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家庭

二战前，德国有不少的犹太人。我们城市也曾经住过许多犹太人，其中不乏很优秀的人。他们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这大约是我的宿命，总是注目着犹太人----上帝的选民。

上世纪20年代，在市中心的大街Alleestr. 住着一家叫做Hedwig Gotthelf的犹太人家，这里是共产党人和知识份子聚会的地方。这些人中有一个经济学家，后来成为很著名的苏联间谍。他在这个家庭中躲藏了7个月。这个间谍的大名叫做Richard Sorge，其父亲是德国人，一位石油工程师，母亲是俄罗斯人。1941年6月当德国人准备进攻俄罗斯的时候，Sorge把消息透露给了俄国佬。1964年苏联追认Sorge为”共和国的大英雄“；在东德国家安全部曾颁发最高荣誉奖<<Richard Sorge博士金奖>>。

1920年7月27日至1921年2月28日，Sorge住在我们这个城市里的这家犹太人Gotthelf家里，当时的Sorge是一位共产党人、经济学家，后来成为一名大间谍。他离开这里后，去了隔壁城市Solingen，在那里的一家党校（KPD）当老师，也在Ohligs的国民大学任职。1922年他和太太离开了山地，一起去了法兰克福。1944年11月7日在东京被绞死。

收留大间碟的这家父亲Artur （1872-1927）在Solingen的高档地区Kaiserstr. 152有一家工厂、还有一家服装店；母亲叫Hedwig (死于1953)，二人有一个女儿Ursel (1915-1963)。这家人在我市Remscheid社交层面十分地活跃，父亲是市政府左派党成员（DDP），也是以色列慈善机构的成员，还有其它头衔，职位丰富。他的太太是犹太人妇女协会的成员，也在其它机构任职，担任会计师。他们家在我市有多处住宅，比如Alleestr. 14和18.

1927年这家的男主人去世后，女主人继续在家接待了许多知识份子，其中有记者、哲学家、大学教授、和其它人物。在这些人中除了大间谍Sorge外，还有Remscheid的共产党人、城市医生和作家Friedrich Wolf；住在Barmen的波兰犹太人画家和雕塑家Jankel Adler（1933年逃亡法国，2018年Wuppertal的博物馆为他出过很大的回顾展）等等。

女主人Hedwig带着二个女儿Ursel和Gertrud（可能生于第二次婚姻）于1933年至1935之间逃到荷兰，即便是在国外，Hedwig继续从事犹太人社会的工作。在阿姆斯特丹逃亡至Westerbork的路上，妈妈和小女儿被抓到集中营Bergen-Belsen里，小女儿被杀害，妈妈活了下来，1944年7月10日去了以色列。

大女儿Ursel没有被抓住，侥幸逃过了集中营的厄运。她在荷兰生活在地下，之后去了以色列的Haifa, 在那里她积极为公社活动。公社是以色列的一种生活机构，就像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公社里，所有的财物都是大家的。我们去以色列旅游时，参观过这样的公社，很有意思，一种很和谐的集体农庄。主要分布在农村里，大家一起耕种，按需分配。有重大事情时，集体讨论决定。里面生活的都是犹太人，也欢迎外人加入。这种组织叫Kibbuz，当时有许多来自欧洲的难民进入他们的组织，以后都成为以色列的菁英。

这样的组织很适合左派党的生存，来自Remscheid的Gotthelf家庭很快地融入其中。Ursel首先加入的是Kibbuz里的青年工会，三年之后她换到约旦边境的另一个Kibbuz--Ashdot Yaakov，那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在约旦河谷中。里面也住着来自我市的其它家庭，比如Joseph Zauderer (1917年出生)，所以他们一见如故。这个Zauderer写过一本书《Zauderer没有失踪》，2005年7月17日，我市的报纸上发表过他的文章。他认为，当年我市的犹太人分成二派，其中的一派是来自波兰的比较保守的犹太人。1933年他认为我市大约有30至40个犹太人，是已经同化为德国人的犹太人，Gotthelf一家属于这一派；另外有大约100到120个犹太人，是东欧犹太人，他们有着波兰国籍。这二组犹太人像邻居那样生活在左右，东方犹太人很重视信仰，属于犹太复国主义派。在Kirchhofstrasse有自己的学校，庆祝普珥节的时候，他们会在Papenberger Strasse租一家旅馆举办，还建立了自己的体育俱乐部Hako‘ach。在Neuenhaus他们有自己的运动场，这里本属于工人运动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思想比较解放，愿意出租场地给犹太人。Zauderer不久前去世了，他的二个女儿以及家庭仍然住在Kibbutz Ashdot Yaakov。

