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的老墨 – 6
加州的老墨 – 6
我在“加州的老墨-3”博客里提及了那个聪明能干的电工 - Ruderal。因为偏爱,家里大多数加装电器的活都交给了他。他还胜任其它的活,比如刷墙,补洞,挂画,装镜子,换门等等。为此,他带着一个小工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整天,做工时基本上一刻都不停,中午吃饭也简单 – Ruderal 到外面买快餐,俩人就在他们自己的大皮卡车上吃。
期间,我们有机会聊天,最后一天还请他们一起吃pizza。原来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老墨,尽管他们也说西班牙语。他俩其实来自中南美洲危地马拉(La República de Guatemala)。
中国人对危地马拉比较陌生,因为没有外交关系。从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到:危地马拉北接墨西哥,南临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东靠加勒比海,西临太平洋。危地马拉与墨西哥同属古代印第安人玛雅文化。1524年沦为西班牙殖民地,1821年9月15日宣布独立。在民不聊生的危地马拉,每10个人中就有6个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全国有近半数人口都长期营养不良,凶杀率全球第五。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墨西哥边境被逮捕的难民中有34%来自危地马拉,为各国最多。危地马拉的1,800万人口中约有百分之一移民到了美国。
危地马拉难民大量出逃从几十年前就已经开始,Ruderal就是其中之一。他说,2005年,18岁的他只身来闯美国。途径墨西哥,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美国边境。这让我想起来曾经在网络上看到过的中美洲难民拉家带口,成群结队的“大棚车”,他们千辛万苦,越过墨西哥边境向美墨边境进军的图片和报道。他说他们那时白天还不敢走,怕被墨西哥的警察抓,只能大部分时间在晚上徒步,不少人因病或饥寒交迫死在逃亡的路途上。还有些人是为了少走路,又没有钱买火车票搭“顺风车”时摔死的。看我不明白,他特地让我看一张在他的手机上火车拐弯时的照片。因为火车到拐弯处时会减速,很多人因而铤而走险,企图跳上飞奔的火车而身亡,也有为躲避抓捕而跳车摔死的。他告,当年蛇头收取的偷渡费用是5,000美金,现在的行情已超过一万,大约是一万五千。他15岁多就结婚了,这个岁数结婚在他们国家是“允许”的,但要到法定的18岁才能拿到结婚证。他在危地马拉出生的大儿子现在快17岁了,周末有时会来帮他干活,他现在在想是否要让这个儿子将来上大学。他还有三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一共两男两女,最小的儿子才三岁。干活的时候,我看到他还时不时地与小儿子视频通话。因为需要养育有美国身份的孩子,他和老婆都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也可以合法地工作?他们没有绿卡,但有驾驶执照。他的小帮工才来美三年,Ruderal的故事或许会在他的身上重演。
在我们老中看来,墨西哥裔和中南美裔长的都差不多。咱就别那么严格,笼统地把他们称为老墨也就八九不离十了吧。Ruderal 的偷渡经历让我想起了从前的球友,Harvard(附上我几年前写的一篇拙文)。文革期间,他九死一生地从深圳游泳到了香港。和危地马拉类似,毛时代的中国,很多人也吃不饱肚子,60年代初还活活饿死了不少人。如今,再也没听说有人 “逃港“了,人人都能吃饱饭已是中国人民起码的生活现实。是毛的去世,是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在有点搞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人怀念毛的时代呢?
