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死亡与帝国：针对亚洲妇女的暴力侵害与其根源

文｜潘提亚·李（Panthea Lee）

3月11日，在纽约州扬克斯市，一名拥有橄榄球运动员身材的男子袭击了一名67岁的亚裔妇女，当她走过他身边时，他叫道：“亚洲婊子！”她没有理会。他跟着那名妇女走进她的大楼，从后面给了她一拳，把她打倒在地。然后，在1分12秒的时间里，塔梅尔·埃斯科（Tammel Esco）机械地、一刻不停地用拳头击打她。埃斯科击打了她125次以上，踩了她七次，还朝她吐口水，之后埃斯科离开了。这名受害者的姓名尚未公布，她面部骨折，脑部出血，头部有割伤和擦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埃斯科已被指控谋杀未遂。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四周前，2月13日凌晨，35岁的韩裔美国妇女克里斯蒂娜·李（Christina Yuna Lee）参加完聚会回家，在她位于纽约市唐人街的公寓内遭到谋杀。有人跟踪李进入大楼，强行进入她的公寓。1小时20分钟后，她被警察发现死在浴缸里，上身赤裸，身上有40处刺伤。袭击者是25岁的阿萨马德·纳什（Assamad Nash），一名无家可归的男子。据悉，纳什曾试图性侵李，而李在反抗中身亡。

125次击打、40处刺伤。我无法将这些数字从我的脑海中抹去，我试图去理解它们的含义。一个人怎么能把拳头打到老人身上，打到她的皮肉，甚至骨头上，一遍又一遍地打125次呢？一个人怎么能用刀刺入另一个人身体多达40次，直到她因流血而死呢？这些人是否理解他们攻击的对象是人类？还是说他们认为这些亚裔女性是次等人类？这并非是什么修辞上的游戏，而是认真的发问。

李的谋杀案对我造成了冲击。几个小时前，我还在唐人街，我记得那是今年第一个温暖的晴天。那天是“超级星期六”，这是农历新年的传统，舞狮者在街上游走，以驱赶邪灵，带来好运。过去的两年内，纽约的亚裔美国人社区遭受了“惩罚”。2021年，反亚裔袭击增加了361%，新冠歧视对亚裔的企业带来了惊人的经济打击。可以说，这一庆祝活动是人们急需的安慰。空气中回荡着鞭炮和军乐队的声音、漂浮着五彩纸屑、充斥着笑声。春天来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看到的头条是：“一名女子在唐人街的公寓被人跟踪并被刺死。”我查了一下李的地址，意识到我前一天曾路过她的公寓。新闻报道显示，她比我小三岁，热爱艺术和音乐。她听起来和我很像。

《纽约邮报》拿到了李去世当晚的监控录像。该报将她所在大楼的四个摄像头的颗粒状片段拼接在一起。1号摄像机显示，一名女性走到大楼前，然后停了下来，可能是在找钥匙。一个朦胧的身影从她身后走过，此后一直在她身后几英尺处徘徊。2号摄像机显示李进入了大楼的门。在门完全关上之前，那个身影从1号摄像机中消失，出现在2号摄像机中，从她身后溜了进来。然后，李出现在3号摄像机上，向她的公寓走去。那个身穿灰色衣服的人跟着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她走出了摄像机范围。那个身影紧随其后。4号摄像机定格在空荡荡的街道上，见证了这一切，但现场却没有任何其他证人。这段录像的画面笼罩在紫色的光影下，给人一种超自然恐怖电影的感觉。我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希望能看到一个不同的结局。我希望看到一个路人出现在1号摄像机中；在2号摄像机中李能上关上身后的门；在3号摄像机上她听到了脚步声，然后逃走了。每次她重新出现在一个新的屏幕上，我就感到揪心。但带有挑衅意味的镜头拒绝改变。在多次循环视频后，我已经无法感知自己内心的感受了。

