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上帝永生西方的还在吗

毛泽东的上帝永生西方的还在吗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人民就是上帝。”毛泽东严肃地对干部说：“县太爷要为民办事，不能当官做老爷，不深入下层，只坐在家里听汇报，象牙塔里的干部是不了解民情的。”毛泽东问地方官员：“你们信不信上帝？”大家只是鸦雀无声地呆坐着，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不信，我信！”。毛泽东望着大家深情地说：“这个上帝是谁？他就是人民！谁惹怒了上帝，上帝是不留情面的，他必定要垮台！”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毛泽东的上帝——人民是永生的！

西方的上帝"普世价值"还在吗? “虚无主义主张的普世价值是空虚乌有的。”西方世界自近代以来，即深陷价值无据的虚无主义深渊当中，这在尼采的论述中被赤裸地揭示了出来。尼采用“上帝死了”来表述他所在的时代因作为价值校验标准的基督教价值体系的瓦解而陷入价值失据的虚无主义，并且预言虚无主义将是西方及欧洲“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对外武装入侵扩张一直受到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反对和抵抗，从而不断引起各种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普世价值”论一直以普遍的人性、普遍的人权的存在作为其意识形态宣传的预设前提，在此前提之下，“天赋人权”“自由”“人性”等人道主义的标榜成为“普世价值”论者对攻击目标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理论武器。“普世价值”论者所宣扬的普遍人性、普遍人权预设了超越具体的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人，也就是预设了抽象的“共同人性”作为人的本质。离开具体的时间去谈论抽象的人性并且将这种超文化的人作为价值主体，是一种带有目的性的理论幻象与理论欺骗。

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生成的，并不存在一个先天的、不在具体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共同人性”。“普世价值”论立基于“共同人性”而罔顾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在塑造人们对于“人的本质”“人性”的理解上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种理论上的贫乏和实践上的软弱。实质上，“普世价值”论的真正理论意图并不在于探讨是不是存在普遍人性、普遍人权，也并不是为了争论“共同人性”的内容是什么，而是非西方国家要不要照搬西方价值观的问题、要不要用西方制定的“人权”标准来衡量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方向、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普世价值”论者所持的“共同人性”实质上是西方自己制定、自己打造的“单边戒尺”，他们据此去丈量其他文化类型、其他社会生活共同体是否合乎西方“规则”。“普世价值”论者所最终要求的并不是实现所有人的“普遍人权”、充分张扬人性，而是要充分张扬西方国家自己的“人性”。

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的、具体的人在不断地实现着人性、生成着人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不断解决和克服人类社会发展的矛盾，在对旧世界的不断改造中实现人的本质。据此，“普世价值”论者实质上是把要实现的目标(人性充分实现)作为前提来立论，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因此独断地创造了一个抽象的人，一个超文化的、不存在的人。

价值现象是伴随着人类社会而发生和发展的，它是一个具有强烈主体性的概念。价值关系并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当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但凡关涉到价值，都蕴含人的维度、主体尺度，也就是说，价值是人的需要、意愿、目的在客体中的对象化，反映的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价值关系当中的主体尺度是一个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范畴。价值客体是否有价值、有何种价值，是随着主体的实践深度、广度而不断变化与推展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价值主体的价值判断会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性。

“普世价值”论预设了一个超越文化背景与时代条件的价值主体，这在理论上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应当承认，作为人，总是会具有许多共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这些共同性会塑造人类的一般需要，这种“一般需要”的共同性会产生出人类的“一般价值标准”。但这种“一般价值标准”也是人类共同生活条件下的产物，它同样具有时代性。比如，当今世界，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恐怖活动、核威胁、毒品走私等全球性问题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那么相应的，就形成了一系列对于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要求，如保护生态环境、反对恐怖主义、控制核扩散、打击毒品走私犯罪等。但显然，这些对整个人类社会都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价值要求的基础并不是什么“共同人性”“超文化的价值主体”，而是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共同的生活条件，是具有时代内容的人类共同的实践需求。

“普世价值”论刻意抹平价值主体的历史性、文化差异性，其目的是通过价值观念的“引诱认同”而达到对西方价值的认同，最终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投入其价值体系的怀抱。由此可见，这种“普世价值”论深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输送的意图，它通过对非西方国家输出其价值观念，最终为西方资本和商品的全球自由流动扫清障碍。在此目的之下，西方国家将西方价值观念体系装扮为对全人类有效的“普世价值”，以具有欺骗性的“普世”来促进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

但是，“西方价值观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对外武装入侵扩张一直受到非西方国家人们的反对和抵抗，从而不断引起各种价值观之间、特别是西方价值观与非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冲突起缘于西方国家要将“西方价值观”这种特殊价值体系假扮为适用于任何民族、任何类型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普世价值”。这种价值引诱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借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社会方面的优势而进行的价值观念强制认同，它危及非西方国家、各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使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在精神世界产生动摇与混乱，甚至引发战争这种外部冲突。当前，西方国家输出的“普世价值”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已受到人们的质疑与抵抗。举例来说，美国的“9·11”事件实质上就是价值观念激烈冲突的后果，它代表着民族文化价值观对于西方价值逻辑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本身就代表着在特定的文化、宗教、民族背景下的价值主体的价值判断逻辑，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西方“普世价值”的不普世。

