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第六章：我和春节 （下）

《山居续忆》

第六章 我和春节

（下）

徐家祯

 

          （接上篇）在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中国大陆变色，大家庭分了家，各房除了在年初一必 定要团拜之外，就各自分岁了。就我父亲一房而言，实际的分岁形式还是跟大家 庭时差不多的，连供桌及祭器都就是大家庭那一套，因为分家具时，那套东西正 好分给了我们大房。吃年夜饭前也要先祭祖，只是我们只供与我们一房直接有关 的祖先——曾祖父、母，祖父、母——的画像了。画像不再挂在楼下大客厅中， 而是挂在二楼后间平时空闲的房里。祭祖前后，全家先在那间屋里坐着谈笑一会 儿，祭毕才下楼吃年夜饭。祭祖的供品，自然也比大家庭时简单。大猪头不见了， 鸡、鸭、鱼、肉是仍然还有的，尤其是鱼，过年总要放在桌上，然而并不去吃它， 取其“年年有余(鱼)”之意。我们家过年总要吃一碗由红枣、莲子、白果、栗子及 藕用红糖煮成的甜菜，叫“藕脯”。藕杆中空，取其“路路通”之意。我一辈子少有 走而不通之路，大概是吃了三十多年“路路通”之故!过年吃藕可能是江浙风俗，别处我没见过。

          母亲说我对过年“正儿八经”，其实，我父亲是更“正儿八经”的。每年临近春 节，父亲总要亲手将客厅中挂着的八幅字画换上新的，还要放上红梅、腊梅和天 竹葵等盆景、瓶插，再亲手将楼上楼下各间房里的水仙都箍上一个红纸圈。于是 绿叶、红纸、黄蕊、白瓣，再配上五色卵石和瓷盆，色彩特别鲜艳。大红的绣花 桌围、椅披仍然要套到正月二十日才除去。

          母亲很早就开始指挥女仆做糟鸡、糟鸭、糟肉了，有时也用虾油代糟。棕子、 年糕买了，做了，都储存起来，一直可吃到春暖花开。杭州的外婆常做了另一份 年货带来给我们。

          过年时父亲忌讳很重:不能说不吉利的话和字眼，如“死”字;不能打破东西。 于是春节期间大家分外小心。小孩随便讲错话，终属难免，但是成人也有办法: 拿一张草纸在屁股上一抹再在嘴上一抹，算是嘴巴成了屁股，再讲错话也同放屁 一样，可以百无禁忌了。中国人的会得自欺欺人，从这些小风俗上也可见到。

          不管如何，那时的过年是真的“正儿八经”有过年气氛的。然而，好景不长，这 样的过年方式维持到我十六岁时就结束了。那是因为家庭政治条件的改变。

          记得那年正是我高中毕业投考大学前夕。年关已近，各种年货亦已备齐，只 等除夕、春节来临了。那天可能是冬至前夜。俗话说。“冬至大如年”，也是要作 飨祭祖的。供品已经放好，香烛也已点上，就等父亲下班回来开祭。然而那天左 等右候父亲就是不回家。直到七、八点吧，父亲回家了，脸色很不好看，也不对 我们说话，招呼我母亲径直跟他上三楼他们房里去了。不一会儿，父母都下楼来， 将香烛、供品撤掉，说从此不再祭祖了。我们孩子弄得莫名其妙，但已有大祸临 头之预感，闷闷不乐地在楼下吃了顿晚饭。饭后，父母把我们四个孩子叫上楼去， 大致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说，下午校长(注2)把一份法院判决书交给父亲，通 知他因“解放”前做法官时所办案件中有镇压共产党的“罪行”，被定为“反革命分 子”，送交里弄群众管制，不用再去上班了。父亲就这样成了“阶级敌人”!那晚， 他对我们严肃地说:

          “从今以后，我们不但不再祭祖、过年，而且生活方式都要改变了。”

 

1976年秋冬父亲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16号僦居院中

 

 

父亲在照片背后录宋朝诗人龚开题《瘦马图》一首顾影自怜:

“一从云雾降天关，空尽先朝十二 闲。今日有谁怜瘦骨，夕阳沙岸影如山。”

 

