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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王晓岩:大汖村的消亡与永生|财经影像·光刻系列之九

​对话王晓岩:大汖村的消亡与永生|财经影像·光刻系列之九

三农


所有的年轻人不愿回去,只剩下11个老人还在固守着村庄,舍不得离开。但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石龙王爷庙会这一天,无论走得多远,无论有多艰难,离开的村民都会回来。从石龙王爷坎坷的命运中,我们可以看出近代社会波澜壮阔的变


访谈|杨浪 

编辑|黎立


《财经》杂志联合“巨浪视线”,推出系列影像专题视频节目——光刻。文艺评论家杨浪陆续对话数十位中国摄影家。通过访谈回顾摄影家们的创作与经历,再现他们镜头下的高光时刻。


本期嘉宾为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兼职教授、摄影家王晓岩。

杨浪:晓岩,咱们终于见面了,疫情期间让你从天津跑过来很不容易,在这样一个雪后初晴的日子,谈谈你这本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书。我知道它是一本引起社会反响的摄影作品,叫大什么村的最后13个人,我第一次读就查了半天这个字,到底该怎么读还得请你来讲。



王晓岩:这个字在字典里面,它念“pìn”,音同拼音的拼,当地人念“chǎng”,大汖村。

杨浪:这个字的字形很好记,上山下水。

王晓岩:是,它是一个很有诗意的字,我问当地人这个“汖”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就是瀑布,高山流水的意思。

杨浪:记得你的调查和影像给出这个村庄有三条瀑布。

王晓岩:起初我也怀疑,在太行山深处那么干旱的地方,怎么会有瀑布呢?我顺着以前进村的古道往上爬,果然有瀑布,而且是三条,大汖、二汖和小汖。

杨浪:这是一个历史悠久、有文化内涵的村子。去年上半年晓岩把这本书寄给我,我非常震惊的是居然有一个纪实摄影师长时间前往太行山的深山僻壤当中,记录一个曾经有三四百人,而今只有13个人的村庄,而且我记得晓岩在去年下半年还发过信息,随着老人的不断去世,这个村到今天只剩11个人了。

王晓岩:对,还剩11个人。

杨浪:它是中国农村文化的一个现实版本,而且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留存下来。去年的“侯登科奖”给王晓岩的这个题材颁发了金奖。纪实摄影界给予它应有的地位。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故事谈起,你是怎么发现这个村的,以及在这个村里都遭遇了什么?


王晓岩所著的《大汖村最后十三人》


寻找样本

王晓岩:这个说起来有点话长,得从中国农村的空村化开始讲。冯骥才先生在2011年的时候曾经向温家宝总理提出关于保护传统古村落的建议,国家认可了他的这个想法。从2012年起,由住建部、国家文物局、文化部等部委开始在全国范围调查传统村落,对有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进行认定。这项工作开始后,我们中心(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接到的工作就是要为这些认定的村落立档,给它做档案,做调查。

杨浪:十年前开始的这个有国家政府背景的项目。

王晓岩:对,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在大部分村落中的人口都不足40%,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杨浪:你说的40%是实际人口不足户籍人口的40%?

王晓岩:是的,因此我就开始关注空村化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的农村人口占比是88%。到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占82%,到了2000年的时候,农村人口占64%,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农村人口占比为50%,那是一个分界线,农村和城镇的人口在中国各占一半,这是一个历史巨变。

杨浪:那到现在呢?

王晓岩: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城市人口占到了64%,农村人口只剩下36%,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我们改革开放40年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比例翻了一个个。

杨浪:农村人口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8%下降到现在的36%。

王晓岩:对,相当于有六七亿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中去生活。

杨浪:这符合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人口的城镇化。

王晓岩:是,这么多的人到城市生活,作为纪实摄影者,我们关心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六七亿人口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同时造成了空村化现象,我就想找一个标本,记录城镇化过程中消失的古村落。

杨浪:具体是什么时间?

王晓岩:我从2016年开始到处去找,为这个调查设定了很多条件,比如不是因为自然灾害、泥石流什么的而消失的村落,得是历史文化悠久千年古村,不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而消失,你像西海固地区,它没水,人没办法生存,迁走了。

我去了甘肃永泰的龟城,那个地方从上往下看,整个村庄就像乌龟一样,它是明代的一个军事要塞,原来有1000多户人,现在就剩那么十来户人家,放羊为生,而且大多是从外地来的,他们已经讲不清本村的故事了。

杨浪:听你说起过,无人机从空中俯瞰,城市规划布局像龟一样。

王晓岩:它有城墙,城墙的瓮城就是乌龟的脑袋和四肢,非常形象。

杨浪:1000多户骤减为十来户。

王晓岩:是的,主要是因为穷。我前前后后跑了十几个省市。

杨浪:找典型样本的时候发现的这种个例。

王晓岩:对,有很多。

杨浪:这个龟城没有继续做下去?

王晓岩:因为它不符合我的一个条件:村庄必须要有一些老人,能讲清楚本村的故事、历史沿革。201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走进大汖村。

杨浪:从哪儿走?石家庄向山西方向过去?

王晓岩:我从陕西、山西这么一路走过来,一路走一路找。

杨浪:从陕西向东找?

王晓岩:从西向东走,在山西我看了张壁古堡,感觉不是太合适,因为它已经开发了,下一站定的是大汖村,过太原直接到阳泉。

杨浪:从阳泉进太行山。

王晓岩:对,我从盂县高铁站下了火车,当时挺晚了,广场上也没有出租车,找到一辆黑出租,一头扎进太行山的深山中,可是没想到这条路司机也不熟。

杨浪:都不认识路。

王晓岩:我们在太行山里钻过来钻过去,都快绝望的时候,到了大汖村。那天晚上没有月光,借着车灯我隐隐绰绰看到村庄的轮廓,当天晚上我借住在韩双牛家。


大汖村地处晋冀交界的太行山深处,位于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梁家寨乡,南距县城70公里,北距五台山100公里,是盂县境内最古老的村庄之一。摄影/王晓岩


初识大汖村

杨浪:他是村干部还是?

王晓岩:也不是村干部,是住村口的一户人家,他们听见有汽车来就起来开了灯。

杨浪:村里有电吧?

