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社稷 信仰的颠覆（八十）
伊朗沙特在中国斡旋并主持下的和解，其意义非常重大，这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叙利亚，也门战争将看到实现和平的曙光，也意味着将有效平息中东地区的混乱。逊尼派，什叶派之间的尖锐对立也看到了缓解的希望。这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也是对中东问题制造者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沉重打击。
读过《沙漠迷踪 信仰的颠覆（四十七）》的都知道沙特信奉的瓦哈比教派是英国MI6建立的，沙特也是大英帝国扶持下建立起来的政权。不过当你拥有自己的地盘的时候，保护甚至强大自己的国家是人的本能反应。现在美国已经丧失负起维护中东秩序的能力。再这样发展下去，与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关系的可萨犹太人建立的以色列会能否在中东继续存在都成疑问。
沙特皇室为了维护祖宗留下的江山而与中俄伊结盟，离弃美国。相反俄国从彼得大帝到叶卡捷琳娜二世竟然没有这观念，只求自己痛快。后来叶卡捷琳娜二世之所以痛下决心取缔共济会，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俄国共济会是有复杂哲学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政治团体。共济会分会在接收新会员人会时总要提到一句话，即共济会章程上规定的“你的祖国是整个世界，而非生养你的那个小角落”。提醒成员必须忘记自己的国家民族，实现世界大一统为目标。
社会上也流传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共济会密谋的说法，使叶卡琳娜二世对莫斯科玫瑰十字会提高了警惕，这是她禁止共济会的直接原因。正是在这一时期，“共济会”、“马丁派神秘教徒”和“伏尔泰主义者”在俄国获得了负面的、侮蔑人的形象。根据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大臣罗斯托普钦提供的情报，诺维科夫的被捕还与莫斯科玫瑰十字会的一封信件落人政府之手有关。另外，1792年3月16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假面舞会上被暗杀，大家都相信是共济会干的。此后不久，实际权力又真是转移到了瑞典共济会最高领袖之手。这件事大大刺激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她最终决定在俄国禁止共济会的导火索。
这一时期在彼得堡还流传着另外一个消息，据说有法国间谍进入了俄国，其目的是刺杀叶卡捷琳娜二世。无论这一消息真还是假，俄国著名历史学家米留科夫写道：“4月13日当天警察在彼得堡到处寻找那个名为巴西维尔的法国人，令女皇最终痛下决心，命令普罗佐罗夫斯基逮捕诺维科夫。”
第二，叶卡捷琳娜二世可以长期忍受不为她理解的俄国共济会的各种仪式，比如他们的誓言、人会仪式、炼金术、卡巴拉等。但共济会员的任何社会活动，尤其是他们的出版活动，却是她不愿看到的。1786年的禁令虽使以玫瑰十字会为代表的敌对派力量有所削弱，但仍保留下来了很大的势力。因此，为彻底摧毁敌对派力量，叶卡捷琳娜二世逮捕了诺维科夫。
叶卡捷琳娜二世来认为诺维科夫绝非一个简单的书商和出版家，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违反她禁止销售非宗教印刷厂印刷的宗教道德文学书籍的谕令，而是一个可怕的共济会领袖。叶卡捷琳娜二世最想从诺维科夫处得知俄国共济会章程是否允许与敌对国家保持联系。那些马丁派神秘教徒为何同普鲁士的沃尔纳联系？普鲁士与俄国进行战争，而作为一个拥有众多杰出人物的组织，俄国共济会为什么要与普鲁士的一个部长通信并从他那里得到指示？在涉及皇储问题上，沃尔纳的指示在哪些方面起了作用？不过，诺维科夫最终也没有回答这些问题。
第三，18世纪80年代,俄国共济会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统治阶级中最为优秀的人物纷纷与共济会建立起了联系，共济会利用他们扩大自己的影响。上周文章谈到的杰尔查文在枢密院中的遭遇就证明了俄国共济会在沙皇政府官员中的影响力。出身工矿主家庭、拥有百万资产的波霍佳申在将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捐献给共济会的出版、慈善事业后，自己却陷于了贫困之中。受俄国共济会影响，经历类似于杰尔查文和波霍佳申的还有特鲁别茨基公爵，谢波捷夫和普列谢耶夫等。上述两个事例说明，在18世纪下半叶，一方面俄国共济会在沙皇政府内部拥有了众多的会员；另一方面也表明，俄国共济会还与一些比较富裕的工矿主建立了联系，并因此获得了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有影响力的会员和共济会可资利用的资金结合在一起，让叶卡捷琳娜二世感到一种潜在的威胁。
在俄国共济会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新的等级体系，一种新的目标和利益观。相对于18世纪下半期的沙皇政府，俄国共济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在其内部建立了一种以自由、平等、兄弟关系相处和选举等一系列新的制度。相对于沙皇政府的专制，俄国共济会内部建立的这种制度与后来俄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革家所要追求建立的那种国家制度更为相近。
