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甘地 信仰的颠覆（三十九）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甘地与国大党领导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后，奠定了甘地与国大党领导印度的地位。1934年甘地与众多国大党入狱两年后出狱，更是光芒四射。

等这些明星出狱后，1935年颁布《印度政府法)》，它设计了一个联邦制下的中央政府，抛弃两头政治，从本质上来说是扩大了各省的自治权，各自治省的部长对省立法会议负责，掌管政府的所有部门。一半大土邦王公表面同意，但对联邦中央政府非常不信任。毕竟选举不是他们的强项，联邦政府成立后，只会越来越膨胀，慢慢就侵蚀他们是势力。

选民的规模从也大增，大约3000万的1/6的印度人获得选举权，包括一些妇女。在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的声誉因为公民不合作运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志愿者可以将他们的信息传遍全国各个角落。1935年《印度政府法》下的选举，令国大党从群众运动的领导者到政治党派的转换。在1937年的省立法会议选举中，国大党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获得各省立法机构总席位1500多席中的758席，并在马德拉斯、孟买、中央省、比哈尔和联合省等7个省组织成立了省政府。

执政期间的国大党鲜少兑现竞选承诺，反而和他们的前辈们一样与英国省督友好合作，执行法令维护治安。作为一个由工商业精英和殷实农民组成的政党组织，除了采取措施减轻债务外，它没有能力发起广泛的土地改革。省一级的国大党领袖们在自己追随者的支持下不断追求自身的利益，根本不理会国大党中央土改的要求。无论如何，经过培训的国大党政客，曾经只是反对党，如今终于有实际施政机会。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已富有才干与经验，并准备好了执起缰绳自己掌管印度。

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数年，印度不断出现政治动荡与严重的经济衰退。印度历经多次危机的磨炼，包括1918年的大流感以及1930年的经济大萧条都给印度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中期，经历一段相对的稳定之后，大萧条引发物价急剧下降，农作物价格下降一半，同时海外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也降至零点。相较进口的成品价格，食品和原料价格下降得更加厉害，这让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而农场主的种植成本，特别是土地税以及累积的债务，以固定现金形式保持不变，这使得剥削变得更加难以忍受，人民的负担倍增。

在印度国内，人口增长与土地流失问题叠加，更进一步加重了大萧条造成的恶劣影响。一直到20年代之前，印度的人口增长一直受贫困及疾病带来的高死亡率的制约。公共卫生的些微改善，以及自1910年之后几乎50年内没再发生大饥荒，导致人口一直以缓慢但持续加速的速度增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平均每年的人口增速超过1%。但不幸的是，伴随着人口增长的并不是相应的粮食生产的增长。

原因是商业种植扩大速度大于可灌溉的耕地面积增加，因此，印度人均粮食产量整体下降。在孟加拉，1911-1941 年，人均粮食产量下降约40%，缺口只能通过从缅甸进口来补偿。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东南亚发动进攻, 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先后失陷, 英军则节节败退, 战事直逼缅甸、印度东部边境和滇西。而印度国内的反英情绪自1939年以来日益高涨, 以甘地和尼赫鲁为首的印度国大党对英属印度政府不经印度立法议会便对德宣战极为不满, 在全印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拒绝支持英国作战, 英印关系急剧恶化。与此同时, 日本则向印度民众提出“ 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 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出亚洲” 等口号, 煽动印度民众的反英情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英国与中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 同意中国派远征军入缅, 并希望中国能劝说印度与英国合作, 共同抵抗日军。

印度人的反抗，对英国榨取印度资源支持战争影响并不大，如1943年，英国殖民当局对已经严重缺粮的印度农村无情搜刮，特别是在邻近印缅战区的孟加拉用低价强制征购大批粮食，其总量相当于农民当年收成的3/4，从而加剧了战时印度粮荒，全印饥民达1.25亿，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1943年饥荒达到顶点，仅孟加拉地区就饿死350万人，为二战期间印军阵亡人数的30倍。大批农民破产。

自1941年12月与日本交战，印度成为英国的人力、物资以及安全基地。印军扩增10倍，一方面赴中东及东南亚作战，同时在1942年日本进军阿萨姆时守卫本土。英国统治者因竭力装备、补给这支庞大的军队，消耗了自己在印度的投资。在战争结束之前，印度已不再是英国的债务国，反而在伦敦积累了超过100亿英镑债券。

