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60：华南特案组之（二）李代桃僵（下）
【尘封档案】系列之160：华南特案组之二“李代桃僵”（下）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0年第05期
作者：迟婴、东方明
十六、 失踪之谜
侯烈失踪，大大出乎特案组一干侦查员的意料。亓舞牧下令十八名粤警便衣继续留在原地监视，特案组六名侦查员前往附近的桂林市公安局八桂分局（1950年4月，八桂区改为第一区，（1950年4月，八桂区改为第一区，该分局相应改称第一分局）开会紧急研究案情。
心急火燎的张百行建议立刻搜查“有福茶楼”；梁武道和陈君临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在侯烈的情况尚未明了之前，不宜轻举妄动，否则就可能暴露我方的意图，不但对完成使命有碍，对侯烈也可能产生危害性影响；麦善谋的观点则是：侯烈不会凭空消失，不如先弄清楚这家茶楼是否有与外界相连的地道。
亓舞牧认为可行，随即向分局了解相关情况。分局领导召来有中共地下党员身份的留用刑警老金。老金从事旧刑警工作时，经常与烟馆、妓院、茶馆、酒楼、浴室一类行业打交道，对本区此类场所比较熟悉。当下，根据特案组的要求，边介绍边画出了“有福茶楼”的内部结构草图。茶楼所在的东华路地势较低，打个水井往地下挖两米就能见水，侦查员结合草图分析下来，排除了该茶楼有地道与外界相通的可能——除非进行大型土木施工，但这种大型工程是无法掩人耳目的。
既然没有地道，侯烈失踪又该怎么解释呢？难道是侯烈露出破绽，被潘老板等敌特分子给杀害了？侦查员面面相觑，一个个的心都悬了起来。亓舞牧扫视众人：“大家想想，有这种可能吗？”
尹小白第一个回答：“肯定不会！”
他的理由是，当时他和老丰等人坐的那副座头，离通往后堂的过道最近，可以说是咫尺之距。潘老板、侯烈进去后虽然关了房门，但门板并不很厚，跟寻常人家的一样。据老金画的草图显示，后堂共有两上两下四间屋子。如果潘老板识穿了侯哥是冒牌货决定当即下手杀人的话，别说是身手不凡的侯哥了，就是我小白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即便潘老板有帮手，而且个个都是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也难能做到在不发出任何响动的情况下把侯哥干掉。一旦发出什么异常响动，我坐的那个位置肯定听得到。退一步说，就算听不到，也能感受到一一我是背靠板壁坐着的，板壁那边就是后堂，店小二上楼下楼进进出出，我都能感觉到板壁轻微的震动，何况是发生了搏斗。
尹小白的这番话启发了其他侦查员。接着，麦善谋也提出，如果说对方要干掉侯烈，那动机是什么？无非是发现侯烈并非真正的唐瞎子，那就可以肯定他是我方派出的卧底了。敌特也不是没脑子，侯烈既是我方卧底，那接头地点、对象自然是我方交给他的。如果侯烈一去不回，他们不怕我方马上采取行动，端了“有福茶楼”这个据点吗？潘老板应该不会蠢到这一步，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先稳住侯烈，茶馆的敌特趁机转移才对。
陈君临也作了补充，对侯烈以唐瞎子的名义前往卧底的安全性进行论证。唐瞎子出生于距桂林千里之外的南宁，十三岁时移居广州，在广西没有什么朋友。这一点，事先特案组反复向唐的遗孀邢氏以及与唐接触比较密切的七八个朋友了解过，桂林这边的敌特中有人认识唐瞎子的可能性非常低。另外，按照秘密工作的规矩，“有福茶楼”潘老板一伙干的是交通，他的任务就是中转情报或人员，只要暗号对上即可，不可能对前来接头的人问长问短。
因此，侯烈应该是安全的。可是，他为什么进了茶楼不出来呢？一番讨论后，众侦查员认为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LM”在桂林的据点离市区距离较远，也可能另有原因不宜白天过去，需要等到天黑后才能离开茶楼悄然前往；其二尽管之前分析茶楼应该没有地下通道，但没有地下通道不等于没有地上通道，茶楼与隔壁邻居之间也许有暗道相连，侯烈已经通过暗道离开茶楼了。
一直抽着自卷香烟听大家讨论的副组长梁武道突然开腔，还是能简则简，只有两个字：“酒楼！”
昨晚梁武道在特案组驻地和联络员老姚对着桂林军用地图研究本市地理地形时，特别留意过“有福茶楼”所在的东华路。老梁具有干这一行作记忆力超群的基本职业素质，不过扫了几眼，就把“有福茶楼”的左邻右舍都牢记于心。现在，大伙儿提到暗道，他立刻想到了酒楼。亓舞牧反应最快，马上点头：“有可能！”
张百行一时没明白过来，低声问旁边坐着的尹小白：“领导说酒楼是什么意思？”
尹小白之前进“有福茶楼”时，出于职业习惯，留意过茶楼的左右两侧，左侧是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土特产商铺“野山行”，右侧一家是“鸿运酒楼”，两个门面，跟“有福茶楼”一样是两层建筑结构，酒楼再往右是一条一米多宽的无名小巷，却非一条断头巷，而是跟两头马路相通。当时看过也就看过了，此刻听老梁这么一说，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真有暗道，出口一定在那家酒楼。当然，暗道出口要避开酒楼的正门，否则人从暗道转移，再从酒楼正门出去，那就没有意义了——酒楼和茶楼紧挨着，很难避过监视人员的视线。由此估测，酒楼在小巷那一面应该是有边门的。
这番解读，不但张百行，在座众侦查员都听明白了。亓舞牧朝梁武道看了看，老梁会意，起身走到门口，冲坐在外面的老金招了招手。老金入内回答了特案组的问题：“鸿运酒楼”在无名小巷里确实有一道边门，不过并不对外，仅供酒楼内部人员出入。
看来，侯烈真的是通过暗道离开了。但特案组面临的问题依旧——侯烈的去向不得而知。这显然偏离了特案组最初制订的方案。唯一让众人稍稍安心的是，侯烈的身份应该没有被识破，暂时还不会有危险。他如果有自由活动的机会，肯定会设法跟特案组取得联系。当然，对于侯烈来说，他采取的任何行动都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自由活动的机会”是不是“LM”为了试探他设下的圈套。
眼下这种局面，特案组该如何应对呢？亓舞牧和一干侦查员都没有头绪。正副组长个别交换了意见，决定先把分局作为特案的临时驻地，对“有福茶楼”继续进行秘密监视，魏清远、老丰等便衣同志轮流安排过来休息。
那么，侯烈此刻究竟身处何地？真相大白之后，只怕连福尔摩斯也要大跌眼镜——侯烈跟他的战友竟然近在咫尺！亓舞牧六位在桂林市公安局八桂分局的会议室内，侯烈则在该分局另一侧的看守所里。卧底卧出这么一个结果，估计连编小说的都编不出来，在古今中外的谍战活动中，这种意外可算是绝无仅有。
其实，不但特案组为侯烈的下落着急，特案组的对手陶省惕也在因唐瞎子的久候不至心急如焚。按说唐早就应该抵达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
这就要说到陶省惕的“工作班子”、“桂字04小组”特务头目甄大虎了。要说甄大虎为非作歹的年头儿也算不短了，但他总觉得运气不佳，虽然颇有“积极进步”的愿望，却苦于没有人给他一个平台。这次，他总算获得一个机会，给来自“保密局”台北总部的大人物效力，自是加倍兴奋，寻思一定得好好表现一番，立下汗马功劳，没准儿被“谢先生”看中，凯旋时把他一并带往台湾，那就太好啦！“谢先生”让他接应来自广州的唐瞎子，他自是非常重视，还跟手下四个兄弟倪冬生、陈咏、郎仕晖、阴鑫旺反复商量。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接到人后的第一要务是盘清来人的海底，必须确保可靠。否则，如果那主儿是共党派人假冒的，别说咱们这几位了，只怕长官“谢先生”都得让人家给一锅端了，负责接头的潘老板当然就更难幸免了。
有了这么一重考虑，甄大虎在向潘老板传达任务时，假冒上司名义，要求潘老板不但要保证来人进入茶楼后的安全，还得确保来人能够平安无恙离开茶楼。对于潘老板这样一个“老交通”来说，这当然不是一桩难事，当下淡然点头，说那还不容易，你从现在起就在隔壁酒楼等着，客人来了，我把他带到酒楼当面交你老弟手里就行了嘛。
甄大虎当然不知道潘老板袖中另有乾坤，“有福茶楼”跟“鸿运酒楼”之间还有一条秘密通道，甚至连“鸿运酒楼”是潘老板的连襟朱信昌开的都不知道。后来我方查明，朱老板并非敌特分子，跟政治从未有涉。不过，这人的公开职业是酒楼老板，秘密从事的主业却是倒腾鸦片。连襟两个，一个为特务机构搞秘密交通，一个是资深毒贩，两人一合计，就盘下了紧挨着的一座茶楼、一座酒楼，在茶楼后堂的库房里与酒楼相邻一侧的墙上装了一道暗门，穿过暗门，就是酒楼的库房。多年来，这对连襟利用这条秘密通道，进行了不知多少次秘密活动。
甄大虎听潘老板说得那么肯定，也就不疑有他，寻思反正这是“党国公事”，而且是重要公事，你潘老板是老资格了，肯定知道一旦出现差错的“纪律制裁”是怎么回事。那就这样说定了。他真的就待在隔壁酒楼里不走了，让潘老板派人去把他的下属郎仕晖叫过来和他一起等候。
江湖上往往会出现一些怪现象，其中之一就是“科班出身及不上野路子”。甄大虎一伙策划的对唐瞎子的甄别，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他们的主意很简单：把侯烈灌醉，然后送往分局治安股，交给留用旧警察、“桂字小组”成员之一阴鑫旺，说这人酒后寻衅滋事，出手行凶，所以将其制服送公安局处理。
对于酒后滋事被送往局子的对象，警方通常是稍加讯问，弄明身份后分门别类予以处置。像“唐瞎子”这种有广州警方出具的“路条”的，可训诫一番后释放。但因有“行凶”事由，不同于一般的酒后滋事，也可以继续羁押，然后给个“收容遣返”——建国伊始，各地治安情况都不容乐观，这种喜欢酒后闯祸的家伙，允许其留待本地容易生后患。这个权限，在经办人阴鑫旺手里。如果“唐瞎子”是共党便衣假冒的，那他落到“自己人”手里，还不是赶紧做一番解释，分局就把他给放了。如果他是真货，阴鑫旺装模作样讯问一番，关上两天再将其释放，也误不了“谢先生”的公务。
在甄大虎一伙看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但从特案组方面特别是侯烈这个角度来看，这绝对是一桩麻烦事。回过头来，再说侯烈进入“有福茶楼”之后的情况——应该说，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见到潘老板，他一看对方那眼神，马上意识到这主儿是个“老交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侯烈的这到打扮完全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的神情。侯烈心里就有些紧张，寻思别让这小老头儿看出哪里不对头，那就得费神解释了。但他出示信物对上暗语后，潘老板并未说什么，只是点点头示意随其入内。进了后堂，潘老板招呼他坐下，自己进了另一间屋子，不知在里面鼓捣什么。片刻出来，招呼侯烈入内。
屋子里黑咕隆咚，透出一股强烈的茶叶香味，估计是茶楼的库房。侯烈自七岁起就随猎户老爸进山狩猎，长期闯森林钻山洞，黑夜也当白天过，练就了一双“夜光眼”，此刻从明亮的外间进入黑暗的库房，倒也并不畏惧，做好了对抗突然袭击的准备。不过，潘老板似乎并没有不良企图，打开手电，让侯烈随他穿过暗门，进入了另一个黑咕隆咚的所在，浓烈的茶叶香也变成了酒香酱香。侯烈马上意识到这里是茶楼隔壁的“鸿运酒楼”，心里一个激灵：原来茶楼酒楼竟是连通着的，不能小看这伙特务，稍后的情况恐怕不易对付，得加倍警惕！
酒楼后堂的结构跟茶楼一样，也是上下各两间屋子，潘老板把侯烈引入其中一间，说请在这里稍坐，马上就有人来接你。放心，到了这里，安全肯定有保证。潘老板离开时带上了房门，但外面未曾上锁。片刻，来了一个伙计，送上一壶香茶、一盒香烟、两碟子糕点，冲侯烈微微点头，没说什么就出去了。侯烈寻思，看眼下这情况，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离开。以唐瞎子的性格，烟茶糕点摆在面前，大概不会不去碰，自己现在扮演的是唐瞎子，就要以唐瞎子的思维行事，那就别客气了，该吃吃，该喝喝。
吃喝完毕，侯烈也不去多想眼前的处境，昨晚未能好好休息，这会儿抓紧时间补个觉吧，下面还不知人家为他准备了什么节目，得保持精力体力以便应对。
侯烈没戴手表，也不知这个盹儿打了多长时间，反正他是被人推醒的，推醒他的人就是甄大虎。甄大虎后面跟着一个身高至少一米八的青年男子，虎背熊腰，满脸横肉，目露凶光，一看就不是个善主儿。稍后知道，这人名叫郎仕晖，公开身份是城南“义云武馆”的拳师，秘密身份则是“桂字小组”的成员。甄大虎的说话声音有点儿沙哑：“是唐先生吧？欢迎欢迎！本人姓甄......”