王晓岩:有电,我进到他家,我问可以在你们这儿借住一晚吗?老人家接待了我。第二天早上,我爬到对面山上观察村子,一看可了不得,这个村就建在大山凸出来的这么一块巨石上,95%以上都是传统建筑。

杨浪:我印象也特别深,整个村子像一个巨大的石头。

王晓岩:对,一道山脉凸出来一块巨石,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从下到上十多层,远看就像布达拉宫。

杨浪:视觉上很震撼。

王晓岩:对,大汖村的这个建筑非常有特点,它有窑洞,有我们北方的四合院,关键是还有吊脚楼,这在北方简直是一个奇迹。

杨浪:有窑洞,有四合院,有吊脚楼。

王晓岩:还有瓦房,南方吊脚楼的形式,在北方建筑里是独一份。

杨浪:而且全是老建筑,缺少新的。

王晓岩:对,多数是民国、清代时期的。

杨浪:一水古建,那是太罕见了。

王晓岩:很罕见,首先从它的外形,然后是建筑格局,都让人感到震撼。

从对面山上回到村里,我就开始找人,整个村是荒凉的,多处坍塌,就跟打过仗一样……

杨浪:从山对面看是一个完整的村落,但走进去发现是一座空城,碰不到人。你是自己走还是那个姓韩的老汉带着你逛?


大汖村建在一块巨大的山石上,依山就势,层层叠加,参差错落。摄影/王晓岩


王晓岩:我自己走,因为我起得很早,在这村子里转悠。按道理讲早上太阳出来,村民差不多都该起来做饭了吧,能看见炊烟吧?可惜没有,跟一个荒废的村庄一样,我心里有点嘀咕,要没人住,这个村庄也挺可惜的。后来我就回到老韩家,我问这个村现在还有多少人?他说现在还有13个人,我问都是本村人吗?他说是。

杨浪:是人,而不是户。

王晓岩:不是户,也就那么七八户人家。

杨浪:还有几个老两口的。

王晓岩:对,几个老两口,都是老年人。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村庄,至少有人能讲得清楚它的文脉和历史,所以基本上就决定做这个村庄了。


大汖村全体村民合影。照片拍摄于2017年末,当时大汖村还剩有15位村民(一人因瘫痪在床,未出现在照片中),2018年-2019年间去世三位,离开一位。截至 2020年 6月,大汖村还剩11人。摄影/王晓岩


杨浪:对中国古村落的考察,你在选择样本前定下几个标准,比如说龟城多是年轻人,缺少历史沿革的信息。而到这里发现都是老人,因为他们可以陈述村落的历史,再加上它视觉上极其典型,所以敲定了它。

王晓岩:对。当时自己心中有数了,但还没有最后决定,后面两三天还要接着去探究它的历史。

杨浪:对,你的田野调查还没有开始。

王晓岩:那时候只是选点,我要评估村里人到底能否说得清楚村子的历史。大汖村物质文化遗产很丰富,建筑很独特,还要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没有,一问,全都有。

杨浪:比如说?

王晓岩:村庄里以前有自己的戏班子,清代的时候就有。300多人的一个村庄,戏班子里就有40多人,能唱20多出戏,都是整出整出的。

杨浪:他们唱的是山西梆子还是河北梆子?

王晓岩:河北梆子,那个地方实际上翻过太行山就是河北了,大汖村离河北省很近。

杨浪:北路梆子现在唱的人很少了。

王晓岩:对,现在已经很少人唱,文革之后他们才改成晋剧,因为要唱样板戏,北路梆子没有台词,剧本都是晋剧的。

杨浪:他们的戏班子还能唱晋剧。

王晓岩:文革时为了唱样板戏才改成晋剧的唱法,以前一直唱北路梆子,那戏服是相当精美。

杨浪:对,我看到过照片。

王晓岩:全是非常细的针脚、刺绣,各种行头都有,这些戏服比现在省级剧团的戏服一点都不差。

杨浪:可见它曾经的文明和文化发达到什么程度。


以前大汖村有自己的剧团,据说清朝的时就有了,老一茬的唱北路梆子,文革后改唱晋剧,一直没中断过演出。改革开放后,村里人都陆续出去打工,剧团的演员凑不齐,从1990年以后就再没有演出过。虽然没有演出了,但每隔一段时间,留守的村民都会把戏服拿出来晾晒一番。摄影/王晓岩


王晓岩:是的。还有一点挺独特的,这个村庄自古以来都是自给自足,因为它在大山深处,与外面封闭,粮食自己种、东西自己造。

杨浪:饮用水怎么解决?

王晓岩:它有瀑布,大汖最大的瀑布二三十米高,很壮观,雨季时水哗哗的,跟一个大景点一样。

杨浪:粮食自己种,饮水没有问题。能源呢?有煤吗?

王晓岩:没有。

杨浪:砍柴?

王晓岩:能源他们没有煤,自古以来都是烧柴火,他们的燃料就是枯树枝。

杨浪:宗教文化呢?

王晓岩:这个村庄有六座庙宇,有道教也有佛教。说到自给自足,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你像他们过年放的烟火、炮仗都是自己造,他们村子里面有个叫韩机子的人,这个人会制造烟火。

杨浪:会造炮仗。一硝二磺三木炭,木炭可能有,硫磺怎么来?

王晓岩:他是把厕所里的尿碱刮下来,跟燃烧不完全的炭灰磨成面混合在一块,然后再掺点什么东西。

杨浪:这是木炭。

王晓岩:这样他就能造出烟火,做出炮仗。

杨浪:尿碱是硝,是硫磺,当地是有硫磺矿还是什么?木灰就是炭灰。

王晓岩:反正他要加一点东西。每年过年和给龙王爷做祭祀的时候,这些炮仗、烟火都是他做。他做的烟花喷出的火焰是蓝色的,别人喷出来都是黄火、红火,这个奥妙后来被人发现了,就是他经常一个人上山转悠,到山洞里去找死人骨头,最好是头盖骨。把它磨成粉面,和这些火药掺在一块,制成烟火,喷出来就是蓝色的火焰。

杨浪:这是传说还是真实的,这个人还健在吗?

王晓岩:这个人前些年去世了,但是他的这些事都是真的。村里知道他这些事的村民我都采访到了。在太行山区有个风俗,就是成年人去世后可以埋葬,而夭折的儿童不能入土,所以去世后把人放到悬崖底下或者放进山洞里。韩机子知道哪个山洞里有尸骨,但不会把它都拿回来,用的时候就去取一点,剩下的拿石头盖住。

杨浪:民间故事就是这样衍生出来,太有意思了。

王晓岩:他每次也舍不得多拿,因为他知道用完就没有了,每次就取一点,应付节日,下回用再去取。所以说这个村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常丰富的。

杨浪:村里的教育怎么办?

