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130）再说“衡水模式”

说三道四（130）再说“衡水模式”

         我在《也说衡水模式》一文中指出衡水二中摧残青少年的野蛮教育方式，是为了赚钱，不是在办教育。并以我的母校为例，强调校长教师一定要尊重学生、爱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的教育理念。有人认为华师一附中在大城市武汉，衡水二中在农村，教育水平差一些很正常。我认为不是水平问题。于是，《再说“衡水模式”》并转发《语文实验班的奥赛冠军》。原创 李培永 老师 华中师大一附中校友会 2019-10-16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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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88年，汪深校友为华中师大一附中赢得了第一枚世界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牌。这是铭记于华中师大一附中校史的大事件，也是华中师大一附中教育改革征程中，学科竞赛的首次“陌上花开”。

        多年后，汪深校友当年的班主任李培永老师仍然珍藏着与汪深校友在北京大学集训时的书信。李培永老师虽旅居海外，仍情系华师一，笔耕不缀地抒写永念学子的教育情怀。

         谢李培永老师为我们传来他写的教育随笔：《语文实验班的奥赛冠军》，现刊发给华中师大一附中校友。

教育随笔   《语文实验班的奥赛冠军》

        1988年国际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牌第一名，是华中师大一附中1988届4班的学生汪深。

         华师一附中1988届4班是理科班，也是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参加实验的学生按照学校例行的平均分班的原则，被我抓阄抓来参加教改实验的。汪深也是当年被我“抓”来的数学尖子生。他曾经多次获得过初中数学竞赛全国及省市的一二等奖。

         在开学第一次家长会上，汪深的妈妈首先发言。她说，我的孩子能进语文实验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而一个高中理科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才能了解中国文化，提高文化素质。而且语文能力强，将来才能研读各种文章，探求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李老师刚才介绍了实验教材的情况，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是还有一套《写作》教材，这对我的孩子帮助太大了。

         汪深的妈妈当时是交通部二航局研究所所长，我们第二次见面是在学校年级办公室。当时，教我们班数学的倪政勇老师，让我请家长来一起商量，怎么继续发挥汪深初中数学特别好的优势，强化高中数学，争取三年后冲击奥赛。我和倪老师、汪深和他妈妈，四个人开会制定了一个“三级跳”计划。即第一级，参加湖北省数学奥赛取得一等奖；第二级，参加全国数学奥赛取得一等奖，并进入国家奥赛集训队；第三级，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赛拿金牌。

         当汪深拿到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载誉回到北京，给我们发电报：“三级跃过一步而已”。

         他的爸爸妈妈得知喜讯后说：“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汪深获奖归来

（右起：李培永老师、汪深、汪深的妈妈和爸爸）

      诚然，汪深没有能在数学竞赛中实现“三级跳”，非常遗憾。但是，正是三年强化数学的艰苦训练，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和应对重大竞赛的心理素质，才能在匆匆忙忙强化化学奥赛备考两周后，一路过关斩将，直达化学奥赛国家集训十人团队，最后被选为国家队四个成员之一，去芬兰参赛取得金牌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据说，那一年的试题之难，前所未有，一道30分的实验题，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只有汪深一个人得了满分。

         回顾这段往事，汪妈妈深情地说，“汪深小时候正是我和他爸爸最忙的时代，没有办法，就买许多小人书给他自己看，后来上学了，就买一些适合他看的书。然后，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让孩子们轮流说说自己看过的书，或者谈谈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结合他们讲的内容说说看法，讲些道理，如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团结同学、关心他人等等。”

         汪妈妈说，汪深高一学习文言文后，每天回家都要到他爸爸的书柜找与课文相关的原著来阅读。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当堂背诵刚刚学的文言文，那是他掌握了李老师教的文言文诵读方法。

         这已经是三十一年前的故事了。

         今年回国我在清理书柜时，居然发现当年汪深在北京大学参加化学奥赛集训期间，我写给他的两封信的原稿，以及他回校向全校师生汇报夺取金牌的全过程的讲话稿,十几张已经发黄的稿纸，勾起了许多往事。这些宝贵的资料都是他当年离汉赴京去清华大学报到后邮寄给我的。

         先读第一封信中的我写给他的一段话吧：

         在同等条件下，机遇是均等的，但幸运之神更多地偏爱超越自我的人。一个全身心投入事业的人，不要背那么多包袱！包袱沉重必然压抑智力的超常发挥。稍纵即逝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时间顾及其他，想得太多，顾虑重重，必然阻碍临场的正常发挥。临场正常发挥，要靠“战前”积极准备，这恰恰是“超常发挥”的必要条件。试想，聂卫平战前不仔细研究对手的情况，积极备战，怎能克敌？他如果没有良好的竞争心态，又怎能无往而不胜？我相信你能像聂卫平那样，认真对待每一次考试的。

