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231）每逢佳节倍思亲，养儿方知父母恩

闲话人生（231）每逢佳节倍思亲，养儿方知父母恩

       过年之前，大女儿从加拿大家中传来她炸肉丸的视频，我既为”李家秘制肉丸“在北美得到传承而欣慰，又因佳节来临更加思念早已离世的父母亲。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的两个女儿小时候最盼望过年，恨不得一放寒假就去爷爷奶奶家。那时，我的父亲已经从农村回到他退休多年的461厂，有了一套两室一厅厨卫俱全的平房宿舍，与“顶职”进厂的大弟弟住在一起。每到春节，妈妈就叫小弟弟开武船厂车队的卡车来接我们回家过年。因为那时从我们硚口区水厂路中学穿过武汉三镇乘公交车到武东461厂，没有三四个小时难以到家，费时且不说，带着两个孩子，拎着回家过年孝敬父母的年货，抢上公交车确实不容易，也不安全。

       那几年，两个弟弟还是单身，平时家里只有父母和大弟弟三人，一到过年，我们一家四口和小弟弟都回家过年，父母亲就笑得合不拢嘴。妈妈一生喜欢热热闹闹过大年，逢年过节都希望儿女孙子外孙都回家过年。以前妈妈都要在年前做好儿孙回家过年的准备。自从搬到461厂平房以后，因为房子太小了，每年就是我的两个弟弟和我们夫妇及两个女儿，与爸爸妈妈一起过年。 大哥一家五口、大姐一家六口，二姐一家七口，分别于大年初一、初二回家给父母拜年。

       妈妈老了也做不动了，于是，老人家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我们三兄弟做李家秘制肉圆子、鱼圆子和蓑衣圆子（俗称“珍珠圆子”），武汉人年饭桌上必须有的“三元”，还有“三全”，即全鸡、全鸭、全鱼。且那条“全鱼”是“看菜”，吃年饭时只能看看，要等过完年才能吃，以示“年年有余”；还有粉蒸肉、红烧肉、回锅肉；卤牛肉、卤鸡蛋、卤干子；煨鸡汤、排骨藕汤  、瓦沟牛肉罗卜汤等等，还有特地为孩子们准备的炸年糕片、炸红薯片、炸“猪耳朵”（把面粉分成两半，其中一半用红糖水调和揉好后，与另一半揉好的白面，红白相间层层相叠像做馒头一样，切成薄片油炸之后就像“猪耳朵”一样），湖北人过年必备的热菜凉菜等等一应俱全。那几天妈妈坐在旁边指导我们三兄弟学习做李家过年的菜，不仅被妈妈那非凡的记忆力所折服，更被妈妈无怨无悔为我们做了一生而感动不已！ 

       妈妈围着锅台转了一辈子，自从嫁给身为“李家花园”长子的爸爸，就成了大家族的主妇。

       “李家花园”是我的祖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通湘门城里创建的，我的二姐健在时告诉我，通湘门城里的李家花园是祖父的亲妹妹、我们的姑奶奶的“严家花园”的倾情全力资助下，才建起来的家业。到上世纪四十年代，祖父在粤汉铁路通湘门车站外买了一片荒地，独自建起了“通湘门外李家花园”。

       我的父亲从十几岁开始就跟着祖父学种花，不仅学技术，更要从事许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到附近的水塘挑水到花场浇花；到城里公厕挑粪水回来给花施肥；收获季节每天都要挑起满载鲜花的花担，及时从武昌送到汉口茶行。爸爸全身心都在种花，成为远近闻名的花匠。1956年公私合营时，除了一家老小二十多人住的两层老宅及房前屋后的几块菜地留下来了，那比老宅大许多的一栋高大花房、全部花木及所有生产工具，都“合营”到青山公园去了。

       我的父亲和二叔、三叔成了青山公园的园林工人。后来他们两家都搬到青山公园去了。四叔1939年技校毕业后，虚报两岁年龄到邮局谋一差事，后辗转到铁路部门工作，五十年代初他一家人就离开了通湘门外李家花园老宅，最后定居在陕西宝鸡。祖母早已去世，最后留守老宅的就是我的祖父、妈妈和我们三兄弟。父亲每到周末就从青山公园回老宅，侍弄房前屋后那三分菜地，让一家老小平时有吃不完的蔬菜。临回青山公园上班之前，还要嘱咐我记得给什么什么菜按时浇水啊！

       再后来，三年困难时期，祖父也离世了。文革期间，大弟弟顶职进厂当学徒；小弟弟69届初中毕业下放农村；我于1967年12月师资短训结业分配后常住学校。父亲退休以后回到老宅，与母亲两人留守老宅。

       后来，城市的爹爹婆婆也要下放农村，辛亏鄂州严家大湾生产队长及时登门，盛情邀请父亲去当花木生产的技术顾问，得以安享了几年幸福生活。那期间，武昌火车站扩建，老宅基地被征用，“通湘门外李家花园”彻底消失在城市发展建设之中了。

