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
1956年我考上北京师范大学
《转载》回忆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活!
作者：宗琪
解放前，我的父亲常常失业，直到解放后，才有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并且在毛泽东时代，我们兄妹五人中，竟有四个大学生。
先是哥哥考取了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虽然，这个大学不是清华、北大那样的名牌大学，但是，这却是我们家天大的喜事。因为，哥哥成了我们家祖祖辈辈中第一个大学生。哥哥读大学的四年中，学杂费、伙食费、住宿费等等，全由国家包了，家里不但没有增加经济支出，由于少了一口人吃饭，反而减轻了负担。所以，爸爸见人就说，逢人就讲，他的儿子成了大学生。
1956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正像小弟弟说的：大姐考上“吃饭”(师范)大学了。后来，大妹考上了天津医科大学，小妹考上了北京铁道学院(现为北方交大)。
我的学校真是个“吃饭”大学。报到时，我只带了一件行李。因为，学校又是不收学杂费、不收书费、不收讲义费、不收伙食费、不收住宿费，连洗澡费也不收。另外，在校时还享受公费医疗。
记得当年我们数学系的女生住在西西楼，每间寝室住八个人。寝室左右两壁各有两张高低床，屋子中央一个大长方形桌子，八个凳子，八个人可以同时围坐在大桌子四周学习。屋内光线充足，还有暖气设备，冬天一点都不冷。每层楼的两端，都有一个很大的洗漱间，可以洗漱、洗衣服。周末大家在这里搞个人卫生，一边洗衣服，一边聊天，各自述说着自己的假日活动计划，叽叽喳喳，热闹非凡。每座宿舍楼都有洗澡房，可供很多人同时使用。学生宿舍楼的洗澡房轮流开放。如果，你不怕跑腿，今天在这个楼洗，明天可以到那个楼洗，反正不要钱，你可以天天洗澡。
吃饭是大伙。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实行粮食定量供应时，也只是收粮票，不收钱。当时，市民定量每人每月23-26斤，而我们女生每月定量为36斤，我根本吃不完，余下的全支援了男同学。男生的定量比我们女生还多。那时大学生是个宝，处处受到国家的保护和照顾。有胃病的同学可以凭医生的证明去病号灶吃饭，那个灶上的饭菜软一些，也好一些，更适合有病的同学。
记得那时每个餐厅都挺大，除去供同学们就餐，它还有其它功能：有时这里是礼堂，在这里举行时事报告会，进行文艺演出;有时又变成了舞厅，在这里举行假日舞会。
在校时我们享受公费医疗。有病了，可以去校医室看病，校医室看不了的病，可以转到校外医院，甚至可以在校外医院住院治疗。我们班一位南京考来的同学，在中学上体育课滑冰时，不小心摔断了半颗门牙，在家里一直没有治疗，进入北师大后，就到校外医院拔了剩下的半颗门牙，费用由校医室报销，他自己一分钱也没花。
当年我们无忧无虑地在大学里学习、生活。除了课本、讲义，我们所需要的参考书可以到图书馆去查阅、借阅，完全用不着花钱购买。
那时，关心政治、注意时事是普遍的社会风气，大学里更是如此。学校的阅览室里有多种报刊杂志，校园内还设有多处阅报栏。每天早晨上课前，覆盖全校园的广播喇叭，准时播放当天的新闻。除此之外，学校还给每个寝室订了一份《参考消息》。那年头《参考消息》是“内部刊物”，具有县团级以上级别的干部才可以阅读，可是我们大学生却和他们一样有了这种资格。我是当年我们寝室《参考消息》的保管员，同学们阅读后由我整理好定期上交。
除了校内学习，我们还走出学校，参加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们系从有关部门要来了一些研究课题。分给我们班的题目是：怎样选择转炉的角度，才能提高出炉的速度、增加钢铁产量。拿到这一课题，我们便不分白天黑夜干了起来。我们分成了几个小组，从学校那里领回几台手摇计算器(那时，我们还没有见过计算机)，一个人指挥着，几台计算器一起摇，计算着大量的数据。一个式子一个式子地算，一遍又一遍地摇，一次又一次地核对。连着熬夜，男同学要吸烟，开始，我们女生不同意，后来看他们太辛苦了，就对他们宽容啦。夜里饿了，就到伙房领夜餐，常常是些蒸红薯一类的小吃，吃起来，又香又甜。摇计算器的男同学们手腾不出来，吃不上，女同学们就主动剥了红薯皮，喂到他们的嘴里。大家团结合作，说说笑笑，充满了青春活力。当时，虽然我们不知道算出来的这些数据，有关单位用得上用不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的富强出力。那段日子，我们生活得既紧张，又快活。
我们也参加义务劳动，有时在校内，有时去校外。修建北京民族文化宫时，我们就去了。我们和工人一起劳动，有的搬砖，有的和泥。那些身体不好的同学干不了体力活，他们就组成宣传队在一边鼓劲，真是热火朝天。实际上，我们干的只能算是辅工的活儿，有技术的活儿我们干不了。可是，当时我们依然觉得自己是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直到现在，每当我来到北京，经过民族文化宫时，总还能想起当年我们在这里那么朝气蓬勃的劳动场面。
上公共课时，几个班在大阶梯教室听课;上专业课时，一个班在小教室听课。我们数学系的学习比较紧张，不少人要开夜车，还有人常常把周末当成大自习，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一周只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搞搞个人卫生，星期天吃过早饭就钻进教室，或是整理听课笔记，或是演算习题，或是小结几天的学习内容，一弄就是一整天。不过，我们也有娱乐时间。
