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谈性、清算母亲：一位充满争议的诺奖女作家
耶利内克是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她超过半个世纪的写作中，给文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拥护者看来，她是“撼动男权社会的勇士”，在反对者看来，她是“极端情色的鼓吹者”。争议伴随了她的一生，而她更希望和所有读者探讨“语言的魅力”，在《边缘者》里她写道：“语言是朋友也是敌人，是奴隶也是狱卒，是主人也是狗，是父亲也是母亲。语言在舞动着，它迈开了双腿。”
文｜卡生
争议从何而来？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摄于1969年）
《耶利内克传：一幅肖像》中罗列了很多当时反对者对她近乎出言不逊的评价，作家马丁·墨泽巴赫称耶利内克为“西半球最愚蠢的人”；埃克哈德·亨沙伊德大肆讥讽耶利内克“心理紊乱”，称她为“完全没有分量的角色”；约瑟夫·弗朗茨·瓦格纳的批判则更加刻薄，“您的书充满着对男人的仇恨，当今的女人是热爱生活的。拿上您的奖金，掏给心理治疗师——让自己快乐吧”。
这些冷嘲热讽，对耶利内克而言，早就是家常便饭。1968年，耶利内克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布克利特》，她似乎谙熟时代对先锋作品的渴望，在这部小说里她试图摒弃所写之物和所言之物的界限，还给自己的小说写法取了一个名字——“耳朵小说”，在文本里造了许多煞有介事的新词。这部小说打开了她的新世界，“在文字的世界里，我能够创造一切，摧毁一切，改变一切”。随后，她采用组装、拼贴的手法完成了一部很有波普艺术风格的小说《我们是诱鸟！宝贝》，这部小说获得了当时斯布鲁克青年文化周的一等奖，同时，她也开启了备受争议的文学生涯。
在耶利内克初出茅庐之时，评论者对这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野路子作家非常恶毒，“评审会将一等奖颁给这样一部小说，实在是一宗丑闻，是对依旧尊重文化的奥地利人的挑衅！”或许是因为常年饱受争议，耶利内克早就修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获得诺奖之后，她以戏谑、自嘲的风格回应向她露出獠牙的对手，反而使敌手显得既酸楚又小气。回应马丁·墨泽巴赫时她说：“最好笑的是，他可能是对的。智慧并不是我的强项。”在回应约瑟夫·弗朗茨·瓦格纳时她说：“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一百万欧元给心理治疗师。我宁可给自己买一件日本服装。”
从来没有一个女性作家如此惹人争议，她的争议性从何而来？
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副教授丁君君是《耶利内克传：一幅肖像》的中文译者，她向我解释了耶利内克在文坛备受争议的几个原因。“除了对两性关系的极端描写，耶利内克对奥地利历史、对主流文化的批判态度，以及对读者而言不太友好的修辞风格，都会让读者感到巨大的阅读障碍。大多数读者很难从自身出发去理解她的作品，更不要说认同她的作品。在文学阅读上，‘新奇’和‘经典’是有一个微妙的尺度的，我们希望把新奇的发现通过某种方式归纳到一种经典的范式中去，但耶利内克很难被归类，她太后现代、太私人了，仿佛她没有进行认真的自我审查，无视文学交流的潜规则，就写出了这样奇怪的作品。”
电影《钢琴教师》剧照，该剧改编自耶利内克的同名小说
大多数骤然获奖的诺奖作家在经历了短暂的出版热潮后会在市场上逐渐消失，耶利内克也不例外。丁君君认为，即便是在欧洲市场，耶利内克也不是一位畅销类作家。自从获奖，她的大多数作品只在2005年有过一次相对完整的集体亮相，之后便归于沉寂。其中，《钢琴教师》是一个例外，这部写于1983年的长篇小说成为了中国读者认知耶利内克写作为数不多的通道。一方面，这是耶利内克带有浓烈自传色彩的小说，她曾在采访中提到，“这是一部清算母亲的小说”。另一方面，这部小说在2001年由导演迈克尔·哈内克（Michael Haneke）搬上荧屏，饰演主人公埃里卡的是法国国宝级女演员伊莎贝尔·于佩尔，因为在剧中的出色表现，她还获得了2001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奖。