          再看第二封信中的一段话：

          你我都是围棋爱好者，下围棋要抓住机会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事关大小、轻重等等，而左右全局的大机会却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为了要抓住机会，必须有绵密细致的预见、全局观点和来自经验的第一感，最后还要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我在给他的信中反复讲到棋圣聂卫平和围棋。是因为汪深分到我们实验班时，还不会下围棋。当时中日围棋擂台赛在全国掀起了围棋热，我问他会不会下围棋，他说不会，但很想学。于是我们约法三章。课外活动时间，我教他下围棋，让先十三子开始，只要他连赢三盘，就可以升级，边学边教一些围棋的基本知识和术语。到高三时我们已经纹枰对坐，难分胜负了。记得有一次擂台赛决赛在上午十点开始，我回家刚打开电视，他和方辉两个人来敲门，说：“我们想看聂卫平怎么打败日本人。”他们见我微笑不语，就进来坐下聚精会神看起来。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

         我们华师一附中的老师是不坐班的。可以说当时在全国中学是唯一的，正像当下华师一附中是中国百强高中第一名一样，是唯一的。但是，学校严格规定三个时间老师是不得迟到早退，更不能旷课的：按课表该你上课的时间；每周一次的教研组集体备课时间；每周四下午政治学习时间。其他时间完全可以自由支配。

          那么，作为班主任怎么可以让学生也来家里看电视呢？

          首先，来的两个学生都是非常聪明，而且学习成绩是非常优秀的，一两节课不上，不会影响他们的学业。

         其次，他们准时来我家敲门，说明他们热爱围棋，关心擂台赛，尤其崇拜聂卫平。这正是我今后教育他们这样优秀学生成才的最佳切入点。有利于因材施教。

         所以我们师生三人兴致勃勃地看完了那场比赛，也给他们留下一个不一般的班主任的深刻印象。更想不到的是，现在我们师生三人都生活在美国。

         汪深获得奥赛金牌后。华中师大分管附中工作的副校长邓宗琦教授，约请他的妈妈写写家庭教育和对中学教育的建议。他妈妈给邓副校长的信中这样说：

         从汪深在语文水平的提高方面看（他高中才被分到语文实验班），他初中并不喜欢语文，高中进入实验班后，对语文兴趣大大提高，写作能力和水平也有飞跃性进步。究其原因，一是对教材有兴趣；二是对李老师的教学水平和方式方法满意，例如汪深之所以能当堂背诵难度较大的文言文，主要是李老师教会他如何诵读文言文，读顺了就容易记忆和背诵。汪深能获“湖北省首届高中作文竞赛”二等奖，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因为他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这说明他高中阶段取得了多么大的进步，对这一点，我们从心里感谢李老师的成功教育。

         既是老师又是朋友，这是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课堂上是师生，认真教和学；课下是朋友，师生可以一同下棋一同交谈。汪深经常和李老师下围棋，也经常与李老师一同去同学家走访，特别是当同学家里发生意外的时候。

         李老师不但抓全班的升学率，同时也注意培养个别人才。在对汪深培养方面也下了功夫，他根据汪深数学特别好的特长，高一就为他制定“省、全国、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三级跳”目标，这次获得金牌，虽然不是在数学科，而是在化学科实现了这一规划，但能说明李老师有远见、不仅能识才，而且能引导学生成才。

         例如有一段时期，汪深不做化学课本上的作业，任课老师有意见，汪深则说“题目太简单，一看就会，何必再做？”。李老师一面要求汪深往深度和难度方向自学，另一方面建议化学老师给他出补充题。并不是简单地批评学生，硬性规定他做题，而是把时间还给学生，让学生多学些东西，任课老师也没什么意见。 

       我们华师一附中的教学理念就是“把时间还给学生，把方法教给学生”。特别是当班主任的老师，对一些优秀学生，更要因材施教，不能搞本位主义，局限于本人执教的学科。所以，当教我们班数学的倪老师提出要重点培养汪深，到高三冲击数学奥赛时，我积极配合他抓汪深的数学奥赛训练，同时也没有放松对他的语文阅读和写作的训练。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各种课内外的活动，激发他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

         汪深1988年10月9号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我又开始带新高一了。他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学习问题时说：“我认为学习的动机是很重要的，是‘主动学’与‘被动学’（不管自己承不承认，有些人确实努力，但还是属于‘被动学’）的分水岭，所以您不妨对学弟们强调一下，强烈的求知欲，以及由此而来的浓厚兴趣在我学习中的作用。”他说：“我的兴趣非常广泛。高一学文言文，我每天回家就到爸爸妈妈的书柜中把《庄子》、《史记》、《左转》、《梦溪笔谈》等都搬出来了，一是为了查找课文的出处；二是想尽可能多读一些，提高对文言文的理解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进一步了解。”

