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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梁凯民

我认识的梁凯民

博客

“五一”前后呆在家里,回忆在北京是怎么过劳动节的。因为家住郊外,不记得有什么庆祝活动,只知道天安门广场在游行。后来下乡,老乡们不管什么劳动节不劳动节,下地干活才是庆祝劳动节的实际行动。上大学以后,第一次参加了“五一”的庆祝活动。各高校文艺宣传队到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举行“五一”联欢,一起为市民演出。回想当时的情形,不由得想起梁凯民。

我是在大学认识梁凯民的。他父亲是梁必业中将,所以他就成了学校里的瞩目人物。我们是1973年入校的,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举行“高考”那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梁凯民并没有参加考试就上了师大。他1968年9月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时,父亲正受到林彪的迫害。1973年1月中央决定恢复梁必业的组织生活,北京马上派人去内蒙把梁凯民接回北京,9月被“分配”到师大上学。

梁凯民的中学是在高干子弟聚集的四中上的。上初中的时候因俄语考试不及格,补考还是不及格,留级一年。很多将军们的孩子在四中就读,可是那个时候走后门的现象不严重,考试考不好就不能升级。一代名将粟裕的儿子在四中读初中,高中还想上四中,可是考试成绩不够好,没上成。这也给不少高干子弟心里埋下阴影,觉得学校歧视他们,文革开始后响应领袖的号召,打倒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批斗校长和老师。梁凯民能从四中初中考上四中高中,其他课的学习应该还是不错的,怎么俄文就学不好了呢?中苏关系还没公开破裂,小小年纪的梁凯民就从大人那里听到“内部消息”,赫鲁晓夫不是好东西,于是不好好学俄文。

在师大梁凯民读历史系,我念数学,住同一栋宿舍楼,进出见面打招呼,平时在宣传队里一起活动的时间很多,所以跟他比较熟。梁凯民喜欢唱歌,在内蒙的时候参加当地的宣传队,演《沙家浜》里的胡传奎。虽然他的俄文让他蹲了一年班,他唱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像《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喜欢用俄文唱。他对我说,用中文唱没味儿,非用俄文唱才有味。我中学也学过俄文,可是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只觉得他唱的真的挺有味儿的,可能是拿“萝卜豆腐切吧切吧”糊弄人。他的嗓音不错,和另一位同学的男声二重唱《我和班长》是我们多年的保留节目,在高校联欢会上也颇有些名声,手风琴伴奏是外语系的一位华侨老师。

那个时候学校有规定,在校期间不许谈恋,其实意思是在校园内不许和别的同学谈恋爱。我们入校时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像梁凯民那一届老高三(他只能说自己是老高二了),都二十五六岁了,不少人早就有对象了。梁凯民没有死守学校的规定,在学校的绯闻很多。他个子不高,见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很招人喜欢,一点儿都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做派,女生们似乎也都喜欢跟他接近。记得我们总是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女生跟梁凯民一起去看电影了,那个女生去梁凯民家了等等,各种传言。梁凯民骑着自行车,后面坐着一个女生,在校园里转也不在乎,你们说你们的,见到大家还是笑眯眯的样子。学校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梁必业的儿子呢。

1976年清明节前后,为了悼念周恩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四五风暴”,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禁止院校学生去天安门广场“闹事”。师大校门紧闭,各系学生沸腾激愤,不知所措。傍晚,校园内突然传出消息,历史系同学冲出校门了。我们班长紧急召集全班同学,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致决定,冲出去。到了校门口,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们班长嘟囔了一句,“梁凯民真是好样的。”

学业结束,马上就要毕业了。面对工作分配,梁凯民主动提出要去西藏工作,好像还火线入党了。于是,学校里掀起了“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签名运动,各系贴满了大字报,向梁凯民学习,毕业生纷纷都要求去西藏。最后只有梁凯民一个人去了,全校夹道欢送,代理党委书记高沂亲自乘红旗轿车送到北京站。当时的政策是,去西藏工作只需要去五年,回到内地后重新分配工作。不幸的是,梁凯民在西藏工作第四年查出患肝癌,回北京治疗不愈,终年才33岁。

我对梁凯民的印象很好,他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高傲和自命不凡,很平易近人,有正义感,也很幽默。有人说这是因为文革前父亲就开始遭受林彪迫害,文革开始后他有点自卑,没有参与其他红卫兵的打砸抢,身上从来没有滋生那股嚣张气焰。 有时候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对什么都不在乎,敢做敢为。只要他在场,总觉得他说话分量最重。他口才也不错,可以滔滔不绝,有运筹帷幄的自信。要是你不看《你到底要什么》《红与黑》《悲惨世界》等外国名著,他眼角里还会露出一丝鄙视。

只有冬天,他穿着黄色将校呢大衣,头顶羊剪绒皮帽,手戴黑皮手套,骑着全链套的锰钢车,才会彻底显出他的贵族气质,让人感悟到他毕竟是高干子弟。他利用家里的特权,可以搞到很多“内部”书籍。有一次见到他在看《第三帝国的兴亡》,想借来看看。他说排队的人很多,且轮不到我。我死缠硬磨,他就跟我打赌,要是我敢剃光头,他看完就借给我。结果他输了。

有传言说他去西藏是父亲的安排,是去捞取政治资本,回来当“革命接班人”。这是有可能的,他绝不是在中学教书的命。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是梁必业在38军的老部下,把儿子托付给他也令人放心,会有个照应。也许照应得太过分,整天酒肉满肠,把肝吃坏了。

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梁凯民不死,会像薄熙来一样锒铛入狱,还是像习近平那样飞黄腾达。红二代们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是肯定的,命运轨迹与平民百姓不同,最终却都在坟墓汇合。梁凯民去的太早,不然也会成为政治或商场上的风云人物,进出中南海、政治局、人大会堂像家常便饭,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新闻。我也就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心,到处炫耀,我认识梁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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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帕格尼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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