          其实，祭祖虽从此就没再祭遇，但过年却仍照样过。生活方式直到七、八年 后的“文革”也无大变。只是那一事件不但根本改变了我父亲一生的命运，而且也 根本上改变了我和弟妹一生的命运(注3)，那是那天晚上大家不曾预料到的。不 过，这一事件使我一辈子中第一次感到“政治”原来与自己是那么接近，因此，那 情景在三十多年后的今日仍那么历历在目。

          父亲刚戴上反革命帽子那个春节，当然大家在愁云惨雾中度过。以后虽又渐 渐恢复过年活动，但那时起劲的是我而不再是我父亲了。所以，母亲才会说我对 过年“正儿八经”的。那时，政治气氛虽已与所有的喜庆活动不合，但我仍年少气 盛，觉得过年总归是过年，仍然兴趣盎然地准备。

          记得我一生中最惨的那个除夕是六七年的春节，那时我们刚从老屋中被扫出 两、三个月，政治上一败涂地，经济上一贫如洗，真正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注 4)幸亏那时上海发生“一月风暴”，“造反派”造反，“革命派”自身难保，我就戴了 “造反队’袖章，去老屋里搬出几箱冬衣来。于是除夕下午，我与小弟弟拿了几件 暂时不穿的呢绒衣服去寄售商店卖了，买回一些熟菜来过年。在我一生之中，这 是唯一的一次当衣换食、等米下锅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父亲管制后的许多年的年夜饭，往往总是在我的督促下进行的。父亲事先在 红纸片上写好“除夕菜单”，其中什锦冷盘总是我的任务。除夕那天上午，我总要 与弟弟去南京路兜一上午，买熟菜、汤圆、粽子、糕点，一点儿马虎不得。即使 “文革”期间全家“扫地出门”，挤进一间朝北的后间，连桌子都剩了只有放在被柜 上的一只桌面，我仍然积极筹备年夜饭。

          我对过年漠然起来，那是从八零年离开中国去美国留学开始的。那时，不但 我已经又年长了几岁，更失去了几分浪漫气概，而且连过春节的社会气氛都没有 了。

          记得我刚到纽约一周，就是中国农历新年。那天早上七点多钟醒来，躺在暗 无天日的地下室中，(注5)想到此时此刻上海家中一定正在热热闹闹地准备除夕 晚餐，而我却孤伶伶一人被命运抛到大洋彼岸，心酸得无法忍住眼眶里的泪水。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后第一个除夕，我当时已在纽约一周

(1980年2月14日摄于上海江苏路安定坊16号僦居)

 

          那天上午舅舅叫我去曼哈顿办事。办完事，只有上午十点多钟，我独自在街 头漫步，只见两边高楼林立，路上车辆如梭，身旁行人如织，但我只有一种孤独、 悲凉之感。后来，在《南澳散记 · 散步中》中我描写了当时的心情:

          “我感到我正置身于一个孤岛之上，周围是人 的海洋，人的潮流，虽汹涌咆哮，我却无法与之沟 通。看手表，想到此时此刻上海正是将近午夜，家 人一定刚辞完岁，围聚在一起等候新年的到来。往 年过年时家中的种种情景出现在我眼前，连最困难 时期节衣缩食的除夕、新年，回想起来也是其乐无 穷。我真想大声问一下匆匆走过的路人:‘喂，你们 知道今天是新年吗?’但是，我知道，回答我的只会 是大海的咆哮，至多我只能听见撞击在海崖上的自 己的回声。我突然感到一种被抛弃的恐惧感。不知 不觉，我感到面颊上两条冰冷的泪水......”