侯烈冷不防打断对方的自我介绍：“姓真？真假的真？还有这个姓？”
甄大虎微微摇头，显是看不起这人没文化：“不是真假的真，是甄别的甄。《三国演义》知道吧？曹操的儿子曹丕的夫人就姓甄，有名的甄皇后，甄皇后的儿子曹睿也是做皇帝的。不瞒你说，我就是甄家的后代。”
侯烈一脸恍然的样子：“乖乖！说了半天您老兄还是皇亲国戚，失敬失敬！哦......您老兄说的曹操，是不是戏台上那个白脸大奸臣？”
甄大虎怀疑对方是故意装糊涂拿自己开涮，又不好发作，只得岔开话题：“唐先生，都快中午了，先吃饭吧。”
侯烈却把目光转向甄大虎身后的郎仕晖：“等等，这位是你老兄的跟班吧，还没介绍呢。”
如果眼光可以揍人，郎仕晖已经把眼前这个不识趣的家伙揍过七八遍了。甄大虎倒还按捺得住，把郎仕晖介绍了一番，当然没说是武馆拳师，只说他的拳脚在桂林本地颇有些名气。
这时，酒楼伙计端上酒菜。酒席一开始，侯烈就发现这两个家伙有心要把他灌醉，却没想到人家还有把他送看守所这一出，只以为是担心暴露“LM”的住地，把他灌醉了弄辆三轮车之类载过去就是。侯烈不想让他们得逞，他的酒量颇好，寻常酒徒跟他比拼，最后钻桌子底下的都是对方。可是，如果他不醉，人家就会用其他法子让他迷糊过去，比如下点儿药什么的，与其如此，还不如装醉。他受过特殊训练，只要神志清醒，即便被蒙上双眼放进车里，也有法子知道车辆是朝哪个方向行驶，以及行驶的大致距离，到了目的地，有把握确定“LM”藏身地的大致坐标。
主意打定，侯烈又开始演戏。不过，不能演得太过分，只喝几杯就不胜酒力，那是会引起对方怀疑的。他假装兴致甚高，越喝谈兴越浓，跟对方的距离也就越近，如此，过了两个小时方才“醉倒”。
甄大虎事先准备了一辆三轮车，让下属倪冬生化装车夫在小巷另一头等候，这会儿把他唤过来，郎仕晖、倪冬生把“唐瞎子”弄上了车。
侯烈哪知人家是要把自己送分局去“接受考验”，只道是去见“LM”，任由对方用麻绳把自己捆住，歪着身子鼾声连连，心里却在计算着时间，同时还辨别着方向。原以为“LM”的藏身地可能比较远，哪知不一会儿就到了。三轮车拐进了一处估计是大院子的所在，车子停下，旁边的甄大虎下去跟人低声说了几句什么，接着，侯烈就被人扯下车摔在地上。他刚迷迷糊糊睁开眼睛，就被人死死按住，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手腕就被扣上了一副手铐。
侯烈暗暗吃惊，“LM”结交的这帮子不是说是土匪吗，怎么用起了手铐？待到被人扯起来，站稳了定睛一看，不对啊，这里是公安局呀！
十七、 黑夜越狱
尽管华南特案组已经分析清楚，侯烈十有八九是被敌特通过密道转移至酒楼，然后从酒楼边门离开了，但这毕竟是推断，不能作为正式结论。这样，特案组就面临着如何进行查证的难题。
按理来说，桂林已经解放，要在东华路这么一个面积不大的区域查证是否有人看见从酒楼里出来过侯烈这么一个人，还是比较容易的。可亓舞牧跟梁武道两个反复商量下来，就是不敢拍板迈出这一步。毗邻的“有福茶楼”和“鸿运酒楼”之间竟然有这样一层关系，出乎特案组的意料。细细一想，这种情况倒也并不奇怪，长期以来，广西地面上的土匪、帮会以及国民党“中央势力”和地方势力盘根错节，明争暗斗多年，如此，亓舞牧等人就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茶楼酒楼之间的连通勾结在桂林会不会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是，那就不能不提防东华路区域（特别是那条无名小巷）可能还有其他花头，没准儿沿街沿巷的住户和商铺中有人跟潘老板有关系，不一定是敌特同行，也可能是比较默契的老敌特方策划“侯烈消失”，为的是试探其身份的真假，他们肯定会对接下来我方的反应感兴趣，一旦我方出动人员进行调查，哪怕是通过分局、派出所、保甲干事（其时桂林还未成立居委会，坊间仍沿袭保甲制度，但人员已经作了调整）暗中查摸，也难以逃过敌特方的视线，那就打草惊蛇了。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呢？
侦查员反复研究，最后想到了一招：通过桂地警方在东华路区域寻找可靠的居民住家或者商户，由特案组侦查员约他们在外面（离开该区域）个别接触，了解情况。
亓舞牧跟联络员老姚一说，老姚即去跟分局接洽。傍晚，报来了六个人的姓名和简况，都是军属烈属，有的解放前帮助中共地下党干过些外围工作，都是绝对可靠的对象。特案组侦查员随即个别约见，可是，聊下来都没人看见或者听说过相关可疑情况。毕竟侯烈被敌特从“鸿运酒楼”弄到三轮车上，只有短短一两分钟时间，这六人又并不是住在酒楼边门对面或者左右隔壁的，这个时间节点不可能那么巧。
晚上九点多，特案组收到广州密电，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对侯烈失踪之事非常重视，要求尽快查明其下落；同时，继续追踪“LM”，务须在最短时间内将该犯缉拿归案。
亓舞牧向众侦查员宣读了电报内容，大家都不由得愁眉苦脸。这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公安局这种地方发出这样的动静，怕是出了大事儿。尹小白不等老亓吩咐，一溜烟儿地窜出门去打探了。既然有特案组第一机灵角色出面，其他侦查员也就没有出去的必要了，仍旧坐的坐，站的站，有的在看地图，有的拿着笔不知在纸上划拉着什么。
片刻，尹小白去而复归，原来分局看守所逃了一个在押人犯。众人闻之没有反应。建国伊始，各地的羁押场所都是沿用旧警察局的，监舍简陋，设施陈旧，看守员至少一半以上是留用警员，充实的新警员大多没有经验，在押人犯脱逃是常事，别说只逃一个，一次逃掉三五个也算不上新闻。
尹小白报告完毕，还是站在原地，一双眼睛滴溜溜打转，在其他侦查员的脸上轮番扫视。亓舞牧心绪不佳，被他盯得有点儿烦，剑眉一竖，以犀利的目光和他对视，那意思不言自明——有啥要说的赶紧说。一旁的副组长梁武道也表情冷峻地看着黑仔。
前面说过，梁武道之于尹小白，就仿佛他在香港当“尹少爷”时公馆里的管家卓叔一样，使他有点儿憷头，当下就收回眼光：“小白对这当口儿有人犯开溜滑脚有个想法，若是说错了还请包涵......”
亓舞牧不耐烦地摆摆手：“别哕唆，说就是！”
尹小白的想法是：在押人犯逃跑不算奇怪，奇怪的是这个人犯竟是在这个时段从监房里逃出去的。通常人犯逃跑，要么是青天白日从监房里开出来提审时或是伪装病情自伤自残出外就医时趁机滑脚；如果是从监房里逃跑，都会瞅准下半夜夜深人静的当口儿，这个时候看守员容易疲惫打盹儿。可是，这个人犯却是与众不同，偏偏选在上半夜开溜，是不是有些反常？
麦善谋马上反应过来：“黑仔，你是不是认为此人可能是侯烈？！”
尹小白微微颔首：“小弟浅见。”
按照规定，分局看守所发生人犯脱逃事件，应在第一时间向市局报告。亓舞牧即把待在另一间屋里的联络员老姚请来，让他给市局值班室打电话，了解一下八桂分局看守所在押人犯脱逃的一应情况。
老姚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一
今晚脱逃的人犯是下午被群众扭送分局，由治安股民警收押的，事由是酒后滋事伤害他人。不过，据说被他伤害的群众伤势并不严重，甚至并未报案，当时即自行离去。但在场有群众担心他继续伤人，酿成大祸，就将其扭送到分局来了。此人身上没有能够表明身份的证件、路条（当时广西对农村外出人员概由乡、区政府出具证明，群众称之为路条），也拒绝回答民警的任何问话，疑其可能是逃亡地主、土匪探子、江洋大盗之类，治安股民警就先把他押送看守所了。
进看守所后，因为拒绝回答同监房犯人的问话，遭到其他五个人犯的殴打，后被看守员阻止。没想到，这个人犯颇有心计，身手也非常了得，他之前挨打不还手，不过是为蒙蔽五个同监人犯，心里却另有主意。
晚上八点钟，看守所吹就寝哨，人犯都躺下睡觉，他也拿了一条看守所借给的棉被半铺半盖和衣躺在地板上，很快就打起呼噜。同监人犯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也都睡了。哪知过了一会，他就爬起来冲同监人犯下手了。也不知使用了什么手段，反正没发出任何响动，就把五人一个个都击昏在被窝里，扯一条被子把被单撕成条，把那五个一一绑起来，嘴里都塞上了碎布条和棉花。
此人绑人颇为专业，因为用的是布条，他绑的是人家的大拇指、大脚趾，竟就把人给控制主了。然后，他攀上常人根本没法儿上得了的监室的后窗，拗弯铁栅栏后卸下两根钻了出去，上到监房屋顶，把从监房里扯出来的一条棉被抛到对过墙头的铁丝网上，像一头灵猿似的飞跃监房后窗外那条两米多宽的夹弄，脚尖在棉被上略微一踮，借力翻过围墙成功越狱。落地时，方才被岗亭里的公安大队战士发现，当即开枪射击，却已不见越狱者的影踪了。现在，市局已经紧急通知全市各分局，出动警员和民兵以及各公私单位的夜间巡防人员，全市搜捕这个身手不凡的逃犯。亓舞牧听老姚说完，长吁一口气：“我想，这个‘逃犯’，多半就是侯烈了！”
越狱者确实是侯烈。下午，他被甄大虎几个“扭送”八桂分局，交由事先已经按照甄大虎的安排，等候在那里的治安股留用警察阴鑫旺处理。那时各地公安局警力都明显不足，采用动员社会进步青年来局义务协助的方式予以解决，用现在的说法就是志愿者，此刻，阴鑫旺手下就有两个志愿者。当下，阴鑫旺让志愿者给侯烈扣上手拷，接着搜身。侯烈的背兜被甄大虎留在酒楼，他随身带着的广州辖地派出所出具的路条也被掏走，只搜出少量钞票。志愿者将其带到院子一侧的井台上，二话不说劈头浇了一桶冷水说是醒脑，然后扯进提审室讯问。
利用这段时间，侯烈已经对自己面临的情况作出了准确判断：第一，此事蹊跷，特务即便识破了自己的身份，也没听说过把卧底送进公安局的，这可能是甄大虎的试探；第二，既然敌特敢把人送公安局，说明他们在公安里有内线，当然不一定是眼前这个主持讯问的瘦高个儿警察，也可能他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那么，该怎样应对呢？特案组侦查员都是组织上百里挑一经过层层审查遴选出来的精英，不但身手了得，头脑和心理素质更是不凡。侯烈马上有了对策：此刻，不管这是阴差阳错导致的误会，还是敌特方试探的伎俩，只要我一开口，就难以保证不出纰漏。那就只有保持沉默，“凡事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先把眼前这一关对付下来再说。
陶省惕这个临时“工作班子”里的几个小特务虽然都是半路出家的野路子，但策划出来的甄别方案倒是跟特工专家有得一比。担任主审的留用警察阴鑫旺一点儿不笨，清楚自己面临的情势，不管这位广州来客是自己人还是中共派来的卧底，有一点必须牢牢把握，那就是其“口供”不能在自己手里弄出来，否则自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如果真的审出一个共产党卧底，那此刻在场的三人（他和两个志愿者）肯定都会暂时失去自由，先软禁起来再说，因为人家得保密。估计还不会就此罢休，往下说不定还要追根究底折腾一番。那就要调查老底了，可不像审查是否够留用条件那样简单，自己这张烂泥底牌，哪里经得起人家细查？
如果这位广州来客果真是自己人，是在他阴鑫旺手里甄别出来的，眼下可以无事，关上两天，回头教育一番开释即可。但这人干的是特务活儿，难保一路顺风一直平安无事，没准儿前脚放出去，后脚就让人家给逮住了也难说；或者在之后的活动中穿帮落网，经不住严审，来一个和盘托出，那我老阴还不是立马就得折进局子？
因此，阴鑫旺对付侯烈的方略是：按照规定进行例行讯问，但不追根究底，最好这人拒不开口，那就开一纸拘票（拘留证或者收容证）把他送看守所羁押即可。若是卧底，到时他自会跟看守所的人说明，若是自己人，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再者被打的人也没找到（其实根本就没有），过两天把他放出来即可。总之，是真是假，跟他阴鑫旺没有关系，让甄老大自己想办法辨明去吧。
如此一来，侯烈和阴鑫旺两下里想到一块儿去了，所谓讯问不过是走过场。阴鑫旺出具收容证，再交股长签字，这是正常手续，自然一挥而就。于是，侯烈就进了分局看守所。
接下来，侯烈就要考虑如何离开这里了。他肩负的使命，关系到广西剿匪的走向，不仅是广西省、华南分局，中南局甚至北京都在关注着广西的形势（后来知道，其时毛泽东主席对广西剿匪作出了重要指示）。总之，他必须离开看守所，继续把卧底活儿干下去。
可是，怎样离开呢？暴露特案组侦查员的身份当然是不行的。可若是不表明身份，就会陷在这里，不但完不成卧底使命，还势必牵扯整个特案组的精力，同志们肯定要急着寻找自己的下落，追缉“LM”的重要任务就没法儿干下去了。侯烈不是那种遇事喜欢反反复复想个不停的性格，一旦定了目标，就会寻找最简捷最易于实施的方式。他在进了监房挨了那五个人犯的一顿拳脚后，马上想到了越狱。
以侯烈的身手，设施简陋的分局看守所当然禁锢不了他，他很快就获得了自由。越狱后去哪里？他没回特案组“华园”驻地，也没去八桂分局，而是去了一个连亓舞牧也没有想到的地方——“先富旅社”。
“先富旅社”原是老华南分局的一个密点，解放后移交给了中共桂林市委社会部，这次受命为华南特案组提供相关协助。昨天上午侯烈去东华路“有福茶楼”接头，就是从这里出发的，所以现在也返回该旅社。他抵达后即关照旅社负责人老吕：不住房间，临时安排一间员工使用的屋子即可，要拉一部电话机过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在这里落脚，包括夜间巡查的军警巡逻队。
然后，侯烈就给“华园”驻地打电话，那里只有内勤姑娘韦博秋在。小韦还不知道侯烈一天之间经历了那么多惊险，更不知道他还一度失踪，只以为他已经完成使命——即顺利接头后去跟“LM”碰头，接着特案组一干侦查员就把“LM”擒获了。她空守了一整天电话机，正感到寂寞，告诉侯烈“只有我一人在”，正要扯几句闲话解解闷，却被侯烈严厉的声音镇住了：“听着，立刻致电老大，就说我在19号，等他电话！”
话音刚落，电话已经挂断。韦博秋一愣，她根本不知道“19号”是什么地方，微叹一口气，随即就往八桂分局总机打电话。
亓舞牧闻讯，知道侯烈已经脱险，当即下令：“麦善谋、尹小白随我出去一趟，其余人原地待命。”
侯烈之所以急着见亓舞牧，倒并非为报告自己已经化险为夷——光是要报告此事的话，让韦博秋转告即可，他是为下一步如何跟“LM”接头之事要当面向特案组长请示。按照这一行的规矩，“LM”在广州给“梅花22”头目史重迁留下的接头信物和暗语都已经使用过一次，自动失效，不能再用了。此刻，必须想办法跟“LM”接上头，最好是直接见面。侯烈一时想不出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只有跟亓舞牧商量。
面对着这个意外情况，亓舞牧一时也束手无策，扭头看看麦善谋、尹小白：“你俩看看往下该怎么走？”
麦善谋说：“这事儿要越快越好，因为越狱之举肯定已经为‘LM’知晓。按照常规思维，像唐瞎子这样一个角色，他在越狱后已经别无他路可走，全桂林都在抓他嘛。他即使想返回广州，也已经走不出桂林了，眼下只有一条道尽快找到‘LM’，只有这样才合乎逻辑。如果稍有拖延，比如说一天两天，等他找到‘LM’，人家也不可能一下子就信任他，起码得派人去核实他在这段时间的经历。”
亓舞牧缓缓点头：“对，要快！但具体采用什么方式找到‘LM’，就不能按常规路数了。我们要用唐瞎子的思维来面对这种走投无路的处境，你俩说说，以唐瞎子的性格、经历，他会怎么做？”
尹小白眼珠子一转：“有句话叫作事急......什么权来着？让我想想......”
