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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中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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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的中学时代

1967年秋末,上海开始“复课闹革命”,那时我们已经在社会上闲散了一年多了。

小学毕业时,文革爆发,复课意味着我们要迈进中学了。上中学不用考试,就近入学,我家附近有一所重点中学,我上的是重点小学,自然一心向往着那所重点中学,可以一路“重点”下去。

入学通知让我吃了一惊,万万没有想到,平地冒出一所闻所未闻的初级中学,在汾阳路上。更令人不满的是,同住在一个机关宿舍的小学同学小妹、小平(均为化名)和我被分在三个不同的班级。

我们赶紧去探个究竟。从淮海路拐弯到了汾阳路,经过秋叶遍地的音乐学院、涂鸦满墙的海关学校、人影稀疏的一条弄堂、一排紧闭门窗的联体洋房,终于找到了那所中学:一栋简陋的水泥教学楼和一块小小的空地。感觉就像是一间皮鞋店的橱窗,众多精美皮鞋中掺夹了一双解放鞋。

失望和无奈,伴随着我进了这所寒酸狭小的中学。学校里有五百来名69届初中生,还有匆匆拼凑起来的教师队伍。

上学第一天

第一天进校,全校师生集中在小操场上,祝万寿无疆,唱东方红,背语录,有位老师带领大家喊口号,从万岁到打倒,要被打倒的人和东西比较多,喊了好一阵,最后解散去各班教室。

我不善跟人交往,心里七上八下的,磨到最后一分钟才进教室。

进去一看,教室的后半边被男生占领了,前半边是女生的地盘。那时分男女生,对异性目不斜视。教室里很热闹,不少同学可能来自同一个小学,热络地有说有笑。座位几乎都满了,只剩下第一排有个空位,只好在那里坐下。

上课铃响后,进来一个年轻人,我们的班主任,绿军装绿军帽,自我介绍说是复员军人,还是校革委会主任,蛮自豪的样子。可能刚复员吧,说话倒不是那么杀气腾腾的,造反腔也不浓。他转身把自己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字写得不怎么样。

刚开始,不知老师底细,再说他又是复员军人加主任,想当然的根红苗正,同学们都比较收敛。听了几分钟,大家轧出苗头,这老师字写得差不说,讲话干巴巴的,毫无趣味。课堂里渐渐乱起来,有人开始聊天,声音越来越大,男生更放肆,嘻嘻哈哈。突然传来桌椅碰撞的乓乓声,回头一看,两个男生站起来推推搡搡。老师大叫,坐下!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连叫了几遍,毫无效果。

我借此机会扫了一下男生,有两个小学同学,两三个穿军装的,还有个大个子,天蓝色运动衫的领子翻在中山装外边,当时风行的“大翻领”,据说是小流氓所爱。大翻领笑嘻嘻的:你们这算打相打(打架)?没劲没劲,肚皮饿了?打不动了?

班主任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无人理睬。他又说:来,大家唱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有几个同学站起来,大摇大摆走出了教室。老师说,坐下,坐下,还没下课呢。后面那两个男生已经抱作一团,打得难解难分了,班主任跑到后边去拉架,更多的人站起来,我也趁着混乱溜出了教室。

磨合期

或许是新建的学校吧,管理混乱。最初的一两个月,天天学习小红书,读报纸,不少学生都是高兴来来,不高兴不来。

在老中青三结合的学校革委会里,“老”的是一位中年教师,据说曾经当过教导主任。他在校门口堵住逃学的学生:你想当反对复课闹革命的典型吗?学校要给你们这些人办学习班。

学习班?上课已经受不了,去学习班就更惨了,成天被人管着逼着。我们才14岁,被他连吓带骗的,加上学校门口也加强了把守,逃学越来越困难,就此被逼回了教室。

每天上学,我们发现了一条近路,可以从淮海路穿过新康花园到复兴路,一拐弯就到学校了。虽说经过的是住宅区,但一路可看到不同的人,新康花园有资本家、名演员、名教授、名作家,还有干部、军人和住在汽车间小院里的工人。汾阳路上更有意思,那条安静的弄堂里,走出来一名高高瘦瘦酷似外国人的英俊青年,人家叫他“夹种”,据说他爸是美国佬,他冷冷地默默地从我们身边掠过。学校旁的联体洋房里,开门走出来的女人细皮嫩肉,年龄界限模糊,明明穿着蓝色灰色,跟工人阶级一样的衣服,但是格外合身整洁,一看就是“资产”(资本家)。