第四，俄国共济会与皇储保罗的联盟使叶卡捷琳娜二世感觉到了威胁。俄国共济会作试图将保罗吸收进自己的组织，使叶卡捷琳娜二世认识到，如果保罗企图夺去她的权力的话，莫斯科“玫瑰十字会”会员一定会支持保罗。在这个意义上，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有必要对俄国共济会加以禁止。
另外，俄国玫瑰十字会同柏林玫瑰十字会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在柏林，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 1786 - 1797)登上普鲁士王位后，柏林玫瑰十字会员的一些领袖，包括捷金和沃尔纳等实际上控制了政权。这一情况不能不让叶卡捷琳娜二世考虑到，俄国玫瑰十字会员也希望通过皇储保罗达到这一目的。不同的是普鲁士的共济会“兄弟们”已经得到了政权，而俄国玫瑰十字会员还仅仅是为此做着准备。她甚至还知道，莫斯科一些隶属于柏林玫瑰十字会管辖的玫瑰十字会员正试图吸引皇储入会。
综上所述，俄国共济会在18世纪首先冲击的是俄国的政治系统。俄国共济会建立了一种基于地位平等的民主制度雏形，从而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专制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彼得一世开始的俄国西方化进程相一致，也与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专制”时期进入俄国的各种启蒙思潮相一致，俄国共济会推进了俄国公民社会观念的产生，进而为俄国政治体系的变迁打下了基础。
18世纪的俄国共济会冲击的不仅仅是俄国的政治系统，它带来的还有哲学，进而政治思想的潜在变化。首先，俄国共济会精神探索方面的自由传统在19世纪得到了延续;其次，俄国共济会中孕育的许多所谓先进思想在19世纪得到了进一步发挥。正如俄国学者别尔嘉耶夫所言，“尽管在俄国共济会内部没有出现独特的哲学思想，但是，共济会培养并唤起了30年代哲学思想的复兴”。
此刻叶卡捷琳娜二世终于认识到共济会是代表犹太人推翻所有君主国家，成为中央集权政府。无论出于国家还是个人的利益，叶卡捷琳娜二世都必须彻底铲除这个秘密社团。
彼得大帝与叶卡捷琳娜二世也算读不少书的人，结果彼得大帝自己爽一把后，把江山让给妓女出生的皇后叶卡捷琳娜一世，而叶卡捷琳娜二世更是与共济会一起大力推广犹太共济会思想哲学，都把自己变成为犹太人打天下的工具。这些都不可能发生在任何中国皇帝身上，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沙俄国运还处于上升时期，我们比较一下国运处于衰落的满清女主慈禧太后。
慈禧首先需要面对的是一个通过军事构造了一个全球贸易网络的大英帝国。大航海是欧洲标志性的事件，在此之前，欧洲作为一个逆差地区需要向印度、中国分别进口香料、茶叶、瓷器和丝绸等各种商品，作为贸易中介的阿拉伯、塞尔柱和奥斯曼只认黄金，贵金属的流失让欧洲陷入持续性的通缩，威尼斯、热那亚等从事东地中海贸易的意大利各个城市共和国繁荣兴旺，他们就像后来大英帝国体系下的香港、新加坡一样，制度优越性听听就好了。
在这个阶段，欧洲多次被阿拉伯、奥斯曼威胁，阿拉伯甚至占领了西班牙，而奥斯曼对欧洲从海洋、陆地两个方向产生威胁，这一切都是因为阿拉伯、奥斯曼凭贸易更为富裕，实力更为强大，他们就像如今的中东产油国一样。阿拉伯人对于东南亚产生的影响远早于欧洲列强，因为他们早就开始在东南亚采买商品，这就是李光耀所说的，东南亚的穆斯林是因商业而来。欧洲认识到中东贸易枢纽的重要性，发动了十次十字军东征，以圣战的名义发动战争抢夺终告失败，最终欧洲通过大航海突破内卷，获得了长达五百年的优势地位。
首先是西班牙、葡萄牙发起的大航海，西班牙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而葡萄牙则发现了绕过中东从非洲好望角抵达亚洲的直航贸易路线。西班牙也幸运地被两位有为的君主查理五世、腓力二世统治，他们利用美洲的金银发动战争，将欧洲拉出了通货紧缩。西班牙就像是欧洲的央行，不断的印钞，恰好此时，又能利用亚洲的直航贸易路线进口商品，经济进入了螺旋式上升的通道，还顺带帮助明朝建立了银本位。
大航海的成功帮助欧洲突破了货币、商品的双重枷锁，也让欧洲各国从穷国之间的内战变成了贸易路线的争夺，变成了英国、荷兰、法国取代西班牙、葡萄牙而发生的连续不断的战争。刚开始时，大英帝国还只能做海盗，抢劫西班牙的宝船。犹太人控制的英国也不怕丢人，颁发海盗执照，抢劫西班牙宝船，与英国王室分成。后来英国通过三次英荷战争击败海上强国荷兰，又在七年战争中击败法国，令英国成为全球海路贸易的掌门。欧洲连续不断的战争迫使英国、法国、荷兰、普鲁士不断改进投资军事技术，以求在战争中获得优势，如果能在战争中获胜，则军事技术的投入就变得微不足道，毕竟雄霸全球贸易路线是暴利。在全球第一个工业棉纺织工业出现之前，通过商业利润回收投资的机制并不存在，个人爱好并不能带来整体技术的进步。
英国在1763年七年战争后确立全球贸易霸权，并通过印度的棉布、非洲的奴隶、美洲的蔗糖构建了一个全球贸易市场，没有大英帝国的海军，没有连续不断的战争，没有遍布全球的殖民地，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市场体系根本不存在。因为有了英国构建的全球市场，英国从印度偷来的棉纺织技术不断的改进，美国南部的种植园不断的提供棉花，任何一次技术改进都能在这个庞大的市场中获得丰厚的回报。这种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的模式，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我们不能看到这种结果就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战争殖民塑造了全球市场。