亓舞牧说：“这当口儿你还掉什么书袋事？事急从权，有主意赶紧说出来就是！”
“对对！事急从权！我有个事急从权的主意，三位大哥看看是否可行？”
十八、 当面交锋
3月6日上午八时许，位于第四区自由路上的“和春国医馆”与往常一样正常开门接诊。穿着一身玄色中式对襟丝棉袄、一头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外表神采奕奕的陶省惕步入诊室，坐在迎门最靠里的那张桌子后。此刻，他外表看似平和悠闲，内心却颇为焦躁。
这两天，他正在等待唐瞎子的到来。台北方面已经接连发来两份密电，催促他以“中华民国国防部特别视察官”的名义，前往已经做好“举义起事”准备，但内部意见并不统一的三个匪伙处鼓动打气。以陶省惕的职业经验，对于总部这两道指令中所说的情况，他持怀疑态度。“保密局”也好，“二厅”也好，抑或“内调局”（由“中统”改组的特务机构），留在内地的潜伏特务的“工作情况”他都清楚，这些家伙在毛人凤眼皮底下都敢弄虚作假，别说穷山恶水天高皇帝远的广西了，瞒天过海这套手法他们个个无师自通，玩得贼溜。因此，台北方面获悉的此类信息，其中肯定有差错，甚至个别的属于完全造假也不是没有可能。他如果把这种指令都当作真事去执行，只怕要出问题，甚至会严重到掉脑袋。
之所以盼着唐瞎子赶紧过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陶省惕打算让唐瞎子给他打先锋，胡乱委其一个虚衔，让他前往那两处匪窝去探个虚实，然后再作计议。他陶某人既然是“特别视察官”，那就有权采取任何视察形式，只要获得真实情况就行。
据总部密电告知，唐瞎子动身己经数日，按说早该抵达桂林了，陶省惕也给甄大虎下达了接应指令，可是，直到现在还未获得消息。由于身处“沦陷区”，陶省惕不得不为此感到担心。这其中最大的一部分当然是为他的自身安全，而并非为唐瞎子，更不是所谓的“党国事业”。
这家私营诊所，连陶省惕在内一共有七名中医。因陶省惕的那位义叔尤友堂的名望，一年到头前来求诊的病人络绎不绝。这天也是这样，开门不久，就已来了十几个，陶省惕一边接诊，边以其敏锐的听力捕捉外间候诊区的病人及家属之间的闲谈内容。这天人们谈论的“头条”，自然是昨晚八桂分局看守所发生的在押人犯越狱事件，那个逃犯身手不凡，不但制服了同监数名人犯，还会飞檐走壁，岗哨发现后立刻开枪射击也没打到他；接下来全城追捕折腾了一夜，竟然一无所获！
要说陶省惕还真有高级特工的那份特有的直觉，竟然马上跟唐瞎子联系起来。顺着这个思路继续往下考虑，这样看来，唐已抵桂，可是，他为什么没去“有福茶楼”接头呢？越狱逃犯是被羁押在八桂公安分局的，如果是唐，那说明他是到了八桂区才被捕的。既然如此，受命前往接应的甄大虎怎么不来报告？甄大虎的手下不是有人在八桂分局当差吗？这样想着，又觉得逃犯应该不是唐瞎子。
脑子里飞速旋转的同时，望闻问切开方诊疗也不能耽误，把眼前的病人打发走后，他示意下一个病人稍候，起身去了后面。以杂役身份待在诊所的卫士姜葆山正在后面的独立院落里拾掇东西，陶省惕命他立刻前往甄大虎住所将其唤来，姜葆山遂踩了一辆自行车急急而去。没想到，姜葆山出门不到一刻钟，甄大虎就来诊所了。他是搭乘一辆营运三轮车过来的，车夫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大个子，车上除了甄大虎之外，另一个乘客竟是侯烈——唐瞎子！
侯烈怎么跟甄大虎坐一辆三轮车过来了呢？这就要说到昨天半夜亓舞牧和麦善谋、尹小白、侯烈四人在“先富旅社”密商的路数了。尹小白“事急从权”想出的是这样一个主意——按照唐瞎子“天生蛮横霸道，行事不计后果”的个性和“喜欢动武，当过海盗，闯荡过国际江湖”的经历，在其自己看来，肯从广东跑到广西来为“谢先生”效命，已经是一片忠心了。哪知到了桂林，竟然会有这等遭遇，先是被灌醉扭送局子，继而关入监牢遭到群殴，最后施展本领越狱还差点儿挨枪子儿送命。这一天一夜之间的遭遇，别人应该是一生一世也不可能摊上的。老子容易吗？这一切，他相信不会是“谢先生”所赐，应该是那个自称甄皇后后人的三角眼（即甄大虎）一手策划实施的。冤有头债有主，得找此人算账！
当然，姓唐的此番如果让人放了鸽子，就算有脸面回广州，以后也难在江湖上混了。所以不但要报仇，还得见到“谢先生”，请他给个说法。相信三角眼这样做，“谢先生”是被蒙在鼓里的，必须要让他知道。至于“谢先生”是否还会遵守当初的约定，仍旧雇佣他姓唐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暂且不去考虑。
尹小白一口气把他想象到的依照唐瞎子的秉性对此事的反应说了说，亓舞牧、麦善谋、侯烈都点头赞同。那么，具体落实到行动上，唐瞎子接下来会怎么做呢？那就不难猜测了，还不是先找甄大虎算账，然后逼着甄大虎带他去见“谢先生“？
甄大虎住在哪里，唐瞎子是不知道的，那只好按照“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江湖规矩，先去找“有福茶楼”的潘老板。估计潘老板也好，三角眼甄大虎也好，遇到这种蛮横至极的角色，在挨了一顿揍、再被刀子逼着的情况下（相信真正的唐瞎子做得出这种事），十有八九得赶紧向“LM”报告，或者干脆直接把唐瞎子带去见“LM”了。
亓舞牧、麦善谋、侯烈认为尹小白的分析颇具合理性，由侯烈出面去饰演“愤怒的唐瞎子”正合适。于是，对如何布置外围配合以及如何保持联络等细节作了反复研究，最后由亓舞牧拍板：“就这样定了！”
当晚，侯烈留宿旅社，不过，也就只能睡到清晨五点，匆匆吃过早餐，一身掮客打扮从后门离开。门外，化装成三轮车夫的张百行已经等着他了，上车拉了就走，直奔东华路“有福茶楼”。侯烈进了店堂，就在昨天那副座头落坐，要了一壶红茶，独自慢慢喝着，在旁人看来，这是一个跟人约谈买卖的生意人，正耐心等待对方到来。
其时茶楼开门没多久，潘老板正出出进进忙碌着，几次从侯烈的座头旁经过，都没认出这个茶客就是昨天来接头的那位。等了大约半个小时，潘老板总算忙得差不多了，进了后堂，正要随手把门带上，被一跃而起的侯烈一把抓住门板，闪身而进。潘老板还没反应过来，已被侯烈那双好似钢钳的大手一下子捏住脖颈，就像拎小鸡似的拎起来，一下子抛进老板室。潘老板反应倒也不慢，倒地后一个翻身，同时从腰间掏出手枪。侯烈眼疾手快，一脚踢在对方手腕上，手一伸就把飞起来的手枪准确无误地抓在手里，往桌上一扔：“姓......姓潘的，睁大眼睛，......看看，老子是哪个！”
潘老板定睛一看，目瞪口呆：“你......你不是进局子了吗？怎么......”
前面曾提及，侯烈天生说话略带口吃，不过只是每“场”开初，二三句后就跟常人无异了：“哼哼......是......进局子了，不过......又出来了，昨晚全城闹出那么大的动静，难道没惊到潘老板？”
潘老板瑟瑟颤抖，连声音也变成了抖音：“这......这不关我的事，那是......”说到这儿突然卡住，他可能想到了“纪律”，不敢再往下说了。
侯烈眼睛一扫，随手把靠墙一侧博古架上一套不知是真是假的古董茶具连同红木托盘一起掀了下来，随着一阵瓷器落地的破碎声响，潘老板的抖音里夹杂着明显的哭腔：“天哪！这是我的镇店之宝，是从北京故宫里流出来的呀！”
“镇你个头！”侯烈又把一套茶具掀翻，“你不是会使枪吗？手枪就在桌上，拿起来冲老子扣扳机呀！”
“不敢！不敢！昨天的事，跟我没有关系，那是大虎的主意。您是自己人，应该知道我跟大虎是两个不同的小组。我只管交通，可没想到过把您送公安局去......”
“大虎？就是那个三角眼？老子是要找他！劳驾你给带个道。”
“不敢......哦，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
侯烈手腕一翻，亮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我没听清！你说什么？不知道那小子住在哪里？”
潘老板点头不是，摇头也不是，嘴里一迭声的“这......这......这......”
侯烈上前一把把他扯起来，匕首架在脖颈上：“我数到三，要么带路，要么去见阎王！”
潘老板做了多年秘密工作，一向顺风顺水，没想到这回竟然遇到了这等蛮横凶狠的“自己人”。看来人这副架势，估计不是吓唬人的。而且，从“工作”方面来说，人家是来接头的，信物暗语都对上了，应该没有问题了。那个甄大虎不知怎么想的，还弄了这么一出，竟把人给灌醉了送公安局。这不是把人家往死路上送吗？也难怪人家抓狂。眼下他这一刀如果扎下来，不管我是死是伤，回头上边儿不会给他处分，我只有认倒霉。反正他现在要找的是甄大虎，之前我已经按照规定把他移交给了甄，这事本来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这都是甄大虎惹的麻烦，我把他带到甄大虎那里去，论情论理都不算错。这样想着，终于点了头。
甄大虎的住所距茶楼并不远，他是单身，个人住着三间平房，竟然还有点儿洁癖，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令侯烈不由得刮目相看。其实，这主儿昨晚的处境比侯烈还惨。
他把侯烈“扭送”分局后，很是得意，认为这种测试最为靠谱，离开分局回家后，寻思劳累了一天，喝点儿酒好好睡一觉，分局那边反正有阴鑫旺守着，料想一有结果即会报来。哪知刚睡下去，阴鑫旺就上门了，带给他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消息：那主儿越狱了！逃走之前还顺便把五个同监人犯给收拾了！这两手一露，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认为此人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敌特，就是罪行累累的江洋大盗，市局出动人马全城搜捕，看这动静，估计落网是分分钟的事儿。
甄大虎听着，好似耳畔爆响了一声炸雷，惊得脸色也变了。回过神来，阴鑫旺己经走了——他是在追逃路过时瞅个空当儿来报信儿的，不敢多停留。甄大虎终于意识到自己对这个广州来客的所谓甄别乃是一个馊主意，而且馊得还很严重，差不多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了。现在已经可以确认，广州来客并无问题，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麻烦恰恰就在这上面，看来这人作为逃犯被捕的概率很大，一旦被拿下，警方肯定高度重视，而其顶住公安严审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如此一来，“谢先生”、潘老板还有自己这个“工作班子”迟早穿帮......
思量到此，甄大虎已经没有勇气再往下想了。事到如今，只有指望广州来客运气好，侥幸逃过警方的追捕。不过，即便这人化险为夷，“保密局”那边也会找他甄大虎算账的。毕竟这事是他引发的，后果很严重，坏了“保密局”的大事儿，不用说，“谢先生”也得撤回台北，桂林乃至广西的潜伏组织都会受到影响。甄大虎此刻方才深切领悟到什么叫作“牵一发而动全身”，对自己的一念之差后悔不已。
无咒可念，甄大虎只好求佛。这家伙家里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瓷像，当下烧香拜佛，口诵经文，磕头无数。如此断断续续持续到清晨，阴鑫旺没有来报告广州来客落网的坏消息，看来菩萨是在保佑那主儿了，甄大虎心里稍稍放松。想去“有福茶楼”喝茶吃早点，跟潘老板见个面交换一下信息，又担心阴鑫旺来找他扑空，最后还是决定留在家里。胡乱吃了点儿东西，倚在椅子上正打盹儿，忽然被敲门声惊醒。
门外传来潘老板的声音，甄大虎不由得惊慌失措，难道潘老板已经出事，这会儿是领着警察来逮他的？就这么一迟疑，大门已被人一脚踢开。甄大虎心说完蛋了，这回真的被公安一窝端了，定睛一看，却不见公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的是潘老板，身后还有一位，竟是那个广州来客！
原来广州来客没出事，还被潘老板领来了！甄大虎大喜过望，上前一步就想跟侯烈握手。侯烈的手是伸出来了，却是给了甄大虎一记黑虎掏心，把他打得连连后退，刹不住脚，连桌子一并撞翻了。甄大虎也是练家子，跌得快起得更快，却不还手，嘴里一迭声说着“该打”，冲侯烈连连作揖。潘老板已经把大门关上，见状松了一口气，寻思看来这事儿是可以妥善处理好的，便对甄大虎说：“我这就算把唐先生交给你了，往下该怎么样，就不是我的事了。”忽见侯烈眼光扫过来，便又加了一句，“唐先生要面见谢先生。”
甄大虎忙不迭答应：“行行行！我这就引见，马上过去。”
潘老板长吁一口气：“那我就不奉陪了，按规矩我是不能出现在这儿的......”
