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为鉴，可知兴替
公元643年，直言敢谏的魏征死了。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很难过，亲临吊唁，痛哭失声。新唐书魏徵列传有以下记载，“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保此三鉴，内防己过。今魏徵逝，一鉴亡矣。”①这段话可以视为唐太宗给魏征致的悼词。
在现代汉语里，这一段话意思相当明了，恕不翻译。有意思的是，这点意思竟有诸多版本，尤其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市面上常见的说法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据说，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五个版本之多，以至于林肯本人不得不于事后在其中一个版本，Bliss版②，上签字以示正统。李世民地下有知，恐怕也不敢肯定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窃以为，现代人大可不必认真，抠字眼的活交给红学家们去做吧。
如果把“以古为鉴，可知兴替”理解为，将古人的成败得失引以为鉴，以免重蹈历史覆辙，那末，可以说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古今中外，研究历史的人无不以此为主要目的。然而，真理与谬误，只差一小步。如果往前再迈一步，把“知兴替”理解为，发现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以此为指导，对未来发展做出预测，那就掉进历史主义的陷阱了。
所谓历史主义(historicism)原指政治和历史等领域里的一种研究方法，亦称历史决定论，后演变成一股思潮。波普将其归纳为，一种试图将科学研究的方法用于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倾向。具体说来，这种思想倾向认为，人类历史是一个舞台，历史的发展有其内在目的，和普遍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做的是，发现普遍规律并运用规律对历史的发展做出预测。③受过历史唯物主义浸淫的人对这一论调都不陌生。
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波普以深厚的科学功底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对历史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波普的论证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 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到人类知识进步的强烈影响
- 二，我们无法用理性或科学的方法预测未来科学知识的增长
- 三，因此，我们无法预测人类历史未来的进程
- 四，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否定理论历史的可能性，亦即，一种与理论物理相对应，用作预测历史的基础，关于历史发展的科学理论。这样的科学理论不存在。
- 五，因此，历史主义方法的根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主义也就不成立。④
波普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至今还没有见到在力度上能望其项背的相反论证。历史主义虽不成立，但重蹈历史覆辙的现象却不少见。因此，无论什么时代，以古为鉴以免重蹈历史覆辙都是理性的行为。
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文明的灯塔美国却出现宪政危机。无独有偶，古希腊的雅典也是在黄金时代遭遇重大挫折。二者的表面现象及内外成因有诸多相似之处。古希腊雅典的文明陷落对今日美国的宪政危机有一定的警示意义，故不揣冒昧，尝试分析一二。
关于雅典文明的陷落，研究成果浩如烟海，主要聚焦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前人之述备矣。本文主要从思想文化侧面入手，目的很明确，借助波普在该领域里的研究成果，以期达到站到巨人肩膀上的效果。
公元前431年，海伦世界爆发了历时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Peloponnesian League)，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斯巴达是传统的霸主，陆上无敌，雅典是新兴的强国，海上称霸。最后，雅典战败，斯巴达惨胜。海伦世界的内耗让北方小国马其顿趁机坐大。70年后，马其顿王国征服整个海伦世界。
