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三暮四

有一个汉语成语叫“朝三暮四”，用以比喻反复无常，经常变卦。这个成语源于庄子，其原始含义离现代含义相去甚远。为讨论方便起见，我取庄子的本意，并沿用庄子的原始用法，只用其前一半“朝三”。何谓朝三？

《庄子·齐物论》里有，“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芧①，曰： ‘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译成白话意为，(辩者们)费尽心机去追求一致，却不知万物本来就是齐一的，这就叫“朝三”。什么是朝三呢？养猴人在给猕猴分橡子时说：“早晨三个，晚上四个。”众猴都不高兴。养猴人改口道，“那就早晨四个，晚上三个吧。”众猴都高兴。

按庄子的解释，“朝三”的字面意思是，费尽心机去追求一件亊，却不知亊情本来就如此，这很接近俗话所说的骑着驴找驴。这段故事亦见于《列子·黄帝篇》，道理讲得不尽相同但似乎更透彻。庄子是战国时代宋国人，生卒年约在368 - 288 BC。列子是战国时代郑国人，生卒年约在450 - 375 BC。庄子是在列子死后七年才出生的，表面看来，狙公赋芧的故事在《黄帝篇》里有更早的出现。不过，很多知名学者认为，列子是魏晋时代的伪书，孰先孰后，已不可考，亦不重要。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笼，皆犹此也。圣人以智笼群愚，亦犹狙公之以智笼众狙也。名实不亏，使其喜怒哉。”

译成白话意为，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喜爱猴子，家里养了一群。他懂得猴子的心思，猴子也懂得老人的心思。老人省下家人的口粮，尽量让猴子吃饱。不久，粮食不多了，必须限制猴子的食量，又怕它们不驯服，就先骗它们说：“给你们吃橡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够了吗？”猴子们一听，都气得跳了起来。老人又说：“给你们吃橡子，早上四个，晚上三个，够了吧？”猴子们听了，都高兴地趴在地上。世间有能耐的笼住没能耐的，都象这个故事讲的这样。圣人以智慧驾驭愚昧的百姓，如同养猴人用智巧来笼络猴子一样。名和实都没有变化，但能使猴子或恼怒或高兴！

对列子和庄子来说，这一个故事所描述的现象是一样的，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朝三而暮四与朝四而暮三，都是七个橡子，名和实都没有变化，然而，猴子一怒一喜，情绪反应大不相同。通过这个故事，二人想讲述的道理却不尽相同。列子意在说明，圣人以智笼群愚，即圣人以智慧愚弄百姓，反映的是绝圣弃知的思想。

庄子意在说明，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意思是，圣人不执着于是非的争论而依顺自然均衡之理。用哲学语言来表述，和之以是非大致可以说，调合是非，于矛盾的对立中寻找同一。休乎天钧，亦称照之于天，用江湖语言来表述，大致可以说，顺天行道，让老天或大自然去决定。紧接着，庄子说，是之谓两行。译成白话意为，这就叫并行不悖。用日常语言来表述，两行大致可以说，大家都对，你们别争了，让老天去决定。

圣人的境界在庄列二人眼里不尽相同。列子认为，圣人以智为是，愚弄百姓；庄子认为，圣人不搞争论，顺天行道。如果我们以邓立群和邓小平二人为例来说明二者的区别，那末，在列子眼里，二人都是愚弄百姓的所谓“圣人”。根据庄子的观点，姓资还是姓社属于儒墨的是非之辩，邓立群执意要辩，因此他是个儒墨之徒，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因此他可以算个圣人。不过，他充其量只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局部圣人，他的四项基本原则远非天钧，相反，更接近仵天逆道。

在多数文明社会里，百姓如狙，政党如芧。具体到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国共两党，国如朝三，共如暮四，百姓上半叶朝三暮四，下半叶暮四朝三。对他们来说，国还是那个国，日子还是那个日子，可谓名实未亏。区别是，换了个党，而两党出自同一酱缸，合起来总不过是七个橡子果，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喜怒为用这一点上，百姓无异于众狙。

按庄子的理想，如果圣人存在的话，他们应该是，和之以两党而休乎天钧。庄子的两行，在这里可以说成，大家都行，你们别争了，让老天去决定。问题是，圣人何在? 天钧何在?

