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十二章：我也有一位恩师 （一）

《山居续忆》

第十二章

我也有一位恩师

—— 纪念中国语言学界一代宗师吕叔湘先生逝世 20 周年

徐家祯

(一)

          北大已故教授季羡林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说，一个人 要成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才能、勤奋和机遇。这与我的看法不约而同 (注 1)。接着，季先生说他的机遇是他的恩师给他带来的。他说他一生遇 到六位恩师，但是，在该段文字里，我数来数去，似乎只提到五位:陈寅 恪、胡适、汤用彤和两位教他梵文的德国教授。文中虽也提到过傅斯年的 名字，但没有说傅校长对他有什么“恩”，我也没有在别处见过季羡林单 独写的关于傅斯年的纪念文章，所以我不清楚傅斯年是不是也算是他的六 位恩师之一。(注 2)

          季先生把人一生的机遇与老师联系起来，我非常同意。要是人在一 生中能够遇到一位好老师，那么，这位老师的确会给他的一生开创出意想 不到的光辉前景。一个人能在一生中遇见可改变他一生的一位恩师已经很不容易了，更何况像季先生，一下子竟遇到了六位恩师!这真可算是人生 最大的机遇了，我们只可羡而不可得呀!

          我没有算过我的一生中遇到过几位恩师，但是，要是只有一位的话， 那么，“恩师”这个称号就非吕叔湘先生莫属了!其实，我并没有真正上 过吕先生一堂课，但是，他对我的帮助超过我一生遇到的其他任何老师， 他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他引导我走上一条专业的正道，他是没有做过我 老师的恩师!

          一晃眼，吕叔湘先生去世至今已经整整 20 年了。本来，我早就应该 在他去世时就写一篇文章，来纪念他、感谢他，可惜，我总感到，要写最 亲近、最熟悉、最敬爱的人，往往却是最最难写的，所以，一拖再拖，直 到今天这篇文章才在我的脑中成熟起来，达到瓜熟蒂落，可以写到纸上的 地步了。

          吕叔湘先生是谁?很多不接触文科专业的人可能不一定知道。或许 也有人听到过吕先生大名，但不晓得吕先生究竟是做什么的。所以，我想 先引用网上的资料，编辑成一篇吕先生的简历如下:

          吕叔湘(1904年12月24日—1998年4月9日)， 著名学者，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逝世于北京市。著 名语言学家，代表作《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文法要 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合著)、《汉语语法分 析问题》、《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近代汉语 指代词》、《现代汉语八百词》等。1926 年毕业于国 立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 1936 年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 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1938 年回国后任云南大学文史 系副教授，后又任华西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 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 系教授以及开明书店编辑等职。1950 年 2 月，吕叔湘 应聘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1952 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 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语言研究所副所 长、所长、名誉所长。1978 年至 1985 年任《中国语文》 杂志主编，1980 年至 1985 年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 1980 年起为美国语言学会荣誉会员。1987 年获香港中 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4 年 4 月被聘为俄罗斯 科学院外籍院士。是第三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1983 年 5 月拿出多年积蓄的 6 万元，作 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金的基金。吕叔湘 先生是我国语言学界的一代宗师，70 多年以来一直孜 孜不倦地从事语言教学和语言研究，涉及一般语言学、 汉语研究、文字改革、语文教学、写作和文风、词典 编纂、古籍整理等广泛的领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吕叔湘文集》六卷。(根据“百科百度”材料改写)

          我与吕叔湘先生相识，是在 1978 年上半年，那时，我还是上海静安 区建东中学的一名普通教师，而吕先生却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所长、《中国语文》杂志主编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了。那么，我们 是怎么会认识的呢?这个经过情形，说起来还很有点传奇色彩。

          要说认识吕先生，还得从 1977 年公布的“第二批简体字表”说起。

          1976 年，“文革”结束，全国各行各业逐渐走上正轨，以前因为忙 于“批判”、“斗争”、“革命”而来不及考虑的一些事情都重新被提到 议事日程上来一件一件落实下来。文字改革，也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