学校全天上课,中午学生回家吃饭。安静的新康花园,到了上下学时间,顿时喧哗起来,成群结队的荷尔蒙,亢奋地呼啸而过。

学校成员

年轻的老师一般是刚从大学毕业的,或者是复员军人,中老年的是从各校调来的,其中没有牛鬼蛇神,最多就是出身不太好。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校又不是劳改所,谁敢把牛鬼蛇神送来?

学生住在从音乐学院到麦琪公寓那段淮海路的附近,那里洋房公寓较多,居民中不乏名人和资本家,也聚集了几个机关和军队宿舍。除此之外,还有几条四通八达的大弄堂,如大德里、大福里和木齐里,里边的住宅,品质风格不一,居民多元,藏龙卧虎。

那会儿,机关宿舍的走资派都被打倒了,住在上方花园、新康花园、淮海大楼和其他洋房公寓里的资本家和三名三高都被清算了,潜伏在弄堂里的小爬虫、寄生虫、地头蛇、变色龙等也基本曝光。随后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让“好人”一天天少下去,“坏人”一天天多起来,我校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被视为妖魔鬼怪的后裔。我、小妹、小平均属这类。

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来自灰色的职员家庭,职员的覆盖面很广,有解放后入党的机关干部、解放前洋行的高级管理、知识分子、售货员、护士、警察、裁缝等等。剩下的红五类比例不大,由工人和军人子女组成。

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团,团长是工人子弟,副团长一色干部子女,夹杂了一名职员子弟。这厮似乎要创造由灰色变为赤红的奇迹,在任何场合都要唱出革命的最高音。红团唯一一次的抄家行动,就是他组织的,他带领同学去抄老师家,因为那位老师的出身是资本家。幸亏红团其他“团座”没有他那么极端,再说出身不好的师生人数众多,抄家行动就此了结。

学校的红团,还算温和。首先这是个空架子组织,上面那么多团长,每个班级任命了正副两个排长,排长的出身较杂,有职员,也有被打倒的干部,下边的小兵稀稀拉拉的,是团排长的亲信或好友,加在一起,不足学生人数一半。虽有革委会、工宣队的力挺,但在多数学生的眼里,红团无足轻重。

我们居住的街区,各派文化潜移默化,加上上海人动口不动手的传统,学生大体相安无事。

开始上课

1968年春季,我们开始上文化课,只有三门课:政治、数学、英文。政治课由班主任上,天天念语录,学习两条路线斗争史。他管不住我们,课间有聊天的,织毛线的,打打闹闹的,还有我这样经常发呆的。后来,他提议要开辟一个大批判专栏,让我们一星期写一篇批判文章,贴在墙上,类似以前的墙报。

小学培养了我良好的学习习惯,既然是回家作业,自然要好好做。根据主题(如: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反有理,革命大联合等等),我把最高指示和报纸段落堆砌起来,端端正正抄在稿纸上,洋洋洒洒,有几页长。等文章贴出来了,才发现我是最笨的,同学们惜时如金,此类文章,写几个字应付了事,有的写了一段话,有的抄了几句口号,如我这般认真的寥寥无几,太脱离群众了。

我们班主任,很亲民的,把他的批判文章跟我们的贴在一起。他字写得差一点就算了,在一篇文章中,居然写道:刘XX忌想把天开。异想天开可以写得如此有创意,我忙拉了小妹来看热闹,她哈哈大笑: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班主任正好经过,脸色不太好看。此后,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文章了。

教数学的老师,四五十岁,戴副眼镜,住在离学校不远的淮海坊。这一信息告诉我们,他资历不浅,否则住得起淮海坊吗?上海是个神奇的地方,再怎么革命,市民看人另有标准,因为骨子里的实际。