当媒体持续关注这些可怕的细节时，我渴望看到更多关于李的信息，而不仅仅是她最后一次回家的画面。她的死成了新闻头条，但她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我在网上搜寻线索。她制作了一部关于新奥尔良街头说唱歌手的纪录片。我在Facebook上查找了导演，我们有六个共同的朋友。在Instagram上，我浏览了导演的照片，发现李身边有着不少好友。我点击被标记的朋友，也滚动浏览他们的照片，寻找着她。我发现克里斯蒂娜2020年在墨西哥为一个朋友庆祝生日，2019年在弗莱布什迎接新年，2018年在威廉斯堡度过了朋友节。她喜欢Paulie Gee's的披萨。我想知道，她是否像我一样，会在她的披萨上淋上那家店招牌的热蜂蜜。我读了这些朋友的悼念。

这一次，我要感谢社交媒体的“兔子洞”。我的“偷窥癖”使我能够把她看作是一个自主的、有故事、有快乐的怪癖、有令人难忘的舞姿的女人。而不仅仅是“另一个死去的亚洲女人”。因为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已经遭遇了太多人的离去。

从2020年3月至2021年12月，“停止亚裔仇恨”组织报告了6506起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妇女的仇恨事件；实际数字可能要远大于此。这几乎是针对男性的仇恨事件的两倍。然而，关于克里斯蒂娜·李之死的媒体报道将种族主义问题用以下方式，轻描淡写地写为一句话：不知名的当局知道或不知道什么。

作为一名记者，我理解为什么媒体不愿意提出比警方的说法“更进一步”的解释。而对警察来说，仇恨犯罪需要更高的举证责任。尽管一些人已经利用仇恨犯罪的增加来提出更高的警察预算。作为一名活动人士，我也知道仇恨犯罪会被判更重的刑罚，会使许多本身就是破碎社会受害者的人们面临不人道的监禁制度，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犯罪。

然而，作为美国的一名亚裔女性，这种“谁知道种族是否（在袭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的报道让人感觉像是文化上的情绪操控（gaslighting），否认了我们的经历和美国的历史。

长句

菲律宾裔美国电影制片人和文化学者席琳·帕雷尼亚斯·清水（Celine Parreñas Shimizu）在《关于种族的性亢奋》（The Hypersexuality of Race）一书中写道：“在安赫莱斯、奥隆加波和其他散布在东南亚的美军基地等休息和娱乐场所，街头小贩展示着印有长句或简单缩写LBFM的帽子和T恤衫，作为狂野的时代、狂野的女人和狂野的地方的纪念品。”

这个长句是“以大米为食的小型棕色性机器”（“little brown fucking machines powered by rice”），这种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菲律宾与美国战争时期。1898年，尽管美方告诉菲律宾人，美国人渴望帮助他们打败西班牙殖民者，但美国还是与西班牙达成协议，以2000万美元购买了菲律宾。当菲律宾人拿起武器争取独立时，美国部署了12.5万军队来劝说他们。这场战争持续了三年多，对国家造成了破坏。从未考虑过以性工作为生的菲律宾人为了生存而被迫从事性工作。而以前不认识任何亚洲女性的美国男人发现自己正身处在一个“他们遇到的大多数女性都在从事性产业”的国家。

法律学者桑尼·沃恩（Sunny Woan）写道，在菲律宾，一名士兵可以“用一个汉堡的价钱得到一个女孩”。菲律宾人被认为是如此顺从，以至于美国士兵用他们从未想过的方式对这些女性进行了性侮辱，而美国士兵绝不可能如此对待自己的妻子或其他家乡的女性：“菲律宾性工作者经常报告被美国士兵当作性玩具或猪一样对待。美军士兵有一个肮脏的说法——三个洞。”

美国军方对性工作者进行了登记，定期对她们进行性病检测，并给她们打上标签，就像给宠物打上标签一样，强化了她们“次等人类”的地位。军方认为这种制度是出于帝国的需要。研究美帝国的历史学家保罗·克莱默（Paul Kramer）表示：“当时的想法是，士兵的性欲很强烈，他们需要在军事领域找到一个性发泄的渠道。如果我们不建立一个系统来检查女性，她们就会生病，那么我们就无法作战了。它假定了所有这些关于男性性行为的事情，然后表示：这是一个关于人力的务实问题。我们需要男人保持健康的体魄。”