战争不仅塑造了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全球市场，还驱动了以国家名义对军事技术的投资，在我们更为熟悉的一战、二战和冷战，战争或者为战争所进行的准备都推动了技术进步，因为科研活动是仅次于战争的昂贵行为，需要实实在在的金钱投入，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解放、启蒙运动可以解释的。如1776年具有商业潜质的瓦特蒸汽机也用到威尔金森于1774年发明的镗床，原本用于加工高质量的炮管，这可是英国的国之重器。这是典型的军民融合，就像移动通讯、互联网的诞生过程。简单说，我们不能把推动科技进步的驱动因素给美化了，似乎思想解放、启蒙运动自然就驱动了科技进步，很符合文人的想象，但在西方的历史中找不到依据。
加上1683年英国成立消费税委员会以及1694年的成立的英格兰银行奠定了英国未来的财经金融框架，通过对不断扩大的全球贸易征税，投入到军事实力当中，再获取更大的税基，并以此为基础发行国债，给自己的国家实力加杠杆。英国凭借主权信用接入低息借款，告别私人银行家的高利贷，同时，累计的高额债务又迫使英国不断的扩大税基以及进行财政改革，让英国熬过了与法国的七年战争以及拿破仑战争，可以说，战争重塑了英国的财政制度。
反观慈禧接手的满清朝廷，刚结束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还需要镇压太平天国。一个依靠农业低税国家，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观察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对阵，也可见清军的颓废。当年清兵入关，依靠的是李自成进攻北京和满蒙骑兵打败了拥有火器的明军。当时的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多为明朝的流民和逃犯组成），还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在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骑兵使用的是150斤拉力的强弓，到了皇太极时代，满蒙骑兵可以使用120斤强弓，就是到了康熙乾隆时代也可以使用90斤拉力硬弓。而到了咸丰年间，很多接近内地的盟旗已经以耕地为主，而这次征调的蒙古骑兵实际上都是各个王公手下的农牧民，根本不是脱产的正规军，这些蒙古人和马都没有受过训练，乘马上了战场甚至会因为巨大的爆炸声而受惊。
同样，由于蒙古草原长期的和平和喇嘛教的传播，普通蒙古人的骑射本领已经急剧下降，多数牧民只能使用拉力为20-30斤的弱弓，既没有射程，也没有穿透力，更加没有射速。
另一部分“精鋭”则改用火枪，但欠缺训练，使得他们马上肉搏的能力也退化到惊人的程度，因此，当他们面对印度锡克骑兵时，除了凭借优异的马术逃跑之外，完全没有可称道之处。说白了，清军的火枪队，只是“看起来很美”，由于缺乏正规的训练，上了战场基本就是花架子，没法和对方的正规军相抗衡。
在八里桥之战，清军惨败。3万清军骑兵伤亡过半。当8月12日的战斗结束后，方圆几公里的战场上，到处都是清军骑兵的尸体，军官们指着地上强壮的尸体说，他们只是缺乏正当的操练。
可见无论军队实力还是财政能力，大清已经远远落后于大英帝国。其实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和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清军武器装备的落后。后来甚至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但是清政府还是盲目的以天朝自居，也为了遵守祖训，限制科技火器在中国发展，害怕少数以冷兵器骑射为优势的满人再难于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因此除了镇压国内起义之外，根本没用重视去缩小和世界军事强国的差距。
1860年10月24日、25日，奕欣分别与额尔金、葛罗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资产。法方还擅自在中文约本上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借口，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两次鸦片战争俄国总共获得15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三个法国的面积，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最大的获利者。
满清在大英帝国帮助下，终于镇压太平天国，同时也造成地方督抚坐大，大清变成全球最“开放”的地方。5%不到的关税，还有门户开放政策，任何一个列强得到的特权，其他列强自动获得。海关由英国人打理，海关税收银子存洋人银行，基础设施铁路基本靠向洋人借款，作为战败国的多个条约赔款同时赔付，全国各地都是租界，国土上还驻扎着外国军队，内河近海全是列强的军舰，工业品全带一个“洋”字，更别说军事装备了。列强除了军事侵略，还有传教士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文化侵略，列强放纵他们挑起矛盾以索取更多特权。
在慈禧苦苦支撑之下，熬到光绪亲政。慈禧明白国势颓唐，弊病丛生，祖宗传下来的许多成法不能适应剧变的局面，因此戊戌年变法之初，她并不加以制止，只是后来她天天听到满蒙亲贵的哭诉，说皇帝偏袒汉人，一脚踢开了他们，恳求她出面保护，她心里对皇帝的作为有了反感而暗中做了布置。