数学老师,课讲得有条有理,我很爱听。可惜男生依旧打打闹闹,女生继续聊天织毛线,她们有织不完的活儿,那时工人把厂里发的棉纱劳动手套拆了,合成两股三股的织成线衣,拆啊织啊很费工夫。数学课经常吵闹得无法上课,老师可不跟我们一般见识,爱听,他就讲,不爱听,他就停下,何必跟革命小将过不去?真是识时务的俊杰。《初中代数》第一册,才上了半本不到,学了点儿因式分解,一个学期就过去了。

英文课是最乱的,英文老师中气十足,从头到尾都在呐喊read after me(跟我读),学了字母、万岁、红太阳等几句口号。因我在小学学过两年英文,课后找老师,私下里学会了国际音标。

没料到,这第一学期居然是我们在中学文化学习的全部。

对战班主任

一天,班主任让我下课去他的办公室。他先念了一段语录,“开展谈心活动,这个办法很好。”接着说要跟我开展一对一的谈心活动。我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能不吭声。出门来,小妹和小平在走廊里等我一起回家,她们一听,大呼小叫:下流胚,跟女生一对一谈心?恶心死了。我示意她们办公室门敞开着,她俩毫无顾忌,大叫了几声恶心,下流。

我至今不清楚班主任要跟我谈什么,他应该没有恶意,那时的我,因为家庭处境,用自我封闭来保护自己,我在班级里独来独往,谁都不理,他可能想把我拉回到热闹的集体中。

自那天后,每天读语录的时候,他的首选成了“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经过文革的人都懂得这段语录是用来警告那些出身不好的。边念还边看看我,全班同学的目光随着他的,集中到我身上。我故作坦然地跟着大家一起念,心里充满了仇恨。

一日,小学同学聚在一起,说到此事,她们一听火冒三丈,定要替我报了这一箭之仇。有个不在我校的同学喜欢画画,三笔两笔把班主任画成一颗枣子,因为他长圆形的头型像枣子,标题是:XXX是没有脑子的大笨枣,把我们笑得前仰后翻的,赶紧找来信封,贴了四分钱邮票,由外校同学寄给班主任。别看我们幼稚,我们周密地考虑到了查笔迹的可能性,这下是无论如何也查不到我们身上了。

过了两天,班主任上课时,神秘兮兮地说:我们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昨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大翻领在后面叫起来:匿名信?说啥?念出来听听。老师说:这个嘛,就不念了,不要散布不好的影响,不过我们要提高警惕,阶级敌人没有在睡大觉。老师转了话题,令大翻领颇为不满:喔唷,念念有什么关系,你太不上路了(不够朋友)。

这出剧自然分享给了小妹和小平,她们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这对我们,是巨大的胜利。那时候,父母被整,我家惨到父亲去世,母亲被隔离,家里只有三个孩子,还说是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扣发了母亲的工资,只给最低生活费。造反派随时打上门来,抄家、谩骂,为所欲为。有一天我半夜三更被逼着起床,莫名其妙挨了顿臭骂。小妹和小平,虽有母亲在前边挡着,但也比我好不了多少。就这样,我们整日生活在恐惧不安之中,心灵扭曲,在一个充满仇视的世界里,无法培养出尊重人的美德,我们都堕落成不良少年了。不幸的班主任。

工宣队来了

1968秋季,工宣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取消代数英文课,开设了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课。这两科的课本粗制滥造,内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工业基础讲了交流直流电,让我们根据原理组装一个灯头。一个班五十多名学生,又怕我们触电,工人师傅示范以后,每个学生轮流依样画葫芦,结果,组装一个灯头耗费了一两个星期。

农业基础更离谱,一会儿农业,一会儿畜牧业,一会儿经济作物,一会儿粮食作物,读了一通磷肥钾肥氮肥,还要分辨插图里的麦穗和稻穗,搞得我们一头雾水。

这两门课后来也不了了之了。工宣队要我们集中力量干革命,每天学习小红书,斗私批修,还要去校外参加革命活动,所谓革命活动,就是被拉到巨大的公共场所去填空,比如人民广场和文化广场。批判大会要造声势,人越多越好,无论斗走资派还是小偷,都拉上我们去凑数。