美国罗斯福总统认为这不是一场维护大英帝国的战争，因此，驻德里的美国代表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一直竭力推动英属印度政府走向和解。英国战后把政权移交给自己培养已久的甘地与国大党已经不可避免，因此甘地与国大党得到国际的认可就至关重要。中国当时国民政府领袖蒋总统就是一个合适人选。

印缅的安危对中国抗战至为关键。随着日本对中国海岸的全面封锁以及滇越铁路的中断, 战时中国只有通过印缅陆路交通才能获得英美等国的物资。倘若印缅为日军占领, 并加入轴心国作战, 则后果不堪设想。1942年1月2日, 准备就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 希望他转告英国首相丘吉尔“ 确保大战期间使印度与南洋各殖民地民族贡献其人力物力而不为敌国所煽惑, 甚至于发生叛乱也。否则, 各殖民地最后必被敌国利用倒戈, 此比军事计划更应注重也” (蒋介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月2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以下不再标注馆藏。)。如果英国不改变其殖民地政策, “ 其殖民地民族必动摇, 且必为倭军所利用, 则大局不堪问矣”。因此, 劝导英印合作, 说服印度加入盟国作战也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迫切任务。

中国驻印军在训练基地列队接受蒋介石检阅。按史迪威原来的计划，他想在印度训练10万中国新军。

其实, 蒋介石此时访问印度还有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为战后中印关系的发展进行铺垫。出于对战后亚洲格局的考虑, 蒋介石力图帮助印度战后获得民族解放与自由独立, 从而削弱英国在亚洲的殖民统治, 为战后中印两国的合作奠定基础。而此时英国忙于欧战战场, 迫切需要中国出兵缅甸, 从而为中国介入英印关系提供了契机。因此, 蒋介石认为:“ 此时访缅访印最为相宜, 为战后对英植一重要政策之根基也。” 1942年1月30日, 他召集戴季陶等人商讨访印问题, 决定了“ 访印目的:甲, 劝英印互让合作。乙, 劝印多出兵出力。丙, 劝英允许印度自治。丁, 为将来中印合作基础。戊、宣传三民主义”。

1942年1月23日, 蒋介石向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 Kerr)提出希望访问印度, 并以私人身份前往甘地故乡华达与甘地、尼赫鲁会面, 以劝说印度国大党支持英国对日作战的想法(From Chungking to Foreign Office, January 24, 1942,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 Prime Minister’ s Office Records (PREM), 4/45/3.)。尼赫鲁曾于1939年访问重庆, 受邀在黄山官邸住宿。蒋介石与之“ 畅谈印度革命方略” , 并商定了“ 中印合作与组织办法” 。此次访问, 尼赫鲁给蒋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甘地是印度国大党精神领袖, 主张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 争取印度独立。自1939年尼赫鲁访华之后, 蒋介石与甘地长期保持信函往来, 彼此神交已久。此时, 蒋介石向英国提出前往华达访问甘地, 既是出于对甘地个人之情谊与尊重, 也希冀借此给印度国大党和印度国民留下良好的印象。

然而, 英国政府虽然欢迎蒋介石访问印度, 但却不愿他去华达拜访甘地。1月27日, 英国外交部复电卡尔, 欢迎蒋介石访问缅甸和印度, 并强烈建议蒋介石先与总督林里资哥进行会谈, 了解英印关系之后再与甘地、尼赫鲁在新德里会面。为此, 他曾专门写信给蒋介石, 告以“ 必须考虑会见国大党领袖特别是甘地所带给同盟国的不良后果”。虽然这封措辞强硬的信件被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和驻华大使卡尔所劝阻, 但他们反对蒋介石赴华达拜访甘地的态度是一致的。

因此, 卡尔在答复蒋介石的信函中除了希望蒋介石发表劝告印人合作之宣言外, 还明确向蒋介石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蒋介石最好在新德里与甘地、尼赫鲁会晤, 而不是去华达; 二是在与甘地和尼赫鲁见面之前, 蒋介石最好先与印度总督会谈。遗憾的是, 蒋介石并没有注意这两个要求，因此, 中英双方在访问一开始就在此问题上引起了风波。

1942年2月4日, 蒋介石夫妇在王宠惠、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等人陪同下, 开始对缅甸、印度为期近二十天的访问。5日, 蒋介石一行抵达加尔各答, 并与尼赫鲁约定10日上午在新德里会面。9日下午, 蒋介石一行抵达新德里, 当印度总督得知蒋介石将于10日上午与尼赫鲁会面的消息后, 试图加以劝阻, 因为此时他本人尚未与蒋介石进行正式会谈。10日晨, 卡尔面见蒋介石转达了印度总督的意见, 请蒋不要亲自前往华达拜会甘地, 最好召甘地来新德里会面, 并希望他先与总督会谈后再接见尼赫鲁。