“普世价值”论者并不关照人类文明构成的多样性事实，而往往借“进步”的旗号而意图营造“一致”“共通”的价值需求，且以文明制高点、“进步引领者”来推行这个“一致”“共通”的价值需求，因此而炮制出抽象的价值内容，以实现对价值客体的抽象化。

“普世价值”论预设了某些特定价值客体(通常表现为西方国家所持的特定价值理念，如“人权”“民主”“自由”“平等”等)作为适用于人类的通行价值。从表面上看，这些价值客体好像表征着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但事实上，价值客体是一个极度复杂的范畴。第一层复杂性在于：价值是人的需要、目的、意愿在客体中的对象化，所以事物是否有价值以及价值大小涉及两个客观性的约束。一是主体对客体的属性、结构等的价值确认能力及选择意愿，这与主体的知识结构、实践经验以及文化生活背景等客观因素有关；二是客体本身的属性、结构、特性之客观因素的存在及其是否契合于主体的需求、目的和意愿。据此，价值客体之所以成为价值客体，这是一个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史而不断变化的实践关系问题，它必然包含富有时代维度的具体内容以及此内容符合于特定价值主体的实践需要。第二层复杂性在于：价值客体实质上是一个具有二重性的范畴，即客体的本来价值和客体的现实价值。客体的本来价值，是指客体所具有的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而客体的现实价值是客体获得和换取其他价值的实际情况，它是本来价值的现实体现或社会确认。在这种二重性结构中，本来价值是现实价值的基础，现实价值是本来价值的具体体现，二者的运动方式体现为现实价值总是围绕着本来价值波动，但在现实的价值环境中始终存在着两者的不一致问题。这种不一致的结果是导致价值失衡，表现为“虚假价值”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普世价值”论正是借助于价值客体的二重性之间的不一致而将西方的价值观念输送到非西方国家，并在一部分国家形成民众对“普世价值”论所鼓吹的“虚假价值”的盲目追捧。

基于以上对价值客体复杂性的分析，“普世价值”论所鼓吹的那一套“通用价值”带有极大的虚假性，其本质是“无具体内容的抽象价值”。首先，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西方的价值观念是基于西方的历史传统、社会条件、文化背景而产生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它也基于人类的一般需要而产生出“一般价值标准”，表征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价值”。但即使是这个“共同价值”，要落实为具体价值主体的价值客体，最终还是需要通过具体的实践关系成为契合于价值主体的需求、目的和意愿的对象。所以，要成为特定价值主体的价值客体，这是一个漫长的主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并在此基础上产生真正的客体主体化的价值认同的过程。外部的强加或迷惑性的引诱认同只会使价值客体最终在价值混乱中成为“虚假价值”，引起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或一个文化对价值判断的无据，最终导致人们的行为无据甚至社会动荡。

西方文化从其根源处即古希腊就一直执着于对不变的、永恒的理念的追求，这种执着使西方思想史一直持有一幅虚幻的善的理念图景，借此来校对现实世界的诸事物。这种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元划分在近代失效(表现为“理性神话”破灭和“上帝已死”)后，直接导致欧洲文明进入了虚无主义时代(尼采的论述)。实质上，虚无主义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处即已隐秘地生长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直言虚无主义是欧洲历史的本质进程。“虚无主义主张价值是空虚乌有的。”西方世界自近代以来，即深陷价值无据的虚无主义深渊当中，这在尼采的论述中被赤裸地揭示了出来。尼采用“上帝死了”来表述他所在的时代因作为价值校验标准的基督教价值体系的瓦解而陷入价值失据的虚无主义，并且预言虚无主义将是欧洲“今后两个世纪的历史”。其实，西方世界虚无主义的境遇与这种文明源头就开始持有的二元世界观密不可分。这种二元世界观主张，人类所生存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表象世界，表象世界是不真实的、有缺陷的，在表象世界背后有一个本质世界，本质的东西才是真实存在的、永恒不变的，人的价值观念来自于本质世界，所以是永恒的、真实的。而基督教的上帝及天国就类似于这个二元世界的本质世界、完美世界、永恒世界。所以，在现代理性主义者们摧毁了作为欧洲文明的价值标准的基督教价值体系之后，西方世界陷入茫然无措和混乱无序。从西方世界虚无主义的谱系，人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自身还根深蒂固地陷在追求那个不变的理念世界、本质世界的思维桎梏中，甚至将自身都无法实现的价值理念强加给别的国家，也即持永恒价值论。尼采深刻地批判了这种“人道主义道德价值观”的虚假性。在尼采看来，这种“人性的、太人性的”道德价值观与基督教的追求彼岸世界的价值标准如出一辙，都是以虚幻的彼岸世界的价值来扼杀生命的活力，来弱化人类在价值选择与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通过追溯西方价值观念的虚无主义谱系，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世界所追求和推崇的“普遍真理”“永恒价值”是一种根源于这种文明本身的形而上学的虚构，这种虚构本身甚至使西方社会自身深陷在价值无据的虚无主义中，但西方国家仍然在“西方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典范”“西方民主价值模式将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等“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的意图下向世界强推西方价值观，故以“普世价值”形态推行其永恒价值理念。总而言之，“普世价值”论所持的“存在着永恒价值适用于整个人类世界”的价值观，抹杀了价值在本质上是历史的产物，并且也抹杀了价值会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根本特性，在本质上，这是抹杀和否定了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实践的多样性与历史发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