加入买菜团

班里重新安排了座位,我被安排到几名能说会道的女生中间,我依旧摆着一张“石头落在浆糊里”的臭脸,对她们不理不睬,可我的同桌时不时对我笑笑,我不好意思,就开始跟她说话,得知她出身于工人家庭,母亲早逝,父亲一人工作养活四个小孩。她非常能干,买菜做饭洗涮,样样拿手,脾气也很直爽。后面的两位同学,出身职员,爱说爱笑,就此组成了一个四人聊天圈。

她们对革命不感兴趣,说的都是如何做布鞋、织毛衣、翻棉袄,为我开辟了一个有趣的新世界。机关宿舍里的子弟往往把时间浪费在夸夸其谈上,都成了黑五类了,还在谈什么第三国际、中苏大战、美苏大战的,难怪上海人觉得土八路是憨大(笨蛋)。

相比之下,我的同学很实惠,国家大事哪需要小市民插嘴?她们商量如何在菜场互帮互助。上海人习惯一大早买菜,由于副食品供应不足,菜场六点开门,四五点钟就有人在各摊位排队。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商定第二天谁去排队买带鱼,谁去排队买青菜,谁去排队买豆腐,各人多带几个盆盆罐罐在队伍里占位子,这样就可以买到各种热销食品了。

她们老问我:你家今天吃什么?我贪睡,等我六点半跑到菜场,新鲜蔬菜常常卖完了,就只能买全天都有供应的咸菜。她们非常慷慨地邀我加入买菜团。跟她们去了几天,就坚持不下去了,抱歉退“团”,又回到常吃咸菜的日子里。

在中学的一大收获是,在她们的指教下,我学会了纳鞋底、做鞋面、嵌滚条……从无到有,做出了一双布鞋。

瞎折腾

那时候,好像家家户户的收音机一天到晚开着,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呼叫:最新指示,最新指示……,外边的锣鼓立马响起来。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游行的人群、锣鼓声、高音喇叭、口号声、歌声不断。每个单位在竞赛,看谁能早一点儿冲到大街上去。

我校当然不甘落后,命令我们一听到最新指示,不分白天黑夜,立即去学校集合游行,我们在路上走几个小时,挥舞着小红书喊口号。作为落后群众,从来不用举牌子,扛旗子,敲锣打鼓,可以轻轻松松,边走边看一路风光。白天游行也罢了,换了寒风呼啸的冬夜,谁愿意去马路上疯走?我和小妹、小平约定,届时故意拖拉,等那些傻呵呵的红卫兵急不可待地冲出学校后,再到学校报个到,落后分子乐得落后。

再后来,中苏在珍宝岛交战,全民备战,又冒出来拉练。各校让学生把家里的被褥捆起来,背着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有时要走一整天。一群荷尔蒙背着五颜六色,捆扎得歪歪斜斜的被褥游走于街巷,也是那个时代一道别致的风景线。

有一天,我们被赶到操场上,学做语录操。凡是反动的东西,踢左腿;凡是毒草,踢右腿;你不打,双臂上举;它就不倒,双臂下落…… 这节操是编排得最优秀的了,有逻辑有节奏。其他的,动作口令不搭界,根本记不住。

为了这语录操,花费了大量时间,学会了,还要练,动作端正与否,反映了对伟大领袖的态度,实在是折磨人。好不容易大家都学会了,又被取消了。据说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太不尊重最高领袖了,怎么可以把天才的伟大思想跟一二三四的口令等同起来?

不久,学校办起了校工厂,专做领袖石膏像,各班轮流去校办厂劳动。石膏模子开闭的地方,在领袖头部凸起一条线,需要用小刀子刮平,砂皮磨光。大家都小心翼翼,打碎了头像,磨错了地方,就等着做反动学生吧。

果不其然,我们班还没轮到去劳动,校办厂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领袖的头上居然有一枚图钉。

主管校办厂的老师是归国华侨,自然是一号嫌疑犯。那天在校办厂劳动的学生,一个个被拉出去单独审问,全体被隔离审查。校办厂地方很小,人挨人地干活,谁都没有作案的机会。师生一遍一遍回忆那天的每一分钟,终是找不出破绽。专案组给华侨老师施加重压,单独隔离,日夜审讯,最终没抓住老师的任何把柄,就此成了一宗悬案。由于这起案子,校办厂关闭了数周,我们还没轮到去劳动,就放暑假了。

