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动标语

接下来的两天我已经忘了反动标语的事儿了，因为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天期末考试，我正在冥思苦想，学校的刘校长进门来了，让我跟他出去一下。我受宠若惊，校长还认识我？我问校长，考试怎么办？他说没事，一会再补上。我就跟着他出来了。

刘校长是这个中小学混校的校长。他大概有四十几岁，戴一副深色的方框眼镜，中等身材，文质彬彬但让人感觉脸有点阴郁。这趟房都是这个学校的，他就是这里的老大。不仅如此，学校的前一趟房有不少单身老师住在这里，也归他管。他这就是带我去了一个单身女老师的寝室，这个老师姓乌（也许是巫，或者是邬），我不熟悉。他带我进去时，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除了乌老师，还有另外两个中年男人。他和乌老师打了一个招呼，说我们走时会把门锁上，那个乌老师就出门走了。

接着校长向我介绍那两个人，说一个是武装部的，一个是公安局的。他们都和校长一样，穿着中山装式的便服。对我一个小毛孩子他们也用不着假意寒暄，直接问反动标语是我画的吗？我当时就急了，吐痰跺脚地表演着说，谁敢反对“他老人家”，我们坚决不答应。那时我们那里的小孩会吐痰到地上，再踩上去，表示发誓说真话。这应该是当时的标准答案。他们也没有再为难我什么，只是告诉我要是知道谁写的，要报告校长（他们知道我当时就在旁边玩轱辘圈，且有借尺为证，很有可能是知情人。但我当时太小，尚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南京彭宇案的判词是产生在2006年，但其思想背景是在40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当然也许是在400年、甚至4000年前就是这样的：“人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 ~~ “画不是你画的，你为什么要帮忙？”）。

因为时间较短，我回到教室考试还没结束，不过老师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像是在问，校长找你干什么去了？大家都知道反动标语事件。我脸红心跳，好像做贼被发现了一样。

我心里很忐忑，虽然不是我画的，却总是有种莫名的恐慌：为什么不找别人问，单单找上了我呢？接下来的两天，我就在这种不安的情绪中度过。

考完试，学校要放假了，需要开一个全校师生总结大会。在会上，校长报告中着重提到反动标语案件，声称就是我们在座的学生干的，警方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如果你不自首，马上就会进行下一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记得我们下面坐着的九个年级的学生们（当时的学制叫九年一贯制）都回头向后面看，好像是一种气场驱使，觉得犯事的人就在自己的身后坐着似的。我也很自然地回头看看，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里却是更加不安。这不仅是我第一次开大会，也是我第一次开始去体会、理解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 —— 这时我刚刚过了七岁，八十八个月大。

果然，第二天放假了，校长又通过一个小朋友把我从家里找了去到乌老师的那个小黑屋（我至今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到我家找我，估计是不愿意直面我的家长？）。因为是单身宿舍，这间屋子没有刷墙，墙还是深咖啡色泥土墙外露，黑乎乎的。南北各有一个不大的窗户，射进来的光线都被黑墙吸收了，所以屋里很暗，很压抑。加上我多年的精神压迫幻想，这个小黑屋在我的记忆中就像地牢一样。

这一回就不那么简单了。他们说有两个大学生在不远处看到是我画的，有目击证人，要求我必须承认。我反复辩驳我没有，他们当然不信。在小黑屋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的询问，那种压抑让人受不了。我感觉有几个小时了，他们才放我回家吃饭，并要求我吃完午饭马上回来。那时我父母都是早出晚归：早上天刚亮就要起床做饭，要准备一天的饭菜，包括他们带走的午饭。晚上很晚才回来，经常是天黑以后。家里只有七十多岁的姥姥和在同一学校上八年级的二姐在家。所以出去一天也没人注意到。这时大姐已经又回到了她那苦寒之地北票。

我回家也不敢说，匆匆吃完午饭，下午再去。他们也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索性把我锁在屋里，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然后他们出门了，不知干什么去。我一个七岁的孩子，哪能呆得住？没等太久就跳窗户出去玩了。当然，玩也玩不痛快，心里有事。

他们连着几天重复着这一套，也有些不耐烦了。这一天，他们开始威胁并诱导我：我们从省城调来了几百名公安人员来破案，你是跑不掉的。你还小，就认了吧，没什么大事。我也是被磨得受不了了，就点头了。他们几个互相对望了一眼，都松了口气。然后，他们教我如何写认罪书（注意我才上了半年小学，没学会几个字）并教我把那个沙画再画一遍（这也是我至今都还记得那个双头画像的原因）。然后按上手印（红色油彩）。我还记得他们很高兴，也给我倒了一杯水，安抚我一下。

可事情并没有按我想象的结束。下一步他们要我交代是谁指使我画的。这可就难为我了，我本来就没画，现在诱供成功，接下来让我咬人了。他们的逻辑是，你这么小，根本不可能有独立进行这种反革命活动的动机，必定是有人指使。我后来也想明白了，画者必定不是小孩，因为那个签名标注是全仿 “他老人家” 题词的狂草落款，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小孩子应该是写不出来的。对了，我曾经在家里练写字的事情也是佐证之一，因为那签名颇有功力。

这回他们就跟我耗上了，估计是我成了案件的突破口，不能放松。直到下班时间才放我回家，并要求我以后每天早上去那个小黑屋报道，像上学上班一样。

我心情忐忑地回到家里，父母还没回来。我非常害怕，想瞒着家里人，赶紧打点水去洗掉拇指上的手印红迹。因为是油质的，很不好洗，加之我从来不会主动洗手（那时小男孩都这样），终于被我二姐发现了。二姐逼问我反动标语是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直接承认，但姐姐一定能看出来。因为我无法解释拇指上的红迹是怎么来的。那天她吓唬了我好长时间，但我不知道她后来有没有汇报给父母。反正家里再没有人和我说这事，我当然也就不会提起。

