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智合研究院 蔡凡
来源 | 智合
李大进身上有很多标签：作为律师他曾代理过上万起案件和重大项目，许多也曾轰动一时；作为事务所管理者，他历经了国办所、部属所、合伙所的全过程；他参与行业协会工作二十年，奉献尽责；他当选北京市及全国人大代表，2019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又成为与总书记面对面交流的第一位律师……李大进是一位健谈的律师，也是一个真诚的表达者。这次智合的线上采访持续了近五个小时，他毫无疲态，针对每一个提问，他都不会只给一个短促的回答，直到访谈的最后，都是认真且完整的表达。李大进的语言幽默、接地气且有感染力，一个个故事的讲述，勾画了他半生的风雨和荣耀。
李大进出生在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年代，名字也由此而来。父母都是老革命，是上世纪30年代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他在昆明出生后便随父母工作调动来到了北京。
作为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的孩子，李大进的童年是阳光灿烂的，“7岁之前，我的生活可以用六个字概括：温暖、幸福、快乐。”在家是老幺，有兄姐照拂；在外是军属，得同辈长辈另眼相待。1966年，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来临，“我的人生进入了终生难忘的‘至暗10年’。”10年里，人性的冷暖在他的生活中不断上演：昨天还笑着过来摸头的叔叔阿姨，一夜之间成了呵斥父母对立面的人；一起玩耍的小伙伴，被父母告诫“不再和他一起玩儿”。父亲被关，母亲下放，李大进不但没有了呵护，生活也从此极为艰难。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夜，心有不甘不能言表。“7到17岁是一个人心智成长最重要的阶段，但在这十年中，我所有的难和苦只能隐忍而不能爆发。”这也使得李大进的敏锐度、判断力、耐受力、生存力先于生理年龄成熟前养成，被逼着长大、强大。如今，回忆这段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李大进更愿意将之视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至暗时刻’是人内心的冰点；但在零度之下，也恰恰蕴藏激情、能量和温暖。”那个年代曾给他和家人送来关心和问候的人，李大进都心怀感激，点滴温暖铭记至今。青少年时期便深刻地领略了冷暖人生，也成了影响他日后人生选择的直接原因。1977年1月，高考恢复前，李大进高中毕业。那是知青上山下乡尚未结束的年代，能参军是少数幸运儿，李大进是其中一员。生于军人家庭、长于部队大院的李大进，对于成为一名军人有着天然的向往。尤其在灰暗的十年间，部队大院的孩子们穿军装、戴军帽、别像章，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是他向往却无法享受的人生状态，甚至看不出他也是其中一员。十年后，17岁，他终于也可以昂头挺胸、名正言顺地穿上军装，走进部队，这一次，他预感不一样的人生要开始了。但从新兵训练开始，部队中的真实环境，与在部队大院当军属之间的差别，让李大进陷入了新的彷徨和焦灼，生理上的直接反馈是“鬼剃头”，一夜之间，后脑勺上那块滑溜溜的突然形成的斑秃揭示了他的不适应。“人也真是怪。”随着对部队生活的熟悉和对自身有意识地调整，大进开始把自己当作一个兵来定位和自我要求，叠被子要叠成豆腐块、鞋子要一双整齐排列、开会提前到场等。“我开始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兵来定位和自我要求时，初来时的彷徨不攻自灭。”不被关注的后脑勺也恢复了正常，当某一天摸到那块皮肤，变得扎手，头发再生时，外界也在给他正面反馈，他被选调前去接兵训兵，后来被任命为文书，再之后，调去了海军学员工作，一切都在他努力之后，向好发展。“来部队后，第一次有了被认可的感受。”李大进惊喜地意识到，“只要你肯吃苦、善动脑，再也不会因为出身和其他标签而被轻易否定。我开始对人和生活有不同于过往的理解。”
五年后，退伍时的李大进还未满23周岁，按规定可以参加高考，但当兵后的心境是“要尽快自立，不能再靠父母养着”。当时摆在李大进面前的转业选择并不少，也不乏很多人羡慕的好工作，但鬼使神差的，他做了一个让父母、亲友都十分不解的选择——“当律师”。现在北京已有4万多名律师，但那时候全京城的律师加起来也没过300人，对于律师这样的职业，除了从几部少有的电影中听闻和感受形象外，人们知之甚少，并不熟悉，李大进也不例外。偶然间的一次聊天，做了一年律师的发小对律师这份职业的描述，让李大进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趣。经历了动荡的十年，又有了五年的从军生活，“法律”“律师”代表着一种全新的可能性，闯进了李大进的人生。似乎是内心深藏着的某种渴望被触碰到，没学过一天法律不知深浅的李大进做了他第一次自主选择，后来成为伴他一生的律师职业。