侯烈冲他一摆手，潘老板如蒙大赦，作揖而去。出门后，他的思维还停留在被侯烈砸碎的“镇店之宝”上，只觉得心头好似有一把钝刀子在剜肉，根本没注意到自己已被便衣盯上了。同样，野路子出身的特务甄大虎与侯烈合坐由张百行化装车夫蹬着的三轮车，也根本不可能察知他已经把特案组带往“LM”的藏身地了。
在“和春国医馆”后侧独立院落内的客厅里，侯烈终于跟“LM”面对面，一场新的交锋开始了。
事先特案组在研究侯烈卧底可能遇到的一系列问题时，曾专门讨论过是否会再次出现真假“LM”的可能性。为此，针对“谢先生”的外貌，反复讯问“梅花22”小组的落网特务，不厌其烦地一次次给“谢先生”画肖像，让史重迁等特务提出修改意见。最后，七名特务中有六人都对肖像予以认同。这张图就交给了侯烈，让他结合史重迁等人的口供烂熟于心。
在去“和春国医馆”的三轮车上，侯烈还不停回想着“谢先生”的脸容。现在跟“LM”相见，却发现“谢先生”和图画上的脸孔有所不同，不同点还不止一两处，而且，眼前这个中医跟“梅花22”一伙所说的“谢先生”相比，至少年轻了五六岁。另外，身高也似有差异，史重迁一伙说“谢先生”大约一米七五，而眼前这位只有一米七左右，矮了四五公分。如此，候烈就对此人究竟是不是“LM”的真身产生了怀疑。
根据昨晚在“先富旅社”跟亓舞牧等人制订的方案，如果今天上午侯烈对付下了潘老板和甄大虎，如愿让人家把他带到“LM”藏身处的话，就寻机发出暗号，悄然尾随跟踪而至的特案组以及粤警便衣就立刻采取行动，把“和春国医馆”这边的所有人不问长短先悉数拿下，带往市局后再行甄别。侯烈可以想象得到，此刻亓舞牧、梁武道肯定正紧张地等待着他发出暗号，将近一个月的艰难侦查将在今天画上圆满句号。远在千里之外五羊之城的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都在等待着桂林这边的捷报。可是，侯烈此刻却犹豫不决。万一认错了对象，那不仅仅是出了特案组的大洋相，还会因此惊动敌人，往后追查“LM”就更难了。
侯烈也就不过转了这些念头，“谢先生”已经口称“唐先生”，打着手势示意侯烈落座。“谢先生”使个眼色，其卫士姜葆山挥手让甄大虎出去，然后把客厅门关闭，沏了两杯绿茶放在托盘里端过来，放在两人中间的茶几上。
“谢先生”倒是没有咄咄逼人的官腔，语调平和，透着一种亲和力。他问了“唐先生”的姓名、年龄、籍贯以及简历，侯烈一一作答。开腔伊始，侯烈依旧有些口吃，“谢先生”以为这是见到自己这个上校高级长官不由自主产生的紧张导致的，倒也不以为意，安慰道：“不要紧张，慢慢说，咱们有的是时间。”
接着，就问到了“唐先生”抵达桂林的时间。这一问，侯烈马上进入唐瞎子的情绪，提起被三角眼甄大虎“扭送”八桂分局之事，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说话也利索了，把自己抵达桂林后先下榻“先富旅社”，于昨天上午去“有福茶楼”接头后的一番遭遇说了一遍。最后侯烈告诉“谢先生”，越狱之后，他仍旧返回“先富旅社”，在那里待到天明，寻思除了逼着三角眼引见“谢先生”外别无他法，就按照昨天接头的路数找到茶楼老板，又逼着茶楼老板带自己找到甄大虎，终于得以见到“谢先生”。
“谢先生”对侯烈这番陈述听得非常专注，听完后对卫士说：“有请甄组长。”
“且慢，”侯烈突然站起身，“现在我还不算是您谢先生的手下，而那位甄组长则是您的部属。谢先生是长官，跟属下谈话可能涉及秘密，我还是回避一下为好。”
“谢先生”微微颔首，示意姜葆山把侯烈带到另一间屋里，带上房门。
“谢先生”和甄大虎谈话的时间不长。一会儿，姜葆山又把侯烈请回客厅，还是坐在那张椅子上。甄大虎也在场，但没座位，以立正姿势站在客厅中央。“谢先生”对侯烈说：“唐先生，此事确实是甄组长擅自行动，办事不慎，这等违反纪律之行为应受处分。这是于公；于私，甄组长应该向唐先生致歉！”
甄大虎当即向侯烈行三鞠躬礼，口称：“一时糊涂，多有冒犯，请唐先生原谅！”
甄大虎离开后，“谢先生”对侯烈说：“唐先生智勇双全，果然了得，看来敝人没有看错人啊！”
“先生过奖，兄弟山野出身，一介莽汉，头脑简单，行事粗鲁，还望先生不要见怪。”
“那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忘记算了。听说唐先生曾做过几年国际海员，想来外语一定说得不错，正好敝人也能扯几句......”说到这儿，“谢先生”突然用英语问，“我们是否可以用英语进行交谈？”
事后侯烈汇报自己的卧底过程，说起这一段情节，大伙儿无不捏着一把汗。对于“LM”的人生经历，是其被捕后通过审讯方才清楚的，在广州策划派侦查员冒唐瞎子之名前往桂林卧底时，特案组根本不知道这主儿曾在美国待过多年，还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而唐瞎子的经历，“LM”事先已经从史重迁那里了解清楚了。因此，特案组压根儿没想到“LM”竟然会用英语对侯烈进行测试。
幸好侯烈曾有过国外生活的经验。十三岁那年，他在家乡县城路见不平手刃恶霸孟胡子，连家也没回，拔腿开溜，一路南下到了越南。稍后去了西贡，行乞时因为机灵，被一个法国老板看中，找到了一份给法国洋行当侍应生的差使。这一待就是整整六年，十九岁上，洋行法国老板要在南宁开分号，遂把他派往南宁。这六年，侯烈积累了许多人生经验和本领，其中包括对法语、英语的熟练应用。参加革命后，侯烈成为中共秘密战线上的情报工作者，曾多次奉命出境执行使命，他掌握的两门外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侯烈听“谢先生”改口说英语，不但没有紧张，反而暗松一口气，寻思凭我的英语口语水平，要过这一关应该没有问题。
当下，侯烈即以英语回答：“谢先生所说的‘国际海员’，那是高抬我了，我当年在国外干的其实不是海员，而是海盗。至于外语，因为同伙都是欧洲哥们儿，跟他们学了几句，不过本人愚钝，没有上过学，大字识不了几个，所以也说不太好。”
陶省惕对侯烈这段虽然算不上纯正却很流利的英语表述感到意外，连连点头夸赞，继而又说起了法语，跟侯烈聊起了航海。巧的是，侯烈在西贡打工的那家法国洋行经营的主要商品就是从法国运来的航海用品，他经常去港口码头给海轮送货，跟国际海员接触的机会比较多；参加革命后，也数次搭乘海轮，他对航海情况的了解要比也是“三脚猫”水平的“谢先生”还略胜一筹。陶省惕的英语比侯烈强得多，但法语远远比不上侯烈，这番不露声色的交锋，最后胜出的是侯烈。
陶省惕虽是高级特务，但他的主要业务是情报研判，对于中共情报人员并无直观性的了解，只以为他们都是“土包子”，所以想到用外语来测试真伪。现在，这个表面看上去土得掉渣的“唐先生”竟然有这等外语水平，不禁大感意外；而对方对航海方面的了解也远超自己。测试至此，他对侯烈再无怀疑，当即认定：选中此人来为我效力没错！
于是，陶省惕就变了态度，接下来跟侯烈的谈话，语调中透出上司的威严，对侯烈的称呼不再是“唐先生”，而是直呼唐的大名“唐立栋”，也不自谦“敝人”了。谈话的大意可以概括为：我此次赴桂开展工作，需要一名熟悉桂省情况、为人机警、身怀武技的随从，广州“平安行”的史老板认为你比较合适，再说，在此之前，你就已经受雇于史老板为“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做过地下交通工作，事实上已经在为“党国”效力了。刚才的测试，结果令我满意。因此，恭喜你——从现在开始，你已经是我们的“党国同志”了，系“保密局”上尉军官。委任状不日将由台北密送桂林，连同薪饷、津贴一并发给。今后的活动经费，将根据局总部规定的财务制度下发。
陶省惕说着站起身来，脸上露出笑容，向侯烈伸出双手：“唐同志，欢迎加盟保密局！”
可是，侯烈的双手却未作响应，他那双原本不大、此刻由于“严重不解”而透出迷惘神色的眼睛显得更小了。
“唐先生”的反应大出陶省惕意料，他那双伸出的手一时僵在那里，主动去握侯烈的手不合适，缩回去也不是，目光中兜着一个问号：这是怎么回事？
一侧站着的卫士姜葆山也感到不解。他是受过训练的行动特工，表面看似乎气定神闲，其实已经做好了随时发动的准备。按照“保密局”的规定，别说像眼前这样公然藐视长官、拒绝接受任命的行为了，即使是陶省惕派一个不是自己人的说客去鼓动别人“加盟”或者虽不“加盟”但要完成某项使命，只要把话说到暴露出意图这一步了，对方如果不愿意合作，那他就只有死路一条。这是出于保密的需要，事关潜伏特务组织的安全和行动的成败，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
“LM”脸上笑容不改，用英语轻声问道：“唐先生，是不是我有什么话没说清楚，还是你对报酬有什么不满？”
侯烈时时提醒自己：你现在不姓侯，而是姓唐名立栋，唐瞎子是一个既讲江湖义气又非常注重自身利益的家伙，同时，他性格中有暴躁粗鲁不计后果的一面，当过国际海盗，见多识广，眼界高。见官不惧。如果此刻真的是唐瞎子在跟“LM”谈判，那就是谈生意，相当于建立一种长期替“保密局”在广州与珠江口之间运输特务活动器材顺便夹带情报或人员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唐瞎子的头脑中没有什么“反革命活动”之类的政治概念，只有“我冒一份险，你就得给我一份我认为值得的报酬；谈得拢，成交！谈不拢，一拍两散”的江湖路数。所以，侯烈没有急着答应，否则，只怕被对方认为“缺乏唐瞎子风格”，反倒引起怀疑。
这个想法，事先特案组制订卧底计划时并没有虑及，亓舞牧只是关照侯烈“不要答应得太快”。此刻侯烈这般行事，除了执行亓舞牧的指示，还有另一种想法，即前面曾说过的，他对眼前这个中医是不是“LM”的真身感到怀疑，从年龄看，总觉得似乎小了几岁。所以，他得花时间再观察一番。
面对“LM”的询问，侯烈微微摇头：“谢先生想必也听史老板说过，兄弟目前是一个给人跑水上运输的船户，做一天活儿，有一天饭吃，除了喂自己的嘴，还得养老婆。关于报酬问题，肯定要好好谈一谈的。当然，之前史老板让兄弟帮忙做过点儿小事，给的报酬兄弟很满意，今后兄弟只要按照谢先生的吩咐老实安分去做，不出差错，报酬肯定是不会低的。这一点，兄弟临行前史老板请我喝酒时也曾说到过。但是，有一点史老板并未提及，甚至连暗示都没有，他只说这趟过来是受雇于您谢先生，干点儿跑运输取送货物捎信儿之类的活，雇佣时间的长短、酬劳多少双方可以商量。史老板可没跟我说过，跑到千里之外的桂林是投靠什么‘党国’或‘保密局’的，更没有说过今后我就是‘党国’的什么上尉军官了。谢先生刚才却是言之凿凿，分明是木板上砸钉，已经铁定的了。这个，像是根本没把我姓唐的摆在眼里啊！”
据陶省惕落网后交代，当时他听侯烈这么一说，总算明白了：原来如此，这主儿是一个个性偏执认死理的家伙。
这时，一旁待着的卫士姜葆山差不多已经想拔枪了。这也难怪，姜葆山是行伍出身，因擒拿格斗功夫出众兼之擅长枪法，被“保密局”的前身“军统”看中，成为一名行动特工。如果不是执行某项重要使命时犯了重大过失被送重庆渣滓洞囚禁过，现在至少是少校了。他见惯了本领不凡智谋出众的角色，在长官面前都是恭恭敬敬、诺诺连声，即使长官说的不对也没有哪个敢顶嘴，下达委任交代使命时敢提条件的，只怕话都没说完就得进禁闭室了。
陶省惕注意到卫士的神色，只怕他发作，赶紧丢个眼色示意稳住。陶省惕自己呢？他是个性格平和稳重的人，在美国待了多年，对上下级关系的看法不像国内那样刻板，当下不怒反喜，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性格的下属反倒容易驾驭，并且将其忠诚度发挥到极致，他眼下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对象。稍一沉思，陶省惕提出了一个折衷思路：“双方有甚不解，可以再行协商。既然来了，先待下再说，你看如何？你可以住在这边，也可以住到甄组长那里去，随你选择。”
这正是侯烈希望的，当然，不能表露出来。听“LM”这么一说，他也是略一沉思，点头赞同。这样，侯烈就需要跟外面守伏着的特案组的同志们报个信儿。选择住到甄大虎那里去最方便跟尹小白接头，但怎能保证这不是“谢先生”随手施出的试探其身份的小伎俩呢？所以，侯烈说他不想住到甄大虎那里去，这家伙一双三角眼，看着就让人生出戒心，回头睡到半夜被他一刀干掉也难说啊！
陶省惕禁不住大笑：“老唐你真是快人快语，想到啥就说啥呀！我欣赏你这种性格。不过，你是江湖人，理应按照江湖规矩行事，你俩是由误会产生的矛盾，用江湖话来说就是结下了梁子。但是，刚才已经说开了，他也己经向你道歉了，希望你不要放在心里。相识就是缘分，我希望你留下来做我的随从，肯定不会亏待你的，你的家眷我们也会妥善安置，确保安全。所以，你俩这段缘分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和为贵嘛！这样吧，甄大虎还在外面没走，你去跟他道个别吧。”
这个提议正中侯烈下怀，故意又犹豫了一下，才说“也好”。姜葆山马上说：“老甄在前面诊区那里，我领你过去。”
侯烈跟甄大虎唠了几句，约定这两天有空儿再喝一顿酒。然后，把甄大虎送到诊区外间的候诊区，一眼看见尹小白坐在那里，正用一口广西话跟两个患者聊天。侯烈立刻打手势发出暗号，尹小白瞥在眼里，若无其事，继续聊天。片刻，侯烈发出的“暂缓行动”暗号已经传到待在斜对面一家小酒馆里喝酒的特案组长那里。亓舞牧长吁一口气，只觉得心头好似放下了一块石头，蓦然一阵轻松。有读者可能会问，特案组已经摸到了“LM”的老巢，眼看着就可以一网打尽，怎么接到“暂缓行动”的暗号，亓舞牧反倒轻松了呢？他应该着急才对呀？
这是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十九、 情况有变
按照之前特案组制订的方案，派侯烈卧底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华南分局下达的侦缉台湾派遣特务“LM”的任务。华南分局下达这个任务时，敌特策动的广西国民党残军、土匪、恶霸进行的反革命暴乱已有发生。这种暴乱在近一两年内解放的地区并不鲜见，比如东北、湖南、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我方对于如何应对已屡有成功案例，最初的思路也是循着其他省份的这些成功案例展开的。其方案立足于切断台湾敌方与内地敌残军、土匪的联系，使内地准备发动暴乱的残军、土匪无法获取来自台湾的物资或直接派遣的“军事顾问”的援助。
这种策略，之前在对付上述地区的反革命暴乱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华南方面也决定予以借鉴。没料到，广西反革命暴乱的规模、烈度，参与暴乱的残军、匪伙的人数以及影响超过了其他省区，而且，并不是一处暴乱被镇压下去后会对其他敌人起到震慑作用，反倒更加嚣张残暴。为此，党中央、毛主席接连下达指示颁布命令，调兵遣将进入广西剿匪。
华南分局社会部根据我方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情报（包括华南特案组破获“梅花22”小组获得的口供）综合分析，“LM”潜入内地后的活动目标应该是1950年1月25日在广西恭城率众发动反革命暴乱的国民党中将钟祖培。但是，在我方强大的军事行动和心理攻势之下，钟祖培已于2月27日走出藏匿的瑶山，向人民政府自新。而这时，“LM”刚刚抵桂短短数日，尚未跟钟祖培取得联系。我方高层反复研析后认为，“LM”原拟前往钟祖培部的目的已经无法达到，而从台湾敌特高层的角度来看，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才使“LM”成功潜入“敌后”，如果因为钟祖培部暴乱失败就此歇菜，未免太可惜，从成本角度来说也非常不划算。
况且，鉴于广西“民众武装起事义举方兴未艾风起云涌，可望渐成燎原之势席卷南国乃至东南半壁江山”（1950年2月中旬，由原创建于1928年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改组的“自由中国之声”所播报之语）的“大好形势”，“LM”应该比原先仅拟对钟祖培部开展工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华南分局社会部重新审议华南特案组的行动方案，并进行了修正，把原先的“派员卧底成功获取LM的准确落脚点后即行执行逮捕”改为“卧底成功后继续留驻敌方内部，收集相关情报，以供下一步军方进行大规模剿匪时参考”。
该决定上报中共华南分局获得批准后，于这天上午九时以急电形式拍发桂林“华园”华南特案组驻地。专职报务员郑小炯收到该电报后，立刻告知内勤韦博秋。根据规定，华南特案组的所有来去电报，均须由组长兼指导员亓舞牧亲手译出。韦博秋随即拨通亓舞牧事先留下的联系电话，这条电话线路是临时架设的，终端是距“和春国医馆”三四十米外的一家榨油厂办公楼二楼的一间临街空房，此刻，这里是特案组的现场指挥部。亓舞牧接到韦博秋的电话，当即驱车前往驻地，待译出密电，不由得暗道“侥幸”：幸亏侯烈还没发出暗号，否则，行动一旦发动，上级的新方案就砸在特案组手里了，接下来的剿匪进度也就被耽误了！