Ursel后来结婚了，丈夫叫Werner Finkenstein （这是个德国名字），后来改名为Zeev Yahalom，二人有四个孩子，二男二女。女孩叫Ruty和Nirit，男孩叫Eitan和Gabriel。Gabriel也是典型的德国名字，圣经中的一个天使长就叫这个名字。可惜这个有着天使长名字的男孩于1968年在格兰高地战死了，死时24岁。Ursel的丈夫死于1979年，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  Ursel在丈夫死后又活了16年。

Ursel长得很漂亮，作母亲的Hedwig很为女儿骄傲，她专门生产了洋娃娃，用女儿的脸做模特。这之后还成立了一个工场，生产相关的娃娃衣服。1920年代，这样的娃娃在Remscheid很流行，我市的居民称这种娃娃为”Ulla娃娃“，Ulla是Ursel的昵称。

Ursel的儿子Eitan今年已经83岁了，他的女儿Hila Yahalom-Altstock，也就是Ursel的孙女住在Kfar Saba, 地处首都Tel Aviv北部20分钟的车程，最近出了一本书，里面写道：”我的父亲总是很清楚地回忆到，他母亲家里，在Remscheid，曾经住过一个很有名的大间谍，那人叫Richard Sorge“。

我为什么对犹太人这么感兴趣呢？只要见到他们的故事，总是喜欢研究。可能因为犹太人是上帝亲自挑选的子民、犹太人很聪明很优秀。他们虽然很有钱，但不俗气；不似土豪，一味追求物质享受；他们忧国忧民，关注社会的发展；他们中的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很有生活的品味，优雅而不庸俗。只要看到犹太人留下的老照片，我都很感叹。反正，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我对犹太人的兴趣。

关于这个大间谍，维基上能够找到中文资料，摘录如下：

德俄混血，20世纪最著名的苏联间谍，他的情报网代号是“拉姆齐”（Ramsay）。

1919年10月加入德国共产党。从1920年到1922年佐尔格住在索林根（今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1930年1月10日，佐尔格来到中国上海，入住沙逊大厦的华懋饭店（Cathay Hotel），化名亚历山大·约翰逊。左尔格的公开使命是研究银行业务，在上海时，左尔格又得到了一项来自德国化学学会的委托，调查中国市场销售法本工业公司产品的可能性。首先拜见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海因里希·鲁特·冯·科伦贝格男爵，被介绍给驻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与军事顾问赫尔曼·克里贝尔成为挚友。左尔格“既有魅力又漂亮，他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他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在社交场合他风度翩翩，器宇不凡，颇有人缘。以后，左尔格成了军事顾问团的常客。赫尔曼·克里贝尔把左尔格引荐给了军政部长何应钦。

接替了老资格的在沪情报网负责人亚历山大·乌拉诺夫斯基的资源，包括马克斯·克劳森，以及为法兰克福日报工作的美国著名左翼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史沫特莱又将佐尔格介绍给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佐尔格从收费昂贵的华懋饭店移住青年会大楼（今西藏路123号），最后定居在尾崎秀实的虹口居所，地址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145弄2号）。在德国领事的推荐下，左尔格迁至法租界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一套舒适而租金不贵的住宅，并住了两年。

佐尔格以记者和农业专家的身份，随史沫特莱环游中国，与各地的中国共产党成员建立联系。1932年夏，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蒋介石筹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从军事顾问团朋友处得到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掩体战略”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交给了陈翰笙转交给中共方面。 佐尔格在上海的组织代号为“拉姆扎小组”，情报发给“慕尼黑”（在莫斯科的上级的代号）。据俄罗斯解密档案，左尔格在上海期间，通过其报务员马克斯·克劳森的地下电台（经海参崴中继）发回莫斯科597份电报，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共。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指出，“左尔格搞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之后，Sorge的工作重心转到日本，最后在日本被捕，处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左尔格在东京巢鸭监狱的狱中日记里写道：“假如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呆下去。我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