1982年5月28日，是李大进到北京市朝阳区法律顾问处报到的第一天。
办公地点位于现京广中心，李大进穿着一身军装，出现在只有几张三屉桌的平房办公室里。当时顾问处建立还不满两年，他成为编号09的成员，领到了三样办公用品：一把锥子、一团棉线和一盒印泥——后来知道是用来装订案卷和会见委托人按手印之用。对法律一无所知的李大进拿到了几本有限的书和材料，在正对墙的桌上，看着不解其意的《律师暂行条例》开始了“面壁”阅读，度过他报到的第一天。从不知到知，需要下苦功夫。“看书、请教师傅、参加培训班、考取在职学位，入行的前五年乃至更长时间里面我走过了用中学、学中用、用完再学的艰苦道路。”为了满足政法干部在职学习的需要，中国政法大学于1982年正式招收首届法律专业函授生。加入顾问处两年后，李大进便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函授班，师从江平、陈光中、巫昌祯等著名法学教授。专业知识上勤学，业务实践中操练，执业六年后李大进对于当时的绝大部分案件，都能够得心应手。李大进很庆幸遇到了两位好师傅——智继韶、邓宏明两位律师。他们都是1957年获得中国首批律师资格的业界前辈，律师制度恢复后于1980年重回律师岗位时，两人都已经五十多岁了。李大进回忆道，两位老律师没想到自己这辈子还有机会再从事律师这份职业，能看到他们在承办每一个案子中争分夺秒地抢时间，对每一个当事人的委托都千分认真、万分精细，不仅是敬业，更是一种“珍惜”。近五年中跟着两位师傅出庭办案，看着他们为当事人的权利据理力争，无言中的那份敬业和无畏，极大地激励和影响着李大进。“奋不顾身，精益求精”是李大进常挂在嘴边的八个字，这正来自于师傅们的身体力行和教诲传承，做到了才算好律师。人都有一怕，李大进是怕血。有一次他拿到一份故意伤害案的案卷，当时刚有了彩色照片不久，看到其中血肉模糊的伤情照片时，他吓得大叫一声，案卷都被抛到了天花板上。“当时刑事案件是律师的主要业务，也是我的最爱，但怕血这一‘缺陷’得不到克服，我怎么办案呢？”为了克服这一怕，李大进强迫自己去法场，以至于连着半年一闭眼就会看到行刑时的场面。“执业的前20年，我一直在找我做律师的短板，这就是我必须弥补和要完善的地方。要让自己称职不仅要勤奋，也要在不同阶段静下来对自己进行梳理。”李大进概括，律师基本功过硬，必须要“听说读写”强，在“说”这件事上，他有一次蜕变式的成长体验。1985年，在承办一起铁路员工盗窃案中，他担任辩护律师，为进行法制教育，庭审现场集合了众多的铁路员工。这是李大进第一次在400多人面前说话、发表辩护词，一坐上辩护席，他莫名地无法控制地双腿发抖，一旁的师傅踹了他好几脚也不管用。三个多小时，庭审结束后，人都散了，他站不起来了。从此之后，他再未怯过场。如今李大进的善言有着许多例证：他代理过许多案件，辩护词、代理词是用来存卷，他将案件事实、证据牢记于心，在法庭上娓娓道来；他发表过许多业内广为流传的演讲，有些内容甚至是即席发言，语言平实、幽默、感染力十足；他作为律所主任和协会会长，每一次发言不需要他人准备讲稿，也从不带着手稿上台，这是他作为律师执业后不久便有意养成的习惯；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录制视频时，基本上一条过，极少有需要重复拍摄的情况，这也是他有意的自我修炼，也是律师能力的一种体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律师业从无到有，“李大进们”身处于巨大的实践空间中，不愁案源，大批直面业务的机会，这是他们遇到的时代红利。困难也源于此，太多前无车、后无辙无从借鉴的社会实践，需要律师在执业中去探索、实践，是机遇，也是考验。
做律师的前12年中，李大进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全北京，最远的是从现在的京广中心到昌平秦城监狱。早晨5点出发，骑5个小时，到达后拿出在家准备好的盒饭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吃完，会见完被告再骑5小时自行车返回。能够在一个房间里和委托人坐下来谈案子是福气，很多时候要律师自己拿着手铐，把被告提出来，铐在树上或自行车上，边谈边做笔录。当然更大的苦恼还在于知识上的求解，那是一本书、一个解读、一个案例指引求而难得的时代。“我们可以说是中国律师事业的第一批铺路石子，但我们心甘情愿，无悔过往。”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改革开放进入全新阶段，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也决定开办直属的律师事务所，李大进成为新所主任人选。很快，司法部的一纸调令把他的组织关系从朝阳区司法局调到了司法部，同时下发了7个编制，委任他开办第八家部属律师事务所。当时给他的职级，是正处级。1993年，作为第一批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天达律师事务所正式成立。这一时期，对外开放加快，经济体制改革，国内的经济社会迎来巨变，律所业务类型也愈加丰富，李大进开始告别刑事业务，转向了民商事和当时很新颖的知识产权等业务领域。