亓舞牧急电现场指挥部，命副组长梁武道通知下去：取消计划，暂停行动。
梁武道立刻派陈君临前往国医馆通知正在“候诊”的尹小白。陈君临赶去时，在诊所对面看见侯烈和甄大虎并肩说着话从里面走进候诊室，只道已经给尹小白传送“可以行动”的暗号了，暗忖只怕要坏事。当下穿过马路，正要进诊所，却见尹小白不慌不忙地从里面出来了。两人对了个眼色，便已经明白了各自的意思，都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时，韦博秋打来电话，报告说又收到一份上级电报。亓舞牧跟梁武道稍一商量，决定他先返回“华园”驻地译电报，如无另外情况，则电召特案组侦查员回驻地开会，商量如何根据上级指令对计划进行修订。
在返回“华园”途中，亓舞牧对侯烈向尹小白发出暗号要求暂缓对“LM”采取行动的原因作了猜测，寻思很有可能是对“LM”的真假有所怀疑才有此建议。没想到，这个情况竟然已经被华南分局社会部领导估计到了，第二份密电的内容正是提醒特案组，注意对“LM”身份的真伪进行甄别，切忌贸然下手，造成打草惊蛇的不良后果。联想到上级对原计划的修改指令，亓舞牧出了一身冷汗，幸亏侯烈机警沉稳，否则一旦发出行动暗号，被抓的不管是真“LM”还是假“LM”，都将影响上级对本案的宏观部署。
稍后，梁武道、陈君临、麦善谋、张百行、尹小白都返回驻地。六名侦查员聚集一起开会，亓舞牧通报了两份电报的内容，说此刻侯烈卧底虽已成功，但联络渠道尚未建立，情况尚不明朗，相关的后续工作必须得赶紧跟上去。请大家各抒己见，说说下一步该如何进行。
一番研究后，特案组作出以下决定：立刻以华南分局社会部名义向广西省公安厅临时借调二十名政治可靠、业务精通的便衣人员，充实特案组的外援力量。这些便衣归桂林市委指派与特案组联系的联络员老姚同志负责指挥；指令桂省外援便衣立即行动，设法协助尹小白建立起与侯烈的秘密联络通道；榨油厂内的临时指挥部继续保留，特案组侦查员梁武道、尹小白、张百行前往坐镇，率领部分粤桂警方外援便衣监视“LM”的动向，由老梁总负责；侦查员陈君临、麦善谋率部分粤桂外援便衣监视敌特甄大虎以及“有福茶楼”潘老板的行踪，须设法查明甄大虎那一伙敌特分子的具体情况；亓舞牧留守“华园”驻地，指挥全局。
这个会只开了半小时就结束了，会后，一干侦查员按照分工各自进入岗位。
亓舞牧分别与广西省公安厅、桂林市委社会部联系，两者都表示全力支持，即刻调派人手，并同意由老姚负责指挥二十名便衣。搞情报出身的老姚颇有能力，精通隐蔽战线工作，不过两个小时，就打电话报告亓舞牧：己经做通国医馆女佣彭婶的工作，她答应协助侯烈与尹小白之间的联络沟通。
亓舞牧接报，即让老姚通知彭婶傍晚在“华园”附近一家小饭馆见面。此举一是要当面对彭是否属于合适人选予以考察，二是想向其了解医馆内部人员以及“谢先生”抵达前后的一应情况，三是如果此人合适，则当场把跟侯烈联系的暗号告知，让其马上开始工作。
当面考察的结果，亓舞牧对彭婶表示满意，随即向她交代了联络暗号。当晚，彭婶跟侯烈接上头，内外信息得以沟通。午夜前，亓舞牧向华南分局社会部报告了一应进展。
3月7日凌晨一时，特案组侦查员开碰头会，汇总这十来个小时里各小组监视、跟踪敌特的情况，还对“LM”身份的真伪以及侯烈成功卧底敌特组织后的具体工作进行了研究——关于“LM”身份的真伪，六名侦查员经过认真研判，一致认为侯烈见到的那个“中医”应该就是“梅花22”头目史重迁所说的“谢先生”。至于侯烈认为其“显年轻”，可能跟“谢先生”来桂地后展现的职业身份有关。之前为了给“LM”画像多次提审过“梅花22”特务的侦查员陈君临提出一个观点：“LM”可能学过化装术，对自己的外貌做了稍许改变。春节期间破获龙吞云暴乱未遂案后，原代号“孟加拉白虎”的敌特潜伏小组头目穆逸云交代，除夕傍晚曾跟一个自称“代君”的上线敌特见过面，穆对“代君”的描述跟侯烈见到的“中医”似乎更为相像。“梅花22”那伙落网特务也供称，“谢先生”在除夕傍晚曾单独外出过一段时间，史重迁担心其安全，还询问过是否需要派人暗中保护，被“谢先生”婉拒。现在联系起来看，那个跟穆逸云见面的“代君”很有可能就是化装后的“谢先生”——“LM”。
陈君临这一说，麦善谋马上表示赞同，建议设法拍摄一张“谢先生”的照片，指派专人密送广州，让穆逸云辨认。这是一个最有效的识别“LM”身份真伪的措施，亓舞牧当即拍板同意。
关于侯烈下一步的工作，特案组认为，自钟祖培匪伙被消灭后，“LM”的原使命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台湾方面因此指令“LM”根据原拟针对钟祖培匪伙的“工作思路”，对其他已经发动或者正准备发动暴乱的残军和匪伙开展工作。华南分局社会部要求特案组的侦查策略也应做出相应调整，大伙儿对此的领会是这样的——其一，在确认眼前这位“谢先生”就是“LM”后，应牢牢锁定，但暂时并不动他，也不动随其来桂地的报务员和卫士以及甄大虎这伙桂地特务，以防打草惊蛇，留着“LM”这条大鱼，让其自以为可以自由自在地活动。特案组则须设法刺探其活动内容，以及台湾给“LM”的指令，相信这些情报对军方正在进行的剿匪行动会起到重要作用。
其二，“LM”携有电台并配备专职报务员，台湾对其进行特务活动的一应指令应通过无线电波下达。特案组现在已经精准掌握其电台的位置，相信军方情报部门肯定能够截获台湾与“LM”之间的往来密电。但截获之后还需要破译，因此，特案组下一步的重点工作是设法获取“LM”的密码本。这，也就是侯烈接下来的任务了。
当天上午，特案组会议的上述两项决定即被落实。
化装成三轮车夫的侦查员张百行成功拍摄到在诊所坐堂问诊的“谢先生”的照片。稍后，粤警便衣老兰即搭乘一辆前往广州办事的军用卡车，于次日清晨抵达羊城，把胶卷交由南社部冲印，混夹于从照片库里挑选出来的其他十来名年龄相仿的男性照片中，指派专人前往市局看守所让穆逸云辨认。穆逸云一眼就认出，张百行拍摄的那张照片正是“代君”。华南分局社会部立刻电告特案组，亓舞牧即让尹小白通过彭婶给侯烈传递消息。
这是侯烈当天收到的特案组传递给他的第二个消息了。第一个就是前面所说的，让其设法留意“LM”的密码本。特案组会让彭婶暗中传递微型照相机，并为侯烈制造下手的机会。当然，整个行动必须遵循两项铁定原则：保护自身安全，同时也不能暴露卧底身份，否则惊动了敌方，就是无用功。
侯烈接受新使命后，顿觉压力倍增。获取密码本这样的活儿，在秘密情报工作中属于超高难度，可不像一些谍战影视里那样，我方特工总能够有惊无险地达到目的，实际上，这种行动的成功率简直可以用风毛麟角来形容。
笔者曾与一位解放前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秘书的老爷子聊过这个话题，他闻之哈哈大笑，说他在解放前从事的地下上作属于低档性质，没有打入敌人内部卧底的机会，也缺乏这方面的职业素质，对此没有发言权。但解放后他担任扬帆秘书期间，倒是接触过此类案件，也接触过从事这个行业正反两方面的高级人员——其时上海市公安局需要以扬帆名义报送华东社会部（公安部）以及中央社会部（情报部、调查部）、公安部的书面报告基本由其执笔，老爷子不但能接触到这方面的很多机密，对一些不能形成书面报告的机密，还可在扬帆当面听取专项汇报时旁听。对捕获的特务要犯，如奉命行刺陈毅、饶漱石的台湾派遣特务刘全德、封企曾等的提审，他也代表扬帆到场参与，甚至有些特务要犯被判处死刑押解刑场执行枪决时，他还奉命前往刑场，记录死囚的临刑老爷子对建国前后这一时期的反特工作非常熟悉，据他透露，在他接触的相关人员中，从未听说过成功获取密码本的案例（所谓“成功”，是指拍摄或者抄写密电码后不被对方发觉，且能够据此破译敌人的往来密电）。那么，老爷子有没有听说过成功的案例呢？老爷子说，有，但实属罕见。
由此可见，侯烈此番接受的任务之艰巨。当然，这仅仅是特案组对他下达的“预令”性质的指示，并非决定立刻实施。以特案组两位领导亓舞牧、梁武道多年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深知此事难度之大，所以，只是让侯烈“留意”。况且，亓舞牧判断侯烈此刻在敌特那里还没真正受到信任。之前分析，“LM”鉴于形势紧迫（其时广西多地都有敌人已经发动或者准备发动暴乱的信息），台湾方面肯定急着催促其迅速行动，可“LM”仍然每天在诊所坐堂问诊，按兵不动，连打探消息这样的小活儿也没派下来，这说明“LM”对侯烈的信任是有所保留的。
那么，亓舞牧的这个判断是否准确呢？如果让陶省惕来回答，那就是：Yes！
到达桂林以来，陶省惕接二连三收到“保密局”台北总部的电令，让他迅速开始活动，抓紧时间跟密电所要求的对象联络。陶省惕内心确实也是想尽快活动，尽快完成任务，然后尽快返回台北跟家人团聚。可是，他对以甄大虎为首的“桂字”小组不放心，不敢委以重任，派他们代表自己去跟联络对象见面。而他自己也不便按当初“保密局”向他下达命令时，美国顾问史密斯先生曾提供建议，说陶先生你在桂林作短期潜伏的条件很好，可以确保安全；但你要记住，如果没有特别重大的事由，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还是不要离开桂林。对于一个刚刚到医馆应聘的医生来说，经常离开诊所，容易引人注目，无论病人还是同事，都可能对此有议论。这种情况，是一个优秀特工应尽力避免的。
陶省惕有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经验，对此观点深以为然。况且，以广西这段时间逐渐加剧的乱象，他即使带上卫士，也不敢轻易前往山区。如果按照“保密局”的指令亲力亲为，只怕有去无回，要么去了阎王殿，要么折进局子。指派姜葆山去吧，这人倒是老特工，不过他不是广西人，对桂地方言能听懂一半已经不错了，要是让他开口讲，那就是赶鸭子上架了。所以，只有发挥唐瞎子的作用了。
不过，陶省惕生性谨慎，对唐瞎子似乎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担心这人不可靠。曾想过致电台北，要求再次向“梅花22”发密电予以核查，又生怕被上司认为是贪生怕死不愿开展活动故意找的借口。那就只好自己想办法甄别了。
怎样甄别呢？陶省惕想出了一个法子：差个人去广州跑一趟即可，无须打探什么，只消在“平安行”门前走一个来回，看史重迁几个是否还在正常做生意。桂林这边“有福茶楼”潘老板这个联系人，“梅花22”中只有史重迁一个人知道。如果“平安行”一切正常，那说明“梅花22“没有出事，眼前这个唐瞎子肯定是真的。反之，这个唐瞎子就显得可疑了。除非史老板出事被捕后没供出“谢先生”让他联系唐瞎子来桂林之事，但这种可能性不大。
主意打定，陶省惕随即开始考虑派谁去广州合适。首先，他排除了甄大虎的“桂字04”小组那一伙，不说其他，单单让甄大虎知道广州“平安行”，就己严重违反了“团体纪律”。像甄大虎一伙这种角色，全是一张烂污泥底牌，由桂去粤打一个来回两千里，途中遇上军警、民兵甚至警惕性高的民众，稍稍一盘诘只怕就会露馅。那样一来，“平安行”即便之前没出事也非得翻船了，拔出萝卜带出泥，当然还会牵出这边国医馆的郎中“谢先生”。
那五个家伙不予考虑的话，他还能调遣的就只有卫士姜葆山和报务员郁庆邦了。郁庆邦当然不能离开，他走了电台就没人管了。姜葆山呢？承担着保护他以及电台和报务员安全之责，关键时刻，自己、电台、报务员都需要他掩护撤离，显然也不能离开。这样，就只好从非“自己人”的范围里进行考虑了。
陶省惕是第一趟来桂林，上司也没有交给他除了交通站潘老板和甄大虎以外的其他任何关系；他来桂林后一步也没离开过诊所，认识的只有诊所主人尤友堂先生以及另外几位郎中，剩下的就是诊所的娘姨兼厨娘彭婶了。彭婶当然不在人选之内，不过，她的丈夫王显林倒是可以考虑的。
王显林四十三岁，原是桂林邮电局的送报员（该“报”指电报）。当时桂林邮电局一共只有两辆摩托车，王显林骑着摩托在全市大街小巷穿行，是一道吸引眼球的流动风景线。旧时邮电行业属于“金饭碗”，王显林对自己有这么一份体面工作非常满意。可惜后来出了事，抗战胜利不久的一天夜里，王显林值夜班，半夜送加急电报返回途中不慎出了事故，车翻人伤，而且伤的是头部。附近的住户被惊动，出来一看，认出是“邮差老王”，立马送医，总算救了过来，不过留下了后遗症，不能正常上班了。
邮电局给了他两个选择：一是拿一笔钱款算是退职，从此跟邮电局再无关系；二是在家长期休养，按月领取原薪饷打六折的补助金。王显林盘算一番后又征求了亲友意见，决定拿钱离职，用这笔钱款开一家小店铺。哪知，盘算得好好的前景却被通货膨胀给毁了。两年后，店铺倒闭，还欠了若干债务。幸亏这时王显林的车祸后遗症已基本痊愈，思来想去，自己唯一的特长就是驾驶摩托车，就举债托人从越南走私了一辆法国生产的二手摩托，通过朋友关系上了牌照，干起了营运载客的活儿，总算能维持生计。
王家距诊所不远，老王平时路过，经常进来转一转。原先老王是一个机灵角色，车祸后变得有些木讷，那张脸也呈现一副憨厚样，心地越发善良，助人为乐不算，而且谁拒绝就跟准急。因此，人们对他都很友好。现在，陶省惕就把去广州刺探情况的主意打到老王头上。正这么盘算的时候，门外一阵引擎声响，老王正好过来了。他是给妻子送伞来的，说下午可能会下雨。其时正是午间，诊所午休，只有陶省惕一人待在那里看当天的报纸，老王就坐下跟“谢先生”聊天。
陶省惕便开口说，有桩事儿想请老王帮个忙，不知是否方便？王显林顿时来了劲儿，马上表示只要您谢先生开口，我肯定照办，没有方便不方便之说。陶省惕便把这件事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说，当然是有合理借口的。王显林说绝无问题，我把车子加满油后立马出发，来回跑一趟，三天可以打个来回了。路上肯定没问题，我的车技桂林第一！况且，我已经领了摩托车运营证，上面还盖着公安局的大印，这等于是路条了。再说我又不带违禁品，即使有军警盘查，也没有扣留我的理由——共产党是讲道理的！
陶省惕问：“如果途中摩托车坏了呢？”
老王说：“我随车一直带着工具，一般故障自己会修理，大的故障就找修车匠解决。实在解决不了的，我扔下摩托搭顺风车。反正赶路要紧，其他一律不考虑。”
陶省惕点头表示满意，掏出一沓人民币递给王显林：“这是路费。穷家富路，出门不要考虑节省，尽可能吃好住舒服。但是，从安全角度考虑，你不能喝酒，住店也不能接触女人。”
王显林诺诺连声。
陶省惕当然不知道老王的妻子已经成为特案组的临时交通，说你最好跟彭婶说一声，免得回头她找不着你。如果这个建议被王显林接受，陶省惕将后悔莫及。哪知老王摇头说不需要，我们有约定，我如果要出远门，肯定会回家取毛巾牙刷什么的，她一看就知道了。我经常拉这种活儿的，最远曾去过长沙。
诊所是处于特案组严密监视之下的，但王显林的背景特案组知道，加上其妻正在暗中协助特案组，执行监视任务的侦查员就将其排除在外了。于是，陶省惕找的这个临时交通就在特案组的眼皮底下堂而皇之地驾车而去。他离开的时候，正在前院干杂活的侯烈是看见了的，但他没有在意。
谁也没想到，老王此去，后果非常严重！
二十、 策划“鸿门宴”
本案侦查工作结束后，在由特案组支委尹小白主持的总结会上（可以想象，小白主持的会议风格就如其平时一贯的行事风格，用亓舞牧的话说就是“一个散漫的茶话会”），侯烈透露，他当时的心思几乎全部放在如何获取“LM”的密码本上。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隐蔽战线工作者，他深知获取密码本的难度。但是，领导通过秘密渠道传递过来的这条信息就是命令，不是征求意见，是命令就得坚决执行。当然，他知道下达命令的老亓比自己资格更老，从事秘密工作的经验更丰富，作出这样的决定，肯定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而且还跟老梁他们研究过。既然如此，先不管其他，想办法弄清楚密码本藏在哪儿，才是下一步行动的前提。
对于“LM”来说，密码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特别注意珍藏。这时侯烈已经在诊所后面的那个独立小院里有了一个单独居住的房间，“LM”还没有给他派任何任务，但以“LM”诊所特聘中医的身份，似乎也不便养闲人，否则容易引起别人的议论。所以，“LM”让侯烈先干杂活儿，跟医馆主人当然另有说辞。于是，侯烈包下了后面小院的清洁卫生，利用这个机会进出每间屋子，没发现有适宜于密藏重要物品的保险箱之类，也未发现墙壁、地板上有什么暗柜机关的痕迹。
