1908）的作品。
写戏、演戏对热爱话剧的李健吾来说，本来算玩票，他的本职工作还是教书和做学问。上海沦陷
后，他失业了，他干脆下了海，做了职业的话剧人。写剧本、改编剧本，做导演、做演员。他曾和陈
麟瑞一起撺掇杨绛写剧本，这就是《称心如意》。他不仅把《称心如意》搬上舞台，还热心地请来黄
佐临做导演，甚至自己还粉墨登场，扮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也不是没有机会重返杏坛，主持伪北大的周作人，就曾给李健吾发出邀请，让他回北平做一个系主
任。但这时的李健吾非常清醒，他回了一封信，回答很妙，说自己已经在上海做了李龟年了。
李健吾在上海“孤岛”时期，对被中共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出力尤多，但后来发现，他至多算个同路人，
知道真相的李健吾，心中的悲凉可想而知。就像1949年以后，他尽力想融入新社会，但似乎始终被“革
命”的当权派另眼相看。如果这是“果”，然而“因”又是什么呢？这一切与他一贯的口直心快的性格固然不
无关系，或许被有着汉奸面貌的丈人和妻弟所牵绊，也应该是不明不白的原因之一。
1949年1月，周二先生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老虎桥监狱出来，被他当年的学生尤炳圻接到上海横浜桥的家
中，按照知堂老人自己的说法，他在福德里尤家“白吃白住”了198天。到了8月，又是这位尤炳圻，亲自
把周作人送到了北京。
这位尤先生，正是李健吾妻子尤淑芬的胞弟。而此时李健吾自己的家也在横浜桥，门牌号码为东宝
兴路173弄9号。我曾经在某年暮春特地去踏访，著名的横浜桥犹在，但福德里早已在新造城运动中烟
飞灰灭。原地长起的一座大楼，大约为了“凭吊”，起了个名字叫：福德大楼。李健吾的故居，也了无踪
迹，估计应该是福德里外围沿东宝兴路的建筑。据说，李健吾当年常在与朋友小聚微醺后，坐黄包车回
家，说去火葬场……按，火葬场在西宝兴路，相距横浜桥的李家，实在有点距离。此说或恐是世说。
最后也八卦一下，尤淑芬、尤炳圻是姐弟，也是清华的同届同学，他们的父亲尤乙照，为尤袤
（1127-1202）之后。尤乙照的父亲尤桐（1868-1938）是近代无锡著名的文化人，尤桐有四个儿子，
即尤乙照、尤寅照、尤巽照、尤箕照。李健吾的丈人尤乙照毕业于南洋公学，后又求学于美国匹兹堡
大学，曾担任过汪伪南京政府的交通部次长。尤寅照的女儿尤淑圻嫁给另一个无锡世家子唐翔千。上
世纪50年代很知名的一个电影女演员尤嘉，饰演过《枯木逢春》中的“苦妹子”一角，原名尤锡圻，是尤
箕照的女儿。尤桐身前官职不大，著作甚多，1936年还曾纂修过无锡遂初堂《尤氏宗谱》30卷。
前几年的拍场上，曾出现周作人给李健吾写的一副对联：“呼儿买烧酒，留客吃苦茶。”不知写于何
时、何地。据我的推测，或写于1949年。
周作人和李健吾是熟人，熟到周二先生还曾是李、尤当年的主婚人。李健吾南下上海后，一直对滞
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很关心，虽然李健吾拒绝了周落水后邀请他回北平任职的聘约，但情感上的牵绊总
还是有的。所以，当周作人住进尤家，他们之间恢复走动、沟通自难避免。有些朋友转赠周二的钱
款，也有是通过李健吾的。这些钱款不会多，但对彼时的周作人，无异于雪中送炭。当时，正处于改
朝换代的年月，何况周二当时是为别人避之不及的人物……
在李健吾的家人和老朋友的眼里，李健吾有着“单纯、胸无城府”的特质，在复杂的现实世界里，这是
一个艺术家可贵的品质。跌宕人生，到了老年，他仍是一个“老小孩”，诚如晚年巴金所言，李健吾有着
一颗金子般的心。黄金般的心是不会从人间消失的。就像在病房不眠的夜里，巴金曾一直不断地念着
他所敬爱的名字：“健吾！”
也许，先去世的人有朋友们的悼念终究算是幸福的。如今，不仅昔人已逝，连同与他同时代情谊深
厚的友人、萍水相逢的路人，甚至睚眦必报的仇人。但书比人长寿，诚哉斯言，留下那些著作，给后来
的岁月，留下了智力探寻的可能。于我，这一本已成昔日黄花的《黄花》，让我看了一些书、费了一些
时间，写下了几千字的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