如今，李大进能够更准确清晰地阐述律师这份事业对他的巨大吸引，他调侃自己并不是被伟大的榜样和追求所激励进入律师业，更多是内心深处的朴素心愿以及对新事物的好奇。“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内心一直激荡着一个愿望，我要证明自己不比当年欺负过我的人差，我有决心也有能力不让父母对我失望，我一定能成为我所想要成为的人。律师职业不但契合我的愿望，更没想到的是如此契合我的性格，所有的职业经历让我苦中有乐，源源不断地给我人生滋养，能在律师的执业中实现价值，尤其是可以帮助到他人、社会，让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和姿态投入其中，于我而言这是一件再快乐不过的事情。”
2005年，李大进当选北京律协会长。在他任职的四年间，北京律师行业正处于发展高峰期，律师人数、律所数量快速增长，突破了“千军万马（1000家律所和10000名律师）”，律师执业环境亦有长足的进步。同时，身为会长的李大进带领着首都律师积极参与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救灾帮助工作，以及北京奥运服务保障的工作中。而更让他感到快意的是，在他任职期间为北京律师协会安了一个“家”，也就是现坐落于北京北二环雍和宫附近的北京律协办公大楼，这不仅为北京律师树立了形象，也为协会的长久发展奠定了基础。更让他难忘的是，作为买楼的推动者、装修的参与者，他没能在这栋楼里办过一天公，这成为李大进乐在其中的又一番经历，现在谈起他依然倍感亲切，也为自己的劳动感到自豪。在以律师身份参政议政中，李大进也交上了一份尽责履职的“答卷”。他曾任中共北京市第十次党代会代表、北京市朝阳区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2013年当选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年任期满后，于2018年3月成为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履职的二十年中，他提交提/议案200余件，参与和经历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诸多关键节点，也见证了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进步。
“很早我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不做一个无为者，就要有干净的内心和真实的表达。五十知天命那年，我坚定地告诉自己，若想余生能有真实的快乐，就去做一个‘少说不说违心话，少做不做违心事’的人。”这样的理念也渗透和体现在李大进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参政议政中，不负重托，不负我心，我就要称职地当好那个‘幸运的表达者’，不但要能真实地、有理有据地反映社情民意，更重要的是要将律师的专业能力和大量实践应用在治国理政、立法修法的建言献策中，真实表达、真切建议则是能否称职的前提和基础。”
李大进曾在内部发言中谈到“做律师有三种境界，服务客户、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他都做到了，而“做真实的表达者”让他在经历这些过程时倍感踏实和坦然。
有一段经历，李大进曾多次提起。
1995年他去德国访问，在慕尼黑，一家律所为欢迎中国同行举办了盛大的Party，请到了当地的官员和社会名流等，所有人都到齐之后，还在等一个人。电梯打开，一个一米八几的小伙子推着一个轮椅，一位87岁着正装的老人坐着轮椅出来，全场起立，掌声响起……这是一位律师，是这家律所仅存的一位创始合伙人。“现场这一幕让我感动得一塌糊涂，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做律师可以受到这样的尊敬，我万万没想到。这一幕深深地印入我脑海之后，做一名受人尊敬的律师就成了我清晰的认知和追求。”2014年，天达律师事务所和共和律师事务所合并，开启了“天达共和”的全新阶段。