报务员所待的那个房间他也进去过，电台不用时自然连同天线等一并收起来了，估计放在屋角的那口旅行皮箱里。一般说来，密码本是不会由报务员保管的，就像财务会计不能兼出纳员，那是违反规定之举。毛人风执掌的“保密局”沿袭戴笠时期“军统”的作风，纪律制度很严，即使“将在外”，也不敢“君命有所不受”。否则，回头返回台北述职时，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都得给兜出来，更别说公然违反规定的动作了。这样算来，就只有“LM”随身携带密码本这一种可能了。
侯烈就往这个方向进行考虑——随身带着自是昼夜寸身不离了，那就只有采取醉酒或者下药这两种方式，目的相同，即让“谢先生”迷糊过去，然后从他身上搜得密码本，迅速拍摄后再放回去。这样做的话，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要有灌醉或者下药使他迷糊过去的“自然”而又充分的理由，确保他事前事后都不会产生怀疑；其二，迷糊时间不能很长，否则他苏醒过来后容易产生警觉；其三，取得密码本及拍摄后放回原处这两个时间节点，必须有自然合理之理由把卫士和报务员支开；其四，对于“LM”这样一个高级特工来说，他可能有临时自行配制化学药水鉴别指纹等痕迹的技能，要防止他在醒来后产生怀疑，从而检查密码本上是否有指纹，因此下手时一定要戴上手套。
上述四个条件中，比较下来可能第一个条件最为犯难——需要一个让“LM”有兴趣，或者虽然缺乏兴趣但没法儿拒绝的理由，使他必须参加一次宴请活动。侯烈想到了医馆主人、名医尤友堂，可以让他找一个借口宴请“LM”，鉴于两家的世交关系和地主之谊，“LM”应该不会拒绝。至于宴请地点，最好是在诊所附近的饭馆酒家，这样便于特案组做手脚，掩护他下手。
侯烈把上述构想用密写方式写下，由彭婶传递给尹小白，请特案组研究是否可行，并建议对尤友堂的政治面貌进行调查。
亓舞牧跟梁武道交换了意见，认为要想在不惊动对方的前提下拍摄“LM”随身带着的密码本，只有采用侯烈的建议。遂请联络员老姚联络桂林市委社会部，请他们协助了解尤友堂的政治面貌、个人经历和社会关系。老姚随即和特案组侦查员陈君临一起前往桂林市公安局。
尤友堂是本地名医，民国时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根据初解放时的统战工作需要，这样的对象在解放前夕己经受到中共方面的关注，准备发挥他们的统战作用，中共地下党一般都会提前对这些对象的相关情况进行调查。解放后，这些调查材料统一移交给市委社会部。社会部跟公安局政保部门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老姚和陈君临来到市局后，很快就查阅到尤友堂的材料。
根据特案组的工作性质和纪律，到这时为止，知道侯烈就如何获取“LM”密码本内容的建议的人仅限于亓舞牧和梁武道，陈君临虽然受命来查阅尤友堂的材料，但他并不知道此系何故，没有重点，只能一条不漏全部看完。此类材料因涉及建国伊始的统战大计，是被作为机密保存的，寻常侦查员无法查阅，即使有领导批示，也只能了解被调查人与所调查的案件相关的情况，比如哪个时段的哪件事、涉及哪几个人等，由专管人员查阅材料后给予口头答复，而且有话在先：只能作为侦办案件时的参考，不能直接使用，也不能形成文字记录于卷宗。
不过，华南特案组不在此限，得以阅览全部材料，还可以摘录。但对于资深情报工作者陈君临来说，就查阅这么些材料，其记忆力足够了。返回“华园”后，他直接向特案组长汇报了尤友堂的情况——
尤友堂，六十三岁，四川成都人氏，出生于中医世家，年轻时在峨眉山做过道士，懂医，擅武，二十六岁去昆明，被旧军队聘为武术教官，兼行医。几年后去重庆，开中医医馆，坐堂问诊。1933年，举家迁桂林，行医至今。1936年参加国民党，但并不热衷于政治，对国民党的活动也向来冷淡。但在抗战中表现积极，由于是川中名观拜过名师出身的道士，又是当地名医，在医界、宗教界都有相当号召力，况且自己拥有一定财力，带头捐款赠物，还根据秘方大量配制治疗外伤、内伤、骨伤、时疫的丸散膏药，无偿提供给前方将士使用，当时的地方政府和公开活动的党派帮会都对其颇有好评。广西数家著名省市抗战团体都送去聘书，聘请他出任团体理事等职务，他一概谢绝。
抗战胜利后，尤友堂继续经营医馆，济世救民。尤友堂的子女未曾继承其衣钵，早年分别考取上海、南京、天津的著名学府，毕业后均去英国留学。完成学业后留居英国，去年初结伴回桂林探亲，要把父母接往海外定居。其母欣然赞同，尤友堂却表态：故土难舍，还是容我待几年再说吧。如此，子女就先带上老母去了英国。因其职业和这份经历，尤友堂交游甚广，江湖朋友众多，其中被较多外人所知的是他结拜的三个异姓兄弟，一个是重庆人何承然，一个是杭州人陶应悟，一个是武汉人贾鸣祥，他年龄最小，排行老四。据说老大老二老三都是医术了得独树一门的杰出人才。老三贾鸣祥抗战初期死于日寇轰炸；老二陶应悟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病故；老大何承然一直独身，抗战中期离渝周游西南诸地，于1945年初抵达桂林，受到老四尤友堂的热情接待，兄弟俩多年不见，畅谈甚欢。
其时何承然已经八旬开外，尤友堂念及战乱未止，挽留老大居留桂林，一切由他安排，何承然婉拒。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留下了。在桂林逗留期间兄弟俩每天喝酒，一日三顿，高谈阔论，有时甚至通达旦。这对于一个八旬老翁的健康来说，显然是有损害的。就在他准备离开桂林前几天，突发中风，幸亏抢救及时，中西医联手将其从鬼门关扯回，但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如此，何老大只得在桂林长期住下。何承然为人豪爽，是江湖上出名的慷慨豪客，并无什么积蓄。尤友堂便出资在驿前里购置了一座独门独户的小院落，将老大安置在那里，由其承担全部生活费和医药费。正好何的两个外地弟子闻讯赶来探望，承担起日常护理照料之责，两人轮流陪伴师父，半年一调，
这份材料是地下党在桂林解放前夕收集的，解放后的情况則是由老姚前往“和春国医馆”所在地公安分局和管段派出所了解到的，重点自然是他和“谢先生”的关系一一
“LM”到管段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时用的名字是“谢中庸”，系尤友堂的“义侄”。负责登记的民警回忆，“谢中庸”说话时有浙江一带的口音，侦查员由此推断“谢中庸”跟尤友堂结拜弟兄中的老二陶应悟可能有关系（陶是杭州人），也许是陶老二家族中的小辈或者门徒，但也有可能是假借陶老二之名。不过，不管是真是假，这上面似乎都有文章可做。
亓舞牧和梁武道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首先考虑是否由尤友堂出面宴请“LM”，随即予以否定。此人政治面貌模糊，为人孤僻，即使适合出而，只怕他本人也会拒绝。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LM”是否肯接受义叔在外面宴请他的问题，这不合尤友堂深居简出的行事风格和生活习惯。如果“LM”提出，反正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何不就在医馆进行，尤友堂又将如何应对？如果在医馆内设宴，侦查员化装出现在宴席现场，那“LM”会怎么想？这等厉害的家伙，不可能不产生怀疑。这样一来，就弄巧成拙了。
还有，尽管尤友堂肯定会答应严格保密，但他以前恐怕没干过类似的活儿，没这方面的经验，一旦在“LM”面前露出一丝半点儿的口风，哪怕神情有半点儿不自然，也可能被“LM”看出破绽。
于是，亓、梁两个就把主意打到了结义四兄弟的老大何承然那里。由此老翁出面宴请“LM”，辈分摆在那儿，估计“LM”不敢打回票，而且不管宴席设在哪里，他都得前往。只要他能离开诊所到外面用餐，特案组就有办法让他着道儿。问题是，何老爷子是否肯协助警方出而发出邀请。
亓舞牧就跟老姚说了让何承然老爷子出面请客之事，当然，没说用意。老姚说这件事由我向局领导报告，我想领导肯定会想办法稳妥解决的。
果然，桂林市公安局的领导表示，华南特案组交办的事儿，再难办咱们也得想办法解决。也不知下面是怎么做的工作，反正何老爷子一口答应了。亓舞牧遂派陈君临、老姚两人找了一家距“和春国医馆”不远的有电话机的饭馆，订了一间包房。
何老爷子那边，则让随侍的弟子大刘去见尤友堂，说他有事要跟四弟见个面。尤友堂对结义大哥的礼数一向周到，当下随大刘前往。“LM”去桂林要求加盟义叔医馆之事，系“保密局”的特工专家和美国顾问共同策划。早在一个多月前，由“LM”亲笔所书的一封相关内容的信札就已由专人送往桂林，当面交予尤友堂之手。尤友堂感念业已故去的义兄陶应悟，因与陶家在日寇侵华战乱中断了联系，战后无法再跟义兄的家人续上关系，每每想起，总是唏嘘不已。突然收到义兄弟子的函件，竟是已经继承义兄的衣钵，要来其桂林医馆坐堂问诊，祈望得到义叔的当面指教和扶持，自是喜出望外。这个信息，尤友堂自然要奉告老大何承然的。其时何老大的中风后遗症已经有较大好转，当时就说，待义侄抵桂之后，如果身体情况允许，他要见见这个后辈。
当下，尤友堂赶去跟何老大见面，两兄弟当面说了这事，尤友堂自是赞同，并提出由他来安排宴请之事。何承然已经接受了桂林警方的委托（警方生怕惊到老爷子，用的是市民政局的名义），来人再三要求他对此事的所有情况严格保密，他是一口应允的，所以此刻对义弟的说法是，已有弟子安排妥当，届时你和义侄赴宴就是。
特案组也在紧锣密鼓做着准备。3月9日上午，亓舞牧召集特案组侦查员回到驻地“华园”，把行动方案端了出来。事关重大，这个计划昨晚已经以密电方式呈报华南分局社会部审核。今晨五点，社会部领导回电告知批准实施，要求特案组“务须谨慎，如遇任何意外，应果断停止执行，以勿打草惊蛇为重”。
一干侦查员由外围到核心，对此次行动的种种细节反复推演——
“LM”离开“和春国医馆”后如何布置跟踪监视，一路上应该安排多少便衣，如何化装，准备哪几种交通工具，如果“LM”不按正常的路线走甚至突然改变主意往诊所回返，该如何应对？“LM”抵达饭馆进入包房后，如果预先跟何老爷子说好的出席人数发生变化临时增加（最有可能是尤友堂在桂林的弟子），又该怎么办？最紧要的是，特案组计划以灌酒方式让“LM”迷糊过去，这个过程如果出现意外怎么办？为防打草惊蛇，特案组拟定的出席者是何承然、尤友堂、“LM”以及大刘四人。之前在广州讯问“梅花22”那伙特务时己经了解到“LM”善饮，喜好白酒，酒量在一斤以上，而大刘的酒量则属于“深不可测”，何承然说以前曾亲眼见过这弟子喝下两斤白酒后言谈举止跟平时无异。
因此，正常来说大刘是可以把“LM”放倒的，再说尤友堂也能喝酒，肯定会和“LM”，干几杯。但是，万一“LM”突然提出“以茶代酒”呢？
干这一行的一旦作出此类决定，肯定是有过考虑的，别人一是无法劝得了他，二是过度劝说反倒会引起其怀疑。这种情况下，就该下药了。能把人迷糊过去的西药，特案组的器材箱中有备，中药方子则在其中几个侦查员比如亓舞牧、尹小白、梁武道的脑子里；其实侯烈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老亓说有我们这几位已经足够了，就不惊动他了。如何下手也很方便，特案组侦查员人人都有这种“闪电手”的本领。但最终考虑下来，只有组长亓舞牧干这活儿最为妥帖。在特案组诸侦查员中，只有老亓没在“和春国医馆”门前出现过，敌特中应该没有任何人跟特案组长打过照面。所以，由老亓化装跑堂进出包房沏茶斟酒上菜最稳当。再说老亓以前从事秘密工作时，曾多次化装过跑堂甚至厨师，对饭馆、茶楼那一套很熟悉，料想不会露出马脚。
另外，特案组也不得不考虑，万一百密一疏，发生事先没料到的情况，导致计划穿帮，那就得当场采取抓捕行动了。因此，必须对“桂字04”小组的甄大虎等特务采取同步监视措施；“LM”也可能会把卫士姜葆山带往饭馆，姜当然是不能进包房的，他在店堂里待着也得有便衣盯着，一旦需要当场抓捕，必须在第一时间将其控制。此系迫不得已的下策，是仅比“脱逃漏网”好一点儿的结果，但也得做好预案。为此，特案组还安排了之后羁押一干人犯的场所。
行动时间定于3月10日晚。3月9日下午，亓舞牧指示尹小白将行动计划通过彭婶传达给侯烈。
这两天，“LM”对侯烈还是一如既往地随和客气，甄大虎一天早晚两次来见“LM”，估计是汇报外面的动静以及准备接受“LM”下达的任务。侯烈每次跟甄大虎见面，两人都是微笑招呼，扯几句“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闲话。
对于自己的这般“悠闲”，侯烈心知肚明，那是因为“LM”对自己还不是完全放心，正处于举棋不定的当口儿。当然，可以想象台湾方面对其按兵不动肯定非常恼火，估计催促甚频，“LM”现在心里应该也是颇受煎敖。使侯烈感到奇怪的是，这种情况下，“LM”表面上竟然还能如此气定神闲，也没见他指令甄大虎去干过什么（如果甄大虎一伙有动静，老亓肯定会及时告知），这有点儿不对头啊！莫非“LM”袖中另有乾坤？
侯烈继续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捋：如果“LM”确实袖里另有乾坤，他应该已经着手对自己的底细进行调查了。怎样调查？这主儿是从广州来桂林的，已经查明其在广州时藏匿于“梅花22”一伙盘踞的“平安行”。而“平安行”已经被我方给端掉了，正是由于端掉了“平安行”，才发现了“LM”的去向，才有了如今特案组在桂林的排兵布阵。因此，“LM”要调查唐瞎子身份的真伪，一定绕不过“平安行”。如果“平安行”不再营业，那就不必另外进行查证了，“LM”这边立刻就会做出反应，一一转移。
上述思路属于秘密情报工作的惯常思维，敌我双方都是按照这套路数行事的，可之前特案组在制订卧底计划的时候为何没有考虑到呢？事后，特案组对此进行过检讨，不止一个侦查员说他们脑子里冒出过这个念头，但由于当时制订卧底计划的目的是一旦侯烈顺利跟“LM”接头，立即采取逮捕行动，大家在潜意识里认为这个问题已经没必要考虑，也就没人提出来。后来根据上级指令对原计划进行修正，侦查员都在紧张地执行各自的勤务，没再往这方面去想。即使有谁想到，也不会去跟领导开口说此事——特案组的行动一旦展开，那就与军队执行战地勤务一样，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既然没有举行全组会议或者领导个别征求意见，那就没有开口发言提建议说担心的平台，只能保持沉默。否则，七嘴八舌人人有建议随时可以提出，那就是动摇领导决策之举，在军队属于违纪行为。再说，作为下级，你又怎么知道领导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呢？
话说回来，即使上级考虑到，也没法儿预防。除非把“梅花22”从看守所送回“平安行”，让他们像未出过事那样照常营业，我方派员监督。这种做法在谍战中偶尔是有过的，但有前提——涉案敌特的罪行并非特别严重，自首或者被捕后立刻彻底坦白，并有悔罪立功争取从宽的愿望，方可予以考虑。而“梅花22”一伙根本不具备上述条件，仅史重迁、袁守量故意杀人就已是重罪，况且我方抓捕时又暴力抗拒，致使我方多人受伤（当然他们也伤得不轻），属于穷凶极恶之徒。这种对象，不可能考虑“使用”即使想使用也用不了——哪见过商铺自老板、账房到伙计、小厮一个个都绷带裹头、三角巾吊臂、腿上打着石膏还硬撑着开门迎客的？让便衣代替也不妥，“LM”派去窥探的家伙回去一说外形相貌，还不是立马穿帮？
考虑至此，侯烈又把思路转到“LM”会派何人前往广州窥探“平安行”。首先排除了甄大虎那一伙，侯烈深知特案组的工作思路，像老亓这样精细的人，肯定早就布置把甄大虎以及国医馆（包括主人尤友堂以及其他几位郎中）盯得死死的，“LM”如若安排这些人去广州，肯定立刻就被察觉了。从“LM”的角度来说，如果他具备高级特务的职业素质，也不会派甄大虎这些人去，甄大虎每天都在诊所出现，在反特人员眼中，那无疑是非常明显的目标，很容易被人盯上，肯定是不能用的。那么，他会派谁去呢？
“LM”手下只有两个直属嫡系，姜葆山和郁庆邦。可侯烈知道，连同“LM”在内，这三人这几天都没有离开过诊所。
那就只有从不出诊所也能接触到的人来考虑了。想到这里，侯烈一个激灵：彭婶的丈夫老王王显林这两天怎么没在国医馆露过面？平时他不是一天至少要来两三次的吗？难道“LM”物色的对象竟是他？随即联想到老王的那辆摩托车，寻思看来八九不离十啦！
桂林到广州相距千里，以建国伊始的公路路况，机动车打个来回加上途中盘桓停留的时间，一般需要三天。侯烈回忆下来，最后一次见到老王是前天午后，他载客到附近后，照例顺便来诊所看看妻子，如果有彭婶干不了的活儿，他就帮着料理了。当时正是午休时间，老王在诊室坐着，好像“LM”也在那里，他每天午后都是在诊室看报纸的。对了，应该就是这个时间段，老王驾车离开诊所后，直到现在也没出现过！前天是3月7日，老王驾驶摩托车去广州跑一个来回，最迟明天傍晚前就能返回桂林了。怪不得“LM”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架势......