一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北洋三军。二是命亲信刑部尚书崇礼兼署步军统领，执掌京师警卫大权。三是任命亲信刚毅管理健锐营，命怀塔布管理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并更换了一些要害部门的都统。这几项措施的结果是剥夺了光绪皇帝的军权。之后，慈禧太后又规定，凡补授的文武一品和满汉侍郎，新任命的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员必须向她谢恩和陛见。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夺去了光绪皇帝对大臣的任免权。
后来更听说光绪与康有为，李提摩太等密谋出卖祖宗江山，与英美日共治，遂连夜赶回紫禁城，将自己一手培育大的皇帝关进了瀛台，把谭嗣同等六人斩杀于菜市口刑场，将大清王朝的权力再次收回到自己的手中。
为了断绝英美日各国共管大清的梦想，慈禧打算废除光绪帝，于是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以便取而代之。但各国公使都不入宫祝贺，当时大清能打的军队均在汉人督抚手中，汉人督抚已经与洋务运动紧密相连，他们一定不支持与洋人翻脸。
据李提摩太的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维新变法前已经与张之洞交流过大清与外国共管的方案，他当时给张之洞的方案是：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而张之洞的答复是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可见晚清的洋务大臣都已经通过李提摩太与洋人结成同盟，而这些督抚通过李提摩太背后的共济会能够得到贷款，军火，科技的援助甚至外国政府的实质支持。共济会比正式的外交渠道更有效。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雷家圣指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在戊戌变法期间到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保守派官员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就事件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杨崇伊的激烈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上书光绪：“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上书言道：“渠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
雷家圣认为，这是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等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所以慈禧太后惊觉事态严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雷家圣亦认为“合邦”为外国的阴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即曾与日本人联系，要与日本人联合召开“两国合邦大会议”。
戊戌变法开始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建议中、美、英、日四国“合邦”，藉以对抗俄国，他指出，这在当时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李提摩太却向康有为提出这种建议，动机令人怀疑。康有为更向光绪建议要向李提摩太与伊藤博文“商酌办法”，则控制权将完全掌握在外人手中。因此李提摩太“合邦”的计划，可以说是一个外交的骗局，利用康有为等人对国际常识不足的弱点，诱骗康有为等人与光绪将交出军事、财政、外交等权力给外国人，任由外国操控宰割。
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第一次面临被列强肢解的风险。中国与俄国一样，都是大国，只要存在，就是犹太金融帝国的威胁。
满清是外族政权，康熙也有“窒塞民智”一说，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汉族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绝迹了。康熙也知道天文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汉人复制、改进，满族统治集团就不能垄断了。
满清以一个人数稀少的落后野蛮民族统治中国，非常自卑。为了防汉制汉，千方百计地遏制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康熙以后中国科学技术迅速落后于西方，大大的延误了中国社会走上工业化进程的时间。满清并非没有提升中国科学技术的机会，而是他们担心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普及以后，少数以冷兵器骑射为优势的满人再难于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
虽然如此，满清还是做到尊孔崇儒，科举考试是选拔儒生，故此皇帝都有江山社稷的观念。慈禧虽然读书不多，一样以保护祖宗留下的江山为己任，只要一息尚存，一定奋力战斗。好像彼得大帝自己爽一把后，连江山都换姓；叶卡捷琳娜二世主动引入其他思想信仰这些举动，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
叶卡捷琳娜二世醒悟太晚，已经接近统治末期，反而她一直提防儿子，皇储保罗一世看到问题的本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