然而, 蒋介石却在日记中说:“ 朝餐后, 卡尔来会, 转达其总督之意, 请余不必亲往华达访问甘地先生, 不如请其来此相晤。余闻此甚觉奇异, 而且失望, 以余此来乃亲访甘先生等, 可为英国从中斡旋, 使之与英国合作也。彼乃以为阶级与英国脸面关系不可亲访, 以提高其地位。又不愿余先见尼赫鲁先生, 必欲待下午与其总督详谈后再见尼先生。余乃允之, 只可属(嘱)妻与尼先生代为先见。”显然, 蒋介石虽然答应卡尔暂时不见尼赫鲁, 但为了顾及尼赫鲁的感受不得不让宋美龄代为接见。然而, 对英方而言, 无论是蒋介石本人, 还是宋美龄, 在与总督会谈之前先见尼赫鲁都是有损英国颜面的。因此, 当印度总督得知宋美龄将会见尼赫鲁时, 决定打破惯例, 亲自前往蒋介石住处, 当面请求宋美龄暂时先不要会见尼赫鲁。然而, 印度总督的要求遭到了宋美龄的拒绝。

尼赫鲁会面风波令印度总督颇为不满, 他在10日下午与蒋介石正式会谈时表示:“ 阁下暨夫人与尼赫鲁的友谊很好, 这是印度国民周知的事情。阁下此次前来, 国民大会份子在报纸曾经大施宣传, 如果在民众心目中, 以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 将判断是非曲直, 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 那么将使我感觉十分困难。” 很显然, 总督在提醒蒋介石, 访印的目的是劝告印度支持英国参战, 而不是调停英印关系, 更不能袒护印度国大党。

然而, 尼赫鲁会面风波未平, 双方又因甘地会晤地点风波再起。11日, 蒋介石向尼赫鲁表示, 他将亲自前往华达拜访甘地。为了阻止蒋介石前往华达, 总督要求卡尔拜见蒋介石, 向其解释不能前往华达的理由。然而, 卡尔的要求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显然没有意识到反对他去华达是英国政府的旨意。因此, 他对印度总督阻止他前往华达至为不满, 坚持要求前往华达。他甚至向卡尔表示, 如果不能去拜访甘地他就直接回国。

为了阻止蒋介石前往华达与甘地会面, 卡尔当晚又给宋美龄写信, 要求蒋介石取消华达之行。卡尔认为, 总督并不反对蒋介石与甘地在新德里会面, 但倘若蒋介石要亲自前往华达拜访甘地, 不仅会有干涉印度内政之嫌疑, 而且将使总督声望受损, 并遭到英国政府的责难。蒋介石收到卡尔的信函之后非常生气, 对总督的要求置之不答。他在日记中说:“ 彼(卡尔)乃于晚十一时来函, 强劝余不赴孟买会甘, 余置之不答。”

蒋介石的态度令印度总督极为被动与难堪, 不得已向伦敦报告此一情形。英国首相丘吉尔于12日亲自给蒋介石发来一封私人电函, 他说:“ 我们内阁认为您去华达访问甘地将不利于我们号召全印度人民抵御日本。我衷心希望英国、印度以及所有大英帝国的军队能够团结起来, 像中国军队一样能够长时间抵御日军的侵略。”对于总督的要求, 蒋介石可以置之不理, 但对丘吉尔的电函则不能不重视。他在日记中说:“ 晚应总督邀宴, 十时回寓。接英丘吉尔电, 劝余万勿往华达亲访甘地于其家中, 其狭小殊可怪也。”

蒋介石终于意识到, 若他执意要去华尔达拜访甘地必然会损害中英之间的同盟关系。次日, 蒋介石复电丘吉尔说:“ 我抵达新德里之后就已决定改变我的行程, 并放弃了华达之行的想法, 请不必悬虑。”至此, 蒋介石似乎已放弃与甘地会面的想法了。然而, 其内心却是极为不甘, 他说:“ 自觉心气和平, 但终日对此不能不为之遗憾耳。”