第二天，还是在那个小黑屋里，他们继续诱供，是不是我的什么亲属的指使，比如姐姐，父亲，母亲？我被逼得烦了，想起昨日二姐斥责我的怨气，就违心的顺着他们说那就是我二姐指使的。可是马上被他们其中的一个否定了，他说你好好想想，有没有大人教你。他们不接受是我二姐教唆的，因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八年级的女中学生，指使七岁的一年级的弟弟写反动标语，脑洞实在是太大了点。但我也实在不能再往下编了。他们不断试探诱供让我咬我的父母，我没有上套。后来，又经过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盘问，他们也就没有进一步诱供、逼供。

我自己已经弄不清楚在这小黑屋里经历了多少天的磨难。我的印象就是没完没了，暗无天日。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也就不再找我了。但我总是以为事情远没有结束。我现在猜想可能他们和我说过某些套话，比如“此事我们先告一段落，待出现有新情况我们再继续“一类的我听不太明白的官腔，其实就是他们觉得可以结案了，把屎盆子扣到一个七岁孩子的头上，可能就不必再往下追溯，可以交差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种环境下，这样可以以最小的代价结束战斗，免去了更大的劫难。如果真是那样，这些人的良心倒是没有完全泯灭。另一方面，他们也的确没有打我、饿我、或是在身体上虐待我，从这个角度上看，操作者已经是够 “仁慈” 的了。这是在1970年，如果是提前两年的文革高潮期，或是我们还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大城市里，在那疾风暴雨之中，这种案件不知道会多么的血雨腥风。

但我毕竟成为了那个代价。

就在这之后不到两年，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李劫夫因给林彪写颂歌，在913后被批判。李劫夫是红歌作家，有不少名曲出自他手：《我们走在大路上》、《哈瓦那的孩子》，《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呕...），一系列的主席诗词歌等。沈音的邻居鲁迅美术学院也组织批判。那时文革大浪已经平缓下来，人们都不太上心了。一位在批判会中没事就拿钢笔在报纸上乱写，“劫夫交代”，其力“透”纸背，开完会被别人发现报纸的反面正是“他老人家” 的大幅照片，他写的字就“透”在“他老人家”的脸上– 这祸可闯大了，排查出来后这个倒霉蛋就陪李劫夫一起交代问题去了。这种故事在那时可以说数不胜数。

我曾经被他们邪恶诱导咬过二姐，虽然没有起作用，别人也都不知道，但我自己却无法淡忘。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每当想起，就心痛不已，内疚不已。

我从此背上了一个大包袱，有了人生的第一个大黑点。那时的人们都知道，这个黑点将会记入那时一个叫档案的可怕的东西里，像幽灵一样伴随着我，直到永远。

但我不知道的是，除了这些客观上对我的影响，我的精神世界被彻底地改变了，我的性格也不可避免地被重塑。这些综合的影响会在后面的几十年了慢慢展开。就像我的过敏体质，经常需要向体外发病来调节一样，我今后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其牵连。

从这时起，我就开始认识到我和别人不一样：我比别人矮一截，这个别人是指所有的人。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暑假。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周围的孩子们都已经口口相传，破案了，是谁做的案。我无处躲藏，那是一个熟人社会，一营三连里，大家都知道，估计其他的营、连也都清楚。

高潮还没到呢。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在一个河泡子里野浴，我被二三十个男孩子给包围了，那都是我的同校同学，多数彼此认识，有同一个班的，有大我一、两年级的。这里有我的邻居王哥，也有我班上的班长，还有我们班上唯一的四眼。王哥等大一点的孩子非常认真地审讯式询问我关于反动标语的事情，并防止我逃跑，在我后面就会有人悄悄地上来给我一巴掌抽在脸上，等我回头时，他就会跑掉，而前面的大孩子会继续抓着我问那些没有答案的问题。那个班长和眼镜应该说都是老实孩子，但他们动起手来可一点都不含糊，特别是班长，手真狠。这些人后来很多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估计他们也早都忘记了这些恶作剧式的 “小打小闹”。那是一个难忘的下午，让我终生难忘。

后来，王哥和我的关系很好，我们是多年的好邻居，连他的工作和找老婆都是我哥帮的忙，并把他的户口从外地调回来。那班长长得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在初中也是班长，且第一批成功入团，这在那时比三好学生要拉风多了。眼镜学习特好，后来出国深造，计算机大博士一枚，科研硕果累累，估计现在的无人机自动飞行算法里面有不少他的贡献，现在是新加坡人了。

后来，听说那班长当年在初中入团时（我们不在一所学校），班级实行民主选举通过，他班上所有女生都举手同意，所有男生都反对，但女生人数多于男生，于是超半数，成功，这也是民主的胜利。提示，那时我们在中学时代男女同学之间是基本不说话的，所以他在那时可以算得上是少女杀手了。

还有那个眼镜，在刚上初中时是我带着他第一次进公共澡堂。他不敢脱光衣服，憋得满脸通红的，问我，这裤衩还得脱啊？我不得不示范鼓励。其实那时我也是第二、三次去公共澡堂吧。也是，他虽然比我大半岁，可那时毛还没长齐呢。另一个轶事，那时初中学校要求捡粪上交，而我们已经学坏了，不会真的去捡，而是去偷了再上交。别看他戴着眼镜，偷了粪后背着满载的粪筐跑得比谁都快，我在后面都跟不上。巧得很，高中毕业前的一年我们又到了同一个班了，在全省重点高中里。高中毕业考试时，他是唯一一个数理化三门都是满分的毕业生。

这些人现在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就是大家周围的某一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