       妈妈在老宅当主妇时的大厨房，比现在住的平房宿舍还要大，仅那个双锅大柴火灶就比现在的厨房大多了。当然，现在用液化气烧菜做饭比那柴火灶干净多了，方便极了，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怎么说，现代社会生活条件，远远超过了农耕社会！不过再也喝不上柴火灶炖的鲜味鸡汤了！妈妈原来炖鸡汤总是把炖钵放到尚有余温的灶里，从晚饭后炖到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喝到鲜美可口的鸡汤了。

       别看我妈妈年老了，她非常乐于接受新事物，七十年代初，她老人家是武汉市最先使用液化气的第一批居民。如果妈妈不是三寸金莲让她足不能出户，老人家还是挺赶时髦的，更爱美。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跟她一起去汉口大姐家，出门前着装整洁自不待言，还看她对着镜子，用两根棉索子“绞面”，当时我哪里知道这是那个年代妇女常用的简便的美容方法啊！只好奇地问她：“妈妈，您这是干嘛？疼不疼啊？”妈妈说：“把脸弄漂亮一些啊！出门在外，人要讲面子的！要像我们现在这样，穿得整整齐齐，脸洗得干干净净的再出门。”

       七十年代初，我们夫妻两月薪加起来才72元，一家四口，尽管那时物价很低，也是捉襟见肘。但是，过年时无论如何是不能空手回家的。至今难忘妈妈当时对我们说：“你们工资那么低，两个孩子平时花销也大，以后过年回来就不要花钱买东西了，家里什么都不缺，你们都回家过年，我们就高兴啊！以后你们回来多拿几个包包，往里面多塞些衣服，拎着大包小包回来，隔壁左右邻居谁知道你们带什么回来过年呀！面子好看不说，也省下钱把日常生活搞好一些。”妈妈心疼我们，我们心领神会感恩不已。

       我的父亲只读过二年私塾，母亲是文盲，但是他们非常爱我们最小的三兄弟，小时候无论多顽皮，从不打骂我们。且不说妈妈对我们体贴入微的关爱，记得读小学一年级时，放学回家，爸爸让我去花场拔茉莉花钵里面的野草。也许是我的过敏体质，只要被蚊虫叮咬一下，不一会就会起一片红疹子，奇痒无比。到花场一会儿，头上就起了一片“红包”，爸爸过来摸着我的头说：“你不是种花的命啊！回家做作业去吧！”

       1958年，我被保送上初中，尽管全家只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为了让我好好学习，省吃俭用，也要送我去学校住读。他们觉得，自己没有文化，只有在老师身边孩子才能学习好。

       小时懵懵懂懂不省事，等到自己养儿时， 真如俗话所说“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初为人父之喜悦，低薪生活之艰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是大同小异，而生儿育女的全过程却不尽相同。尽管每个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每一个幸福的家庭也都有他们各自的幸福。我们这个幸福的四口之家是不可复制的 。     

      孩子健康的身体是DNA决定的，后天健康成长要靠父母倾情精心地呵护！呵护不是溺爱，是尊重孩子，耐心听孩子的意见，即使孩子做错了某件事，也要认真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千万不能不问三七二十一，劈头盖脑一顿批评指责。更不能动手打孩子。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弟三人。

       还记得，上幼儿园大班的小女儿，有一天，一个人在家把闹钟拆了，再想装回去就没有办法了。尽管那是家里当时唯一计时的鈡，我回家后，问她：“你为什么把闹钟给拆了啊”她说：“我想看看它里面是怎么发出铃声的。”我高兴地笑着说：“好呀！就是要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有好奇心，才能学到知识！”同时还告诉她，以后遇到自己不懂的事情，可以先问问大人，然后再决定怎么做会更好一些。

       呵护孩子，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一方面，在有限的条件下，首先保证孩子成长过程中必须的营养，这是人的生理需要；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心理需要，精神追求。这就要求父母适时提供精神食粮。我的两个女儿，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随着年龄的增长给她们订阅《儿童时代》、《少年文艺》、《中学生阅读》、《作文》等课外读物。还经常带她们逛新华书店，鼓励她们买自己需要和喜欢的书。我的父母当时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送我去学校住读，就是为我的学习提供了条件。我传承父母爱子女的家风，为孩子的成长尽可能提供较好的条件，确实是“养儿方知父母恩”啊！

       当我们的邻居、归国华侨黄杞显和喻美琦老师,文革后期带着两个孩子去香港定居时，小女儿说：“我以后也要出国去看看世界！”

       1977年恢复高考，我因缘在大街上偶遇母校老领导，得以调回省重点中学去当老师，全家从硚口工业区搬家到武昌文化区。两个女儿从此生活、读书在浓郁文化气息的华师一附中校园，耳闻目睹莘莘学子书声琅琅；“神驰铃下”，常闻名师“謦欬之音”（借用苏轼两句诗中言）。两个女儿在成长的关键时段，一到七岁时全天候的陪伴，十年中小学优越生活和学习环境的潜移默化，为她们后来读大学，出国留学和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这个在只闻花香，不识书香的花农家庭长大的高中毕业生，靠自己不断读书，认真教书，在人生每一个关键时刻常遇贵人相助，改变了自己的和两个女儿的命运，其实都是我亲爱的父母一生积善成德、传承为人处世美德，降福于我的结果！

       感恩父母在天之灵，福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