13日, 蒋介石致函尼赫鲁, 告以不能前往华达拜访甘地。14日, 尼赫鲁复函表示非常遗憾。他在信函中说:“ 吾人之领袖甘地先生未能与阁下相见, 余尤深惋惜。夫以印度目下之地位, 能向阁下作最明白之解释者, 莫如甘地先生, 且亚洲及世界之两大伟人, 其意见及情谊若能当面沟通, 对于贵我两国必有远大之贡献。” 甘地则亲自致电蒋介石, 告以:“ 余夫妇及此间人士正盼望迎接阁下及夫人, 今悉阁下等不克前来, 余感觉万分之遗憾, 余又不能趋前访谒, 只得以与阁下神交为满足矣。敬向阁下及阁下领导之国家表示颂祝之意。” 尼赫鲁与甘地的函电极大地唤起了蒋介石的同情心, 也激起了蒋介石倔强的性子。他在日记中说:“ 昨晚午夜接甘地先生函电各一件, 读之悲怆不能成眠, 更觉亡国者失却自由之苦痛也, 乃决心与之谋面。”此时, 蒋介石决心不计一切后果要与甘地会面。

15日晨, 蒋介石约见卡尔, 告以离印前必须与甘地晤面。他说:“ 我此行目的希望能感召印度国民不反对英国而支持战争。关于此事, 我将于发表告别印度国民书中说明, 力量或者不如我日常于印度领袖的谈话。我昨天收到甘地先生的一封信及一通电报, 昨夜我整夜的考虑这件事情。甘地于信中表示他不能与我相见颇感失望, 我见了他或者能劝说他采取别的途径, 倘能与甘地相见, 或许能有很好的结果。我拟于国际大学与之相见, 我是该校的名誉校长, 我想在那里与他谈谈。”

为了能与甘地会面, 蒋介石做了实质性的让步。他主动改变了与甘地会面的地点, 以消除印度总督及英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又以发表告印度国民书为诱惑条件。其实, 英国政府和印度总督并不反对蒋介石与甘地会晤, 只是反对他们在甘地故乡会面, 认为“ 蒋介石前往加尔各答与前往华达会见甘地, 是两件性质不同的事”。加之英国方面也一直希望蒋介石能够公开劝说印度国民支持英国作战。因此, 蒋介石的转变与要求获得了印度总督的认可与赞赏,。

18日, 蒋介石在尼赫鲁等人陪同下抵达加尔各答与甘地相见。蒋介石与甘地先后进行了三次谈话, 共历时5个小时。蒋介石向甘地建议, 希望国民大会能够改变不合作政策, 参加盟国作战, 以便将来求得真正的民族独立。甘地则强调中印两国的革命武器不同, 非暴力运动已给印度国民以希望及勇气。他说:“ 我经过36年的经验, 这种运动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在印度还没有组织暴力来抵抗英人的时候, 只有作非暴力运动。” “ 我们心中绝无余地可以容纳英国的帝国主义, 但我们可以接受阁下的忠告, 不作节外生枝的举动, 让他去自生自灭。” 对于蒋介石提出的中印两国合作问题, 甘地则置之不答。

对于此次期盼已久的会晤, 蒋介石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十一时, 甘地先生到加尔各答, 住于白尔拉公园其友人家中。余与妻亲自往访其寓所, 先道彼此想往之切, 继谈其革命奋斗之经过, 约一小时余。随在其寓中休息留餐, 午后三时再谈余对其所言者之感觉各点。彼意甚以为余之所感者与彼意大略相同。彼并明言国民会议如有正当主张, 虽与彼见解不合, 亦不加反对也。言至此, 各休息卅分时再谈。此为最后之谈话, 彼之大意归结于对华抗战表示同情, 亦不妨碍英之助华, 但其对余之中印共同奋斗为两国合作求得共同自由之基础一点, 竟置而不答。并言余不勉强其变更宗旨一语。彼以为友义(友谊)关系, 只要不用武力压迫, 甚愿彼此辩论, 无不可改正也。言至此, 彼乃即搭其纺机纺棉花矣。”从日记来看, 甘地不仅拒绝了蒋介石的建议, 最后还无礼把蒋公凉一旁，自顾纺机纺棉花，伤了自尊心。

蒋介石访印的最大心愿是与甘地会晤。为了能与甘地会晤, 他不惜与英国政府和印度总督进行抗争。然而, 历经各种周折才得以进行的蒋甘会晤却是如此结局, 因此蒋介石对此次会谈极度失望, 对甘地也至为不满。次日, 他在日记中说:“ 昨日会晤甘地先生后, 对其态度不觉失望, 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成今日铁石心肠, 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之综论, 彼惟知爱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爱其他人类, 可谓忍心极矣。此殆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 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 实非革命首领之特性。余乃断言, 印度革命之不易成功也。”

