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随笔（69） 文章有法，文无定法
教育随笔（69） 文章有法，文无定法
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
1986年9月，我应邀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修订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时。他在办公室与我和朱泳燚谈完这次修订的原则和方法之后，告别时，我和朱老师恳请国正先生给我们两人各书赐一墨宝，先生欣然应允。
国正先生给我书写了一首诗，是他当年为张中行著《作文杂谈》的《序》中写的：“若谓文无法，绳墨甚分明，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若谓文有法，制胜须奇兵，循法作文章，老死只平平，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待到着笔时，舍法任神行，谓神者为何?思想与感情，瞻彼春鸟鸣，无谱自嘤嘤。”
回武汉，请装裱师傅给我裱好后，一直挂在客厅。后来到海南农垦中学，有了一间不大的书房，就把国正先生的这幅珍贵的墨宝挂在书房。更难得的是，1991年国正先生到海南参加农垦中语会时，请先生到我家小坐，先生特地去我的书房，留下这张语文教育家刘国正、诗人、书法家刘征与我们夫妻俩的合影，书房墙上挂着的就是先生的墨宝。
语文教育家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就是人们常说的“文章有法，文无定法”。先生的这首诗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有法”与“无法”、“循法”和“舍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自从1983年在洛阳会议期间，第一次拜见了国正先生之后，先生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六年试教，每年暑假见面就鼓励我努力学习，坚持写作；在桂林，在广州，在温州，在大连等全国语文教改会议期间，每次见面都促膝深谈，为我能在教学上不断成长而循循善诱：先生曾亲临我执教的初中实验班，听学生即席发言谈参加试教的收获和体会；先生还经常在试教的关键时刻，及时写信给我，充分肯定成绩，严肃指出问题，并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先生信中说的“老彭”，是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她从西安回汉后，派教研室负责实验教材工作的张良谟老师，到我们学校与领导商定，请陈治平和吴六林两位老师指导李培永，修改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说话训练的《敢说·多说·会说》。1987年12月，我带着这篇经国正先生点评，在我的两位恩师的指导下进行“提炼”后写成的论文，到广州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得到国正先生和其他专家的好评，文章还被选入《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开学前，时任校长李水生同意高中继续进行教材改革实验，但是坚决要拆掉原初中实验班，尽管初中实验班已经有37人考取了华师一附中，且家长和学生都要求继续参加实验。
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写信告诉刘国正先生时，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赠予的“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不仅是鼓励我继续进行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精神支柱，更是我坚定不移走语文人生之路的领航灯塔。
我没有学习过语文教育史，只知道，自己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到执教人教社分编型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之前，就没有见过一本作文教材。正如国正先生说的，语文老师和学生都是“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
学校规定每两周，学生必须写一篇课内作文，老师必须“精批细改”，写评语，给分数，有不及格的，但从来没有满分作文。学校评价语文教师的业绩，其重要标准，是检查教师是否完成每学期八次课内作文，是否“精批细改”。且课内作文命题基本上是老师出题目，教学管理严格的重点中学，必须是备课组讨论研究，决定某一次作文命题，至于一般中学，都是任课老师“拍脑袋”决定写什么。总而言之，作文教学没有教材，没有系统，没有计划。
国正先生负责领导编写的，人教社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第一本写作教材。比较科学、比较系统地编写了作文教学内容。横向与《阅读》课本单元教学密切配合，纵向按作文教学规律逐步提升难度。与《阅读》课本一样每学期都是八个单元，且严格执行部颁标准，每周语文教学六课时，四课时用于阅读教学，二课时用于《作文·汉语》教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教育部颁布）明确规定，写作训练分为课内作文和课外练笔两种方式。
课内作文重点在“习法”，课外练笔关键在“神行”。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文无定法”，但是，一篇文章是一个整体，在结构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可分为起始、展开和结尾三大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有定法”。
所谓“文有定法”，就是说写文章要讲究章法。要考虑安排好文章内容的顺序，先写哪些，后写哪写；要考虑材料的取舍和详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以及怎样过渡，怎样照应，等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布局谋篇”。