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 460 - 400BC)认为，这场战争是由于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并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而导致的。这一观点被后人总结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⑤)，即当新兴强权试图取代现存霸主时，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表面看来，修昔底德的陷井说能合理地解释斯巴达与雅典之争，却无法解释英美之间霸权的和平易手。于是，有人以此来否证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更有甚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在对修昔底德陷阱的一片否定声中隐藏着一种微妙的意图，即对英美霸权之和平易手进行抽象，将其上升为准规律。说穿了，既然英美能和平易位，中美也能和平易位，此即所谓和平崛起论。它的一个变体说法为，崛起的中国无意取美国而代之。总之，目的只有一个，安慰美国这个守成大国，别怕，我无意争霸。
根据变体说法，似乎单方面的意向能够决定大局，然而，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最靠不住的就是意向，尤其是口头意向。是狼就难免不露獠牙，何况战狼乎。近十年来，种种迹象表明，中美掉进修昔底德陷阱似乎不可避免，只是以什么形式进行的问题，冷还是热，软还是硬，虚拟还是实体，局部还是全面，等等。
在科学史上，随着新的事实的出现，旧有假说无法提供合理解释，通常有两种作法。一，彻底抛弃旧有假说，代之以新的假说，如，日心说取代地心说。二，修改旧有假说的核心公理，以化解内部矛盾，如，放弃欧氏几何的平行公设。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事实，如果把修昔底德陷阱上升为科学理论的话，显然理论失去有效性了，哪种方法都不够用了。
严格说来，科学方法不适用于历史研究，这是由历史事实与科学事实的本质区别决定的。科学事实可以重复，而且必须可以重复，因而科学假说可以被证伪，而且必须能够被证伪。然而，在历史领域里，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历史事实是无法重复的，因而历史假说也无法被证伪。一个无法被证伪的假说不能称为科学理论。在这一意义上，修昔底德陷阱不是科学理论，它充其量是对历史事件的合理描述。
对波普的论证稍加发挥，不难得出，在一般意义上，修昔底德陷阱及其否定都不普遍成立。历史没有目的，也没有普遍规律，把对历史事件的描述上升为普遍规律必定陷入历史主义。固执一端，任何一方都走不远。然而，修昔底德陷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合理描述。问题是，以古为鉴，为什么修昔底德陷阱没有陷住英美，却可能陷住中美呢？这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具体分析。波普的研究就属于这种深层分析。
75年前，波普出版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那时，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尚未问世。波普在书中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本质是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争。关于波普对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的详细论述，另有专文讨论。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描述的是现象的话，那么，可以说波普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公元前五世纪以前的古希腊社会，如同中华的春秋以前，长期处于以部落生活方式为主的封闭社会。公元前五世纪中后期的古希腊世界，如同中华的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天下大乱的局面，如同中华的春秋时期，也出现了克己复礼的思潮与势力，其首领是斯巴达。
这个千年未遇之大变局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人口大量増长。人口的大量増长使已有的部落领地或城邦容纳不下已有人口。早期的解决方案是分封或殖民，但这只是延迟了部落社会的瓦解。不仅如此，它还产生出封闭社会最大的威胁，贸易和海运。伴随贸易和海运而来的是从事这两个行业的人，一个新的阶级。
更重要的是，伴随新的阶级而出现的是个体平等，批评性对话和思想自由，那是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这股思潮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雅典帝国的商品与人员交流之风吹到哪里，它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随着希波战争接近尾声，整个爱琴海地区都被纳入雅典帝国的势力范围，并出现向伯罗奔尼撒地区及其势力范围扩张的倾向。