王晓岩:以前他们有自己的私塾,从外面请先生给村里的孩子们讲一些简单的知识,但这个村庄从古至今没有出过什么太有名的文化人,也没有出过什么状元、秀才。

杨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自给自足的传统村庄。

王晓岩:是的,就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农耕文明的一个样本,普普通通、扎扎实实的过日子的小村庄。

杨浪:我又萌生了再看一次这本书的冲动。


古村沿革

王晓岩:这个村庄1000多年来,他们自然融合的方法是通过神灵来完成的,我刚才讲他们有六座庙宇,其中最信奉的就是龙王爷。我们知道农耕时期最金贵的就是雨水,春天种子种到地里后,不下雨就不发芽,不发芽今年就会绝收,所以春季的降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杨浪:龙王爷是这个村信仰的主神,保雨水的。

王晓岩:对,这个村庄的生产生活,他们的精神世界,完全是和龙王爷捆绑在一块的。

杨浪:这个龙王爷庙的遗迹还在?

王晓岩:老的庙已经不在了,清代的时候有一次山洪把老庙冲塌了。

杨浪:留下什么东西没有?

王晓岩:龙王爷的石像,一尺多高,重60多斤,一整块石头雕刻出来的一尊神像。

杨浪:庙冲垮了,神像还在?

王晓岩:在,庙倒了,村民又在旁边重新建了一个庙。神像因为是石头做的,没被冲走,把它从泥里弄出来,接着供在新庙里。

杨浪:祭祀还在延续吗?

王晓岩:祭祀延续了1000多年,一直没断,他们称这个神像为石龙王爷。

杨浪:这是一个古东西,1000多年的古村历史是凭它来断代的?

王晓岩:对,石像的背后有几行字,讲述了建庙的情况和神像的来历,它的落款写着“承安二岁”。


石龙王爷像背后刻“承安二年”字样。摄影/王晓岩


杨浪:八九百年了。

王晓岩:承安二年是公元1197年,是我国的宋、辽、金时期。

杨浪:所以这个千年古村的断代,至少是800年以上,建庙之前肯定有了聚落,才会建庙。

王晓岩:那肯定是,当物质财富和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建庙。

杨浪:所以断代的千年古村就是凭着这个铁证。

王晓岩: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还比如村口有棵老槐树,据盂县林业部门鉴定有1000多年的树龄,古代都有在村前和庙前栽树的习惯。

杨浪:是这棵树吗?


村口的千年古槐树。摄影/王晓岩


王晓岩:就是这棵树。另外在龙王爷庙里还有一块清代所立的石碑,上面记载着这个庙建于永安二年,永安二年是北魏时期的年号。

杨浪:那距今得1500年了。

王晓岩:是的,北魏应该是公元五百多年。

杨浪:这座碑也在。

王晓岩:都在,之所以选这个村,就是因为它的历史文脉和村落的来历都非常清晰。

杨浪:逻辑上是合理的,清代立碑一定有地方方志的依据。它有军事上的意义,有经济和交通上的意义,要不何以会在这个位置那么早就形成聚落呢?

王晓岩:我们通过调查得知它是因为迁徙而来的。村里的老人跟我讲,传说在清代的时候,他们祖先在村口大槐树底下挖出一个坟来,里面有块青砖,青砖上刻着一个姓马的朝廷命官,他是犯了事,带着人马和家眷跑到这个地方,躲避朝廷的追杀。

杨浪:我能感觉到侯奖金奖的分量,就是说现代化的变迁如此巨大,这么一个现实生活中的标本被你找到了,千年的村庄发展到最后只剩13个人,到今天只有11个人了,你面对这些老人,听他们陈述大汖村的故事。你是站在他们身边用影像把它们全程记录了,我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王晓岩:是的。


田野调查

杨浪:你的影像记录了这个中国小村庄沉甸甸的历史与发展,而且发展到最后的抓手是这些人,你用影像捕捉到鲜活的人物以及非物质文明的遗产。

王晓岩:是。

杨浪:这个地方你去了多长时间?你怎么去做这些调查?

王晓岩:2017年我第一次去,刚才讲的那天晚上进入到大汖村之后,我待了三天,把村子里的状况大概了解了一番。

决定做这个村庄之后,我就到盂县档案局、图书馆,找到它的县志,希望从各个方面做好文本的准备。

杨浪:有材料吗?

王晓岩:极少,你知道我们中国几千年来,有县志、有州志,极少有村志。

杨浪:宗谱也没有?

王晓岩:宗谱有,大汖村有自己的家谱、祖宗轴,但是上面只能分析年代、分析人口。

杨浪:宗谱反映的是血缘关系,缺少社会经济文化信息。

王晓岩:刚才你问一年去多长时间,反正是二十四节气,按照他们的生产生活和宗教习俗习惯,只要有事我就去,一年七八趟吧,有时候待一个礼拜,有时候待半个月。

杨浪:有手机信号?

王晓岩:刚去的时候没有手机信号。这两年有了。

杨浪:通邮吗?写信是否可以?

王晓岩:写信通,也通公路,仰仗国家的扶贫政策。

杨浪:五年来你去了多少次?

王晓岩:在做这本书之前,差不多一年十趟八趟是有的。这两年去的少一些了,尤其是疫情以来。

杨浪:每次是有一个具体的目的还是纯粹观察?

王晓岩:有具体的目的,他们根据节气来耕种,每个节点我都要记录,因为要记录现在残存的农耕社会的基本状况。

杨浪:就像考古式田野调查一样,一层一层抽丝剥茧。


以前村子里人都在的时候,七八个碾盘时常都忙不过来,现在人少了,只剩两个依旧在使用。村民们笃信,用石碾子碾出的粮食比机器磨出的好吃。摄影/王晓岩


王晓岩:他们有宗教信仰,你得紧跟着,比如七月十五要祭祀龙王爷。

杨浪:说的都是阴历吧?

王晓岩:阴历,每年的正月十五是给龙王爷过生日,庙会是七月十五。

杨浪:还有庙会。

王晓岩:有,六座庙中龙王爷庙会是最大的。庙会的时候,村子里300多人“哗”的一下全回来了。不管走多远,去新疆的、在广州打工的,只要临近龙王爷庙会,无论有多难,他们都会回来,这个很感动人。

杨浪:这是一个族群的血缘、亲缘关系的必然体现。

王晓岩:很多村民过年都不见得回来的,但是在龙王爷庙会的时候一定会拖家带口跑回来,上千人在这一天回到村庄,有当天走的,有住一晚上走的。

杨浪:这个村极有凝聚力,他们为何如此敬重龙王爷呢?

王晓岩:其实他们已经城镇化了,基本都不在这个村庄了,但他们都特别信奉石龙王爷。

杨浪:这个时候你也要提前赶去了。

王晓岩:石龙王爷庙会,一年只有这一天,但我至少得提前一周去。

杨浪:村里的人基本上都认识你了。

王晓岩:刚开始的时候不熟,因为老去,后来就跟村里人混熟了,我吃饭跟他们在一起,住也住在一块,我帮他们上山去劳动,跟他们聊天。帮他们收谷子、小米。

杨浪:他们管你叫王先生,还是叫王老师?