侯烈出了一身冷汗，寻思得赶紧把信息传递出去，距老王返回还有一天多时间，老亓还来得及采取措施。
鉴于老王是特案组临时交通彭婶的丈夫，侯烈出于谨慎，不敢就此事动用这位临时交通。他自己的行动虽说并未受到限制，但他知道，自己始终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下，如果离开诊所大门去外面，哪怕只转悠短短数分钟，也会被受“LM”指使的姜葆山或者郁庆邦察觉。可是，侯烈眼下就只有彭婶这么一个交通，不动用彭婶，又怎样才能在不出门的前提下达到传递消息的目的呢？
二十一、 终获破局
先把侯烈往旁边放一放，回过头来说说陶省惕。国医馆主人、名医尤友堂跟其义兄何承然见过面返回诊所后，跟陶省惕说起义伯提出宴请之事。陶省惕落网后的供词中，对“保密局”的情报工作没有做到家表示极为愤怒。
之前，陶省惕的老爸陶应悟于抗战胜利后不久在杭州病殁，当时陶家跟何老大、尤老四已经断了联系，无法报丧。稍后，他被毛人风招到麾下，按照规定写自传时也是这样写的。到了台北，“保密局”策划派遣其潜赴内地执行使命，派员专门跟他谈话，照例要了解他在内地的社会关系，他的说法跟以前一样，但出于谨慎又补充说，请局本部对这些社会关系是否有变化进行核实。当时，那位有少将军衔的上司听着频频颔首，连说“当然”，让他“尽请放心”。陶省惕也就真的放心了。
“保密局”的确进行了调查，准确无误地查到了尤友堂在桂林开“和春国医馆”，但何老大也在桂林之事却没查到。因此，他抵达桂林后（担心被查出底细，陶省惕不敢以陶应悟之子的身份投奔尤友堂，而是谎称系陶应悟的弟子，名叫“谢中庸”），就没有提到义伯，而义叔尤友堂不知怎么也没有说及此事——也许他认为“谢中庸”毕竟不是陶应悟的亲子，跟何老大的关系有点儿远；再者，之前何老大已经表态，如果身体情况允许，要见见这个后辈，但后来何老大没有再说起此事，所以他认为不必急于一时，也就没有提及。
现在，尤友堂突然说起义伯何老大已在桂林养病四年，还要宴请他，陶省惕下意识觉得此事似有反常之嫌，曾想到过婉拒或者变相婉拒（比如答应后故意制造障碍作为暂缓赴宴的借口），却又有些犹豫。因为义叔为他提供了正当职业和藏身之所，义叔的面子不能不给；而那位义伯，虽已老迈且疾病缠身，但其在中国西南诸省江湖上的影响依旧存在，绝对是不能得罪的。一时想不到合适的推脱之辞，他只能答应赴宴，但心里又总是觉得不托底，最后决定：赴宴是赴宴，但不能喝酒，只可以茶代酒，这一条是底线！
陶省惕把这话对义叔说了，尤友堂觉得这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况且何承然并没刻意交代过届时要喝酒，当即点头表示赞同。稍后大刘来听回音时，他也没提起。
转眼就是3月10日。陶省惕已经对赴宴设置了底线，对此也就不去耗费脑细胞了，把心思都放在了王显林身上。屈指算来，到今天午后已是第三天，整整七十二小时，去广州打个来回应该回来了。从上午九点多开始，他一边貌似心无旁骛地给病人搭脉诊病，一边留意外边是否有摩托车引擎声响。可直到中午，老王也没出现。这下陶省惕有些着急了，难免要往“出事”方面去想，暗忖如果是出了车祸那倒还好，死了等于封口，伤了也不至于惊动途经地公安局，老王随身带着路条，交警不会平白无故怀疑他在客串“地下交通”；担心的倒是他途中跟人发生纠纷，打架伤人什么的，万一折进局子，只怕经不住警察的讯问。曾听彭婶跟人唠叨过其夫喜好饮酒，可酒量有限，喝过量了经常动不动发脾气。尽管他叮嘱过老王路上不要喝酒，可架不住老王阳奉阴违。想到这里，陶省惕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
同一屋檐下，侯烈的内心也无法平静。昨天，他绞尽脑汁反复考虑如何不经彭婶之手把消息传递给尹小白，可就是找不到传递信息的载体。他曾考虑过在前院以肢体动作暗示外边监视的侦查员主动进入国医馆“看病”，转念又放弃了。后院肯定有人监视着他，突然来个肢体动作实在过于显眼了；即便尹小白他们真的化装进入诊室看病，他也没法儿跟人家接触——以他唐瞎子的身份，未经招呼是没有理由进入诊室的。
实在想不出法子，侯烈只好返回后院。彭婶正在后院的月亮洞门外一侧墙角制作缸炭，侯烈见劈好的木柴不多了，就去帮她劈柴。就在这时，随着突如其来的一阵狂风，前院发出“轰隆”一声。彭婶赶紧奔出去查看，片刻即返，说前院的凉棚被风吹塌了一个角。尤先生也闻声出来，听彭婶一说，不由皱眉，说得赶紧加固，否则只怕整个凉棚都要倒塌了，问“唐先生”可否帮忙。侯烈眼睛倏地一亮，说容我换身衣服，马上过去。彭婶则忙着去搬梯子。
片刻，侯烈换了一套黑色帆布衣裤，戴了顶鸭舌帽，匆匆前往前院。彭婶已搬了架梯子放在那里。姜葆山也赶来了，正摆弄梯子，像是要爬上凉棚。侯烈说声“我来”，从彭婶手里接过工具，插在腰间，就踩着梯子上了凉棚。姜葆山站在下面仰脸看着：“唐先生小心，慢一点儿没关系。”侯烈知道这老特务就是监视他的主儿，此刻自是来“执勤”的。他嘴里答应着，心里却在暗笑，因为他一登上凉棚顶，就已经向外面发出了暗号。这个暗号事先没有跟尹小白他们约定过，他不可能未卜先知，有个摩托车手老王可能会给特案组添乱。这个主意是侯烈急中生智临时想出来的。
刚才彭婶去搬梯子匆匆离开，侯烈说去换衣服，随手捡了一小块散落在地上的木炭。换好衣服后，他用木炭在自己的左手掌上写了一个粗体的“王”字。踩着梯子攀爬时，就趁机向外面展示了整个儿左手掌；上到凉棚顶上，又如斯亮了三次。他相信，尹小白他们肯定已经通过望远镜看到了他手掌里的这个字。
接下来，侯烈就等着尹小白的回音了。可是，转眼一个昼夜过去，特案组那边却没有任何动静。这下侯烈吃不准了，暗忖这是怎么回事？是发现了我发出的暗号，已经把事儿料理妥当消除隐患了，只是还没通知我，还是在那个短暂的时间节点，望远镜正好在哪个冒失鬼手里，眼睛盯得疲了，没留意到我手掌里写的字？
就这样，陶省惕和侯烈两个忐忑地捱过了一下午。
傍晚五点医馆关门时，侯烈突然听见外面传来一阵熟悉的摩托车引擎声，渐行渐近，直至后院月亮洞门外，戛然而止。他从窗帘缝隙里向外张望，看见风尘仆仆的老王正在停车。其妻彭婶听见声响，放下手头的活儿从厨房里出来。稍停，“LM”从前面诊室下班返回，跟老王说了几句什么，然后三人一起去了旁边和厨房连在一起的餐厅。
面对这种情况，侯烈反而平静下来，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与此同时，已然在饭馆里做好准备的特案组长亓舞牧的心情依旧忐忑着。
今晚的鸿门宴定于六点半开始，特案组一方参与行动的一干便衣已经进入预定位置，为防万一，特案组还通过联络员老姚请市局临时调集了三十名便衣，隐藏在饭馆四周，形成了对饭馆的包围圈。亓舞牧化装成跑堂，不但形似神似，说话也是地道的本地跑堂用语（这几天他连做梦都在练习），手托装着菜肴汤水的菜盘在店堂里穿梭，把饭馆里的老师傅都骗过了，还以为他是哪个大馆子跳槽过来的伙计。可惜尹小白不在现场，否则他肯定不服，会有跟老亓“比试一番”的念头。
不过，亓舞牧貌似轻松，心里却一直七上八下。此刻他最担心的是“LM”突然变卦，随便找一个借口（比如身体不适），不来饭馆了，那还真没法子应对。尽管有句话说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但那是宣传口的用语，在秘密工作中并不怎么适用。
五点半，饭馆老板孙思愚匆匆来到二楼，对亓舞牧打了个手势。老亓立刻随其下楼，去老板室接听电话。这个电话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亓舞牧才喂了一声，对方即四个一组说出一串阿拉伯数字，然后挂断了电话。
从老板室出来时，亓舞牧已经把跑堂装束换成了便服，看得正在楼下忙碌的饭馆伙计个个愣怔，寻思夜市刚刚开始营业，这个新来的跑堂怎么撂挑子不干了？不过，现场一位已经坐在一副座头上翻菜谱的“冷脸食客”却是一看就懂，立刻向店堂里其他化装成食客的侦查员发出了“取消行动”的暗号。
转眼间，特案组侦查员以及参与行动的便衣全部离开现场。稍后，尤友堂及其义兄何承然师徒乘坐一辆借用的私家小轿车到达饭馆，几乎是同时，“LM”也坐了一辆三轮车独自抵达。
精心策划的行动因亓舞牧接到了一个极为短促的电话而取消，这电话是谁打来的？那组数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答案是：电话是侯烈拨打的，那组数字是事先约定的暗语，意思是“问题解决了”。问题是怎么解决的？这要从侯烈昨天下午加固诊所凉棚时发出的暗号说起。
其实，侯烈的担心是多余的。亓舞牧把侯烈对外联络的线头交予黑仔尹小白主持，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是一个看似不显山不露水的岗位，却对完成卧底使命有着重要作用，事关任务的成败和侯烈的安危。为此，亓舞牧还征求了副组长梁武道及陈君临、麦善谋的意见。梁、陈、麦都认为，在特案组侦查员中，尹小白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为使小白同志认识到这项使命的重要性，亓舞牧是以特案组支委会的名义向尹小白下达任务的，郑重道明以尹小白为主，张百行为辅。
尹小白倒没有那么郑重其事，还像平时那样，“我去做，没问题”，然后是“不过我有个条件”。黑仔的条件是：这一拨人员得由我自己挑选，外援便衣每个人都得面试。
亓舞牧自是没有意见。之后，尹、张两人反复查看国医馆以及周边区域的地图，又化装前往现场进行实地踏勘，最后提出要十六人执行该项使命。其实张百行对这个人数是有异议的，说特案组眼下可以调配的粤警桂警便衣一共才四十人，咱们一下子要了十六个，太多了吧？尹小白说这是最基本的，没准儿回头还得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哩。兄台放心，老亓肯定答应，人员不够，他会临时请求地方增援的。
回头跟特案组长一说，亓舞牧果然立刻同意。尹小白连夜面试，对各人的跟踪、蹲守、观察力以及身体状况都一一问得很仔细，最后退回了一个男便衣，调换了一名桂警女性便衣，以备应付化装跟踪时的意外情况。这些被尹小白选上的便衣，十有八九都比他年龄大，有的足可列入父辈，但他们跟黑仔打过交道后，无不暗叹小白是“天生干这一行的翘楚”。因此，对于尹小白的调遣、指挥，这些便衣都愿意听命服从。当然，像尹小白这种个性，谁都跟他好相处。如此，这段日子大伙儿不论是监视还是跟踪，尽管都夜以继日累得人仰马翻，工作积极性却是始终高涨，也没有出过什么差错。昨天侯烈上凉棚时，在梯子上把手掌一展示，正在监视的桂警便衣黎连阳就瞅见了，一声惊呼“快看”，话音未落，正倚在一旁打盹儿的尹小白闪电似的蹿到离他最近的女便衣小薄旁边，身体定位的同时，小薄手里的望远镜已经到他手里了，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侯烈手掌上那个用炭写的粗体的“王”字！
尹小白对医馆里每天固定出人些什么人、互相之间的关系都已经了解得清清楚楚，一看这个“王”字，马上就想起一位，那就是临时交通彭婶的丈夫。当下一个激灵，下意识地联想到彭婶，寻思若是彭婶也有问题的话，那特案组上演的这出戏岂不要砸锅？想到这儿，尹小白一跃而起，说你们几位继续盯着，有事随时电告“华园”，我出去一趟。也不说去干什么、去多久，径自下楼出门而去。
这一去，自是奔驻地了。亓舞牧一听，也是一个激灵：“王？那就是老王王显林吧？这人这两天在干什么？”
尹小白说：“幸亏侯哥提醒，我才想起来，老王好像已有两天没露面了。”
老亓不由得瞪眼，语气也严厉了：“现在才想起来？还‘好像’？”
其实，因为老王不是监视对象，每天的监视记录中是不反映此人动向的，这也是尹小白“才想起来”的原因。尹小白平时油嘴滑舌，显得比较散漫，但在节骨眼儿上，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决不狡辩，于是马上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便说这都是小白的错，组长脑子里记下就是，账回头再算吧。咱们先分析分析侯哥发暗号的事由，我一路上琢磨，老王会不会受“LM”雇佣，去广州窥探“平安行”史老板一伙是否平安了？如果平安，还在正常营业，那侯哥的身份就没问题，反之，那侯哥就穿帮了。
亓舞牧认为尹小白的分析有理。这样看来，老王并非被敌特收买，而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雇于“LM”跑一趟广州。彭婶应该没有卷入，她是桂林市局挑选的临时交通，肯定对其方方面面都了解过，确信可靠才推荐给特案组的。那么，往下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尹小白已经考虑过了。老王骑摩托车跑一趟广州，打个来回两千余里地，路况不理想，途中可能还会遇到修路、堵塞、临时封道让执行重要任务的军车优先通行什么的，再加上途中歇脚以及在广州盘桓的时间，至少得三天。这中间，来回都必须在梧州过夜，否则，单身骑着一辆摩托走夜路不安全，也容易被巡逻队拦下盘查。
