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梁凯民

“五一”前后呆在家里，回忆在北京是怎么过劳动节的。因为家住郊外，不记得有什么庆祝活动，只知道天安门广场在游行。后来下乡，老乡们不管什么劳动节不劳动节，下地干活才是庆祝劳动节的实际行动。上大学以后，第一次参加了“五一”的庆祝活动。各高校文艺宣传队到颐和园、天坛、中山公园举行“五一”联欢，一起为市民演出。回想当时的情形，不由得想起梁凯民。

我是在大学认识梁凯民的。他父亲是梁必业中将，所以他就成了学校里的瞩目人物。我们是1973年入校的，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第一次举行“高考”那年，也就是张铁生交白卷的那年。梁凯民并没有参加考试就上了师大。他1968年9月去内蒙土默特左旗插队时，父亲正受到林彪的迫害。1973年1月中央决定恢复梁必业的组织生活，北京马上派人去内蒙把梁凯民接回北京，9月被“分配”到师大上学。

梁凯民的中学是在高干子弟聚集的四中上的。上初中的时候因俄语考试不及格，补考还是不及格，留级一年。很多将军们的孩子在四中就读，可是那个时候走后门的现象不严重，考试考不好就不能升级。一代名将粟裕的儿子在四中读初中，高中还想上四中，可是考试成绩不够好，没上成。这也给不少高干子弟心里埋下阴影，觉得学校歧视他们，文革开始后响应领袖的号召，打倒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批斗校长和老师。梁凯民能从四中初中考上四中高中，其他课的学习应该还是不错的，怎么俄文就学不好了呢？中苏关系还没公开破裂，小小年纪的梁凯民就从大人那里听到“内部消息”，赫鲁晓夫不是好东西，于是不好好学俄文。

在师大梁凯民读历史系，我念数学，住同一栋宿舍楼，进出见面打招呼，平时在宣传队里一起活动的时间很多，所以跟他比较熟。梁凯民喜欢唱歌，在内蒙的时候参加当地的宣传队，演《沙家浜》里的胡传奎。虽然他的俄文让他蹲了一年班，他唱当时流行的俄罗斯歌曲像《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喜欢用俄文唱。他对我说，用中文唱没味儿，非用俄文唱才有味。我中学也学过俄文，可是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只觉得他唱的真的挺有味儿的，可能是拿“萝卜豆腐切吧切吧”糊弄人。他的嗓音不错，和另一位同学的男声二重唱《我和班长》是我们多年的保留节目，在高校联欢会上也颇有些名声，手风琴伴奏是外语系的一位华侨老师。

那个时候学校有规定，在校期间不许谈恋，其实意思是在校园内不许和别的同学谈恋爱。我们入校时都是二十多岁的人了，像梁凯民那一届老高三（他只能说自己是老高二了），都二十五六岁了，不少人早就有对象了。梁凯民没有死守学校的规定，在学校的绯闻很多。他个子不高，见人总是笑眯眯地打招呼，很招人喜欢，一点儿都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盛气凌人的做派，女生们似乎也都喜欢跟他接近。记得我们总是在背后指手画脚，这个女生跟梁凯民一起去看电影了，那个女生去梁凯民家了等等，各种传言。梁凯民骑着自行车，后面坐着一个女生，在校园里转也不在乎，你们说你们的，见到大家还是笑眯眯的样子。学校也拿他没办法，谁让他是梁必业的儿子呢。

1976年清明节前后，为了悼念周恩来，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四五风暴”，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禁止院校学生去天安门广场“闹事”。师大校门紧闭，各系学生沸腾激愤，不知所措。傍晚，校园内突然传出消息，历史系同学冲出校门了。我们班长紧急召集全班同学，商量怎么办，大家一致决定，冲出去。到了校门口，大门已经打开了，我们班长嘟囔了一句，“梁凯民真是好样的。”

学业结束，马上就要毕业了。面对工作分配，梁凯民主动提出要去西藏工作，好像还火线入党了。于是，学校里掀起了“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的签名运动，各系贴满了大字报，向梁凯民学习，毕业生纷纷都要求去西藏。最后只有梁凯民一个人去了，全校夹道欢送，代理党委书记高沂亲自乘红旗轿车送到北京站。当时的政策是，去西藏工作只需要去五年，回到内地后重新分配工作。不幸的是，梁凯民在西藏工作第四年查出患肝癌，回北京治疗不愈，终年才33岁。

我对梁凯民的印象很好，他没有高干子弟的那种高傲和自命不凡，很平易近人，有正义感，也很幽默。有人说这是因为文革前父亲就开始遭受林彪迫害，文革开始后他有点自卑，没有参与其他红卫兵的打砸抢，身上从来没有滋生那股嚣张气焰。 有时候能感觉到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对什么都不在乎，敢做敢为。只要他在场，总觉得他说话分量最重。他口才也不错，可以滔滔不绝，有运筹帷幄的自信。要是你不看《你到底要什么》《红与黑》《悲惨世界》等外国名著，他眼角里还会露出一丝鄙视。

只有冬天，他穿着黄色将校呢大衣，头顶羊剪绒皮帽，手戴黑皮手套，骑着全链套的锰钢车，才会彻底显出他的贵族气质，让人感悟到他毕竟是高干子弟。他利用家里的特权，可以搞到很多“内部”书籍。有一次见到他在看《第三帝国的兴亡》，想借来看看。他说排队的人很多，且轮不到我。我死缠硬磨，他就跟我打赌，要是我敢剃光头，他看完就借给我。结果他输了。

有传言说他去西藏是父亲的安排，是去捞取政治资本，回来当“革命接班人”。这是有可能的，他绝不是在中学教书的命。当时的西藏党委书记是梁必业在38军的老部下，把儿子托付给他也令人放心，会有个照应。也许照应得太过分，整天酒肉满肠，把肝吃坏了。

有时候我就想，要是梁凯民不死，会像薄熙来一样锒铛入狱，还是像习近平那样飞黄腾达。红二代们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是肯定的，命运轨迹与平民百姓不同，最终却都在坟墓汇合。梁凯民去的太早，不然也会成为政治或商场上的风云人物，进出中南海、政治局、人大会堂像家常便饭，经常出现在报纸头条新闻。我也就可以满足一下虚荣心，到处炫耀，我认识梁凯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