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附件:
何哈佛(Harvard Ho)
算起来,隔天游泳1,000 米已经坚持3 - 4 年了。随着年龄的增大,经常游了一多半时,很自然地就想找个理由偷个懒。说来你可能不信,我虽越来越力不从心,至少速度下降了,但让我坚持至今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人和他的故事。
何哈佛是我一个老中邻居的哥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的中文名字。在美国呆久了,老中们也都入乡随俗,不分大小长辈,见人只呼其名。我们都叫他的英文名字, Harvard。 老美认为这样叫名更亲切,不见外。记得当年刚来美国读MBA 时,为了表示尊敬,我见到老师都叫XX先生。一次,一个较年轻的老师让我直接叫他的名字。还半开玩笑说叫他的姓氏,会把他叫老了的。
认识Harvard大约是在2005 年。那些年瘾大,我们差不多每个周末都约在一起打高尔夫球。他是我们的大哥,每次都是他订场,我们跟着去就是了。记忆中我打得最好的一场球是和他一组打的:我92 杆,他95 。。。
文革的时候,Harvard是广州初中三年纪的学生。他去过北京“大串联”。有一天早上四点就起床,饿了一天的肚子,等待毛主席的接见。亲眼见到伟大领袖后,赶紧给家人发电报(那时电话不普及),报告喜讯。据说那天电报局人山人海,不得不延长关门。我“百度”了一下,知道他那次是毛在文革期间的第八次检阅红卫兵。时间应是1966 年11月25 号,那天,毛和亲密战友林付主席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在他们经过的马路两旁等候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万红卫兵。其实,那天我在当时居住的汽车局大院院内一处高地也等了大半天,荣幸地受到了“检阅”。因为毛从天安门出来,走西长安街,途径大院大门的复兴门外大街。本来,我们小屁孩是根本不配接受“检阅”的。充其量,12 岁的我也只能算是个红小兵吧。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被斗倒了之后,文革的高潮落幕。他和成千上万的曾经的红卫兵们,没有工作,只能“上山下乡”。他分配到离深圳不远的公社插队务农,起早贪黑,堂堂五尺男儿居然养活不了自己。一年之中,还不得不回到广州的家中蹭吃蹭喝几个月。他们家有兄弟姐妹五人,父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
两年之后的一个下午,他身穿白色衬衣,怀揣农场的出差证明,脚踏一部旧单车,俨然一副公社干部模样,顺利骗过边防巡逻民兵的盘查,躲到事先侦察好的一个桥洞下面。等到月黑风高,来到边境,换上游泳裤,把两件衣裤和身份证明文件放到特制的塑料袋中,背在身后,毅然决然地跳进波滔汹涌的大海,向香港方向摸黑游去。用他的话是手脚后来根本就没有了知觉,只是机械的拼命地向前划水。不知道过了多少时辰,终于看到了陆地。岸边一片淤泥,这时的他浑身已经没有力气爬上岸了,只能呼喊救命。那边的村民听到,把他救起。他请求人家给他香港的亲戚打电话来接他。。。
在香港,他学习做首饰加工,出徒后到美国发展。安定下来之后,象大部分广东人一样,他先后把父母和兄弟姐妹五人一个不落的都办到了美国。他的弟弟,我的邻居还把他的岳父/岳母也办来美国了。拜托那时的美国有照顾亲属团聚的政策,不象现在那么“美国优先”。
根据后来资料的估算,当年渡海去港的年青人大约有20%的人溺水、甚至被鲨鱼咬死而葬身大海。我在问自己,人要在什么情况下才愿甘冒这么巨大的生命危险而义无反顾呢?是苛政猛于虎吗?人们后来发明了“逃港”一词,代替之前的“叛国投敌”罪名。邓小平曾经还算实事求是地说过“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Harvard两年前不幸患癌去世了。每当我游泳,特别是累了的时候,我的眼前总会浮现出他挣扎在茫茫漆黑大海里的那如歌如泣的画面。我自愧不如:人家视死如归,我这点累又算什么呢?于是重新鼓足干劲,“又是,又是100 米”(1)。
咳,老朽如我,流行歌曲一句不会,但红色歌曲张嘴就来。所以,当今毛粉那么多,奇怪啥呀。
1,借/改用文革中家喻户晓的新疆歌曲《毛主席的话儿记在心坎上》的歌词:
只要想起您(耶),毛主席(重复一遍)。。。
草于美国芝加哥
二零一八年五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