在这个千年未遇的大变局里，雅典迎合文明巨变，倡导民主和思想自由，因而建立民主政治，步入开放社会。由于贸易和海运的关系，雅典帝国的海军不断扩大。雅典海军的触角伸到哪里，文明的张力就延伸到哪里。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与之相伴的民主意识，这些蕴含在人性之中的东西，一旦释放出来，便如同亚当和夏娃尝到禁果，再也无法压住。自由意识对斯巴达境内大量黑劳士(helot)农奴的吸引力可想而知，即使雅典海军不打进斯巴达的城堡，假以时日，城堡也会从内部崩溃。
斯巴达的僭主清楚地感知到这种文明的张力，也清楚地知道产生文明张力的根源在哪里。斯巴达人的思想基础与“自由化思潮”完全抵触。根据波普的研究，斯巴达当时的政策原则可以归纳如下⑥：
- 一，捍卫部落主义，阻断任何危及部落禁忌的外来影响
- 二，反对人道主义，阻止任何平均，民主，及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 三，经济自足，不受制于贸易
- 四，反对普世主义或特殊主义，坚守本部落与其它部落之间的区别，决不与低贱部落融合
- 五，强化宗主意识，奴役统治邻邦
- 六，部落不易过大，过大容易影响统一，容易引进普世倾向
以上列举的政策，除第六条以外，倒与现代极权主义基本吻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巴达总是鼓吹克己复礼，试图阻止文明巨变，重回封闭社会。实际上，斯巴达一直有出兵雅典，恢复寡头政治的企图。只是由于自身的问题，如，大地震，黑劳士起义等原因，这一念头被暂时压下去而已。后来，盟邦科林斯(Corinth)利用其对同盟红利的贪求，挑战其盟主的责任心，那个在心底压抑已久的念头终于被激活了。
从古希腊到科学方法，这一圈绕得不小，至此，背景铺垫工作应该到位了。如前所述，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引古人教训以为鉴，以免重蹈历史覆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同时，我们也要告诫自己，步子不要迈得过大，以免掉进历史主义的陷阱。回望今天的国际格局，尤其是当下的美国宪政危机，不难发现，它与雅典的黄金时代有颇多相似之处。请容我列举几个显而易见的。
开放对封闭
如前所述，雅典是海上帝国，代表开放社会。斯巴达是陆上霸主，代表封闭社会。雅典与斯巴达之争是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争。开放与封闭属于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二者互相排斥，无法在一个社会里和平共处。在西方的话语系统里为，正邪不两立。在东方的话语系统里为，汉贼不两立。这就是说，雅典与斯巴达，虽然同属海伦文化，却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只要不彻底断绝交流，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二者图穷匕首现是早晚的事。
对比一下中共的现行制度与斯巴达的六项政策，不难看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封闭社会。全面维稳，不许妄议，此其一；压制民主，限制自由，此其二；自力更生，内部循环，此其三；中国特色，反对普世，此其四；一路一带，恶性放贷，此其五。惟有第六条相反，它追求的是大一统，对外扩张，这算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一点使得现代极权社会更具侵略性。
反观美国与中国，前者是守成大国，全球霸主，代表开放社会。后者是陆上大国，新近崛起，代表封闭社会。美中之间的差别远大于斯巴达与雅典，不同文，不同种，不同文化，不同制度，归根结底，不同的文明。因此，美中之争也是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争。只要不彻底断绝交流，做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二者图穷匕首现是早晚的事。
再看英国与美国，二者同文同种，相同的文化，相似的制度，相同的文明，都属于开放社会，因而有可能共存共荣。二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讨论至此，我认为以上理由足以解释为什么修昔底德陷阱没有陷住英美，却必定陷住中美。至于理由是否令人信服，因其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色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三国演义
明面上，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海伦世界两大同盟集团之间的大战，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对决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暗地里，还有一个域外大国或明或暗地影响着天平的倒向，这就是波斯帝国。三股势力互动，上演着三国演义。