          以前，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大力提倡，1956 年，国务院公布 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在全国推行简体字。试行了几年以后，到 1964 年，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印了《简化字总表》，一共简化了 2235 个汉字。 这，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至今都在书写和阅读的简体汉字。当时，文字改革 委员会还指出，汉字今后还要逐步逐批地进一步简化，而且，汉字今后的 方向，是走拼音化的道路，也就是最终要取消方块汉字，用拼音文字来代 替。所以，简化汉字只是在还未到达拼音化阶段，暂时的一种过渡性措施。

          “文革”中，继续简化汉字的工作当然停顿了下来。“文革”后期， 林彪事件以后，文字改革委员会又重新开始工作。1972 年，郭沫若在《红 旗》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从事文改工作的人，应该经常注意民间 的简化汉字，吸取其可取者而随时加以推广。”并说，这是“遵循毛主席 教导，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在这个原 则上，于民间采集了三年，到 1975 年，决定再简化 111 个汉字，送报国 务院。那时，周恩来还在医院。他看了方案，作了一个批示:“第一批已 经公布这么多年了，这次为什么简化这么一点?”文改会的成员看了周恩 来批示，不得不再扩大汉字简化范围，最后在 1977 年 5 月上报国务院一 个简化 248 字的《第一表》。那时，毛、周都已去世。国务院批示，可以 先在图书报刊上试用，征求意见。后来，又定了一个《第二表》，收录 605 个简化汉字。这两个“表”，就是 1977 年 12 月 20 日在《人民日报》 和全国其他报刊上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简称“二 简”)。《人民日报》在这批简化汉字公布的第二天，就在报上开始使用 了。那时，我任教的学生们看到公布的新简体字也十分兴奋，很多学生在 当天下午交上来的作业上就开始采用这些新简体字。

          然而，因为这批简化字公布得比较仓促，问题很多，尤其是周恩来 提了意见以后硬加进去的那几百字。到了 1979 年，全国报刊杂志上，开 始出现一些批评“二简”的文章。后来，到 1986 年 6 月，最终由国务院 出面宣布废除“二简”，那是后话了。但是，因为我认识吕叔湘先生是由这批简化字所引见的，所以，我不得不在这里先把公布这批简化字的背景 情况大致回顾一下。

          记得“二简”公布了不久，到 1978 年 4 月 26 日，报上出现了一篇 胡愈之(注 3)的文章《赶快把这一课补上 —— 关于文字改革的我见》。 胡愈之先生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一贯主张改革汉字，走拼音化道路。在这 篇文章中，他的基本观点就是:我国的文字改革与其他亚洲国家相比实在 太落后了。日本、越南、朝鲜以前都用汉字，但是在最近一世纪中，都逐 渐用拼音文字代替了，所以，我国也应该加快拼音化的步伐。

          我一向对各种语言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读了胡愈之这篇文章，大 受启发，觉得实际上，继续简化汉字可能是多此一举的事，还不如为早日 实现汉字拼音化现在就开始做一些具体工作。我想把我的想法写成一篇短 文，但是投到哪里去呢?我实在心中无数。转而一想，我就想到了吕叔湘 先生。因为在大学里，我们有过“现代汉语”这门课，而其中学习的语法 系统，基本上就是采用吕叔湘和朱德熙(注 4)两位教授在建国初期的《人 民日报》上发表的《语法修辞讲话》这六讲中提出的语法体系，所以，我 早就知道吕先生的大名了。但是，我当然不认识他，当时，也没有他的地 址，不知道怎么把我对新公布的简体字的看法告诉他。

          那时，我就想到了《中国语文》杂志。《中国语文》是国内一本研 究汉语语言学最具权威性的学术期刊，我知道这本刊物，但那时还没有认 真读过，更不知道吕先生那时其实正是这本刊物的主编。但是我想，只要 把我的想法寄给《中国语文》杂志，信封上写的是吕叔湘先生的大名，那 么，他们大概一定会把我的信转交给吕先生吧。于是，我在《中国语文》 杂志上找到他们编辑部的地址，写了一封请他们烦交吕先生的大约有三、 四页长的信，就投寄出去了。

          信寄了出去，结果是石沉大海。这一点也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一般 名人，当然不会回复无名小子的来信。按逻辑，这很寻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