王晓岩:叫小王,因为他们岁数都很大,年龄大的80多岁了,最小的也都50多岁了。他们用手镰收谷子,一钩就能钩下来。

杨浪:收谷子的工具。

王晓岩:当地叫爪镰,像鹰爪一样的镰刀,戴在手上,把谷子穗这么一抓,一下就割下来了。

杨浪:现在还是这十几个老头老太太干这个活?

王晓岩:对,每年都这么干。他们耕种的工具还是西汉时期使用的那个耧车,完全就是一个农耕社会的活化石。

杨浪:相当于在博物馆看到的文物级生产工具,在他们今天的生产生活中仍在使用。

王晓岩:因为大汖村的耕地都在山上,机械化的农具很难进到狭窄的梯田里,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种植面积。


大汖村现在依然还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方式,村民们严格地按照二十四节气耕种,我国西汉时期发明的播种工具 —— 耧车,现在依然在使用。摄影/王晓岩


每年的秋分过后是收割谷子的季节,随着村民不断迁出,耕地逐渐减少,带来山林的持续恢复,野生动物对留守村民们耕种的土地损害越发严重。韩水成说:“以前村里人都在的时候,种的地多,山鸡、野猪们容易吃饱。现在就剩几户人了,我每年种下的谷子多一半都会被它们吃掉。”摄影/王晓岩


大汖村的农业生产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的农业种植,一种是畜牧业羊羊。在大汖村人口流失之前,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羊,用来换钱和贴补各种生活开支。摄影/王晓岩


杨浪:他们有牲口吗?

王晓岩:原来人多的时候有,现在十几个人就没有必要养牲口了。

杨浪:你刚才说到村里人是怎么接受你的?

王晓岩:我帮他们去收割谷子,我没有爪镰,揪不断我就拿牙咬,抓住一个咬一个,他们看到后非常感动。和村民相处得时间长了,互相就跟亲人一样的。

杨浪:晓岩,你的这个项目究竟是一个纪实摄影专题,还是一个社会学人类学调查呢?我们现在是当纪实摄影的人物、话题来交谈,我想到的是你去的这个行为本身,比如你帮他们收割谷子你拍不拍?

王晓岩:收割是我自己的行为,我不拍,但我拍摄他们耕种收割。这个项目我没有当成纪实摄影来做,我是把它当成一种视觉人类学,按照人类学、社会学项目来做的,因为最初的想法是要出一本书,空村化的问题光照片讲不清楚,影像毕竟只是一种视觉表达,很多内容需要文字来补充,空村化是在大的社会变迁中造成的,只靠影像无法还原。

杨浪:尽管影像有信息量,但数据和历史沿革是替代不了的。我从文学、史学爱好者角度,试图去解读影像的信息量,你刚才用了一个词“视觉人类学”,它的工具之一就是影像。

王晓岩:对,要有影像,还有录音。

杨浪:这个项目还有录音呢?

王晓岩:都有,几百个小时的录音,还有文字调查。将社会学、民族学和口述史的调查方法综合在一块来做这个事情,所以摄影在其中只是一种手段。

杨浪:摄影只是一种手段。

王晓岩:是的,像这种田野调查式的摄影,讲究真实性、准确性,有时候甚至排斥艺术化的表达方式。

杨浪:这个很重要,要排斥那种观念化的、夸张的、渲染的表达方式。

王晓岩:因为你的记录是要留给以后的人看,得让他们看得懂。有些影像实际上在摄影圈里读得懂,出了这个圈子就生涩难懂了。要保证所有人都能读得懂,就需要最简单的表达,当然你的构图肯定是好的,画面得是清晰的。

杨浪:该有的信息量得有,你提出在你的纪实摄影中很重要的是视觉人类学的方式,要求影像本身的严肃性、准确性、科学性,具有社会学意义。

王晓岩:对,所以我要是按照摄影比赛的方法去拍的话,很难达到表达的目的,反过来讲,我按照这样的方式去记录,我的照片也很难拿奖、很难发表、很难做展览,因为它“不好看”,但是当把几种方法混合在一块的时候,它的意味就会转变,照片为文字做证据,文字为照片做解释,互相佐证。  

杨浪:就像这本书的封面,你说这13个老头老太太的肖像,艺术意义上的美感并不突出,但是将这13张面孔放在一起,就是一部沉甸甸的村落历史。

王晓岩:这些简单的面孔照片像证件照,但是在视觉人类学范畴里,它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


村落口述史

杨浪:你给我们讲讲你这本书的结构是怎么搭建的吧?

王晓岩:做一本书必然有它的结构,13个人要请他们讲述自己的这一生,讲讲他们村庄的故事,实际过程中每个人讲述会有重复的地方。

杨浪:一定是。

王晓岩:那么就需要给每个人找一个着重点。实际上我是通过这13个人的口把大汖村的历史和它怎么空村化的过程讲出来了。

造成空村化的原因很多,我请每个人讲一部分。比如请韩双牛讲农耕,他是这个村里种地种得最好的,二十四节气的口诀他倒背如流,什么节气在地里干什么活,他一清二楚。

杨浪:韩双牛讲农耕,他就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一个活化石。

王晓岩:13个人每个人讲一个方面,整个村庄的构架就建立起来了。

杨浪:这个中年妇女呢?我看你拍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是本村人吗? 

王晓岩:不是,是从南方出嫁到这儿的。

杨浪:她是这个村里最年轻的人。

王晓岩:是的,她今年50岁,属鼠的,广西人。

杨浪:每个人物都要进行一番个人身世的介绍?

王晓岩:他们两口子放羊。她的故事最简单,因为她从外地嫁过来,对这个村庄的过去了解不多,她只能说一说自己的感受。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是大多数人都会围着石龙王爷展开讲述。

杨浪:这是讲究?