         最后，我们还是听听他在华中师大一附中1988年开学典礼上，向全校师生汇报是怎么讲夺取金牌第一名的吧（节选）。 

         先说化学奥赛吧。

         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与数学、物理一样，都是起源于东欧，而后扩展到世界范围的国际竞赛。第一届只有东德、捷克和波兰三国参加，试题十分简单。要是那时我们参加的话，一定不只拿两块金牌。随着参赛国的增多，试题越来越难，其中首推十八届，而我国是第十九届才参加竞赛的，那一届比十八届要容易，结果我们中国第一次参加就拿了一块金牌、二块银牌、一块铜牌，信心大增。接着又着手准备参加第二十届比赛。

         第十九届竞赛前的全国选拔赛，湖北省没有参加，否则我一定要去试一试的。这是我的习惯。一方面是对诸如竞赛之类的事，极感兴趣；另一方面，对感兴趣的事，不论时间多紧也要想办法完成。我觉得，虽然准备竞赛相当费时，表面上好像会影响学习，但在培训及参赛时所获得的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广阔多变的思路，及考试时镇定自如的心理，都是课堂上难以学到的，好处是巨大的。

         这次从接到通知到选中出国，想起来犹如一场没有准备的闪电战。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去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我就停课准备参加全国中学生数学竞赛，这是为国际数学奥赛举行的全国选拔赛，大概是九月底吧，不幸阴错阳差被数学冬令营拒之门外【1】。随后，又全力准备物理竞赛，十一月参赛，却又马失前蹄。当时我只好定下心来，准备参加高考了。

         今年一月，我正在上自习，曾教过我们化学的尹一冰老师找到我，开口就问：“想不想参加化学竞赛？”“想啊！”虽然我知道如果选不上，对高考有什么影响。

      于是，一场闪电战就开始了。第二天，学校选拔考试，这是很容易的，不到一周后，全省选拔赛，结果，我和黄石二中的一位同学被选上，去参加全国选拔赛。紧张了两个星期后，于2月24日到厦门参赛，顺便第一次尝到了坐飞机的滋味。厦门这一关，侥幸通过，心里十分高兴，尤其是得知外省的选手，多半都准备了三个月以上时，我更是得意。紧接着，回武汉，在武汉大学接受了三个星期的强化训练后，于4月5日抵达北京参加国家集训队。四个星期后，得知我被选中了，可以出国了。

         单从时间上看并不是特别紧，一个星期、两个、三个、四个星期，好像没有问题，但全国选拔赛的题目中，中学内容很少，大多是大学一、二，甚至三年级的内容，因此在那至关重要的二个星期，我必须学到大学一二年级的所有重点内容，而且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那是不能作表面文章的。在这种情况下，尹老师搬来近二十本书摆在我面前，要我在学习每一个内容时，拿四五本书对照着看，在比较中加深理解，这样就记得牢，但阅读量却增大了，好在我平时学习过程中，培养出了较强的阅读能力 ，不但看得快，而且一看就能抓住重点【2】，因此才应付得了这种高难度高强度的训练，上午看书，下午做实验，晚上做习题。开足马力，度过了最关键的两个星期，到厦门拿到了国家集训队的“入场券”。

          以后就相当顺利，到了6月30日，我们就出国参赛了。当时心里没底，不知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

          我们于当地时间6月30日晚上十一点半，到达了赫尔辛基。天空是淡蓝色的，这是极地附近天空特有的淡蓝色。夏天的赫尔辛基是不会黑的，我们这样想着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我马上跳起来，心里想着睡过了，这要不到十点才怪了，一看手表才七点半，这时候我才开始认识芬兰。

           7月2日，客车接我们到一个小城市埃斯堡，住在那里一个临海边的旅馆。当天晚上举行了开幕式。

          7月4日5日两天考试。3日安排我们轻松轻松。

         两天考试，每天5个小时，从上午8点到中午1点不间断，这对人的耐性也是一种考验吧。这也意味着参赛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我刚到芬兰，对别国的选手心里没底，颇有些忐忑不安。

          4日考理论，大致一看，题目相当难，不太好解。总共有六大题，按理应该先做容易的，可是他们把最难的题放在最前面，分明是一种挑战，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先做第一题。这并不是说这样做就好，而是我的一种趣向，对我自己起到调节神经、激发雄心的作用。结果，第一题用了我一个多小时，第二题也用了一个小时，第三题用了近一个小时，但我始终抱着蔑视它们的态度，从容地解完所有的题，再回头补上悬置的小问题。5小时还剩二十分钟。