学工学农

在1968年秋季和1969年春季的这两个学期里,我们三次离开学校去学工学农,工厂农村没有学校的压抑气氛,让我看到了另外的世界。

学农在桂林公园附近的人民公社,上海近郊,生活条件不错。那里人多地少,男劳力下地干活,女劳力在家绣花、织毛线、钩花边。她们一边拉家常一边飞速编织,大大小小各种款式的毛衣、台布、茶垫、床罩,一件一件从她们灵巧的手指中变了出来,都是外贸公司的出口产品。这些美丽洋气的针织品,令大家赞叹不已。心灵手巧的女同学及时请教编织的花式和方法,准备回家一试。

我们被分派跟男劳力去干粗活,他们怕我们毛手毛脚的,糟蹋了农作物,就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儿,捡稻穗、搓草绳、补麻袋什么的。

晚上大家睡在一间仓库里,地上铺了稻草。有一天刚睡下,突然传来一声尖叫:鼻涕虫。吓得我们一骨碌坐起来,稻草下果然有鼻涕虫爬来爬去。这还敢睡吗?忙穿好衣服爬起来。有人说,鼻涕虫怕盐,跑到厨房,抱回来一个盐罐子,见一条撒一条,盐罐子空了,可还有一些没被消灭的鼻涕虫,越想越怕,大家把被褥搬到撒过盐的地方,挤在一起睡。第二天又去买了几斤盐,继续消灭鼻涕虫。这是我们学农的“恐怖经历”,每每跟其他班的女生分享,都引起一阵尖叫。

有一次学工去了羊毛衫八厂,那里生产机织毛衣,机织毛衣需要剪裁,再一块一块缝起来。那个年代物尽其用,在堆满边角料的车间角落里,我们坐在灰尘中,拿着啤酒瓶盖子,把一块块边角料拆成一根根毛线,这些毛线可以用来擦机器。

另一次学工是冬天,我们在大光明钟厂工作了一个月,该厂出产的闹钟远销全国各地。我们上了流水生产线,每人负责一道工序,拧螺丝钉,固定时针秒针、装发条等等,一圈过来,就装好了一只闹钟。我的工作是用一台手摇机拧紧发条,再把闹钟对准标准时间。上好发条的闹钟送质量检验,24小时后,检测闹钟走得是否准。尽管外面革命得乱哄哄的,钟厂的生产却有条不紊,工人师傅耐心地教我们怎么做,几条流水线同时运行,一旦出现瓶颈,他们马上过去帮忙。

有一天特别冷,寒气阴湿彻骨。钟厂四点下班,等我到家,天色已经是灰沉沉的了。刚走进院子,小妹家的窗口打开了,她在六楼大声叫我:海风,你的围巾我帮你织好啦。一条长长的红围巾从她的窗口抖落出来,在寒风中飞舞。我中学时代最难忘的亮点,就是朋友之间的纯真友谊。

插队去

1969年放完暑假,回到学校就被通知,我校成了69届初中生毕业分配的试点,全校学生一锅端,去我国最北的县,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

接下来的乱,可想而知。有慷慨激昂的,有哭哭啼啼的,绝大多数是我们这一类,不情不愿,却又无可奈何。要是打算赖在上海,那就等着学校的老师工宣队天天敲锣打鼓到你家,赖在你家,直到你爸妈松口。哪怕赖下来成了“社会青年”,不仅被人看不起,而且前景恐怕更为黯淡。据我们所知,不少文革前的上海社会青年都被送到新疆去了。

忙忙乱乱了两个多月,1969年11月26日,我跟小妹、小平坐上了北去的知青专列。

我们进中学的时候,失望、无奈,离开的时候,失望、无奈、加上厌恶。我厌恶那所中学,虽然更应该厌恶的,是那个年代。知识和善良的生长需要阳光、雨露、沃土,而那所中学一片荒漠,我们离开的时候,大脑内心一片荒凉。一个多么荒唐、荒谬、荒诞的年代啊!

本文曾被公众号《新三届》推送,被万维网、博谈网转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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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海风随意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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