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大义灭亲--------邪恶的中国文化

第五节   “大义灭亲”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大义灭亲”，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流传千古，尤其让儒家道学家们津津乐道；在中国历史上，的确发生了无数次让儒生击节赞叹、脍炙人口的“大义灭亲”的故事。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所谓的“大义灭亲”的故事，那都是为了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之上的结果，并非建立在真正的维护法律的神圣尊严之上的。而且这种所谓的“大义灭亲”是建立在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之上的，即小的伦理道德，完全服从大的伦理道德。当家族的伦理道德和帝王神权的伦理道德相抵触时，帝王神权的伦理道德凌驾于家族的伦理道德之上，所谓的“大义灭亲”之事便发生了。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弗兰西斯·培根，身为大法官时，实事求是地追查他的朋友、老师、恩人的违法之事。英国人全都认为是正确合理之事，却被某些中国人责骂他“出卖朋友，欺师灭祖”。在欧美人的意识观念里，法制思想和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是从属于法制思想。

而在欧美各国的语言中，很难准确地找到相应的“大义灭亲”的成语。因为欧美人的法制观念里，根本就不存在“大义灭亲”的法律和人情相抵触思想精神意识；法律就是法律，人情就是人情；执法者仅仅遵照法律条文和法制思想。当然不可能完全杜绝执法者贪赃枉法的事件发生，所以现代的欧美法律界，为了尽可能地减少贪赃枉法的事件，都有特殊条款，即执法者要回避与自己亲人有关的任何案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大义灭亲”的故事，那都是为了维护毛泽东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与法律制度无任何关系；何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就不存在法律制度。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义灭亲”的故事，和“十年浩劫”中发生的“大义灭亲”的故事，从本质上而言，无根本区别。它们都是为了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而已。

例如中国共产党前文化部长，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先生，在毛泽东的“文字狱”的天威震怒的亲自钦点下，严厉处罚他的亲生儿子，最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儿子被迫害而死（仅仅写了几首稍微表现出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诗歌而已，并无任何刑事犯罪行为和“反共产党、反毛泽东”意识），郭沫若表现出“大义灭亲”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本色，以长保自己的荣华富贵。如果郭沫若先生的儿子犯了“抢劫、强奸、杀人、放火等”一般刑事犯罪案件，他可能一生平安无事。可惜，其子犯下了毛泽东最忌讳的“思想罪”：没有从精神思想意识里，完全崇拜、跪伏于毛泽东的个人儒家封建帝王神权，没有对毛泽东及共产党进行歌功颂德，存在个人主义的精神思想意识倾向，即毛泽东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受到郭沫若先生的儿子“潜意识的不崇拜”，郭沫若先生只能“大义灭亲”，否则郭沫若自己和家族可能受到牵连。（其子的罪行与舜处罚的“四凶”之一“梼杌”类似，属于“抄家灭族”的大罪）

这与英国哲学家、教育家弗兰西斯·培根，实事求是地追查他的朋友、老师、恩人的违法之事迥异。培根是维护法律的尊严；而中国人的“大义灭亲”，是为了在维护儒家封建帝王神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时，发生的儒家封建伦理道德互相抵触时，以灭“小亲”而成就“大义”。

有对美国夫妇，在深夜里，在台北市闯红灯，丈夫被飞驰而来的汽车撞死，在无任何别的证人之时，妻子在法庭上实话实说。此案件震惊号称为亚洲民主典范的台湾社会……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曾任中华民国的法务部部长，时任台北市市长，后来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的马英九先生，都震惊莫名。如果深受儒家伦理道德思想文化意识影响的马英九先生遭遇此事，美国法学博士的获得者，也未必能站在法制的一边，而真正地“大义灭亲”。

在号称华人社会民主典范的台湾，司法部门并未完全独立于政权之外，司法部门经常以执政党的意志要求，进行选择性地执法，而不是真正公正地进行司法查案、判案。在民选的总统陈水扁先生就任总统期间，多次践踏司法，拒绝配合司法，粗暴地滥用总统特权……而司法独立公正，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三大基础之一。讽刺的是，陈水扁先生是学法律的科班出身，还是台湾的名律师。这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封建帝王神权崇拜的思想文化意识，驾驭着中华民国的民选总统——陈水扁先生的思想意识行为，在陈水扁先生的潜意识深处：总统特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一如中国历代儒家封建帝王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