写文章要整体布局，首先思路必须清楚。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所谓思路，实际上是作者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和相互关系认识的反映。作者循着思路，把材料按一定的序列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就是“整体布局”。
课外练笔是《作文·汉语》的明确要求。国正先生说：“首先是练笔的机会大大增加，要求学生写日记，天天要写，长短不限，写几个字也可以。（学生的日记，教师应得到学生的同意才可以看。）再就是要求学生写“课外练笔”，随时写下自己在生活中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求一周至少写一两篇。这两项如果能认真做起来，会大大增进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表达能力。我曾见过许多学生的读书笔记本和课外练笔的本子，都书写得十分工整，有的还自画插图，自己取了个动人的书名，并设计精美的封面。由此看出，这种结合自身生活的作文与课堂上规定的作文很不相同。它不是为了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完成任务，而是由自己决定写或不写，写什么怎么写的。写的是自己想要说的话，写的都是实话，真心话。写这样的作文，学生就会感到有话可说，而且兴趣与日俱增。”
学生写课内作文，还要写课外练笔，执教老师如果还是沿袭“精批细改”的传统教学方式，显然不合时宜。唯有改革作文批改方式，才能适应试教的需要。实践表明，只有改革作文评改方式，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回顾参加人教社分编型教材六年试教，我感恩改革大时代，给予我施展能力的平台；感恩国正先生，自从第一次在洛阳见面之后，我得以与先生常相聚，亲聆謦劾，如沐春风。每到试教关键时刻，总能及时接到先生的书信，犹如春风化雨，深受教益。感恩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也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
我执教六年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每一次完成课内作文后，都指导学生互改、自改。还是让学生自己来说吧！
实验班语文科代表孙燕，参加完武汉市中考后，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写了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初稿，后在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岱和《长江》丛刊主编田野指导下修改，公开发表在1988年第三期《长江》丛刊。
孙燕在微信中说：“我一直庆幸自己参加了这次教改，也一直感恩能碰到您这样一位老师，这一段经历更深深影响了我的职业走向和人生选择，我一直享受着这四年带给我的烙印，很骄傲！”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到我们实验班参加学生汇报会时，她是主持人。下面选录的是她的两位同学的即席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附录】赵劲松同学的发言：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使同学们在讨论在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上了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附录】卢山同学的发言：
在小学，我们的语文课本每册只有十几篇课文，当然这与我们那时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有很大关系。到中学后，我被分到了语文实验班，一册语文书就有40篇课文，这与小学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开始，我对这项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唯恐自己做了实验的“牺牲品”，可是通过三年实验证明，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我为自己能在实验班学习感到非常骄傲！
在初中三年语文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力提高了，其显著标志是增强了思维的条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由于在小学听惯了老师“满堂灌”的教学，一进中学，对老师的开放式教学很不适应，总是期待着老师在下课前，把课后练习题的答案公布出来。须不知，我们这套教材有许多练习题，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同学们自己思考、讨论后得出的答案了。因此，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经常自己动脑筋揣摩、斟酌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但是，在开始实验的一段时期，这种独立思考往往是被动的，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老师上课时的提问，所以，虽然也做到了独立思考，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思考。因而不论是预习，还是上课，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课文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问题甚至是与课文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难堪的局面维持了一、两个学期，看到同学们学语文的劲头越来越足，我的确是有点儿不甘落后，于是，我开始留心别的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我常常有事无事和同学聊天，在闲聊时，我总是反复问我的同学，你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同学们见我那迫切的样子，都忍俊不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许多学语文的好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关键是上课要积极思维，争取发言机会。