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谁能改变谁 转载我妹妹刘克阳写的插队故事（之一）
究竟谁能改变谁 转载我妹妹刘克阳写的插队故事（之一）
作者刘克阳
我妹妹刘克阳，北京女十一中“老高二”学生。1968年到山西原平县王家庄公社永兴大队插队。1972年病退回京，后在分司厅中学工作至退休。
这里借城里一隅转载刘克阳的插队回忆。
刘克阳，我家第一美女（1968年）
饺子芭蕾舞和裙子
1968年的秋天，学校动员上山下乡，我深知道逃不过这一劫，心里非常难受，我的胃大出血刚刚停止，这是第二次出血了。全家人都为我的身体担忧，认为我绝不能去农村，吃粗粮怎么受得了？再次大出血怎么办？我们姐妹四个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吃香喝辣，但绝不娇气，我每次下乡劳动都受到老乡的表扬，但是这次我没有立刻报名，我害怕去那么远的地方，缺医少药。妈妈更是愁上加愁，她被全国妇联的对立派整得满身是嘴也说不清，女的整起人来又恶又狠，妈妈被开除党籍，几十年的老党员又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几十年的妈妈被一群无法无天的老娘们踢出门外，紧接着我又被逼带病下乡。妈妈到学校找军代表说明情况，请求他们让我留在北京，军代表傲慢无礼地拒绝我们的请求，我们退一步请求说等病养好一些就走，那也不行……根本不听我们的哀求，我们无语，回家我就准备行李，决定跟随大队人马走。
班上的好友徐同学找到我说她的姨姨一家在山西原平工作，北京学生有到那里插队的，原平正筹建京原铁路，建好铁路，直接可以回北京，方便。今后还能回北京吗？我可不敢想，但我立刻同意跟她一起去原平。
12月的一天，我怀着阴冷的心情告别爸爸妈妈，我想的只是我的胃，再次出血的话将是万劫不复，无法像在北京一样，有父母有姐姐，家的附近就是医院……不敢想也不能想，户口已经迁到山西省原平县，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
在北京火车站，人群涌动，送别亲人的家人、朋友、同学混成一团。我看见同学来送我，还有在新疆串联一起共患难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几个大学生也从老远赶来了，可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这次离开北京不知何时才能回来。为我送行的科大朋友都面临分配，一个暗恋我的大学生分配到了甘肃的一个油田，他给我写过信，但是很快我们就失去联系。多少年后我回到北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些朋友，他们都在哪儿，真想念他们。
三年插队生活促使我的病情加重，回北京后我做了胃大部（三分之二）切除手术。
我踏上了西去的火车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明白我的行程的终点站是地处黄土高原的山西，我心目中的山西是穷山恶水，只产黄土不产粮食的地方，我将在那里生活下去。文革中树了一个大寨作为全国的典型，让全国人民学大寨，其实就是一个假样板，哄骗全国人民，把农民当傻子耍。
因为远离北京，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插队落户，对未来的渺茫和向往，对渐行渐远的父母的思念，让大家难以平静，很多知青在火车上彻夜未眠。我忽听一些男生说:“到娘子关了，那是河北和山西的分界线，从此咱们就成‘老西子’了。你们听,火车一过娘子关，车轮声都成哈（喝）醋，哈（喝）醋……”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我心里凄惶，困意全无。
正值隆冬，我们走进原平永兴村，当时还叫永兴大队，隶属王家庄公社。看见村民们穿着黑棉袄黑棉裤，面色黑黄，面对黄土地到处一片黑黄色，令沉重的心情倍增阴影。