半个世纪后，美国对菲律宾的殖民统治结束时，这种意识形态已经传遍亚洲，为该地区臭名昭著的色情娱乐业和人口贩卖业奠定了基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了防止盟军强奸平民，日本建立了一个妓院网络，招募5.5万名妇女，每人每天为多达60名士兵“服务”。在网络建立之初，有许多女性自杀；妓院关闭后，日本人每天会看到多达330起强奸案。

1950年，在进入朝鲜战争的几个月后，美国军方推出了一项名为R&R（休息和休整）的计划，通过将美国大兵送到日本，让他们从服役中休息片刻。士兵们对R&R的俚语“摇滚和毁灭”（rock and ruin）和“强奸和逃跑”（rape and run），表明了他们对该计划的看法。到1965年美军进入越南时，这个慰安所网络已经蔓延到菲律宾、韩国、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85%遭到调查的美国大兵报告说曾与妓女发生过性关系。一年后，美国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宣布，“西贡已经成为美国的妓院”。1975年，当美国从越南撤军时，该国共有50万名妓女。

其他西方国家，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开发了自己的军事R&R项目。克莱默称这种性剥削系统为“军性情结”。在一个怀旧网站上，一位澳大利亚海军军官回忆起上世纪60年代他在泰国的休养生息的时光：“没有什么是非卖品。我猜这与为刚从越南战场回来的、参与R&R计划的士兵提供服务有关，他们的每一个愿望都被满足了。那里有很多物美价廉的酒店，当然也不乏按摩院。24小时的陪同和导游费用约为400-500泰铢（20-25美元），你还可以延长时间。”

R&R并不是过去的遗物。2018年，在美国陆军Reddit论坛一个题为“R&R信息？”的帖子中，一位大兵问到了这个项目的现况。得到最多投票的回应是：“我的表弟去了泰国，花了14天的时间去和妓女发生性关系、喝酒、吃东西。我用我的R&R回家看我儿子、度过了他的2岁生日。（我建议你）去泰国找妓女吧。”

联合国和许多国际非政府组织都会为在艰苦岗位或人道主义环境中服务的工作人员提供休息和休整。虽然许多人会利用休息来看望家人或安静地减压，但这种项目已经变得臭名昭著，因为它导致了对其他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的性侵犯。西方男性有一种明显的傲慢，几乎是一种嘲笑。在全球的极度不平等中，他们扮演着赢家，在那些输家面前炫耀着自己的特权。当我在南半球工作时，我看到男人随心所欲地抓住女人，很多人默许了这些行为：这些男人一小时花的钱可以养活她们的家庭一整个月。作为回应，我剪掉了头发，开始穿不合身的、松松垮垮的衣服。我想要隐藏我的性别。我想保护我的身体。我不想让自己看起来像西方男人的亚洲玩物。

她很有趣，一点也不复杂

我清楚地认识到，我是在与一个长期的传统作斗争。1887年，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出版了半自传体小说《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讲述了一名海军军官前往日本寻找临时妻子的故事。“（菊子）是一个有着黑头发和猫眼的奶油色小女人。她一定很漂亮，比洋娃娃大不了多少，”在娶了菊子后，军官表示，“她绝对没有任何想法。即使她有，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蝴蝶夫人》1995年

她只不过是他收藏的另一件东方艺术品，美丽却无生命。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仅在洛蒂的一生中就重印了200多次，并激发了歌剧（1904年，以日本为背景）的创作，而这又激发了好莱坞最早的技术彩色片之一《海逝》（1922年）、热门音乐剧《西贡小姐》（1989年，以越南为背景）以及电影《蝴蝶夫人》（1993年）。虽然故事地点随着西方地缘政治利益的变化而变化，但故事基本保持不变：亚洲妇女爱上了白人男子，生下了他的孩子，然后意识到她的爱是不求回报的，于是她自杀了。尽管几十年来全球都在抗议《西贡小姐》，但2013年，该剧在伦敦的25周年复演打破了票房纪录，仅首日就售出440万英镑的门票。