王晓岩:向他们提问,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回答跟石龙王爷有关。他们的生活、生命以及所有精神上的寄托,都与这个石龙王爷密不可分,无法分割。通过村民对石龙王爷的讲述,我们弄清楚了这个村庄从清代到民国,从解放到文革,从改革开放到城镇化空村化的社会变革,石龙王爷就是一个线索,它的命运就是这个时代的命运。

杨浪:你作为学者,把它做个归纳,而信息是来自每个人的讲述。

王晓岩:可能这个人告诉我这块,那个人告诉我那块,每个人的叙述里都会围绕着石龙王爷,我把它捏到一起,发现1000年来备受村民爱戴和敬重的石龙王爷,就是他们的饭碗。

杨浪:石龙王爷给他们端着呢。


大汖村六座庙宇之一的石龙王爷庙。摄影/王晓岩


石龙王爷

王晓岩:解放以后,石龙王爷命运变得异常曲折,命运多舛。第一档事情发生在1954年,那时要破除封建迷信,不让敬神、不让祈雨。但遇到了天旱,没有办法,邻村的人就偷偷地借去祈雨,这事不知道怎么让区公所的人知道了,当时的区公所就是公社。

杨浪:相当于乡政府。

王晓岩:对,刚解放的时候叫区公所,区公所派了几个民兵就把石龙王爷的脑袋给敲下来带走了。邻村的人谁也不敢说什么,只好偷偷把这个石龙王爷的身子抬回来了。村里人很难受,祖祖辈辈敬了石龙王爷1000多年了,到如今石龙王爷在他们手里脑袋没了,想尽一切办法也要把它找回来。后来村民打听到石龙王爷的脑袋在区公所某个办公室的抽屉里锁着呢。可区公所大小是一级政府,谁也不敢进去撬锁,抓住非得判刑不可。正好村里面有一个叫韩秋和的人,他是村里给区公所送信、送公文的,村里的老人说找他,看他能不能给弄回来。

杨浪:韩秋和是这个村里的人?

王晓岩:是村民,他是送信的通信员。这个秋和是从小跪着求石龙王爷长大的,他就答应了。两年多来,他每次去区公所都要到那间办公室看看抽屉是否上锁。终于有一天让他逮着了机会,人没在,抽屉也没锁,他就溜进去把石龙王爷的脑袋装进挎包里带回来了。

杨浪:真的就给拿回来了。

王晓岩:他拿到脑袋后一刻也不敢耽搁,飞速地骑回了村子。那天晚上村里跟过节一样,大家给他杀了鸡喝了酒,那天韩秋和也很高兴,如英雄归来一般,还喝醉了。在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韩秋和也备受人们的尊重,走到哪儿都直着腰板。

杨浪:区公所知道这个头没了吗?

王晓岩:他们不在乎那个东西,可能被敲掉没收的佛头太多了。

杨浪:石龙王爷的佛头又装回来了?

王晓岩:回来后拿黏土粘上了,但此后再不敢公开抬出去敬神了。

杨浪:现在这个头是被粘好的?

王晓岩:没有,现在只有脑袋在,身子后来又被偷走了。文革的时候,公社派人来破四旧,他们问石龙王爷在哪里,说要把它砸成粉末,不能让它再存在了。村里有个叫韩双珠的会计,他是村里唯一的党员,他上公社开会,知道了这个消息,会也不开了就往回跑,跑回来说不好了,公社要派人来砸石龙王爷。然后村里人商量了一个对策,第二天公社来人的时候找了一个替代的神像砸了,真石龙王爷被村民连夜藏到山上去了。

杨浪:全靠村干部“通风报信”。

王晓岩:石龙王爷在山上也藏不住,总有村民对着藏神像的山洞磕头,一磕头就暴露了,几个村里的骨干就将它再转移地方。

杨浪:像游击战。

王晓岩:其实村民对石龙王爷的尊敬和信仰是压不住的。韩双珠就说:“我虽然是党员,但是在保护石龙王爷像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跟党一条心。”

杨浪:他还在吗?

王晓岩:去年去世的。他说:“我什么事情都能跟党一条心,这么多年,我帮助党来治理这个村庄,唯一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跟党一条心,但是我也不后悔。”他是转移、保护石龙王爷像的骨干之一。


韩双珠的老伴去世后,子女们接他到县城生活,他舍不得保护了一辈子的石龙王爷,选择一个人留在大汖村。摄影/王晓岩


杨浪:这些故事一定有人告诉你才知道主要功臣原来是他。

王晓岩:后来山上藏不住了,骨干们又把石龙王爷藏回村里,但藏到哪儿都会被村民知道,有时你会看到有人突然对着地窖磕头,那石龙王爷准在里面藏着,暴露了又转移,转移了又暴露。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放开了,又允许大伙儿给它做庙会了。

杨浪:这叫顺应民意。

王晓岩:上世纪80年代庙会就恢复了,村民抬着石龙王爷祈雨的时候总感觉分量不一样,有时候轻有时候重,然后就找来长杆称,称完后发现确实不一样,一般情况下是62斤、63斤,换个地方就轻2斤,上一会儿坡又重几斤,能达到68斤,朴素的村民认为这就是石龙王爷在显灵,这事传出去以后,引起了县文化局局长的高度重视。

杨浪:这我也不信。

王晓岩:局长带着县计量局的专业人员到村里去看个究竟,还有电视台的记者跟着去。他把石龙王爷像放那儿一称,65斤,然后从庙里抬到坡底下,也就50米开外,再一称,62斤,地平、水平非常正规,测量得非常严谨。

杨浪:这个局长带队去测,还真是这样。

王晓岩:对,他亲手测的,62斤,有照片为证。石龙王爷转了一个方向,又重了一斤,换一个地方又重了一斤。

杨浪:难以理解,后来解释通了吗?

王晓岩:没解释通,但局长也服了,他临走的时候给庙里捐了5000元香火钱,磕完头带着人马就走了。

经此一弄石龙王爷更出名了,所有人都知道了它的神奇。

杨浪: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

王晓岩:差不多吧,此后石龙王爷庙香火越来越旺,很多外地人都跑来大汖村烧香祈福。

2007年,县里有一个一度大师,他在县城里投资2000多万元建了一个大庙。他就跟村里人商量,想把石龙王爷请到他那儿去,说是双赢。村民说这哪行? 

后来一度大师把县长都搬来了,县长跟村长说你们得把石龙王爷交出来,村民问为什么?县长说我要给石龙王爷升官,让它到县里面去为全县人民服务,不能只为你们一个小村服务。村里人说不行,你要拉走,就连我们一块拉走吧。

杨浪:村民不干,说什么都不行。

王晓岩:县长一看,用行政办法弄不走,就算了。最后一度大师提出给50万元,想把这个石像买走,村民说那更不行了,这哪儿是用钱来衡量的,绝不能买卖。这事又传了出去,石龙王爷更神了,外界知道这尊佛像值50万元,这下厄运就来了。

2011年腊月里的一个雪夜,那天晚上狗叫得特别厉害,石龙王爷被人偷走了,因为石像的脑袋是粘上去的,慌乱中脑袋掉地上了,盗贼没发现,只把身子偷走了。

大伙儿非常内疚,说狗叫得那么厉害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谁也没想到有人敢偷石龙王爷。丢了也没办法,村长只好找人重新雕了一个身子,把它摆在庙里,没想到第二年这赝品也被人偷走了。然后村长又找人来再雕了一个,摆上去,结果又丢了。

杨浪:一连丢了三个。现在你影像里这个头是……

王晓岩:只有它是原件。

杨浪:这个头是当年从区公所拿回来的那个头,还做了彩塑。

王晓岩:对,后来描上去的,原来不是这个样子,描了白,村民们祭祀的时候着了彩绘。

杨浪:到现在被偷走的三尊身子都没有破案?