学校里成立了不少课外文艺活动小组，什么合唱团、朗诵组、写作组、体育队等等，等等。那时，我是校朗诵组负责人。课余时间，我们排练节目，还经常参加北京各大院校的联合汇演。每到周末，学校大操场免费放映电影，谁爱看谁看。一次周末晚上，我从教室学习完回寝室时，忽然觉得校园里特别安静，再一听是放电影呢。走到操场一看，哟!这么多人，都在专心地观看苏联电影《复活》呐。我忘记了那天是周末，只看了个电影“尾巴”。
有时我们还根据团市委的安排，参加一些涉外大型游园活动。这样的活动都是有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青年参加。这样的交往，为的是增进国际间的友谊，这也算是外事活动吧。学校安排大轿子车接送，出发前校团委负责人有时向我们介绍这些国家的礼节，有时告诉我们哪个国家跳交际舞的特殊习惯，等等。一次去中山公园，好像是晚上。那次人特别多，都是北京各大院校同学的代表。我们和外国青年手拉着手，拉成一个大圈子，一起唱歌跳舞。大家虽然长相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但是相处得特别融洽，玩得特别开心。第二天听说，那天晚上周总理也在场，还和大家一起跳了舞呢。
我见到了毛主席。那时，我们可真是国之娇子啊，有时国家还交给我们欢迎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的任务。我刚进大学的那一年，国庆前夕，被抽去和其他同学一起去机场迎接来我国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一辆敞蓬大汽车缓缓从机场开出，车上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身边站着伏罗希洛夫。啊!毛主席都来啦!顿时掌声四起，人们欢呼跳跃着，一声高过一声地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那火暴热烈的场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天我站的位置非常好，只要举起手，稍稍掂起脚来，就能够得上毛主席的手。多想和毛主席握握手啊!可是，那时纪律严明，不能破坏了迎宾秩序。我和同学们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热泪夺眶而出。毛主席频频向我们招手，我们起劲地鼓掌，拼命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从机场回来，我把这天见到毛主席，特别是和毛主席离得这么近以及当时的热烈场面一一讲给同学们听。嘿!大家兴奋无比，纷纷和我握手，有的女同学还和我拥抱在一起。有人提议去照像，留做纪念。于是，我们一窝风似地跑到数学楼门前，连着拍了好几张。记得，那天我穿的是白衬衣、紫红色裙子、黑皮鞋、白袜子。(可惜，那时没有彩色胶片，不过，这几张照片我现在还留着呢)之后，我们又去小卖部买了些零食，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庆贺我们——准确地说是我代表同学们——“共同”见到了我们的毛主席。
学校每年举行春、秋两次运动会，培养我们德、智、体全面发展。说到运动会，这里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
一次运动会上，大喇叭里忽然喊着我的名字，让我到主席台前去取我的电报。还没等我走到主席台前，我就看见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已经从主席台把我的电报拿回来啦，显然电报已经打开过了。那时的人们不是急事、大事不轻易拍电报，他们是怕电文吓着我，抢先看过电文，想和我一起分担我的不幸。我感动极了。在党的教育下，那时同学们之间真像亲生的兄弟姐妹一样，生活在这样温暖的大家庭里，我感到无比幸福。
到了大妹和小妹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年代中后期了。因为我和哥哥都已成家，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相当宽裕，可是他们在校期间，家里也只是负担他们每月十余元的伙食费，除此以外，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
总之，我们的大学生活真是健康向上、丰富多彩、温馨和睦、团结友爱，既学习了科学知识，又培养了良好的道德品格。
那时，临近毕业，用不着我们去社会上东奔西跑联系接受单位。我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都在国家的整体国民经济计划之中，都由国家负责分配。那时的大学生，说是由国家和人民培养而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的确是名副其实。就拿我们四兄妹来说吧，哥哥是学哈萨克语的，他被分配到新疆师范学院做了一名大学教师，学师范的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学医的大妹当了大夫，学运输经济的小妹被分到了铁路局。我们都各得其所，怀着感激祖国和人民的无尚情怀，各自辛勤地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我们不愁吃喝，不怕生病(都有公费医疗，自己不花一分钱)，不担心被辞退，更没有下岗一说，总之，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直到我们后来又都相继退休。
这就是我在毛泽东时代的大学生活，现在想起来，还是甜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