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我虽然曾多次鼓足了勇气，想在课堂上发言，但每回都在节骨眼上退缩了，我还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久，我的这种心思就被细心的李老师看出来了。他看到我在课堂上跃跃欲试，但又不敢举手的样子，就在课堂上经常点我回答问题。刚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尔后，说两句，再后来说三句了，慢慢的我回答问题逐渐有条理，而且比较严密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爱发言了，以至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那情形，如同不说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了一样。
在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中，我认为，如果在“说”的方面有了突破，那么其他三种能力的突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如果把说了的话好好整理一下，便成了一篇好散文。三年来，我着重抓了自己的说话训练，不仅说话能力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三种能力的提高。
在近三年的学习中，我对这套教材的认识也日臻全面。总的说来，我比较喜欢“自读课文”后设计的练习，当然，这并不是说“讲读课文”设计的练习不好，只不过两者相比较，总有一个比另一个要更好些。这些练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创造性强，留给同学们发挥的余地大。这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练习对同学们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希望今后“讲读课文”的练习设计也该向自读练习设计看齐。
我觉得，我们这套教材似乎对听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我想，编辑部应录制一些教学磁带，如课本中的一些名篇。让同学们听完录音后做练习，或口头回答问题，培养同学们的听力，使大家在听他人表述时，能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而不至于人家讲了半天，你还不知东南西北。随着社会的发展，等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社交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了，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没有善于揣摩他人讲话意图的本领和雄辩的口才是不行的。
此外，我还想向编辑同志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教材改为16开的，以便同学们得心应手地在书上圈点勾画。
语文学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
1986年9月，我应邀参加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修订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时。他在办公室与我和朱泳燚谈完这次修订的原则和方法之后，告别时，我和朱老师恳请国正先生给我们两人各书赐一墨宝，先生欣然应允。
国正先生给我书写了一首诗，是他当年为张中行著《作文杂谈》的《序》中写的：“若谓文无法，绳墨甚分明，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若谓文有法，制胜须奇兵，循法作文章，老死只平平，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待到着笔时，舍法任神行，谓神者为何?思想与感情，瞻彼春鸟鸣，无谱自嘤嘤。”
回武汉，请装裱师傅给我裱好后，一直挂在客厅。后来到海南农垦中学，有了一间不大的书房，就把国正先生的这幅珍贵的墨宝挂在书房。更难得的是，1991年国正先生到海南参加农垦中语会时，请先生到我家小坐，先生特地去我的书房，留下这张语文教育家刘国正、诗人、书法家刘征与我们夫妻俩的合影，书房墙上挂着的就是先生的墨宝。
语文教育家家刘国正先生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就是人们常说的“文章有法，文无定法”。先生的这首诗生动形象地告诉我们，“有法”与“无法”、“循法”和“舍法”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自从1983年在洛阳会议期间，第一次拜见了国正先生之后，先生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六年试教，每年暑假见面就鼓励我努力学习，坚持写作；在桂林，在广州，在温州，在大连等全国语文教改会议期间，每次见面都促膝深谈，为我能在教学上不断成长而循循善诱：先生曾亲临我执教的初中实验班，听学生即席发言谈参加试教的收获和体会；先生还经常在试教的关键时刻，及时写信给我，充分肯定成绩，严肃指出问题，并予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试验中创出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先生信中说的“老彭”，是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她从西安回汉后，派教研室负责实验教材工作的张良谟老师，到我们学校与领导商定，请陈治平和吴六林两位老师指导李培永，修改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说话训练的《敢说·多说·会说》。1987年12月，我带着这篇经国正先生点评，在我的两位恩师的指导下进行“提炼”后写成的论文，到广州参加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第四次年会，得到国正先生和其他专家的好评，文章还被选入《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