作为地区大国，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一直有张力。公元前499年，波斯发动对希腊本土的侵略之后，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开始合作，有过蜜月期。希波战争结束后，波斯军队退出希腊本土，但阴魂不散。共同的敌人消失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张力再次凸显并且加大。雅典帝国因扩张过度，导致内部不稳。爱琴海地区许多盟邦纷纷反叛雅典，背后的黑手既有斯巴达也有波斯。
萨莫斯(Samos)的反叛得到波斯总督的直接支持。雅典远征西西里失利后，波斯暗中支持斯巴达，为其提供资金和船只。待到雅典大体平定盟邦叛乱，开始恢复实力后，波斯便公开与斯巴达结盟。在雅典捉襟见肘的时候，波斯在小亚细亚的全部资源悉数供斯巴达支配，致使天平倒向斯巴达。
曾几何时，美国与中国曾是敌人，双方在朝鲜半岛打得头破血流。美苏冷战后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美中联手，也有过蜜月期。苏联解体后，中共借着蜜月余温，辅以战略欺骗，国力逐渐强盛。国力的强盛让它觉得可以有所作为了，于是开始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还记得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吗？出自习近平之口，其深层含义不是和平共处，而是分庭抗礼。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骆驼瘦死，遗骨仍比马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大部分家当，与一部分极权主义思想。俄罗斯嘴上说坐山观虎斗，实际上扮演着波斯帝国的角色，或明或暗地影响着美中之间的战略平衡。三股势力互动，上演着亘古不衰的三国演义。
大瘟疫
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斯巴达以强大的陆军，对雅典形成了合围的态势。雅典是海上帝国，依靠通往港湾的长墙，保持物资供应畅通，同时以海军袭扰斯巴达本土。雅典与斯巴达形成长期对峙的局面。斯巴达人围住了雅典城，却久攻不下，只好撤兵。天有不测风云，公元前430年，一场大瘟疫在雅典暴发。据说，瘟疫是运粮船从埃及带回来的。
斯巴达的陆上进攻把阿提卡半岛上的平民驱赶到雅典。几十万军民退守到长墙以内的狭小区域，密集的人口放大了瘟疫的杀伤力。连最高领导人派瑞克里都中招了，详细记录瘟疫的修昔底德也未能幸免。瘟疫几经反复，令雅典人口损失近十万，占当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瘟疫产生的社会效应也不容小觑。人们不知道有没有明天，因而道德操守下滑，法律意识松驰。好人无视荣誉与责任，外人趁机骗取公民身份，政府被迫实施严刑峻法，公民的宗教信仰都发生动摇。这场瘟疫让雅典元气大伤，为最终失败埋下伏笔。
无独有偶，在美中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关头，一场大瘟疫应时暴发。病毒是从中国武汉传出来的，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美国成为重灾区之一。迄今为止，全美二十六万人丧生，一千三百万人中招，连川普总统都未能幸免。美国经济严重受挫，川普总统执政四年，苦拼经济，创造的荣景一朝归零。企业倒闭如海潮，金融跌宕似激浪，娱乐界关门歇业，餐饮业哀鸿遍野。美国人民生活失序，或卧病在床，或隔离在家，出门要戴口罩，见面不能拥抱，聚会要保持距离，出行会受到限制，......。
二战以来，美国这个国家还没有受到如此大的冲击。莫非有人要趁你病，要你命？如果说雅典的大瘟疫是斯巴达人搞鬼，那么，这是明显的阴谋论，因为古希腊人还没掌握那么高明的生物技术。如果说美国的大瘟疫是中共在搞鬼，这已经不是阴谋论了。它不仅有逻辑可能性，而且还有现实可能性。中共已经掌握足够先进的生物技术，而且有使用它的动机与意图。美国已经掌握足够多的证据，而且有意向中共追责。如果人们还一味地认为病毒是天然的，扩散是偶然的，那只好奉上老领导的名言，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贸易战打得最激烈的那段时间，中共的外交部长曾多次发出威胁，不要逼我们打开潘多拉盒子。当时，善良的人们并不清楚潘多拉盒子具体指什么，如今，形势已经基本明朗，中共的确是想趁美国病，要川普政府命。大瘟疫的流行给今年的总统大选造成致命的影响。民主党本来就准备在选举中舞弊，武汉病毒的适时流行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借口。他们以疫情为理由，强推邮寄选票，为选票做弊打开方便之门，力拒共和党监票员于视距之外，为点票做弊扫除障碍。猖狂的舞弊终于引发宪政危机。重选，有限军管，甚至内战的声音都出来了。
第五纵队
1930年代，西班牙内战期间，有一个词相当流行，第五纵队。据说，佛朗哥叛军只有四个纵队。有记者问他，你认为哪支部队将最先登上马德里的城头？佛朗哥答，第五纵队。因此，第五纵队被用来泛指隐藏在对方的内奸，他们从事内部破坏，以策应外部敌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虽然没有第五纵队的说法，却有第五纵队的做法。这便是雅典寡头党人的所做所为。
