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归来话清代内亚帝国的构建（下）

（五）满蒙汉藏四种文明在帝国构建中的角色。总体而言，满洲人在这四种文明中，虽然人数最少，文化最落后，但是他们学习能力极强，清初的皇帝和贵族们可以说是同时代全球最优秀的管理者之一，他们的一些制度设计为帝国持续成长，奠定了基础。

 

1615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女真各部后，创造了八旗制度，当时满洲佐领有308，以每个佐领满额200兵丁（后来扩展到300人）、每5人出一丁计算，当时满洲八旗兵丁约61600，总人口约30.8万。但是清朝的创业者们利用这区区数万兵丁，先后吞并了内亚称霸四百年之久的蒙古和拥有上亿人口的明朝，不能不说是个历史奇迹。

 

入关后，清朝统治者更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智慧。一方面，清帝将自己塑造出多元身份，巧妙地解决了统治东亚不同文明的合法性问题；另一方面又设置了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在畜力交通时代，能够有效统治帝国辽阔疆域的每一片土地。满洲人的巧妙制度设计，维系了帝国的统一和内部融合，能够不断消化新进来的土地和人口，这是以往任何汉族王朝所做不到的。

 

蒙古人（主要指漠南蒙古人）则是满洲人最重要的盟友，也是帝国征服扩张所依靠的最重要军事力量。蒙古又分内属蒙古，以及外藩札萨克蒙古，其中内属蒙古由皇帝直接统领，八旗中大约有160个蒙古佐领，约占总人数的近四分之一。外札萨克蒙古（包括漠南蒙古和漠北蒙古）人口则更多，清初大约有180万，相当于满洲人口的4倍左右。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几次大用兵，主要依靠漠南的外札萨克蒙古各部，如果没有在草原上能征善战的蒙古骑兵，清朝仅靠满洲八旗和汉军八旗是无法远途与准噶尔蒙古作战的。

 

汉人则为清帝国的不断扩张提供了财政支持。清朝对内亚的几次用兵耗费颇大，少则数百万两，多则数千万两（比如平定西域花了3300万两白银）。汉地的贡赋以及能干的晋商，为清军的征战提供了财力保证，仅凭满洲及漠南蒙古之力，无法征服卫拉特准噶尔和和硕特两个强大的汗国。即使侥幸征服，也注定满洲对内亚的征服，将是脆弱的，不可能进行有效统治——汉地的财源，以及汉人移民、商人为清政府持续不断内化融合边疆地区提供了动力支撑。

 

另外，满洲首领利用中原王朝皇帝的头衔，获得了东亚道统和政统制高点，它不仅体现在延续朝鲜、越南、缅甸、琉球等藩属的朝贡体系方面，也表现在对准噶尔和西藏的震慑方面。清帝入关前，皇太极虽然已经登基称帝，但其皇帝道统并不能受到内亚诸民族的认可，这些民族的政教首领仍认为皇太极是与他们平等的满洲大汗。

 

清帝入关后，可以说言正名顺获取了中央帝国皇帝的位子，其政治地位俨然比蒙古各部大汗及西藏达赖等高了一级。从顺治朝（及至康熙初）五世达赖进京及准噶尔与清廷往来文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地位立即有了高低尊卑之分，蒙藏各部自然而然开始承认满洲人东亚秩序的霸主。可见，道统地位的提高大大方便了清帝对蒙藏的统御，以及用兵征服的合法性。

 

藏传佛教在清朝内亚帝国构建中也发挥了极为关键的角色。1635年清朝灭掉了蒙古察哈尔部，最后一位蒙古名义上的大汗——林丹汗在逃遁中去世，第二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在盛京给皇太极上尊号“博格达彻辰汗”（“神圣聪慧的领袖”，全蒙古大汗才能拥有的称号），这样清政府实质上获得了蒙古名义上的汗统。

 

但是由于清帝非黄金家族后裔，他们统治蒙古的合法性不高。好在这时候，蒙古诸部已经改信喇嘛教，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和章嘉四大活佛系统在蒙古政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是蒙古诸部首领获取政治合法性的最重要来源。因此，清廷通过控制藏传佛教以及与活佛集团结盟，来强化对蒙古的统治。