与村民彼此的陌生，不只是生活不习惯，适应永兴话也有难度，虽然山西河北毗邻，现在的高速路几个小时就可到达，当时我们好像走进另一个世界，人生、地生、口音生，老乡叫我“克盐”，他们把“阳”念“盐”，我问他们：“吃盐的盐怎么念？”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盐。”我又问：“太阳怎么念？”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说：“太盐。”其实在山西的土话里没有太阳两个字，他们管太阳叫“叶婆”（轻声），收工时，队长就喊：“叶婆下山了，回哇！”我的房东的女儿美妞常对我说：“我大（爸爸）放盐（羊）可（去）了。”无论我怎么纠正她把“盐”念成“羊”，她就是学不会，一个拼音字母之差竟然把一个调味品和一种动物混淆不清，方言就是有这么大的威力。我想知道那人人手举“红宝书”的日子，“玉西”（山西话：永兴）老乡心中的“叶婆”红吗？
充满疑惑好奇在日后的相互适应、互相磨合中化解了，我们渐渐融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老乡也逐渐接纳了我们这群与他们毫不相关的北京来客。
老乡对我们最关心的不是吃穿干活的问题，而是结婚成家的事儿。尤其是妇女们，对我真诚地说：“你们来这儿干甚呀？这么大年龄也不结婚，跑到这穷地方，怎么办呀，愁煞呀！”而我愁的是还能不能回北京？什么时候能回北京？把我放在这黄土高原上在地图中都找不到的小村子里算怎么回事呀。
那时我们女知青小的十六、七岁，大的二十出头了，在山西农民看来，简直是一群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当时村里的女娃十五、六岁全都出嫁了，实在条件差的女娃也想方设法地或换亲或嫁给山汉（山里的人，因为他们更穷拿不出更多的彩礼）打发走了。他们把结婚嫁娶当成人生第一大事，家里有女孩更得早早打发出去。老乡重男轻女的观念极其严重，你如果问他们家里有几个孩子，他们只说有几个男娃，绝口不提有几个女娃。男娃有资格上“书房”（学校），大多数女娃小学毕业就只能在家等待嫁人，而我们在那种形势下，那样的环境里根本无法考虑终身大事。
我们这群“老姑娘”、“老小伙”在这里煎熬了五、六年后自寻门路纷纷四散,没有在村里结婚的。
刚到永兴不久就是元旦了,我们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包饺子来消除沉闷的日子。和面、拌馅、有说有笑，畅聊着北京的美食，回想过去在北京的日子。几个同学同时拿出北京的擀面杖。老乡听说北京娃也会包饺子，纷纷过来看热闹，当他们看见饺子皮在我们滚动的擀面杖下飞转着出来，不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稀罕武器，我们说这是擀饺子皮的擀面杖，他们说没用过，我们不解地问：“你们怎么擀皮呀？”他们说：“手捏。”我们把北京饺子包好后，送给房东家吃，他们品尝着异乡的饺子，连说“好吃!”不久就是春节了，房东家包饺子，我过去看，只见他们把比我们的饺子剂儿大一倍的小面团放在手里压扁后十个手指迅速地转动起来，大约一分钟左右，一个厚厚圆圆的饺子皮就捏成了。我越看越累，回到我屋里拿出擀面杖，说：“用这个……”马上遭到拒绝。老乡的捏饺子皮“工程”要持续四、五个钟头，因为一年就这么一次包饺子的节日，作为全家的大事慢慢捏、慢慢包、慢慢煮、慢慢品尝。
饺子一直包到深夜，我看着一屉一屉比我们北京饺子大一倍的饺子下了锅，房东大娘拉起风箱，火苗舔着锅底，
一大锅饺子要煮上半个钟头，我才明白手捏出的饺子皮厚、个儿大，只能是小火慢煮，才能熟，更重要的是在这慢悠悠的时间里享受一年一度的快乐。我们包的北京饺子如果这样煮的话，很快就成“片汤”了。北京的擀面杖没有给“玉西”带去变化。
我们在屋子里脱下布鞋换上拖鞋，老乡惊奇地看着我们的脚下,五颜六色的没有后帮的“为孩”(永兴话：那鞋)能穿得住吗?小知青范同学穿着人字拖鞋潇洒地走在村里的土路上，更是招来惊奇不已的目光，在这座晋北村庄绝对是稀罕物，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的“怪鞋”，村民几乎是目送范同学的双脚到远方。在山西农村是不能光脚的，特别是妇女，大夏天也要穿袜子，我们穿的尼龙袜子成了她们追逐的目标，此后回北京探亲，托我捎尼龙袜子的女孩不在少数。我们依旧爱穿露脚指头的塑料凉鞋，“玉西”的女娃们仍把不露肉的脚包裹在自家做的布鞋里，女娃们托我买平绒鞋，没有一个买凉鞋的。
听说附近有水库，好水的知青跃跃欲试，甩着游泳裤奔向水库，女生们也不示弱，在家穿好游泳衣，再套上外衣也随之而去。村里的女娃听说女知青游泳，既疑惑又兴奋地跟在后面去看究竟,好奇的年轻人趋之若鹜,他们从来没见过女人游泳，更没见过女士游泳衣是什么样的，男女混合泳成了爆炸新闻，开创了永兴先河。观看了女知青游泳的老乡回村后只是笑“嘿嘿,为个以设……”(永兴话:嘿嘿,那个衣裳……)