总之，阅读耶利内克是具有挑战性的，要想读懂耶利内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耶利内克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说：“我只是一个小地方的作家，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和语言在写作，德国人都不见得能读懂。”
耶利内克出生于1946年，她的父亲是犹太人，一家人生活在战后的音乐之都维也纳，在母亲的严苛教育下，她曾是维也纳音乐学院的“国家级管风琴手”。在她的青春期，赶上了欧洲的左派运动，也是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时髦的电视、漫画、通俗小说让她爱上了波普艺术。据说，耶利内克是一名发烧级的侦探小说迷，家里堆满了成千上万本德语或英语的侦探小说，她读遍了经典侦探作家之后，连二三流作家的小说也看。有很长一段时间，她还为柏林电视台写侦探书评赚钱。《耶利内克自传：一幅肖像》中这样总结耶利内克的文本特色：“在一种乐曲式的结构中，各种不同的层面、声音、真实、话语、行为、发明、习得物、事件汇聚到了一处。正如马赛克一样，这些叠加的零件绘出了一幅整体图景。”
丁君君说：“耶利内克的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种‘结果’的呈现。她的文学品位和表达风格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家庭、社会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她在严肃的韵律修辞和偶然的诙谐效果之间制造了一个中间区域，我认为她希望用偶然性来敲打文学想象或是语言表达中那些被经典化、僵硬化的高尚元素，让读者意识到语言内部的意识形态结构。在她笔下，古典音乐可能是一种文化资本，或是欲望结构的写照，她把音乐的历史、感知、文化想象变成了文学文本的素材库。”
2000年之后，耶利内克将写作重心转移到戏剧创作上。2008年，耶利内克的戏剧作品《莱西尼兹》上演
“清算母亲”
曾有记者问耶利内克：“我们很想知道，你写作的冲动来自哪里？”
耶利内克回答：“我创作的冲动来自一种巨大的仇恨，一种针对社会现实产生的广泛仇恨。我遭受的一切不幸，无论是男人还是我的私人生活，我都会将其拔高到一个更广泛的层面。”耶利内克的口吻像极了《钢琴教师》里的埃里卡，极端、挑衅、批判是她血液中的一部分。与其他耶利内克的小说作品不同，《钢琴教师》倾注了她最多的个人真实生活。小说中埃里卡与母亲畸形的关系几乎是现实中耶利内克与母亲关系的翻版。某种程度上说，那是耶利内克叙事冲动的根源。
这部小说出版之后，耶利内克在自己新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一段赠词：“无论如何，还是献给我亲爱的母亲。”母亲收到这份礼物之后，对于耶利内克在书中所写的专横、充满控制欲的母亲一角十分震惊。一方面，她为女儿的文学天赋感到骄傲，同时又担心因为这部小说，外界产生误解，使自己的声誉蒙尘。后来，母亲以非常随意的态度，把这本珍贵的书转手送给了别人，以此表达无声的反抗。
这对母女之间复杂、纠葛的情感不免让人想起卡夫卡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丁君君认为亲密关系应该是耶利内克人生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卡夫卡把自己对父亲的恐惧折射到作品中，耶利内克也是如此。就文学创作而言，来自于真实生活的问题进入到文本，必然会经历一种象征意义的升级。”
《钢琴教师》中，埃里卡是一名年近40岁的钢琴女教师，常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母亲既脆弱又专制，早早为女儿设计了用“音乐成就”迈入上流社会的成才之路，为此，她过问女儿的一切行踪，像守护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行使着对女儿的监督和管理。耶利内克这样描述小说里的母亲：“母亲被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同时，埃里卡却无法离开母亲，“她一边咒骂母亲是卑鄙的坏蛋，一边心里企盼着母亲热烈地亲吻自己一下，立即同自己和解”。