 

清朝对藏传佛教的控制，成功地驾驭了蒙古，同时也达到了削弱蒙古的目的。由于蒙古成年男子多数都出家，整个漠南蒙古就有800多座寺庙，蒙古人口不断减少，据估算，漠南蒙古人口在清初约120余万，而清末仅剩下80多万，蒙古再也不能成为威胁清朝的力量。

 

清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也改变了东亚的文明版图。藏传佛教走出青藏高原，在广阔的内陆亚洲形成一个完善的文明体系，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习读藏文经典，起藏文名字。从北京到乌兰巴托到新疆，到处都有藏式建筑。清朝版图内，几乎可以说汉文明和藏文明各占半壁江山，长城以内是汉文明的，长城以外是藏文明的，这也是今天藏学研究在海内外如此重要的原因。

 

不过清帝对藏传佛教都是实用主义态度。在信仰上讲，除了乾隆帝外，多数人对藏传佛教并不感兴趣。清朝入关后前四帝中，顺治、雍正都是虔诚的汉传佛教徒，顺治还赐予汉僧通琇“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的称号，雍正帝则笃信禅宗，继位后自称“圆明居士”，这是典型的汉传佛教做法。康熙皇帝对各种宗教都感兴趣，同时又都是以中立态度对待，并没有明确的宗教信仰。我们在故宫、避暑山庄看到的皇家的藏传佛教造像、法器基本都是乾隆朝制造的。

 

（避暑山庄内陈设的乾隆时期藏传佛教造像）

清帝为了维护满族“骑射根本”，更加限制满族人出家当喇嘛，没有官府的批准，即使出家，也要还俗的。虽然乾隆继位以后，先后在香山、圆明园、西陵、东陵和承德兴建了12座满洲喇嘛庙，专供满洲人出家用，但是其名额非常有限，加起来不过400余个，主要功能是用满语翻译佛经，协助皇家佛事活动。所以，我们在北京、承德看到的藏传佛教寺庙，如雍和宫、普宁寺，他们的喇嘛都是蒙古人，这个习俗延续到今天。

 

（六）热河宫苑和寺庙因何废弃？清朝利用热河巡幸重塑了内亚秩序，让自己牢牢成为内亚霸主，但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为何清帝主动放弃了热河巡幸，任由宫苑倾颓倒塌呢？（现在我们在避暑山庄看到的景点，除了楠木殿等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当代修复的）

 

这还要从热河巡幸的成本说起，其实清帝年复一年在热河大会内亚及藩属使团，各种开支浩繁，维系霸主的经济成本是巨大的。早在雍正帝时期，这位一向清修寡欲，开源节流的皇帝，就中断了热河巡幸，这的确为国库省下了不少钱。

 

总体而言，清朝在热河为了维持内亚秩序的支出大致包含：

 

1.赏赐。皇帝在蒙古各部首领觐见及到木兰围场随围时都要依例进行赏赐，比如《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这一天“赐喀喇沁部多罗杜稜郡王扎西银一千两、色缎四十匹，翁牛忒部落多罗杜稜郡王毕礼衮达赖之母和硕公主银八百两、色缎四十匹，多罗杜稜郡王毕里衮达赖、二品台吉额齐尔银各三百两、色缎各十五匹，喀喇沁部未授品级塔布囊垂扎木苏、敖汉二品台吉顾木布银各二百两、色缎各十匹。敖汉二品台吉额林臣、阿霸垓二品台吉德木楚克银各一百两、色缎各八匹”。

 

康熙帝这天的赏赐银两共三千两，色缎共一百四十六匹。按照理藩院的规定，蒙古外藩郡王年俸为银一千二百两、俸缎十五匹，这次的赏赐就赶上一年的俸禄，可见出手之慷慨。

 

随围的赏赐耗费也颇大，比如康熙六十年木兰秋狝过后，定例给随围的蒙古王公、台吉进行赏赐，甚至随行的1700多个兵丁也有赏赐。这次赏赐共支出缎422匹、银12207两，毛青布585匹。