插队在永兴村唯一的乐事就是一年演一次电影。村里没有电，能放映电影确是不容易的事。
放电影是在卫生所前的一片空场上。傍晚时分，全村男女老少纷纷走上街头，除去个别不能动的老人，连绝少出门的人也出来看热闹。说是演电影，也就重复演那么几部老掉牙的片子，如“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
演电影用发电机是必不可少的，什么当动力呢？电影队改造了一辆自行车，自行车栓上皮带，带动发电机，自行车需要人蹬，到哪个村放电影那个村就要出人，蹬车的人既要有力气又得有耐心，使劲要均匀，否则银幕的光线忽明忽暗，声音忽大忽小。
村里几个棒小伙子自告奋勇蹬车，但蹬的时间一长就不耐烦了。那些一年到头看不上电影的年青人被那些本无可看的电影吸引得目不转睛地看，没人想去替换在那儿受累着急的蹬车人。每当这时实诚点的人咬着牙多蹬会儿，确实是白天干了一天活儿，已经又累又饿，蹬了几十分钟车，早没劲儿了，只想踏踏实实看两眼电影。
蹬车人一看没人接替，赌气不蹬了，一下子电影就停了，漆黑一片，大家叫骂着，“见义勇为”者还是有的，自行车上又坐上人了，电影又亮了。
因为电力小，屏幕昏暗，费大劲才能看清人物模样，黑乎乎的也看不明白故事情节，更听不清说什么。
那天放老掉牙的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因为是外国电影，老乡们兴趣不大，男人们抽烟聊天，女人们哄孩子，年青人大呼小叫，一片喧嚣。
当电影演到红军占领了彼得堡，冲进大剧院，剧院里正在上演芭蕾舞《天鹅湖》，白天鹅们身穿舞裙，舞动着雪白的胳膊，抖动着细长的双腿，红军战士握着手中的枪看得目瞪口呆。这个突然出现的情景把老乡也惊得瞠目结舌，场上一片寂静，只听见黑暗中女人们嘻嘻地低声笑，老年人嘴里叨叨：“这是甚呀？这叫甚哇……”小伙子们伸长了脖子，停止了嬉笑打闹，唯恐漏掉一个镜头，芭蕾舞的场面几分钟就演过去了，全场一片唏嘘声，不知是没过瘾，还是赞美，还是觉得有伤风雅，总而言之永兴人算是开了眼了。
山西人表面挺保守，不穿短裤、不穿裙子、不能光脚穿鞋。女娃们看见我们穿裙子，惊讶地跟在我们后面跑。老乡看我们穿裙子大概就像我们在那个年代看电影里洋人在海滩上穿“三点式”一样好奇。
他们看电影里的芭蕾舞，简直就如同后来开放之后城里人看脱衣舞一样，他们做梦也梦不见女人们居然裸露着胳膊胸脯、抡着雪白的大腿、光着脚丫子在舞台上、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跳过来跳过去，不但跳得老高，还把大腿踢得露出三角裤衩，永兴人从来没见过三角裤，作孽呀作孽！
第二天，我成心问女娃们：“好看吗？”当然指的是那几分钟的《天鹅湖》，女娃们嘎嘎笑着不说话，男娃们无不遗憾地说：“好看！还没看清楚呢！ ”
永兴一个古老的村庄,徒有虚名,家家成年累月过着食不果腹,衣衫刚能遮体的苦日子。小姑娘二引引家同样如此，尽管她大（父亲）是贫协主席，改变贫下中农的面貌他束手无策，更何况自己家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呢。二引引长年穿着一两件旧衣裳，上有姐姐,下有弟弟，日子捉襟见肘。一天动弹回宿舍，我从箱子底翻出一件文革时最时髦的“黄军装”,看了看这件过景儿的衣服,决定“成人之美”送给二引引。我到二引引家，拿出军装，二引引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我说：“穿设（穿上）。”二引引迅速地穿上身，没有镜子，只能低头打量，摸着厚实的咔叽布，扭动着五颗咖啡色的扣子，双手伸进兜儿里，又顺着往上捏着小西服翻领，从来没有穿过这么漂亮的西式制服，打小就是穿着妈妈缝制的中式衣服，姐姐穿小了她穿。二引引只是笑，她大抽着烟袋，眼睛笑成一条线,但全家人还是不能相信这件衣服就属于二女儿了。第二天，二引引就穿着“黄军装”下地了，引来一片嫉妒又羡慕的眼光。心仪的北京制服穿在身上脱不下来了，二引引不再穿那一成不变的全村女娃一个模式的中式衣服了。
我穿的这件“军装”送给了二引引 （1967年）