1990年，英国《智族》（GQ）刊登了一篇题为《东方女孩》（Oriental Girls）的文章，探讨了“伟大的西方男性幻想的持久吸引力”：当你在这个星球上又辛苦了一天回到家，她就出现了，给你脱衣服，给你洗澡，让你放松。然后是性爱。她很有趣，而且一点也不复杂。她不会去参加自信培训课程，不会坚持要被当作一个人对待，不会为职业发展而烦恼，更不会把她的高潮作为一个不可谈判的要求。

当亚洲女性不再是幻想，她们就成为了笑料。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87年的电影《全金属外壳》（Full Metal Jacket）讲述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越南战争中的故事。其中一个越南妓女有一句著名的台词：“我好饥渴。我爱你很久了（Me so horny. Me love you long time）。” 2 Live Crew在他们1989年的主打歌“Me So Horny”中用了这句台词，这首歌曲在美国公告牌说唱歌曲排行榜上排名第一；Sir Mix-A-Lot在“Baby Got Back”中也采用了这句话，结果这首歌曲成为1992年美国第二最畅销的歌曲。这些歌曲帮助巩固了“我好色”作为文化口号和迷因（meme）的地位；同时也成为了亚洲妇女的噩梦，她们被种族主义的嘘声持续困扰着。

黄热病的致命疗法

每个女人都有关于猥琐男人的故事。亚洲女性也不例外，而且她们的故事往往是特殊的。肉身之光编年史（The Fleshlight Chronicles）是一个Instagram账户，记录了亚洲女性在约会网站上收到的种族主义的挑逗。其中包括诸如“我想尝尝亚洲女人；因为我喜欢亚洲食物，我想也许我也会喜欢这个”。

由于无法避免这样的搭讪，一些女性只好认命地翻白眼。然而，我们很少研究“黄热病” （俚语，指对亚洲女性的迷恋）的根源或含义。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亚洲女性的身体是疾病的发源地。这种观念有着深刻的根源：现代妇科之父：J·马里昂·西姆斯（J. Marion Sims）坚称，亚洲女性有一种特殊的梅毒毒株。1876年，在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百年庆典上，西姆斯在演讲中为这种致命的“病毒”敲响了警钟。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在遍布亚洲的妓院里，美国军队会对女性进行性病筛查，以防止这种臆想出来的黄热病传播至士兵身体。

直至今天，“黄热病虽然有问题，但可以治疗”的观念仍然存在。“以前从来没有和亚洲人在一起过，能和你做爱将会是美梦成真，”肉身之光编年史中的一个人写道。“我需要治好我的黄热病”的想法带来了致命的影响。

2021年3月16日，一名21岁的男子在亚特兰大的三家按摩院疯狂扫射。他杀了八个人，其中六个是亚洲女性：朴顺正，金玄贞，金顺车，岳永爱, 谭小洁，冯道有。枪手罗伯特·亚伦·龙恩（Robert Aaron Long）称他的性瘾是其行动的原因，他认为这些妇女是需要被清除的诱惑。大多数男人试图通过与亚洲女性约会来“治疗”他们所谓的黄热病；龙恩则选择了杀死她们。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切罗基县警长办公室的杰伊·贝克上尉总结了龙恩的动机。“对他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一天，这就是他的所作所为。”媒体抓住了这一轻率的言论，社交媒体上充斥着热议。一年后，用谷歌搜索“亚特兰大枪击案+糟糕的一天” 会出现大约250万条结果；单独搜索“亚特兰大水疗中心枪击案”和每个亚裔受害者的名字，会出现1400到2.2万个结果。即使把所有这些受害者的搜索结果加起来，也只能得到91600条结果。因为大多数文章都共同包含了她们的名字，所以真正被发表的文章远小于这个数量。难道这六条生命的价值还不及关于“龙恩那糟糕的一天”的3.7%吗？