王晓岩:没有,完全不知下落。

杨浪:那做了第四个吗?

王晓岩:现在摆的就是第四个。

杨浪:安的这个头。

王晓岩:不敢安,安上去也会被偷走。佛头在某个村民家的柜子里锁着呢,锁了好几层。

杨浪:所以你这张影像的获得难能可贵啊。

王晓岩:当时我和藏石龙王爷脑袋的村民说:“你捧出来我拍一张照片,看看石龙王爷到底长什么样。”他拿出来时强调说你不能告诉任何人它在谁家,不能让人知道,否则又会有人来偷来抢。所以我也不能告诉你它在谁家藏着,这是他们唯一的念想了。

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就可以看到解放后政府和村民的关系,群众和组织的关系,信仰和现代文明的种种冲突,以及改革开放后各种利益关系,我们从石龙王爷像的命运可以看出社会波澜壮阔的变化。

杨浪:想不到这800年以上的真东西,到现在配的是第四个赝品身子。


石龙王爷庙里的石龙王爷神像前前后后被偷盗了三次,图为被盗窃者遗落的石龙王爷头像。摄影/王晓岩


民间信仰

王晓岩:刚才讲到他们的石龙王爷庙会也是非常棒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临近七月十五,村民们提前一周就会准备各种火供、食供,提前一天要去羊圈里挑一只最健壮的羊来祭祀龙王爷,实际上就是“行贿”,他们要给石龙王爷上供,要不石龙王爷不好好下雨,不好好保佑他们。在他们的祭祀活动中,具体操弄人叫纠首,能听得懂神的话,传达神的意图。

杨浪:相当于祭司?

王晓岩:对。

杨浪:也是这13个人中的?

王晓岩:对,13个人之一。前几年我参加好几次他们的龙王爷庙会。

杨浪:这个纠首如何跟神灵沟通呢?

王晓岩:他把羊牵到庙里后冲着石龙王爷的像,用黄裱纸擦拭羊,嘴里念念有词,拿一碗清水从羊的犄角沿着脊梁背一直浇到尾巴,如果这时候羊开始颤栗…… 

杨浪:这个羊是活的?

王晓岩:牵来的是活羊。

杨浪:这个过程不但有拍照片,还拍有视频吧?

王晓岩:对。如果羊这时候不停地颤抖,说明石龙王爷收了这个羊,好比你们给我送的礼我收了,笑纳了,村民们就特别高兴,放鞭炮,欢天喜地把这只羊弄出去,宰杀之后煮一煮,供奉在石龙王爷的供桌前。

杨浪:如果没反应呢?

王晓岩:那就坏了,如果羊不抖,说明石龙王爷生气了,肯定是有些人在过去的一年里做了不好的事情,惹得石龙王爷给你们脸色看,不收礼了。遇到这种情况,村民就很恐慌,大伙儿跪在地上,开始祷告。

杨浪:满地是水而羊不抖,大家都很惊惧、惶恐。

王晓岩:对,惊惧,然后大伙儿一块跪求石龙王爷“您收了吧”。每个人开始回忆这一年到底做没做什么坏事?要是想不起来,每个人就得当着大众讲自己这一年犯过的小毛病。

杨浪:起到了一种民间的道德约束。

王晓岩:道德约束,这种自省非常有用的。大家检讨一阵,纠首上去再浇一碗水,羊再不抖,接着检讨,中午12点是个界线,到12点还不抖,说明今年就不收了。

一般只要你诚心祷告,有错认错,它肯定会收。


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是石龙王爷的庙会,外出的村民不管身在何处,都会在这一天赶回来为石龙王爷举行祭祀活动。同时,这一天也成了村民们每年唯一团聚的时刻。摄影/王晓岩


杨浪:这写着“有求必应”,其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信息量极大,民间信仰是怎么回事?如果你不介绍这些信息和背景故事,它就是一个民间祭祀普通场面。

王晓岩:在中国古代我们一直讲天人合一,神就是人思想的化身,祭祀就是“行贿”。但是有一年,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羊没抖,到中午12点都没抖。

杨浪:要出事了。

王晓岩:后来纠首就烧香,问神为什么不收礼?稍后他给出一个解答,说那年中央“八项规定”,全国各地抓贪官,他说神和人是一样的,所以神也不敢收礼了。

杨浪:天人合一。

王晓岩:只有出台“八项规定”那年羊没抖,不过第二年羊又抖了。 

杨浪:你不但记录了这个村的历史沿革,还包括民间的生态、民俗和信仰,而且这些信仰跟现实、跟时政有直接和密切的关系。

王晓岩:其实信仰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一座桥梁,因为人时时刻刻在和自然打交道,当遇到不可逾越的自然灾害时,需要神灵去抚慰心灵,并以此检讨自己的过失,鼓起勇气,重新开始。这样才可以使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越过了无数的灾难和困苦,一直繁衍到现在。

杨浪:说到民间信仰对于维系民族的血脉、精神状态,从你做这个事来看,不同凡响的意义就在于你至少沉浸五年研究一个标本,你给我们留下这么一本超越影像的书,你怎么理解自己做的这件事?