1986年开学前，时任校长李水生同意高中继续进行教材改革实验，但是坚决要拆掉原初中实验班，尽管初中实验班已经有37人考取了华师一附中，且家长和学生都要求继续参加实验。
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写信告诉刘国正先生时，他很快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
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赠予的“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不仅是鼓励我继续进行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的精神支柱，更是我坚定不移走语文人生之路的领航灯塔。
我没有学习过语文教育史，只知道，自己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学习写作文，到执教人教社分编型实验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之前，就没有见过一本作文教材。正如国正先生说的，语文老师和学生都是“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
学校规定每两周，学生必须写一篇课内作文，老师必须“精批细改”，写评语，给分数，有不及格的，但从来没有满分作文。学校评价语文教师的业绩，其重要标准，是检查教师是否完成每学期八次课内作文，是否“精批细改”。且课内作文命题基本上是老师出题目，教学管理严格的重点中学，必须是备课组讨论研究，决定某一次作文命题，至于一般中学，都是任课老师“拍脑袋”决定写什么。总而言之，作文教学没有教材，没有系统，没有计划。
国正先生负责领导编写的，人教社初中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第一本写作教材。比较科学、比较系统地编写了作文教学内容。横向与《阅读》课本单元教学密切配合，纵向按作文教学规律逐步提升难度。与《阅读》课本一样每学期都是八个单元，且严格执行部颁标准，每周语文教学六课时，四课时用于阅读教学，二课时用于《作文·汉语》教学。
现行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教育部颁布）明确规定，写作训练分为课内作文和课外练笔两种方式。
课内作文重点在“习法”，课外练笔关键在“神行”。
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文无定法”，但是，一篇文章是一个整体，在结构上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可分为起始、展开和结尾三大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文有定法”。
所谓“文有定法”，就是说写文章要讲究章法。要考虑安排好文章内容的顺序，先写哪些，后写哪写；要考虑材料的取舍和详略；如何开头，如何结尾，以及怎样过渡，怎样照应，等等。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布局谋篇”。
写文章要整体布局，首先思路必须清楚。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所谓思路，实际上是作者对客观事物内部规律和相互关系认识的反映。作者循着思路，把材料按一定的序列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就是“整体布局”。
课外练笔是《作文·汉语》的明确要求。国正先生说：“首先是练笔的机会大大增加，要求学生写日记，天天要写，长短不限，写几个字也可以。（学生的日记，教师应得到学生的同意才可以看。）再就是要求学生写“课外练笔”，随时写下自己在生活中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求一周至少写一两篇。这两项如果能认真做起来，会大大增进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表达能力。我曾见过许多学生的读书笔记本和课外练笔的本子，都书写得十分工整，有的还自画插图，自己取了个动人的书名，并设计精美的封面。由此看出，这种结合自身生活的作文与课堂上规定的作文很不相同。它不是为了按照教师的要求去完成任务，而是由自己决定写或不写，写什么怎么写的。写的是自己想要说的话，写的都是实话，真心话。写这样的作文，学生就会感到有话可说，而且兴趣与日俱增。”
学生写课内作文，还要写课外练笔，执教老师如果还是沿袭“精批细改”的传统教学方式，显然不合时宜。唯有改革作文批改方式，才能适应试教的需要。实践表明，只有改革作文评改方式，才能让学生真正领会“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
回顾参加人教社分编型教材六年试教，我感恩改革大时代，给予我施展能力的平台；感恩国正先生，自从第一次在洛阳见面之后，我得以与先生常相聚，亲聆謦劾，如沐春风。每到试教关键时刻，总能及时接到先生的书信，犹如春风化雨，深受教益。感恩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学生，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也不可能取得丰硕成果！
我执教六年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每一次完成课内作文后，都指导学生互改、自改。还是让学生自己来说吧！
实验班语文科代表孙燕，参加完武汉市中考后，利用一个暑假时间，写了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初稿，后在时任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刘岱和《长江》丛刊主编田野指导下修改，公开发表在1988年第三期《长江》丛刊。
孙燕在微信中说：“我一直庆幸自己参加了这次教改，也一直感恩能碰到您这样一位老师，这一段经历更深深影响了我的职业走向和人生选择，我一直享受着这四年带给我的烙印，很骄傲！”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到我们实验班参加学生汇报会时，她是主持人。下面选录的是她的两位同学的即席发言（根据录音整理）。