至伯罗奔尼撒战争暴发，雅典的民主政治已有百年的历史。然而，失势的寡头势力一直不甘心。推翻民主政治，实行寡头执政的声音一直没有间断，波普对此的描述是，开放社会的敌人年年都会反扑。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伊始，一本小册子在雅典传播，书名叫《雅典人的宪政》(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⑦)，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进行无情的攻击。小册子的作者不详，后世学者名之为“老寡头”(Old Oligarch)，以此显示，这本小册子是寡头势力的政治宣言。
寡头势力不仅有思想，而且还有行动。希波战争期间，斯巴达以联合抗波为名，不许雅典修筑连结城区与Piraeus湾的长墙。雅典认为，其真实目的是防止雅典坐大，因而筑墙工程一直没有停止。然而，雅典内部却有一股势力极力阻止修筑长墙。这股势力由寡头党人组成，与斯巴达里应外合，是名副其实的第五纵队。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寡头党人曾多次策动叛乱，但没有成功。
至战争后期，雅典人打得疲惫不堪，财源枯竭，远征西西里失败，使紧张的财政雪上加霜。第五纵队终于等到机会，他们在萨莫斯和雅典两处策动叛乱。萨莫斯是雅典海军的大本营，民主力量强大，叛乱算是半成功。双方达成妥协，迎回叛将阿西比亚德(Alcibiades)，以期获得波斯人的资助。本土雅典的叛乱可以说按计划实施成功。民主政府被推翻，由四百名寡头党人组成的政府取而代之，史称“四百人会议”。
斯巴达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的第五纵队拆毁了雅典出海口的新筑城防。失去出海口的雅典困守孤城，瘟疫肆虐，饿殍遍地，终于熬不下去了。公元前404年，雅典宣布投降。随后，斯巴达扶持三十个拥护斯巴达的寡头党人实行统治，史称“三十暴君”。雅典的寡头党人为了推翻民主统治，不惜与斯巴达勾结，充当第五纵队，以换取支持。寡头党的目的也达到了。寡头政府虽然短命，但给民主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
反观美国今天的宪政危机，我们仿佛看到雅典的寡头党人在美国招摇过市。金融寡头，定点投资，以钱制权，试图影响大选。科技寡头，垄断行业，公器私用，大肆审查言论。媒体寡头，充当喉舌，影响舆论，小鬼做判官。政治寡头，拿人钱财，与人合谋，一切为夺权。于是有，污浊的沼泽，邪恶的大鳄，虚假的媒体，腐败的政客，沆韰一气，觊觎大位，与敌国暗通款曲，里应外和。如果这不是第五纵队的勾当，那就必须重新定义第五纵队了。
表面看来，境外敌国还没有强大到象斯巴达那样，可以直接出面，颠覆美国的民主政治。令人担忧的是，他们在美国有第五纵队，从内部配合其反向颜色革命。有人给美国放血，以养活狼仔，有人与敌国混血，以养肥家贼，有人为敌国开门，以放进间细，有人为敌国说项，以放松警惕。先父的法律他们都敢践踏，民选的总统他们也敢欺辱。在三国演义的大棋局里，第五纵队让敌国轻松地占据斯巴达的地位，令强势的民主英雄气短，弱势的极权一时得意。
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城头容易让第五纵队最先登上。民主党高层为推翻共和党政府，已经冲破了政治道德的底线，在内部，瓦解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外部，与美国的敌人互相勾结，已经是实质意义上的第五纵队了。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反思雅典的教训，警惕五纵的细做，免蹈历史的覆辙，绝非耸听的危言。
当然，历史没有普遍规律，雅典发生的一切未必在美国原样重演。更重要的是，历史是人创造的，在历史转折关头，历史人物要有使用雷霆手段的意志，和扭转乾坤的魄力。相信民主！相信民选总统的魄力！
-----------------------------------------------------------------------
① 《新唐书 列传第二十二 魏徵》
② Bliss版。详见 Gettysburg Address, Bliss copy
③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Classics, P53
④ 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Ark Paperbacks， 1957 Pvi-vii
⑤ Thucydides Trap。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作家Herman Wouk于1980年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讲座发言，Sadness and Hope_ 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Herman Wouk用它泛指战争，是个文学概念。它的政治学用法是哈佛大学教授Graham T. Allison于2012年8月22日在Financial Times的专栏文章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里首先提出的。
⑥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Routledge Classics, P278
⑦ 《雅典人的宪政》。在线文本详见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