千百年来,大汖村的村民笃信,在他们村庄上空的某个地方有位神灵。当收获的时候,他们会满怀喜悦,感激神灵;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会检讨自己的不当,祈求神灵的宽恕。所以,当他们遇到不可逾越的灾难时并不气馁,只是默默承受,适应自然,重新开始。摄影/王晓岩


重在记录

王晓岩:我想我们总应该为以后的人留下点什么。几千年来,我们一直生存在农耕社会中,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们有好几亿人转变了生活方式,离开了农村。从农耕文明迅速进入到工业化,这种变化是天翻地覆的。

杨浪:迅速城市化。

王晓岩:对,太过剧烈,我们没有时间静下来反思。刚城市化的时候,有多少古城毁在“拆”字底下,认为旧的东西都是不好的,要把它统统拆掉,我们要建高楼大厦。但幸存下的几个古城,比如平遥、丽江、大理现在都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杨浪: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比如破四旧,所有的旧东西都是不好的,把它破坏掉、消灭掉;然后在商业化浪潮中,那些陈旧的遗迹让道于高楼大厦,追求更高的商业价值,包括土地财政。但是仅仅过了几年我们就发现,拆掉的就没了,它不可能再获得原来应保留的价值了。

王晓岩:历史就是这样,一旦你把它毁掉,它的遗产价值就没有了,不可再造。它不像一座大厦,炸掉之后还可以再起一座,可能比原先的还漂亮。历史遗迹和文化毁掉就毁掉了,不可逆的。

杨浪: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

王晓岩:当我们的古城、古镇都拆得差不多了,现在还有一些村庄在山区里保留着一些传统的建筑、传统的文化,重要的就是我们民族的一些道德精髓,这都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温良恭俭让,我们最认可的做人的标准还在,那么就应该尽力去呼吁、去挽留。

杨浪:通过一个村落,你直接感受到了民风淳朴,以及见证他们的信仰和自我约束的道德观,忧心商业化冲击,不法行为对传统的干扰侵害。尽管你面对的是一个深山里的古村,但是再一想,它反映的是整个社会文明之间的冲突。

王晓岩:是的,交通便利的地方,稍微有一些文化遗产资源的地方,要么是原住民早不在了,要么被开发了,换成另一个模样,把原来的街道、原始格局全毁掉,为了吸引旅游建成新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幼稚的做法。

杨浪:其实换一个角度,就是你的纪实摄影已经不是对它表面形态的记录,你已经深入到这一个标本内部去看它历史的基因,看承继这个基因的这些人,在一个一个的逝去,你用心在记录它。

就纪实摄影来讲,毫无疑问,它给我的感觉就是纪实摄影家们对社会生态越来越关注,大家充分认识到摄影对于记录历史的作用。

王晓岩:这算是抓住了最后的尾巴,你想就剩11人了,而且每年都有老人去世。当然这样的村庄在国内或许还有不少。

杨浪:你做的这个项目,特别是这本书出来以后,获得了社会上更广泛的关注,大汖村的现状和未来会怎么样?

王晓岩:除了过节年轻人不会回来了。我也问过他们为什么走?他说待在村里面种地入不敷出,养活不了自己,一个人一年把所有的地种下来的收入也就是4000多元钱,一个月300多元钱能干什么?现在出去打一天工就能挣150元钱,这完全不成比例。

再一个就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实行的城乡二元化管理,把人分成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两类,所有优秀的资源,教育、基础建设、公路、医疗,都向城市倾斜,以前说你是农民那是损人的话,是贬义词。

杨浪:他们自己也觉得这个村落的恢复是不可能的。

王晓岩:对,他对自己的身份很在意,我不能当农民。

再有现在村里也都没有了学校,孩子上学怎么办?

杨浪:供销社肯定没有了。

王晓岩:供销社早就没有了,那还好办,我可以一周出去买一次东西,学校没有,孩子教育就成问题。现在全国的村庄几乎都没有学校,都并到乡里面去了。所以年轻人不想回去,剩下的老人固守着自己以前的东西,又舍不得离开。

杨浪:那就自然消亡。

王晓岩:对,自然消亡了,所以我们要在它消亡之前记录下来。我记得陈小波老师讲过一句话,特别触动我,他说每个向你走来的人都是一本大书,只要你去深挖。

杨浪:每一个向你走来的人都是一本书,很有哲理啊。


农村劳动力的流失,使大汖村这样的一个繁衍了千年村庄成了空村。“空村化”在全国广泛分布,影响着农村原有的面貌。摄影/王晓岩


王晓岩:我们大多数的时间,错过了村庄这本大书。

在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仔细翻阅它、研究它的时候,它就消失了,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和警觉,尽管我们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认为至少能记录,告诉以后研究这些方面的人,我们的村落以前是这样的,在变革期村落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消亡的,要不然你拿什么跟以后的人解释呢。

杨浪:即使有了摄影术,在过去几十年里面,也只有极少像庄学本、孙明经这样的人记录着村庄变迁。然后在你这一代开始有人做这样的事情,幸亏还抓到了一个大汖村,再过十年就没有了。

王晓岩:对,再过十年可能就没有了。你刚才问我这个村庄的现状,它也被开发旅游了,但是还好,旅游公司没有进入到村庄里,没有干涉它的建筑,只是在对面的山上修了回廊,把大汖、二汖、三汖的三条瀑布改造了一下。

杨浪:那还比较理性,大汖村未来怎么弄?

王晓岩:有时候我非常担心会有人把这个村庄“改造”了,看这儿破了把这儿拆掉,重建一个新的就坏了,这个村庄很奇特的,建房不用水泥,全是石头,就那么一块一块垒在巨石之上,没有地基,生垒起来的。

杨浪:不做筑土,二层楼的都是这样?

王晓岩:都是这样的,传统的建造工艺,非常奇特,平地垒起来。

杨浪:这个地方没有地震?

王晓岩:不在地震带上。

杨浪:但是会有洪水。

王晓岩:因为它建在了一块突出来的巨石上,洪水从两边走,基本不会影响到它。

杨浪:今天这些房子破了,没人住了,会有城里人买来改建吗?

王晓岩:城乡二元化不允许,原来我们也想有一个好的方法,放开管束,让愿意去农村生活的人去买地、买房子,农村以前为什么有那么经典的建筑、那么多经典的文化留下来,这跟乡绅文化有关。

杨浪:对,乡绅是积累文化的一批重要的人。

王晓岩:乡绅是非常重要的一批人,有钱有文化,过去你看在朝里当官,当了宰相,落叶归根,回到家乡,他会带来大量的资源、财力,还有知识,最重要的是见识。现在很多城里人有钱,想在村里买一个房,买一块地自己住,实际上是好事,他们有可能改变这个地方,改变种植结构,升级灌溉系统,或者给村庄找一些机会。但是,现在政策不允许这样,只能租不能买卖。

杨浪:现在对大汖村结案了,还是继续观察下去?

王晓岩:还会继续观察,大汖村是当时为了表现空村化找出来的典型,并不是说我要把这个村庄非得做成什么样,只是做着做着现在放不了,可能会一直观察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善良淳朴的村庄,刚才说的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在村里人身上都有非常好的体现,跟村民混熟后,每次我走的时候,他们都要给我花椒、核桃,我不能要,我知道一斤花椒能卖几十块钱呢,我拿走了,他们就没有东西换钱了。相反我每次去的时候会给他们买点米面,给买点药。

杨浪:对,他们的医疗怎么解决?