在天达共和的“岁末聊天”中，李大进向其全体新入职的律师、实习生袒露：合并，是他又一次“奋不顾身”的选择。那年他55岁，在业内也已功成名就，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做这次合并，再受一份累？“如果说过往的很多努力，是为了证明自己，而天达共和的合并则是要把事业做出更好的延续传承的一次再出发。”李大进说：“这个年纪，知天命都过了，如果不去想事业延续的问题基本是‘该怎么着怎么着’或‘品牌随人消亡而消亡’。事业要能更好地延续，就要考虑怎么给年轻人铺路搭平台，让他们能更快更好地成长。因此需要这样一次合并，提供更多的机会，积蓄更多的力量和信心。”合并后，李大进倡导“人人都是合并后新所的创立者”，并带头清零了自己33年的所龄。合并后合伙人都从零开始计算“年资”和“所龄”，把2016年作为天达共和的元年，凡是在2016年度成为天达共和合伙人，都是这次合并的创设者和见证人。天达共和有着颇为经典的“提携”“师承”文化，这也是让老一辈律师们引以为傲的内核。在天达共和，“岁末聊天”已经办了五六年，这是一个专门提供给新入职成员的对话和展示平台。参与人除李大进和工作人员外，必须是当年度新入职的律师或实习生。不管是刚入职一天，还是入职近一年，新成员们将在聊天会上介绍和展示自己，并向李大进直接发问。面对年轻律师的提问，没有虚词滥调，李大进总是给予最真诚、直接乃至犀利的回答。
“如果将律师视作一群人的事业，贯穿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传承。业内也有经过野蛮成长后取得成功的范例，但若去问问他的成长经历，最大的困难和辛酸是无人教、无人授、自己苦撑和迷茫。我不想让年轻人在成长中为此而无助，就希望借这样一个机会，从律所创始人、行业老律师的角度，以聊天的方式，讲讲天达共和应当讲的故事，传授做律师的术与道。”一如“岁末聊天”的设立，在所里，李大进会不遗余力地创造开放、包容的对话环境，让年轻律师交朋友，让传承在其中发生。李大进有意地让自己成为“可以被打扰的人”：他的办公室从不关门。“我希望我的办公室不用推门，任何人都能够轻松进入。”如今合并已过“七年之痒”的天达共和正稳步前行，在坚持一体化管理体制下，坚持做好五件事：扎营盘，合并后不断地融合；立规矩，修订完善律所的管理制度；育文化，培育契合事务所发展目标的文化；强专业，加强律师业务的专业化建设；树牌誉，打造维护律所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2022年，天达共和迎来了其发展的一个全新阶段。经过长达半年的筹划后，天达共和从总所到各地办公室完成了管理层的全部换届。全新组成的36人管理合伙人将开启天达共和的下一个腾飞。这次管委会换届有两个硬杠杆：一是推选被认可为能做到“奋不顾身，精益求精”的人；二是以80后/90后合伙人为优先人选。就像接力赛中的交棒一样。“天达共和经过七年的稳扎稳打，共识凝聚，接下来的发展需要不断地给这个‘老所’以新的意义和新的能量，与时俱进，赓续事业，这需要年轻人来担纲完成。自信是能力，给予信任也是能力。”
“面对大千世界，你力争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我而言，我会尽力地要求自己做一个透明的人，当然这很不易。我不希望让任何人对我有猜忌和无谓的想象，与人交往中，‘我是什么样’我尽可能在第一时间传达给我愿意与之交往的人，让他感受到‘我是透明的’。我会不断地修炼、完善和提升自己让人感知我透明的方式方法，但这一理念我不会改变。”
而立之年后，李大进对此逐渐清晰且越来越坚定。“我从事律师职业后的成长、成熟、成功可能就来源于‘我要做一个透明人’的不断践行。”每段经历在他的讲述中都有幸运：苦难的青少年时期有一个幸运的结尾，父母安好，家人团聚；幸运地在17岁时参军，幸运地在当兵一年后就当上文书；做律师后，幸运地遇上两位好师傅，让他树立信仰，构筑底线；在行业协会任职的期间，“有幸参与”了行业的诸多发展和建设；作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参政议政中，他是“那个幸运的表达者”……这些串联起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对待苦恼或他人的不解，他有一种淡然，那是一种清楚内心所思所想而带来的豁达，幸运之外，我们也会清晰地看到无怨无悔的努力和坚守。2022年这个时间节点于李大进有特殊的纪念意义：这是他进入律师行业的40年，是他担负律所管理的第35年，还是他参政议政的第20年。做律师40年，他游刃有余、乐在其中，他珍视岁月留下的礼物，譬如在律师执业第一天领到的“锥子、印泥”办公用品依然珍藏着。负责律所管理35年，他深沉思考、领航掌舵，退下来他依然是那个同行人。参政议政20年，他将“透明”和“真实表达”作为理念，为民代言“直言不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