          自从离开了中国，我就没有再主动地过过年。在夏威夷的第一个春节，我应 邀去也是来自上海的周太太和她儿子的住处吃年夜饭。他们做了五、六个菜。三 个并不熟识的同乡在异国算是庆祝了新年。在夏威夷的第二个除夕是我和同室的 马来西亚学生的美国“家长”(Host Family)阿麦定夫妇请我们在唐人街一家中国 饭店度过的。现在阿麦定夫人已移居加州，而热情好客的阿麦定先生却己故世四、 五年了。到了南澳，有时我也应邀去一些华人家过除夕，还参加过中华会馆的除 夕宴会。八八年我父母在澳洲时，甚至特地邀请钟医生和一对年老的澳洲夫妇来 一起过节。但是所有这几次过年，都缺少过年时真正有的节日气氛，因此没有了 实质精神而只有外表形式了。我想，其原因，除了我年龄增长而渐渐对节日、欢 庆已失去童年时所有的兴趣之外，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已生活在异国他乡了。中国 的传统、风俗是滋长、扎根于中国国土上的。移植到他处的乔木，即使不枯萎， 也难免枝瘦叶黄了。

 

在夏威夷住处招待上海同乡周太太和她儿子

左边是马来西亚室友叶泽昌 (约摄于1981年)

 

          最近，为我的“音乐沙龙”翻译了一首舒伯特的歌曲〈流浪者〉(Der Wanderer)， 原诗是德国诗人许密特(Schmidt)所写的，很有我上段所写的精神:

 

我从山上下来，

大海咆啸，山谷里布满浓雾。

我静静地走着，乐趣全无。

叹息声总是问我：何处？

永远是“何处”。

 

对我来说，这里的太阳也是冷的，

生命变老，花儿萎枯，

连他们的语言也成了噪音，空洞无物；

我总归是个陌生人，不管我到何处。

 

你在何处呀，我心爱的国土？

找寻过，感到过，却仍无法领悟。

那片国土呀，那片国土，充满希望，一片葱绿。

那是玫瑰盛开的国土。

 

在那儿，我的朋友遍地，

我有已故的先祖。

那片讲我语言的国土呀，

你在哪儿？我的国土？

 

我静静地走着，乐趣全无。

叹息声总是问我：何处？

永远是“何处”。

一个阴森的声音答道：

“快乐，决不会在你所到之处！”

 

          在海外的华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也都是“流浪者”吗?只是，我们希望 在怀念自己国土的同时，也能在海外找到快乐的居处。如能这样，那么即使少了 真正的春节也是值得的吧。 （全篇完）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日 于阿德莱德东城书屋

                                                           二0一六年一月二十日 修改于刻来佛寺新红叶山庄

 

在夏威夷住处招待 Host-Family Mr. & Mrs. Armerding

左边是马来西亚室友 Philip Ng, 右二是室友叶泽昌

(约摄于 1981 年)

 

注 2:  先父在 1949 年之前，曾任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改朝换代后，被派去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学 习一年，后被分派去华东最高人民法院任审判员。五十年代，司法改造，先父被派去苏州 华东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上海卫生干部学校教语文。文中说的“校长”就是这所 学校的校长。判我先父为“反革命分子”的依据是:从他 49 年移交给新政府的档案中，查 出处理过的案件有“镇压革命”的行为，比如:同济大学学生闹学潮，打了上海市长吴国桢， 学生以“扰乱公共治安”的罪名起诉，就是“镇压学生运动”;工人与老板发生纠纷，以“劳资 纠纷”名义起诉，就是“镇压工人运动”;偷运军火去解放区，转送军事法庭处理，就是“镇 压革命群众”，等等。

注 3:  先父被套上“反革命分子”帽子后不久，我正高中毕业，投考大学。那时头脑中毫无“阶级成 分会影响投考大学”的观念，以为凭自己的成绩就能考取自己意愿中的大学，于是填写的 志愿表中全部都是北京和上海的医学院，结果却被分配去上海师范学院念中文。这是我一 生中所遇到的最大挫折。

注 4:  可详见本书附录四〈抄家〉和附录五〈扫地出门〉。

注 5:  我刚到纽约的第一个住处就在地下室。可详见我的《南澳散记》(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 年 10 月)中的〈居所(下)〉。

 

1987 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住所过春节

左起:父亲、Mr. Lane、Mrs. Lane、母亲、钟玉珍医生、作者

 

1984 年搬回江苏路 200 弄 22 号老屋之后第一个春节，我正在上海度假

左起:六叔叔、小弟弟家汇、母亲、父亲、外甥女立爽、作者、

弟媳容容、侄子一安、弟弟家树、

弟媳沈菲、外甥立泉、妹妹家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