一天傍晚收工后,大伙扛着锄头没精打采地往村里走,高同学跟我说:“一会儿,你找我去。”等我跑到她住的房东家时,她笑嘻嘻地拿着一条花裙子说：“走,到三枝家去。”三枝和寡母住在一座破旧的小院里，我们推门进院，三枝迎出来，小高把花裙子在三枝眼前晃晃，命令三枝把它穿上，三枝赶紧把我们拉进屋里，我们靠在她家仅有的一张小破炕边，这是三枝和娘唯一的栖息之处，我说：“快穿上，看看美不美！”三枝拿着着这天外之物不知道怎么穿，我们七手八脚帮她穿上裙子，三枝早已羞红了脸，不知所错地站在炕上不敢动弹。虽然花裙子配上三枝又黑又瘦的脸盘有些不协调，可我们一个劲儿说：“好看好看！”三枝二话没说就脱了下来，小高急忙说:“送给你了。”三枝羞恼相加地使劲摇头说：“你们拿走吧,难看！”我们知道村里的女娃们大都冬天就一件棉袄，里面光溜溜的，好一点的缝一个“腰子”（兜肚），三枝家没有男劳力，日子的难过我们都看在眼里。三枝娘捧着准备招待我们俩的糠窝窝进来，看着我们惊愕地问：“干甚呢?”她更是从来没见过这露腿露脚的奇怪花布，但她笑了,知道我们对她们苦命的娘俩好。
三枝面无表情地把我们送出门，三枝娘端着糠窝窝跟出来说：“没有什么吃法，尝尝我们这糠吧。”三枝难堪地推搡着娘，三枝娘非得让我们尝一口才许走，我掰了一块放在嘴里，又苦又涩，无法下咽，我含着糠跟娘俩告别，三枝关了破烂的院门，似乎是不欢迎我们下次再这样“调戏”她了。我含着苦涩的糠，走出老远才吐出来,心里不是滋味。
虽然这次送裙子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这群从北京来的知青们还是给沉闷的村庄带来了些许生气。
几十年后回永兴看望二引引，她见到我就说：“你送我的黄军装太好看了！”四十年前的事情她居然记得清清楚楚。见到三枝，她已经是一个大胖子，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裕日子，据说是永兴村里过着数一数二好日子的人家。
“批手”和戴眼镜的人
“批手”是永兴话拍手的发音。
我们下乡第一年寒冷的十二月，四十多个北京知青与永兴三大队书记开了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会议”，也是我们插队生涯中唯一的会议，从而引发出一件啼笑皆非的“批手事件”。事件中的主角是已经离开我们十年的战友，他当年为了绝大多数知青的利益勇于站出来说话。
到永兴村后安定下来了一段时间，有些男生想就一些问题——诸如劳动工分、伙食，住房以及知青的各种补贴等等与大队领导对话，也就是开个会。经过协商，大队支部书记李补鳌同意给全体知青开会。
老复员军人补鳌拖着他打仗受伤的右腿，穿着民政部门配给他的特制的残疾人皮鞋，披着棉大衣早早坐在大队部黑暗的屋子里等候我们。补鳌自信坚定的神态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但令他没想到的是会议一开始他就无法掌控方向。初到永兴村我们有四十多个知青，四十比一，补鳌书记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只想用对付农民的办法来对待北京的书生们。
我们来自北京五六个学校的各色人等都不是省油灯，大家七嘴八舌对伙食、住房、工分、知青的专款问题提出种种疑问，补鳌在混乱中自顾自地用他的字正腔圆的永兴话回答问题，我反正不知所云。
男生闪同学被一些人推举为代言人，并不被买账。他那一米五的小个子，戴着一副黑边眼镜，从气势上就压不住群龙无首的人们也镇不住场面，但大家极力拥戴他，希望他能担当得起这么一个“代言人”。
只见闪同学在座位上指手画脚地说什么，时而挥舞着短小的双臂想控制会场，时而大喊两嗓子。闪同学的眼镜里反射出两盏煤油灯跳动的小黄点，全然无视补鳌怒视的双眼。
大家随意的议论声越来越高，闪同学举起一双小手拍了两下，大喊：“安静安静！一个一个说……”嘈杂声小了一些，大伙正准备有秩序地发言……忽见补鳌拍着桌子站起来，冲着闪同学怒问：“你要干甚！”他狂吼的嗓声一扫会场的混乱，大家惊呆了，屋子里顿时空气凝结，寂静无声……
补鳌平时沉稳、老到，颇像城市里一位“小级别”的干部，此刻，他一反常态让北京初来乍到的学生们不知就里，闪同学像定格一样不知所措地楞住了，补鳌怒不可遏地操着永兴话质问：“你批什么手？”大家愕然……几秒钟后一些明白点的男生如梦初醒急忙解释说：“他拍手是让大家安静，没有其他意思。”补鳌不听解释，或许根本没听明白北京学生的北京话，愤怒地指着闪同学追问：“你想干甚？我是支部书记，是贫下中农选出来的，我是革命军人，从战场上负伤回来的，你们来永兴是接受再教育的……今天的批手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今天就要解决这个批手问题！”会场一片寂静无声，让我这个糊里糊涂来此插队的傻丫头愈加摸不着头脑。