所以，往下可以采取两步进行：一是立刻请广西省厅出面，紧急电令梧州公安出动警力，在广州来车进梧州市的必经道口设卡，发现相同车牌号（在桂林市局能够查到）和骑手似老王的，立刻连人带车一并扣下，单独看守，不准讯问，确保安全；二是即派张百行率两个便衣驾驶一辆军用卡车前往梧州，一路上注意是否会遇到老王，如未遇到，那王肯定被梧州方面拦扣了，抵达后立刻带回桂林讯问。问明事实，若真如刚才所料，就让老王将功折罪，按照咱们交代给他的话回复“LM”就行了。
亓舞牧当即拍板：“就这样办吧。你回去马上通知小张出发，广西省厅我请老姚协调。”这件事接下来的走势就没有悬念了。王显林被梧州公安拦截后，于今天上午八时许由张百行用一辆军用卡车连人带摩托押回桂林。讯问时，因亓舞牧、梁武道对桂林话比较陌生，请联络员老姚到场翻译。王显林方知自己惹了麻烦，政府可以法办他，顿时吓得魂不附体，一五一十供述了“LM”雇佣他前往广州窥探“平安行”的经过。亓舞牧对他说，如果不想坐牢也简单，遂让麦善谋向他交代回头该怎样跟“LM”交差。
往下，亓舞牧就回“华园”准备晚上的行动去了，留下麦善谋向王显林灌输“平安行”正常营业时该是怎么样的情景，包括有些什么货物，具体陈列于店堂的哪个位置，老板、店员又长得怎生模样，等等，都让他熟记于心。
本来，王显林午后就可去诊所了。但他昨天被捕后到现在一直没睡着，只是途中在军用卡车上打了个盹儿。谈话结束后，麦善谋让他睡了一觉，将近五点方才把他叫起来，又给他温习了一遍功课，帮他化了个灰头土脸风尘仆仆的装，这才让他骑车前往诊所。
“LM”哪里想到王显林竟会失手，听其如此这般一番回复后，问了问“平安行”史老板的年龄长相，账房先生如何如何，还故意问：“店堂里有个整天坐着搓绳子的婆婆跟你说话了吗？她是很饶舌的。”幸亏事先特案组帮老王临阵磨了磨枪，这个老实人没有上当，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没有看见这么一个婆婆。”于是，“LM”相信他忠实执行了任务，自是有一番精神和物质方面的感谢。
然后，“LM”就召侯烈谈话了。侯烈已经做好了当场翻脸的准备，不过，前往后院“LM”书房的途中，他看见卫士姜葆山正在院子一侧的井台上光着膀子做每天必修的冷水澡养生功课，顿时心里一松。如果真要冲他下手的话，这三个敌特中，只有姜葆山可以跟他较量一番——料想他们不敢开枪。现在姜一副轻松的样子，想来自己是过关了。
果然，进门后，“LM”直截了当下达了任务，让他晚上早些休息，明天上午驾着老王的摩托车带上王的路条出发，前往百里外的恭城，以“中华民国国防部特别视察官”上尉副官兼特使的名义跟三个“党国同志”接头，传达“LM”的指令：随时做好起事准备，需要补充的武器弹药、装备器材、委任状、活动经费等的清单，交“唐副官”即可，具体空投的时间、地点，在总部决定后会通过原渠道告知。
事后得知，这三个“党国同志”，就是前面说到过的台北总部电令陶省惕“予以鼓动打气”的来自荔浦、金秀、蒙山三处匪伙的代表。陶省惕在雇佣王显林前往广州窥探“平安行”平安与否的情况后，即向台北总部发密电，要求通知上述三地相关“党国同志”指派代表前往恭城，等候他“视察接见”，获得总部同意。现在，就派“唐副官”前往会晤，以便让台北总部知道这边已经动起来了。“LM”还关照说，估计这三位代表会赠送广西特产华南虎皮、虎骨、珍贵药材等礼品，注意坚决不收，倒不是别的意思，而是这类东西不便携带，一旦遭到军警盘查，容易引起怀疑。
一应事项交代完毕，“LM”说老唐你在国医馆闷了多日，现在可以出去遛遛了，说着递给他一沓人民币。然后，他就去换衣服，准备去赴义伯何承然的宴席。
侯烈借出门之机，致电“华园”驻地汇报情况。离开借用电话机的那家工厂门房时，发现马路对面停着一辆三轮车，借着路灯光一看，车夫竟是张百行。四下扫视，无可疑对象盯着，便穿过马路上车而去。
稍后，侯烈跟尹小白在距“和春国医馆”两条马路之隔的一处民居——桂林市委社会部的工作密点——见面。时间紧迫，两人顾不上寒暄，侯烈把最新情况说了说。尹小白估计亓舞牧会派人去恭城盯着那三个匪伙代表，便跟侯烈约定了表示是自己人的手势暗号，免得当面接触时造成误会。
次日清晨，侯烈驾着老王的那辆摩托车前往恭城。
一个多月前，恭城刚粉碎钟祖培为首的暴乱时，军警对社会治安控制得很严。稍后，为了对逃窜瑶山的暴乱残余分子进行心理战，需动员钟祖培等匪首的旧部、亲朋好友出面，这些人中不乏此次暴乱中漏网的匪类及其他没有参加暴乱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土匪恶霸和帮会人士，考虑到这些人在协助开展心理攻势时，肯定需要频频往来城乡，如果被军警巡逻队拦截下来，显然是经不住盘查的，多半要被扣留下来进行审查。为顾全剿匪大局，我方对恭城的旅馆等公共场所的检查就松了下来，当街拦截盘查则基本停止。2月27日，钟祖培下山向我方自新后，恭城县随即成立了一个“招抚委员会”，委任钟祖培为主任，我方县长田继舫为副主任，负责招抚其他尚躲藏于瑶山的特务残匪。为防止吓着前来投石问路的特务土匪，最近的治安管理更为宽松，侯烈从桂林到恭城一路上没遇到军警。他在城里一家照相馆顺利接上头后，即被引往一户深宅大院。那三个匪伙代表已经先行抵达，见到侯烈，尽管有负责接头的照相馆石老板作证，双方还是一本正经互相报出接头暗语。然后，才放松下来，侯烈出示了“LM”给他的委任状，那三位立刻立正行礼，状极恭敬，一口一个“唐副官”。石老板按例回避后，“唐副官”听取三人对各自匪伙情况的汇报，收下了他们开列的要求台湾方面提供支援的物资清单，又装模作样说了几句给他们鼓气的话。
深宅大院的主人姓孟，系越南华侨，恭城解放前夕去了越南，把房产委托给连襟殷某管理。殷原是警察局股长，抗战胜利后回家赋闲。这人本身不是特务，但跟原“军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遂做主把房子无偿提供给“保密局”潜伏特务使用。这里是“保密局”设在恭城的一个交通站，跟白崇禧控制的钟祖培那伙是互不相关的两股匪特。钟祖培发动暴乱时，他们一伙没有参加，之后我方肃特清匪，也没留意过这座深宅大院。殷某以代理主人名义住在这里，但对特务活动并不参与，只负责有偿提供伙食、住宿。那三个匪伙代表是昨天先后抵达的，已经住了一宿。原打算还住两三天，上街转悠转悠，但侯烈跟他们谈话后，一起吃过午饭，即命他们离开恭城各自回去，等候台北方面空投物资。三匪返回各自地盘时，都不知道己被我方给盯上了。侯烈没有马上离开。下午，他上街去溜达了一圈，用“LM”给的钱买了几包不同品牌的香烟和两盒火柴。回来后，把三个家伙开列的清单中的武器器材数量换算成香烟、火柴，分别装好，然后把清单付之一炬。当晚，跟殷某喝酒，问了些恭城暴乱之事，以及目前钟祖培等人的情况。
次日，侯烈返回桂林，把香烟、火柴拿出来，看着品牌、数量一样样如数家珍般地把各匪伙需要的武器、器材等物资一一报出，至于他们提出的经费金额和要求封官的人数、职衔，他已牢记在脑子里，当场说了个清清楚楚，最后又向“LM”汇报了关于恭城暴乱以及钟祖培等匪首目前的情况。侯烈向“LM”解释，之所以把清单烧毁，是生怕返回途中遭遇军警巡逻队盘查搜身。这一手让“LM”大为欣赏，竟有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随即又有些得意，毕竟这个“唐副官”是他亲自发现并破格录用的。当晚，“LM”即向台北“保密局”总部发出密电，报告此次视察情况。
当天下午，侯烈上街溜达，在事先约定的密点跟尹小白见面，把恭城之行的情况说了一遍，尹小白即报亓舞牧。
“LM”如果知道侯烈这一趟差竟然起到了获取密码本的作用的话，只怕会有种“买块豆腐撞死”的极度懊悔。特案组派出的侦查员和便衣跟踪那三个匪伙代表分别去了荔浦、金秀、蒙山三地，弄清楚三股匪伙的大致藏匿点，即刻通知广州，华南分局社会部又将此情报转给军方。军方的密码专家之前对拦截的台北与“LM”之间的来往密电做了大量破译工作，虽然尚未成功，但已掌握了其中的一些规律。现在，有了上述这些准确的综合情报为参考（诸如地点、人员、物资种类和数量等，均为破译密码的重要参考），破译工作因而获得了重大突破。
这是亓舞牧事先估料到并寄予很大希望的情况，所以他在3月10日傍晚接到侯烈的消息，得知“LM”已向其下达任务后，立刻决定中止拍摄密码本的行动。
二十二、 尾声
1950年3月7日，华南特案组接到上级密电，命全组除侯烈同志以外的侦查员、报务员及粤省便衣一并返回广州，将另有任务下达；对“LM”的监视移交广西省厅，侯烈继续卧底，关系仍在特案组不变，由桂省公安厅负责其工作的协调和安全。
同一天，侯烈奉“LM”之命，携甄大虎前往河池。此行又获得了残军、土匪各一股的信息，返回桂林后，侯烈秘密送出的情报移交军方。军方专家终于完成了“LM”密码本的全部破译工作，通过破译的密码掌握了广西部分国民党残军、土匪的情况，对之后的剿匪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史籍记载，广西的剿匪斗争分为三个阶段，其第一阶段从1950年1月开始至9月，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追歼残敌（国民党残军）、镇压暴乱、进剿股匪，该阶段取得的不凡成果与公安部门的大力配合特别是对敌匪特的情报工作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高级特务陶省惕的谢幕令人愕然——特案组离开桂林后，陶省惕又做了大约一个月的中医，突然向诊所主人辞行，说要去广少日发展。他离开诊所时，姜葆山、郁庆邦、侯烈随行。其实，陶省惕并未离开桂林，只不过接受台北总部的指令，让其出于安全考虑，把电台搬个地方。他想想也对，寻思干脆连人一起动一动，在请示总部获准后，按照台北的安排，转移去了桂林文昌桥畔的私营“顺仁米厂”。“LM”由郎中摇身一变成了米厂的账房，报务员郁庆邦做了司磅员，姜葆山、侯烈是扛米包的普通工人，度由陶省惕指挥的“桂字04”小组则回归原建制。
陶省惕继续坐镇桂林，遥控部分残军、土匪与“保密局”的联络。我军方出于战略考虑，尽管破译了其每次与台北通电的内容，但为防止泄露密码已被我方破译的机密，对有“LM”参与联络的残军股匪，严格控制击溃和歼灭的比例，以免引起敌方怀疑。事实证明，这个措施是成功的，据后来获悉的敌方内部情报显示，台北方面对“LM”一直非常放心。
哪知，桂省没出事，广州那边却发生了意外。6月下旬，有个知道“平安行”底细的已经脱离敌特组织的前特务分子韩某，路过“平安行”时发现该行已经关闭。本来，关也好，开也好，跟这主儿没有任何关系，可这家伙是个好事之徒，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竟然停下来去向邻居打听这是怎么回事。邻居中有人多嘴，把史老板一伙春节后被抓走之事说了说。韩某两天后跟以前几个朋友一起喝酒，为表示自己消息灵通，把此事透露了出去。不想在座有人是不在编但背后有特务指使有偿刺探各种情报的主儿，于是，这个信息很快传到了台北。之前曾说过，“梅花22”是“保密局”在羊城埋下的一枚棋子，不用时“冬眠”，需要时激活。“LM”2月份抵达广州前，该棋子第一次被激活。“LM”去桂林后，因需要招聘唐瞎子，曾请台北总部与其联系过。那次之后，“保密局”与其的联系是每月一次，保持通讯畅通就是了。那几次联系都是由原报务员庄炳祥上机，由公安人员监视着操作的，以防换人后操作手法异样被敌方察觉。现在，台北总部获悉这样一条情报，不禁大为惊讶，当即电令“LM”停止活动，全体速赴香港。陶省惕对此自然不解，但命令必须执行。想想家眷都在台湾，回去当然是好的，就怕去香港是述职，述完后仍得来内地，那就不妙了。
不过，陶省惕想多了，述职的事已经不劳他挂心了。他和姜葆山、郁庆邦、侯烈四人回到广州，准备按来时的办法偷渡出境，不料长途汽车刚进站，就被军警团团包围，四人一齐被捕，押解市局。侯烈当然即回特案组，陶省惕三个则手铐脚镣，单间关押。
同一天，广西方面也对潘福成（潘老板）、甄大虎、倪冬生、陈咏、郎仕晖、阴鑫旺以及“顺仁米厂”老板羊三鸣、恭城殷一俊等涉案人犯予以收捕。
1950年9月下旬，广西省、广州市分别对涉案罪犯作出判决：史重迁、袁守量、龙吞云、费耀祖、穆逸云、甄大虎、姜葆山被判处死刑，其他人犯分别判处七年至无期徒刑不等；陶省惕被捕后押解北京，次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