这种赏赐等支出到乾隆朝更加膨胀，乾隆朝在热河的藩事支出部分由热河道库提供，根据热河道库档案，乾隆三十六年支出为银44万两，乾隆四十九年达到银106万两。

（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宴请蒙古王公图）

2.接待。对于那些跟随王公来热河朝觐的庞大随行人员也都是给予食宿全包，比如康熙四十二年，理藩院下令拨付以下物资给这些随从人员：“”豕鱼蔬不时颁赐，其仓厂所给计白米二千余石，老米四千余石，豆二万四千余石，草一百万二千余石。”折合成现代计量单位，仅粮食就达360吨，豆类达2400吨，草料更是不计其数。

 

嘉庆年间，安南使臣阮攸出使清朝，这样描述他在湖北地方驿站受到的待遇：“昨宵西河驿，供具何张皇？鹿筋杂鱼翅，满桌沉猪羊”。此时清朝正处于江河日下时期，地方招待尚且山珍海味一应俱全，我们可以想象康乾盛世热河行宫的招待外藩的盛况。

 

3.基建。为了迎接这些来热河朝觐的蒙藏领袖，朝廷投入巨资建造了很多行馆、寺庙。比如，外八庙中的普陀宗乘之庙建筑成本196万两，拆迁、疏浚河道等成本48万两，共计240多万两，而当年清政府收入不过4000余万两。

 

为了迎接六世班禅觐见庆祝七十大寿，乾隆皇帝不惜为其兴建三座金碧辉煌的寺庙行宫，建造中就已经财力捉襟见肘。据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十五日的内务府奏销档等文件记载，仅建造承德须弥福寿之庙的金顶就需要黄金15429两，香山宗镜大昭之庙罡殿和佛像也需要黄金16100两，内务府造办处已经无金可供，只好向广储司求援。

 

（普陀宗乘的金顶和豪华装饰）

这些建筑建成后，日常给予蒙古喇嘛的供养以及维护费用也是庞大的。比如，我们从乾隆五十七年内务府支出档中看到，当年给普陀宗乘等两寺的佛事拨款就达57万两；再如，普陀宗乘建造过程中各级官员中饱私囊，虽然外部壮丽，却是个豆腐渣工程，建成后五年（乾隆四十年）就进行了大修，维修费用达40万两。

 

如果说康熙朝对外藩的赏赐是权宜之计，背后有巨大的政治军事回报，那么乾隆中后期以后，清朝外部隐患全部消除，河海宴清，乾隆皇帝如此不惜成本营造宫殿寺庙，广泛赏赐，则更多成分是为了满足炫耀国威的虚荣。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来热河避暑山庄为乾隆帝祝寿，清廷虽然口头上鄙视英国使团，但是对英国的强大早有所知，在接待上处处显示天朝上国的富庶，估计仅接待费就花了50多万两白银，不过这仍然蒙骗不了英国使团，马嘎尔尼对清朝做出了“饥馑的盛世”的评价。

 

不仅是来自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的英国的使团，就是那些来自藩国的使臣也有同感。1790年来参加乾隆八十寿典的朝鲜使臣成种仁记录道：“饥民之号丐者，至燕京相续，昨冬酷寒，皇城内冻死者甚众”。嘉庆十八年（1813）年，安南使臣阮攸也以诗歌记载他所见的饥馑现状：“云是城外老乞子，卖歌乞钱供晨炊。殚尽心力几一更，所得铜钱仅五六。只道中华尽温饱，中华亦有如此人。”

 

所以，早在乾隆末年，清朝就无力承担作为东亚霸主的“转移支付”了，各种热河庆典不过是落日辉煌。嘉庆继位后只能勉强维持，规模已经小很多。道光登基后，这个以节俭著称的皇帝，干脆热河巡幸罢停了。

 

好在清帝国与同时期奥斯曼土耳其这样的多民族马赛克拼盘式帝国不一样，清帝国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民族——汉族，在清帝慢慢废除热河巡幸制度之后，开始逐渐放弃汉人在内亚地区的移民和经商活动的限制。因此，清帝国并没有因内亚传统的废弛而崩塌，汉人和汉文化将帝国进一步粘合起来，清朝也逐渐从内亚帝国转型为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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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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