王晓岩:生病了就到镇上、乡里去看病,或者是儿女们来接到城里去看病。


情感世界

杨浪:你觉得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难以忘怀?

王晓岩:和他们相处中有无数的小故事打动我。当我融入其中,当我写文字的时候才反应过来,实际上他们就是中国性格,以前的中国人真的就是这样的。

杨浪:没有达官显贵,没有翰林秀才,就是普普通通的人。

王晓岩:记录的目标也是这样,比如有一个叫韩水成的,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路上碰到老头、老太太倒地上你扶吗?他想都没想就说这还用问吗?这哪能不扶?要是让人看见了,我这一辈子就没法做人了。我说要是没人看见呢?他说没人看见也不能不扶,不扶良心上过不去呀。

然后我告诉他在城市里,一些老头、老太太倒地上,是没人敢去扶的,他不相信,他说我说假话,我说真的如此,到现在我还没有说服他。

杨浪:他们是淳朴善良的。

王晓岩:比如韩二妮,我去的时候她已经瘫痪了,我问她为什么不走?她说我8岁的时候以童养媳的身份嫁到这个村来,和我老头一块生活了58年,后来老头去世了,我们把他埋在对面山上,每天早上起来,站在门口我就能看见对面山,就等于看见我老头了,所以我不能走,我在的时候他不寂寞,这是她亲口给我说的。

然后我就问她儿子韩生志,你为啥不走?你还年轻力壮的,出去生活多好。他说不能走,他说老妈妈生养了我们兄弟几个,受了一辈子苦,她现在瘫了,我怎么能离开她呢?我得伺候她,给她养老送终。文革的时候,我们日子苦,一年吃不上一回肉。过年的时候队里就分拳头大这么一块羊肉,我妈煮完之后连汤都舍不得喝,连肉带汤都给我们吃了。现在我们日子好了,我经常去割点肉回来给她做上,可她一吃就吐。

杨浪:这一辈子没怎么吃过肉。

王晓岩:苦日子把这些人吃肉的功能给磨没了,一吃就吐。他就特别伤心,我妈肉也不吃,我怎么孝敬她呢?我是个大老爷们,我空有一身力气,我放羊放得好,种地种得好,可是我伺候不好我妈妈,我不会蒸馒头,擀面条我也擀不长,让老妈妈跟着我受罪了,他说我想起这事我就想哭,但又不能让我妈妈看见,不能她跟着我一块伤心,所以我想哭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灶火角哭。


韩生志照顾瘫痪的母亲韩二妮。我问韩生志你为什么不走,他说:“老妈妈生养了,现在她瘫倒了,正是用上我的时候,所以我不能走”。摄影/王晓岩


杨浪:我突然想到你就像考古一样,面对着很多物质遗存的同时,直击到农村人最本真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

王晓岩:我必须要面对他的情感世界,他们对外界的看法。

杨浪: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这种情感。

王晓岩:这就是孝道。对于外界他们有向往、有看法,村里有个叫韩爱果的老太太,每天坐在门口看飞机。

杨浪:看飞机?

王晓岩:对,大汖村上空是一条航线,她没事的时候就坐那儿看,她说坐飞机的人肯定有钱,他们吃得肯定好,不知道他们从天上飞过的时候能不能看见我。她还问我坐过这个飞机吗?我安慰她说上次我坐的时候就看见你了,她说真的吗?我说真的,她就特别高兴。后来很多次她看见飞机,就对飞机招手,这是她向往外界的行为表达,在他们的观念中,能吃饱就好了,而吃得好是人生极大的满足。


为了相互照应,韩爱果(左)和韩二妮(与上图的韩二妮同名同姓)搭伙在一起过日子。摄影/王晓岩


韩良只从盂县铁厂退休后和儿子换了户口,回到大汖村继续种地。这几年他和老伴邢槐鱼的身体都不好,无法耕种土地,两人全靠他的退休金买药和吃饭。摄影/王晓岩


杨浪:村里可以看电视吗?

王晓岩:可以看,但他们对新闻不感兴趣。

杨浪:山西台的晋剧呢?

王晓岩:看戏曲和一些综艺节目。

杨浪:他们生活来源呢?零花钱,油盐酱醋的钱怎么来?

王晓岩:他们都七老八十了,儿女一大堆,由儿女供养他们。有些家儿女想接他们走,但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再一个也害怕出去连累儿女,因为儿女在城市里打拼也很不容易,正是“上有老、下有小”人生最困难的时段,他们不愿意给儿女增添负担,所以他们常说自己能在村子里终老,人生就圆满了。

杨浪:这个村最兴旺的时候是文革前夕?有剧团,有供销社,还有学校的时候。

王晓岩:应该是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1972年、1973年。

杨浪:现在大汖村就是在自然萎缩、没落、消失过程当中。


失去青壮年支撑的大汖村,目前只剩下十几个坚守的老人,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他们也在承受孤独。摄影/王晓岩


以前村民都在的时候,最喜欢在槐树下乘凉。村庄随着老人的离去最终会消亡,但这棵千年古槐会一直守候着大汖村。图为回村赶庙会看戏的村民。摄影/王晓岩


王晓岩:对,不光是它,全国不少的村落都是这样。古村落消失得太快,当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它的时候,它已经消失了。

我的初衷就是想让这个事情有更多的人知道,呼吁去空村化,建议我们国家多保留一些古村落。

杨浪:已经很棒了,居然能采集到民间信仰传承这么戏剧性的真实故事,影像也很完整。以独特的视角剖析了这几千年中国农村的历史、文化、民风、信仰还有政治风云的切面。

你方便透露做完大汖村后,现在在做什么吗?

王晓岩:我做了一个持续了40年的专题,我从20多岁开始做,记录了陕北的100个家庭,每隔十年拍摄一遍他们的家庭合影照,尽量在每个十年的同一天把这些家庭聚集起来拍一张合影照,就在他们生活的窑洞里或者院子里,然后用文字详尽的记录每个家庭十年间的细微变化。

杨浪:100家陕北的,盯了多少年?

王晓岩:30多年快40年了,每隔十年一次,再过几年我去做的话就是40年了,40年间,100个家庭、每个人40年的故事,要讲清楚他们40年间的历程。

杨浪:大工程啊!你是什么专业出身?

王晓岩:我学摄影,天津工艺美院摄影系,跟黑明一个学校,我比黑明低两届。

杨浪:你们这个学院净出这种“邪门”的人,你用摄影当做一个方法论进入社会学意义的采集,并朝视觉人类学的方向开始发力。

王晓岩:是的,确立方向,上下求索。

杨浪:今天我们聊得很有趣,足以形成一个视觉上有看头的片子,谢谢晓岩。

王晓岩: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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