自由主义大师历史学家阿克顿（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1834/01/10 - 1902/06/19），见右图，有句名言，伟人几乎总是坏人②。阿克顿深谙两极相通的辩证法，他不是在描述现象，而是在揭示本质。他所说的伟人大致相当于庄子所说的圣人，在这一问题上，他与庄子可谓两极相通，因为庄子从另一极揭示了两极相通。在庄子的理论体系里，可以推出百姓既是众狙也是天。

庄子在《齐物论》里两次提及，“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由于人们对“庸”字有多种不同的解读，对这一命题的解读也是五花八门。现代读庄之人对“庸”字的解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常理类，如王先谦的“不再争论，而寄托于平庸的道理上”，冯友兰的“达人不用区别，而止于纯粹经验”。二，功用类，如徐复观的“以功用观之即寓诸庸”，陈鼓应的“不固执自己的成见，而寄寓在各物的功分上”。

陈鼓应先生的庄子注译很有权威性，但我也注意到，陈先生不时地有拔高文意，或根据文意反推字义的作法。这种反推不是于已知的不同字义之间作取舍，而是于无合适字义之处创新义。庸字的功分之义就是被这样反推出来的，字义相当牵强。其假设固然大胆，然而没有足够小心的求证，我持谨慎态度，敬而远之。况且，这里讨论的就是“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本着这一原则，我不取这个反推出来的字义，而寄托于常理(已知的字义)。

其实，对庸字的涵义，《齐物论》里有明确的注释，紧随上述命题之后。“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这里的‘用’不是功用的用，而是使用的用，与陈鼓应的解读不协调，所以，他认为“这二十字疑是衍文，依严灵峰之说删去。”③如果这二十字不是衍文，我认为，可以不是，那末，按已知的字义去解读，庸字的涵义就与常理类相吻合。

《庄子·天下》篇相当于当时的当代学术思想综述，其中分出七派，老庄各占一派。在介绍庄周时有这样的评语，“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译成白话意为，不质疑是非，从而与世俗相处。“与世俗处”可以视为对“寓诸庸”的解释，整句话可以视为对“为是不用而寓诸庸”的同义转述。

《庄子·则阳》篇的结尾处，少知与太公调之间有一段有关“丘里之言”的对话。关于什么是丘里之言，太公调有大段的解释，对此，另有专文讨论，不在此赘述。简言之，所谓丘里之言，就是合异为同的百姓常识。在庄子的系统里，丘里之言虽不足以称为道，但足以称为庸。因此，庸字的注释可以狭义地延伸为，庸也者，丘里之言也。

如果我们把讨论压缩到儒墨的是非之争这一有限范围内，“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可以作如下狭义的解读，别管儒墨谁是谁非，且听老百姓是怎么说的。稍加抽象，可概括为，不要去争论是非，顺随世俗常理丘里之言即可。如此一来，丘里之言就是天钧，而百姓就是天。

至于百姓是众狙，这是为了讨论方便就近取譬，用道家的语言，应该说百姓是野鹿或刍狗。《庄子·天地》篇里有，“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译成白话意为，至德的时代，不崇尚贤才，不任用能者，君主有如树梢的细枝，民众有如自在的野鹿。 《老子·道德经》第五章里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译成白话意为，天地没有偏爱，视万物如刍狗，圣人没有偏爱，视百姓如刍狗。

一般认为，刍狗是草扎的狗，为古人的祭祀用品。简牍时代的书由人抄写，抄书人往往擅长书法但对内容未必理解得透彻，错漏别字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耦的那个人，在《齐物论》里，叫作“南郭子綦”，在《庄子·徐无鬼》和《庄子·人间世》里，叫作“南伯子綦”。另外，在解读篆字的过程中，后代人认错字的现象也常见。其实，把“刍狗”换成“豕狗”或“刍豢”都不影响对整体意思的理解，因为圣人治民的方法是，“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犹如狙公之治狙。

这样一来，百姓既是众狙也是天，正所谓两极相通，这在庄子的系统里是协调的。如果这一点成立的话，那末，两行几乎就有了民主的含义: 两党都行，让百姓去决定吧。众狙当年赶走朝三，今天又对暮四不满。是他们朝三暮四? 还是他们名实有亏? 有道是，老百姓的心里有秆秤，在人间世的范围内，如果为是不用而寓诸庸，那末，庄子所说的“天钧”或“天倪”应该就是这秆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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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芧（xù），橡子或栗子之类的坚果。至于究竟是橡子还是栗子，不影响文意，留给专攻小学的人去琢磨吧。

②语出给曼代尔.克雷顿大主教(Archbishop Mandell Creighton)的信，全句如下，

Great me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en, even when they exercise influence and not authority: still more when you superadd the tendency or the certainty of corruption by authority.

意为，伟人几乎总是坏人，即使当他们仅施加影响而非权威时也是如此，若再加上权威导致腐败的倾向或确定性，情况会更糟。

Essays on Freedom and Power(自由与权力)，The Beacon Press，1949，P364

③《庄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7，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