当媒体把焦点放在受害者身上时，许多报道往往带有一种猥亵的性暗示意味，因为记者们和Rubmaps等网站都在努力确定这些妇女是否真的是性工作者。席琳·帕雷尼亚斯·清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在流行文化中，性是关于亚洲女性的易读性（legibility）争论的主要焦点。”在英语媒体中，当记者想要审问和羞辱她们性行为的潜在用途时，这些女性就会成为中心；否则，她们不过是另一个大规模枪击事件中的道具罢了。

亚特兰大的亚裔受害者之所以在美国，是因为他们的祖国遭到了伤害。围绕“龙恩的糟糕的一天”的文化对话遗漏了一点：这些年龄在44岁至74岁之间的女性都出生在美国领导的亚洲战争期间或刚刚结束的时期。对她们来说，移民是为数不多的逃离战争和经济破坏的途径之一。这些妇女曾是“真正任劳任怨的人”（指那些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压迫者）。一旦到了美国，她们谋生的途径有限，从而进入了一个剥削她们的体系，同时也面临着隐形的风险。

精神疾病与被转移的关注

当被问及对李的谋杀案的看法时，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Eric Adams）回答说，该市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精神疾病问题。在最近为被杀害的亚洲妇女举行的守夜活动中，官员们尽职尽责地排队哀叹道“又一个悲剧”，感叹“这一切必须停止！”，将矛头指向精神疾病，然后四处留影。

但是，精神疾病不过是转移注意力的“道具”。把肇事者当作离经叛道的怪人来对待，忽略了问题的关键。精神病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运作。精神病患者仍在利用现有的文化模板，他们可能会歪曲或以更极端的方式行事。而当涉及到亚洲女性时，文化模板长期以来一直是性诋毁：三个洞、强奸和逃跑、“我太饥渴了”。犯罪者纳什和龙恩，以及其他许多人，只是通过这些信息得出了致命的结论。

1月15日，40岁的美国华裔妇女米歇尔·阿丽莎·戈（Michelle Alyssa Go）在时代广场被推下铁轨，当场身亡。袭击者马蒂亚尔·西蒙是一个无家可归者，有精神分裂症。当局说，没有迹象表明，遇害的戈女士是因为她的种族而成为目标。

一再否认种族的作用，而将矛头指向精神疾病，这免除了国家的罪责。这些评论背后的信息是：这些袭击是奇怪的巧合，是疯人的行为。；所以让我们把他们关起来，然后一切照旧。

然而，在承认和管理这些风险方面，政府做得远远不够。在把戈女士推向死亡之前的几年里，西蒙一直在医院里进进出出。2017年，一名在州立精神病院工作的精神病学家指出，西蒙曾说过，他把一名女性推到铁轨上只是“时间问题”。但他还是出院了。

为了弄清楚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辜负了西蒙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的受害者，我联系了贾森·吴（Jason Wu），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公设辩护律师，从属于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吴批评了对反亚裔暴力的主流分析，这些分析借鉴了传统的犯罪框架，即“有一些坏人在做坏事”。“但这是断章取义，他们的偏见是在我们当前的政治环境中被煽动起来的，这与一种病毒被种族化有关，与在亚裔美国人身上发挥作用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关系有关，”吴说，“这种政治行动并不新鲜。但是，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向上追究责任，政府也应该负起责任。”

在国家认可的、针对亚裔妇女的暴力的长期阴影下（暴力通过文化得到加强，并被由这个国家煽动、但拒绝去治疗的精神疾病所扭曲），亚裔美国妇女不断被告知“我们必须为我们的安全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我的群组短信里满是关于去哪里买狼牙棒和关于个人安全警报的优惠券的聊天。在集会上，善意的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传单，上面写着自卫策略。我茫然地看着他们。我想象着如何教我的父母做空手道掌击；光是想想就难以承受。