埃里卡面对母亲的压迫，心灵渐渐扭曲，成为了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她的包里总是装着一块刀片能时刻实施自残，在超市里偷盗商品并随手扔进第一个看到的垃圾桶，甚至会到公园里窥视男女野合……《钢琴教师》里写母亲，“她永远比其他人更优越，她的母亲高高举着她超越了人群”。她离不开她，母亲既是她的统治者，也是日常生活的管理者，埃里卡弹奏钢琴的双手从来不曾沾染世俗的日常，让埃里卡困扰的是，她既反对又认同，并习得了母亲的骄傲与自负。最终，她把“控制”与“占有”发泄在和自己的男学生克雷默尔的情感关系里。
现实中，耶利内克从小在母亲的严厉管控中学习古典音乐，她与社会的关系被母亲切断，为了让女儿专注于音乐，母亲甚至不与亲人们来往。在小说《美好的美好的时光》中，耶利内克写过一个弹钢琴的女孩安娜：“每一次练琴，她都猛击琴键，庆幸自己可以不用这种强烈的仇恨来错误地惩罚自己，而是发泄到其他某个地方。”在《死者的孩子》里，她自嘲般写道：“女儿和母亲一起渐渐变老，老妇人扑在女儿的旧盒子上，像线织的手纸罩，以防有人把她裹起来拿走。”
1968年，耶利内克被诊断出恐慌症，她休学一年，足不出户，这让母女之间的亲密关系达到顶峰。母亲认定了耶利内克是一个天才，但同时认为她对生活一无所知，越单纯越好。母亲为她打理一切，洗衣、做饭、遛狗，同时还负责接电话，到邮局寄信，招待客人，是耶利内克的管家和私人秘书。《耶利内克自传：一幅肖像》里写道：“母亲与她的一生形成了一种对抗外部世界的共生关系，两个女人孤独地共生在一起，彼此倚靠，相依为命。”
在《钢琴教师》里，埃里卡的父亲是缺失的，只有很小的篇幅写到了埃里卡和母亲坐着车去维也纳森林中的私人疗养院看望患有精神疾病的父亲，这与现实中耶利内克的处境很类似。在小说里，父亲的形象是虚弱、无力的。“一切都结束了，当两位女士启程离开时，一位穿白色长罩衫的护士搀扶着父亲来向她们挥手告别。爸爸伸出手来，他没有向她们招手，而是将手遮住了脸，哀求不要打他。”耶利内克无法用更多的笔墨谈论父亲，在她的世界里，父亲犹太人的身份让他永远沉湎于战争时代的贫困心态。她的世界被母亲完全笼罩。父亲在小说里的昙花一现与现实中父亲角色的缺失，加剧了耶利内克对母亲身份的复杂认知。
耶利内克的母亲陪伴了她将近半个世纪，直到2000年，以96岁的高龄去世。母亲的离开让耶利内克的恐慌症再度发作，早年的恐惧再次攫住了她，她恐惧人群以及所有的公共场合。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她写过这种恐惧：“这就是恐惧的自我毁灭性：人们永远无法克服它。很多事情都无法克服，人们或许都无需尝试，然而恐惧就如同一轮通向虚无、通向深渊的散步。人们愤怒于自己既不能进去，也不能出来。虽然他们也许根本就没有身在其中，人们会将这种愤怒针对自己，针对自己在所恐惧之物面前臣服的无能。”
换句话说，耶利内克想要挣脱的母亲，却是她永远无法摆脱的温柔港湾。她说，“以此清算母亲”，不如说，是她对恐惧感的清算。这种矛盾的人生体验造就了耶利内克丰富、浩瀚且矛盾重重的叙述。
“性”与“权力”
在经历了1968年足不出户的一年之后，耶利内克的身体渐渐恢复，重新走向社会。1969年，欧美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性解放运动，是上世纪最为声势浩大的“性革命”。“性爱自由”成为了青年人的普世价值观。耶利内克常常参加各种以“女人-权利-身体”为名的女性会议。当面对时代鼓吹两性平等与民主之时，耶利内克的女性观点是悲观的，她认为，在强大的男性话语权面前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她们最终只能回到女性传统的宿命之中。