         第二天考实验。同样是5个小时时间，中途出来毛病。原来实验分两步，先制出一种产品，再测出有关的性质数据。在第一步产品烘干时，各国选手都被卡住了。试卷上明明写着烘干半小时就行，可是半小时后一看，表层是绿色的，干的；里面是黄色的，湿的。搅松散后又烘了二十分钟，再一看，黄绿相间，斑斑点点，竟十分漂亮。以致保加利亚的选手称它为鳄鱼皮，而加拿大选手一个劲地问监考老师是否要重做。当时，我的手给烘箱烫了一下，这时正是心中容易发毛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有些心烦了，灵机一动，看了看表，走出实验室，喝饮料去了。记得那时监考老师似乎很吃惊，然而，过了一会，当我认为烘的时间足够了，我走进实验室已经心平气和了。从烘箱拿出产品一看，完全与试卷要求吻合。时间虽然紧迫，但我从容不迫，算好最后一个数据时，收卷了。自我感觉发挥得非常好。实验40分，我得了39.5分，加上理论53.75分。总分93.25分，在26个国家的104名选手中名列第一，第二名只差我0.75分，如果十个小时中什么时候沉不住气，冠军可能就不是我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之者”。我的学习经验就是感兴趣的课程不仅学得好，而且非常轻松。兴趣是发动大脑潜力的有力工具，是推动学习进步的无形动力。正是对化学的兴趣，驱使我在短时间内学到大量看似枯燥的知识，也正因为如此，我才能应付这次竞赛，赢得金牌。 

（注：【1】汪深从高一到高三，每年寒暑假都在倪老师辅导下备战奥赛。他参加全省数学竞赛完后，自我感觉非常好，拿一等奖没有问题。但是，结果宣布他得二等奖。倪老师听说汪深的一道难题得零分，立即找他，问那道最难的题是怎么做的。汪深像围棋复盘那样，把解题的步骤和结果全部写出来交给倪老师。倪老师认真对照考试参考答案，感觉他的答案是正确的，但与参考答案不一样。为慎重起见，特地去华中师大数学系找几位教授看看，教授们仔细研究后认为汪深的解答步骤更简捷，更好，应该给满分。然而，全省竞赛结果是不能改了。这就是他的“不幸”。

   【2】当时，高中普通班三年只有一套六册的《语文》课本，而我们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从高一到高三有《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各上下两册，还有三册课外阅读的《现代文选》，另外有三册《写作》供课内作文教学使用。仅看课本数量就多了一倍，而从阅读量来说，就比非实验班多了好几倍。且授课时间按教育部规定都是每周5节课，严格规定实验班不得自行增加课时。所以，实验班必须改革教法，比如文言文采用诵读法，因为没有时间让老师逐字逐句“串讲”。还有那么多现代文，更没有时间讲什么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等。唯一的办法就是指导学生掌握阅读方法，提高阅读能力。比如精读、略读、速读的方法，文段阅读抓中心句的方法等。一句话，不给学生吃“鱼”，让他们学会打“渔”。这也是我在实验班开学给学生上的第一课。）

作者简介：李培永（1965届2班校友）

      李培永，男，1965年毕业于华师一附中高中，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为中学语文教师，送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培训后，1967年分配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工作。

        1980年历经艰难曲折调回母校。

       1982年至1988年奉学校领导指派，参加全国省重点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因改革成果显著，198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去该社参与初中语文改革教材的修订工作（这是该社建国以来第一次邀请中学教师参加教材修订工作）；1987年被破格评为第一批高级教师。

        1989年应海南省农垦总局的邀请赴琼讲学，1990年应该局邀请，调到海南省农垦中学。

        1991年被海南省政府授予语文特级教师荣誉称号（海南省首批）。

      李培永在华师一附中十年教学工作中，积累了近200万字的教育资料，不断地摸索并总结出具有自我特色的教学体系：即培养学生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爱听多听会听。三“敢”三“爱”是对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是对传统文化积习深层的爆破，是“三多”、“三会”的心理基础。三“多”是科学训练量和质的要求，是打破老师“一讲到底”的重要手段，是提供给学生以发展能力的广阔天地。而三“会”是学法的指导，是方法和技巧的掌握和运用，也是“敢”、“爱”、“多”的必然结果。三条线、三步台阶，融于一炉，培养了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学生。

     李培永还结合教育教学实际，写了一百多篇文章，公开发表在《人民教育》、《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中国教育报》、《语文报》等报刊。另外还有《我的空中楼阁》课堂教学实录，收录在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名师授课录》高中语文卷；参加广州全国中学语文研究会论文《敢说•多说•会说》入选《全国中语会论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

编  辑：马   岚

审  核：陈先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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