蒋介石还将甘地与尼赫鲁进行比较, 他认为尼赫鲁“ 其人实富于感情者, 与甘地之性质完全不同也”, “ 甘地之虚伪与自私乎?余不敢臆断, 而其冷刻与隐忍之性则甚深也。尼赫鲁之通明与坚定亦可断言”。2月21日, 蒋介石离印返国。临别之际, 蒋介石问宋美龄对印度“ 有否惜别之感” , 宋之回答为“ 毫无此感” 。蒋感叹道:“ 余每离一地必有恋惜之意, 惟于印度亦不觉有此感念也。”可见, 其对甘地不满之甚, 真可谓相见不如怀念。宋美龄对甘地同样极为不满, 以致她在1943年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时仍称“ 甘地思想褊狭与混沌”。

甘地的冷刻与隐忍之性早在1940年英国政府邀请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出访印度，与甘地会面表现出来。在会晤中，甘地语出惊人：“不管怎么说，中国不是在实行非暴力。它能英勇对日抗战，说明中国从来没有非暴力意愿。说它只是自卫，从非暴力原则来说，这不是理由。从非暴力主义者的立场来看，我必须说，以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中国，来对付一个开化了的日本，还是不得不以日本人的同样手段来抵抗日本侵略，我以为这是不适当的。假如中国人有我这样的非暴力信念，就不需要和日本人一样的最新毁灭手段。中国人可以告诉日本人，‘带着你们的毁灭手段来吧，我们以两亿人给你，可是剩下的两亿人我们是不会屈服的。’假如中国人真的这样做了，日本人就会变成中国人的奴隶。”

在甘地看来，中国人民为了抵抗日本侵略者，前前后后近10年的努力和牺牲都是错误的。按照他的说法，中国人应当放弃抵抗，让日本侵略者意识到即便是中国人民只剩下了两亿，也一定会继续以非暴力的方式反抗侵略者。只要让日本认识到：占领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就能够获得胜利。很明显甘地是把自己这种斗争方式，全盘复制到了中国。

从客观上看，甘地的言论帮助苏联与日本瓜分中国，如此中国目前可能已经分裂成为几个国家。如果有人希望日本殖民中国后会行仁政，轻徭薄赋就太天真了。日本对自己的国民都是横征暴敛，以支持秦制军国主义政府扩张。目前所有教科书都对明治维新赞誉有加。不过明治维新是英国人支持的萨长同盟战胜法国人支持的幕府。英犹支持下，用天皇名义撤藩，山县有朋1878年设立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权力极大，直属天皇，可以直接指挥陆军，负责所有陆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对参谋本部来说，政府和议会只是一个摆设，不仅政府无权管它，它还可以操纵政府。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已经成为共济会国家。日后有机会写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故事，也是引人入胜的。

不知为何现在这么多人为汪精卫洗地，难道大家希望一个对本国人民不仁的国家殖民统治？老蒋最后败走台湾固然令人遗憾，中国传统不以成败论英雄，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同时面对苏日两大强国压力，求美犹借钱借军火也是万不得已的事。当时的蒋公也可能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

这场来之不易的蒋甘会晤之所以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 其原因除了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影响力, 对印度问题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外，关键他不了解甘地与国大党是英国人扶持的可控反对派，为英国撤出印度后，代表英国人管理印度的代理人。英国人只是希望通过蒋介石大国领袖地位来提高甘地，尼克鲁与国大党的国际声望而已。

既然甘地与蒋介石只有会面一个目的，甘地只好故意表现出对蒋介石要求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运动抱有高度的警惕, 甚至怀疑蒋介石是英国请来的说客为由拒绝蒋介石。可以说, 蒋甘会晤令蒋介石访印陷入僵局, 因为他既不能说服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政策, 甘地不配合，自然也无力向英国施压帮助印度在战时实现民族自治。

由于未能说服甘地和印度国大党放弃不合作运动, 蒋介石只得在《告印度国民书》中呼吁英印双方进行妥协与合作, 以共同应对日军侵略。1942年2月21日, 蒋介石在离印前夕发表了《告印度国民书》, 文中一面呼吁印度国民拥护大西洋宪章, 参加反侵略阵线, 联合中英美苏等同盟国共同奋斗; 一面劝告英国政府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 使印度国民全力支持盟国作战。英国人得到他们想得到的，而老蒋一无所获，蒋公不如英犹老谋深算。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