耶利内克的作品中含有大量关于“性”的描写。在耶利内克看来，性不是淫秽的，它是男女关系的决定因素，这种关系构建了社会结构，造就了男性的经济权力和女人的依赖特性。《钢琴教师》中，有很多篇幅讲述学生克雷默尔想要通过征服、占有、控制自己的老师埃里卡的心理描述：“他个人认为，科胡特小姐正是那种年轻男人进入生活时想要的女人。他不久将脱离初级阶段，就像开车的新手，先买辆二手小型车，等掌握了，就提高到比较大的新款车”；“她其实并不那么老，这个学生如此评价自己的实验模型”；“他想通过与一个老太太的交往，学习如何对付那些不讨人喜欢的年轻姑娘”。当克雷默尔认为这个不算太老，尚算有些魅力的女教师一定是自己的囊中之物时，小说里写道：“他乞求埃里卡，埃里卡不满足他。他对他的女教师讲，如果在这时候如此不尊重地对待一个男人，是对他的健康不负责任”；“他为突然中断的关系而痛苦，他完全不能控制自己，因为他心中男性的东西被糟蹋了，男根必须在游戏和运动之后擦干净放回到盒子里”。
耶利内克的叙事是霸道且挑衅的。丁君君认为，耶利内克把笔下的女性写得很极端，这种极端是带有批判意味的，很多读者不能接受她的极端做法，但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极端是一种工具，特定的极端性是有必要的，因为关于女性的话语中有很多在沉默中被无视的内容，要触及这样的沉默，就要借助艺术化的激烈手段。她笔下的“性”是对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交流和矛盾的呈现方式，恰恰因为文化中有对性的耻感和审查意识，所以在文学书写中，“性”反倒成了最无法被修辞淹没的描写对象。
法国电影理论家安德烈·巴赞认为：当女性认识到“性”是男性控制女性的手段，性也就成为了代表象征秩序的女权斗争的场所。因此，身体是一个符号，是思想的物质化，是灵魂的表现，身体写作也是阐述思想的一个途径。然而，耶利内克的“身体叙事”并不被所有人接纳，她的尖锐、讽刺以及挑衅让她成为了“憎恶男性”的代名词，她被打上了“败坏国家的人”的标签。面对反对的声音，耶利内克不为所动，在1989年出版了另一部让她名声大噪的小说《情欲》。在这部小说里，耶利内克的性描写越发炉火纯青，将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屈辱、欲望、挣扎表现得更为精准，如同一把切入社会现实的手术刀，展示了两性关系中普遍、持久的裂痕。
当然，耶利内克从不承认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作家，但她所关照的女性命运和最终的结局几乎都以悲剧收场，本身就有浓重的女性主义意味。耶利内克除了小说创作，还写了大量的戏剧作品，其中最为出名的是根据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续写的《娜拉离开丈夫以后》，以及戏仿莎士比亚的“国王剧”而写的创新题材“公主剧”，她采用互文方式，将童话故事和历史现实中的著名女性搬上舞台，后来该系列收录于《死亡与少女》。
研究耶利内克戏剧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文学博士成梦丹总结耶利内克在戏剧中的女性观点时说：“耶利内克的戏剧实际上是权力对女性主体支配的展演，但又不仅仅限于男性权力。”她继续解释道：“出走的娜拉进入社会之后并没有完成自我建构，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而是从家庭中的玩偶转变成了社会资本游戏下的玩偶。《死亡与少女》中的女性被放置在完全陌生的时代，言说与历史的关联，但无论是寻找真理的白雪公主还是思考个人价值的睡美人，最终都无法摆脱父权话语的钳制。此外，无论是毒害白雪公主的继母，还是佯装独立、最终却依然只能依附于男性力量的罗莎蒙德，都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男性话语权力的帮凶。耶利内克不仅仅是对男性权力开刀，对那些依附于男人以及与男人同流合污的女性，她也从不手软。”
耶利内克曾说：“那些沦为父权秩序帮凶的女性，并非真正获得了权力地位，而只是在男性缺席时，模仿男性权威，代替男性扮演压迫者的角色，以免自己也变成牺牲品而不得不为之。”无论是小说和戏剧中的女性角色，还是看上去勇猛非常的耶利内克自己，“她们”对此均是无力反抗的，这也成为了耶利内克所有创作的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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