同时，当局继续调查最近的受害者，我的姐妹们，是否因为她们的种族而成为目标。

选择第三条铁轨

我现在很少在等待地铁列车到达时听音乐或看书。相反，我站在月台的中间，与两边的距离相等，希望这样能使我的空间更大一些。

我的伴侣和我一起设想了“如果我被推到铁轨上，该怎么做？”，我们设计了从最好到最坏的几个选项。A计划是蹲在平台的边缘下，远离轨道。一些车站在轨道上设有能容纳人体大小的前厅，供服务人员使用。在戈女士去世之前，我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现在我一进入车站就会寻找它们。B计划是在轨道上跑过火车的（停车点），直到我到达车站的远端，在火车停站的前方，这样我就能引起火车操作员的注意。

C计划，只有在我被推到迎面而来的火车前面，没有时间实施A或B计划时才会使用，就是躺在轨道的两根栏杆之间，当火车从我身上经过时，把头转向一边。我做过C计划的噩梦：躺在湿漉漉的垃圾和老鼠中间，一串85200磅的金属车厢从我身上呼啸而过，离我的脸只有几英寸。

我的伴侣强调，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都不能碰第三条铁轨，即火车从中取电的金属栏杆。他警告说，敢碰它，你就完了。

“那要花多长时间?”我问。

“这可能是瞬间的。有这么多的电压通过它，你可能甚至什么都感觉不到。”
我想象着我可能会选择第三条轨道的情况。快速死亡总比被火车撞死要好。但是还有更糟的死法。

当我在考虑我的死亡选择，并试图理解克里斯蒂娜·李的死亡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纪念她。在唐人街，我向她的纪念碑献上鲜花和纸条；在Instagram上，我把我找到的纪念收集到一个帖子中。我感到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必须去了解和纪念她。

第二天，我在我的帖子上发现了一条评论，来自一个自称是我邻居的人。我点了一下他的资料：他确实住在我的隔壁，我向他挥手打招呼，但从未了解过他。他通过#ChristinaYunaLee的标签发现了我的帖子，并写道：“2020年夏天，克里斯蒂娜和我经常在我的门廊上喝酒。我记得她微笑着为你和你的男朋友欢呼，而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你的直觉是对的，你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和她分享了很多。”

他的信息让我停下了脚步。一个夜晚涌入我的脑海，就像一个被遗忘的图像文件夹从文件柜中出现。那是一个闷热的布鲁克林夜晚。一个朋友刚刚得到一份新工作，我们正在庆祝。我和我的伴侣坐在我们的门廊上向她敬酒，向隔壁门廊的夫妇挥手。当我们准备去吃晚饭时，我的伴侣突然想用罗比·威廉姆斯的老歌为我们送行。随着扬声器里响起的 "天使"，他开始了对这首1997年的热门歌曲的过度演绎，并随之起舞。

我能清楚地记得那一幕。我拿起手机，打开我的照片应用程序，按地点对照片进行分类，然后放大到地图上，直到找到我们的公寓。我滚动到2020年，然后持续寻找着：6月、7月、8月、9月。什么都没有发现。再来一次，向上滚动：九月，八月，七月。终于，我找到了。

这是一段38秒的视频，拍摄于2020年7月24日晚上8点39分，我的伴侣在我们的大楼前唱歌和跳舞。我听到屏幕外传来的笑声，来自不远的地方。
“无论我漂泊何处/我知道生活不会击垮我/当我高声呼唤...... ”他大声唱到。

我听到一个女人的笑声。明亮。无忧无虑。

“我的男朋友喜欢罗比·威廉姆斯！”我喊道，想把笑声噎回去。

“很棒！”克里斯蒂娜回喊道。我已经记不清播放了多少次这段视频，只为听到她的笑声和这两个词：很棒！

他转身为他们唱起了最后几句：“她不会抛弃我......我反而爱上了天使。”他们欢呼起来。

“我是潘提亚，这是特罗尔斯！”我大喊，并向他们挥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至此，视频结束。

（翻译：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