【附录】赵劲松同学的发言：
转眼间，三年的初中学习阶段接近尾声了。三年来，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在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在语文学习方面，无论是学习兴趣、学习方法，还是学习能力，都比以前有很大的进步。
刚上中学的时候，我不但对语文学习没有一点兴趣，而且连一套完整的学习方法也没有，只知道跟着老师转，老师讲什么，我就记什么，自己不动脑筋思考。结果一个学习阶段过去了，我感到这种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与李老师的教学方法太不适应了。我上中学以后遇到的这个语文老师有些与众不同，他在课堂上很少向我们灌输课本上的知识，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让同学们自己讨论、争论，使同学们在讨论在取得进步，在争论中提高能力。这就逼着我积极思考，提出自己的看法、主张，去组织语言说服或反驳对方。在与同学的争论中，不仅提高了说话能力，而且提高了边听边思考的能力。这是三年来我在能力方面最大的收获！
在写作方面，老师采取了同学互相评改的方法。刚开始时，我非常怀疑这种方法，但是事实证明，这种评改方法对我们有益无害，不仅锻炼了我们的写作能力，而且锻炼了我们的阅读和思考能力。以前，我最怕写作文，一拿起笔就感到无话可说；现在，我虽然不敢说提笔成文，但至少对作文已经没有害怕心理了。
我对语文学习兴趣由淡变浓的主要原因，还是生动活泼的语文课堂教学。由于我们实验班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课堂上就免不了发生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争论。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使同学们上了一节还想上下一节。李老师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教学方法，就是他总是鼓励学生向他提问，指出他讲课中出现的错误，还鼓励大家大胆地对编入课本的名家名篇质疑。这就打开了我们的思路，培养了我们的创造能力。
【附录】卢山同学的发言：
在小学，我们的语文课本每册只有十几篇课文，当然这与我们那时的理解力和接受力有很大关系。到中学后，我被分到了语文实验班，一册语文书就有40篇课文，这与小学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开始，我对这项实验是持怀疑态度的，唯恐自己做了实验的“牺牲品”，可是通过三年实验证明，我们收获了许多许多，我为自己能在实验班学习感到非常骄傲！
在初中三年语文实验中，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力提高了，其显著标志是增强了思维的条理性、严密性和完整性。
由于在小学听惯了老师“满堂灌”的教学，一进中学，对老师的开放式教学很不适应，总是期待着老师在下课前，把课后练习题的答案公布出来。须不知，我们这套教材有许多练习题，是没有什么标准答案的，最正确的答案莫过于同学们自己思考、讨论后得出的答案了。因此，我被“逼上梁山”，不得不经常自己动脑筋揣摩、斟酌课后的每一道练习题。但是，在开始实验的一段时期，这种独立思考往往是被动的，只不过是为了应付老师上课时的提问，所以，虽然也做到了独立思考，但这是一种消极的思考。因而不论是预习，还是上课，自己提出的问题往往与课文没有多大关系，有的问题甚至是与课文风马牛不相及。这种难堪的局面维持了一、两个学期，看到同学们学语文的劲头越来越足，我的确是有点儿不甘落后，于是，我开始留心别的同学学习语文的方法。我常常有事无事和同学聊天，在闲聊时，我总是反复问我的同学，你是怎样学习语文的。同学们见我那迫切的样子，都忍俊不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许多学语文的好方法。在此基础上，我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学习方法，其关键是上课要积极思维，争取发言机会。
万事开头难，这句话一点儿不假。我虽然曾多次鼓足了勇气，想在课堂上发言，但每回都在节骨眼上退缩了，我还是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不久，我的这种心思就被细心的李老师看出来了。他看到我在课堂上跃跃欲试，但又不敢举手的样子，就在课堂上经常点我回答问题。刚开始，我只能说一句话，尔后，说两句，再后来说三句了，慢慢的我回答问题逐渐有条理，而且比较严密了。我在课堂上也越来越爱发言了，以至于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了。那情形，如同不说就像要把自己憋死了一样。
在听、说、读、写四种能力的培养中，我认为，如果在“说”的方面有了突破，那么其他三种能力的突破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大作家老舍曾经说过，如果把说了的话好好整理一下，便成了一篇好散文。三年来，我着重抓了自己的说话训练，不仅说话能力提高了，而且也促进了其他三种能力的提高。
在近三年的学习中，我对这套教材的认识也日臻全面。总的说来，我比较喜欢“自读课文”后设计的练习，当然，这并不是说“讲读课文”设计的练习不好，只不过两者相比较，总有一个比另一个要更好些。这些练习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创造性强，留给同学们发挥的余地大。这在当今这个时代，这种练习对同学们未来发展是大有裨益的。所以，我希望今后“讲读课文”的练习设计也该向自读练习设计看齐。
我觉得，我们这套教材似乎对听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我想，编辑部应录制一些教学磁带，如课本中的一些名篇。让同学们听完录音后做练习，或口头回答问题，培养同学们的听力，使大家在听他人表述时，能抓住对方说话的要点，而不至于人家讲了半天，你还不知东南西北。随着社会的发展，等我们长大成人参加工作后，社交能力是不可缺少的了，而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没有善于揣摩他人讲话意图的本领和雄辩的口才是不行的。
此外，我还想向编辑同志提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教材改为16开的，以便同学们得心应手地在书上圈点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