我还是忍不住在黑暗中喊了一嗓子：“拍手在我们北京是家常便饭的事！”得到大多数知青的认同。但是补鳌全然不顾任何解释，无名愤懑不知从何而来。
大家的辩解、纳闷、窃窃私语丝毫没有影响补鳌的激愤情绪。闪同学惊恐而颤抖地说：“我不过拍了两下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常用这种方式维持秩序，书记，你说怎么办吧……”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秀才闪同学短兵相接遇上了退伍大兵，那可是“上过战场，刺刀见红”的补鳌大叔呀。
在大家的劝解之下闪同学平静了些许，他知道北京知青都会支持他。而补鳌仍旧在黑暗中喘着粗气，煤油灯的微光照着他一侧铁青的脸，他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可他毕竟是“久经沙场见过世面”的人，从他嘴里坚定而又凶狠地吐出几个字：“批手问题是个严重的问题！”他站起身环视着大伙，以取得支持，很快他知道他的愿望落空了，大家用沉默回敬他，只见他铁青的脸一下又涨得通红，他颤动着嘴唇，声嘶力竭地喊：“我是说批手问题！”说罢推门冲了出去，消失在黑暗中。
为解决知青安置问题的会议转化成“非常严重的批手问题”的决斗……
这是怎么了，也同样见过世面的北京人想不明白，大伙垂头丧气地散去。寒冷的夜里闪同学的几个哥们把他送回住处，为他鼓气壮胆，难道补鳌还能叫人打他一顿吗？或把他开除回北京，实在想不出会如何处理犯上的“批手问题”，一夜无眠。
第二天一切如常，没有发生任何情况。闪同学忐忑不安的心悄悄放下了。
我怀着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去找永贵，他是村子里既可靠而又能体谅我们的开明的人。
“永贵，拍手在你们这儿怎么了？犯了什么大忌了？补鳌看见我们有人拍手都气疯了。”永贵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知道昨晚发生的事了。
永贵开头吞吞吐吐不愿意说,其实他早已听说我们的事情了，我再三追问之下他尴尬地苦笑说：“不是因为拍手，因为他戴眼镜，我们这儿认为戴眼镜的人不太好……”我的天！愚昧、偏执到这种地步了，我还能辩解什么呢？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中国人是怎么了？中国农民又是怎么了？我的身从头凉到脚。
更为可笑的是，男生中争当“头领”的两位仁兄都戴眼镜，通过这次沉重打击，出头的椽子缩回去了。
自从“批手事件”发生后，补鳌在我们知青面前变得沉默寡言，对我们不理不睬不过问，他确实对北京突然降临的四十八名“的（大）学生”有点招架不住。他一个扛过枪、打过仗、负过伤的“勇士”，居然心胸如此狭隘，思想如此保守，目光如此短浅，他像蒙受了奇耻大辱，从此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就像一群自由的“野鸭”，冬去──回北京，春来──回永兴，每年“飞”走掉一两个人，无路可走的人只有选择回永兴觅食栖息。
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穷极无聊的时候，就会想起批手问题，一些爱开玩笑的人学着补鳌的样子，背着手，一本正经地说：“哼，批手，批手问题嘛，严重……”
闪同学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山西大学，毕业分配回北京工作。不久前他戴着眼镜趴在办公桌上去世了，他脆弱的心脏只跳动了五十七年，他大概始终不知眼镜给他带来的麻烦，他不想知道也不愿知道。
后记：近几年才得知永兴村的词典中没有两个词——“谢谢”和“鼓掌”。
村民告诉我他们从来不说“谢谢”。他们开会、闹红火、唱大戏从来没人鼓掌。我问他们：“那怎么表示感谢演员演得好？”他们说什么表示也没有，节目表演完台下鸦雀无声。
看来“批手”问题在永兴村还真是挺“严重”的。
几年来老乡和知青各自固守着原本的一切，谁也没能改变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