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八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八
原创 思目（jocole） 
八、冲破黑暗 走向胜利（上）

在刘少奇组织随行人员进行调查期间，山东分局及军政委员会也没闲着，抓紧时间按照中央的相关指令，对山东的各项工作进行整顿与调整。
4月4日，山东分局军政委员会依据中央军委关于山纵改为山东军区的指示，做出四项决定：一是原则上每个军分区编一个独立团——平原地区每团一千人，山区每团一千五百人。二是将冀鲁边军区并入清河军区，下划为四个军分区；胶东军区同样下划为四个军分区，以第五支队司政机关为军区司政机关，并指挥第五旅；鲁中军区暂由山东军区兼任，下辖三个军分区；滨海军区由山纵二旅兼任；鲁南军区合并为两个军分区。三是明确指挥与领导关系。四是对后勤工作做了规定。
4月5日，向各部队通报师部及教二旅精兵简政以及生产自救和帮助群众的救灾情况，并上报中央军委和集总。强调指出：“精兵简政是抗战进入更激烈、更艰苦阶段的战略任务，是个精细、细（严）密的组织工作，要有各种工作密切配合，从各方面着手才能全部实现起来。粗枝大叶，不深入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想做到精兵简政是不可能的。”（注1）
4月26日，刘少奇亲自主持召开山东分局扩大的座谈会——朱、罗、陈、黎四位委员，扩大到萧华、陈士榘。尽管经过前期调查已基本掌握了山东问题的主要症结，但刘少奇认为与其“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因此在连续数天的座谈会上，要求每个领导同志聚焦问题、深刻剖析，从党性原则和党员修养的高度，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大局，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深处查源头、挖根子、找原因。
分局扩大座谈会结束后，刘少奇于28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情况及对山东工作的意见：“山东工作主要成绩是发展了党，建立了队伍，……，取得了一些领导权，支援了华中。但山东工作有严重缺点，就是本来可以取得的某种一般的优势但没有取得，以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劣势，陷于被动的两面作战的困难局面。根据地极不巩固，基本群众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起来。在统一战线上有原则错误，领导上过右，下面又过左。在党员干部中群众观念非常薄弱。党内还存在无原则斗争的现象。错误的责任由分局负担，主要是对中央服从不够，自以为是，英雄主义。”（注2）

经过三天座谈以及刘少奇的耐心开导及批评与自我批评，与会者的思想初步取得了统一，认识到其时山东困难局面的形成，除了日伪顽势力强大等客观原因外，主观上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一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准确、不客观。二是群众工作不深入、不彻底，减租减息政策没有真正的贯彻下去，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三是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力。有的同志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此外，山东分局在领导上发扬民主作风与集体领导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没有坐下来认真讨论。党内还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
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并没有“和稀泥”——要求每个领导同志都要从党性原则和党员修养的高度，从中国革命和抗战的大局，严肃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思想深处查源头、挖根子、找原因。而且提出的批评也是十分严厉的——“如他指出：某领导同志‘存在着不民主、不商量、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的现象，不向群众学习，夸大、好高骛远，而且对上级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服从不够’；‘在领导机关中产生着官僚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对情况不了解，没有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等等。”（注2）
如果说，上述这些描述尚比较抽象、不够明确的话，还可以通过黎玉的相关回忆来作进一步了解：
“一是对形势的判断问题。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我党组织扩大，我军从无到有，飞跃发展壮大，根据地也从无到有不断发展，这是实事。但对党中央1939年指示在山东争取优势的任务没有实现。军事上和敌人比，日军4万、伪军10几万，我是劣势；和友军比，友军主力四五万，加上顽军共10余万，我也不是优势。但有的同志对敌、友、我各方面的情况，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不作认真分析，不做踏踏实实艰苦细致的工作；而主观认为我已取得初步优势，盲目乐观，太平麻痹，机关庞大笨重，形式主义，说多做少，满足口号。因此在敌人“扫荡”和顽军夹击下，我们被动应付，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二是群众工作问题。过去一般发动与组织了各阶层群众，开展了抗日活动，在救济、优待抗属、合理负担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部分地改善了群众生活；但基本群众、贫农雇农没有普遍深入地发动组织起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的政策没有真正贯彻下去，基本群众的生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由于基本群众还没有从切身利益上关心党的事业发展，充分发挥积极性，我党我军和群众的联系，就象水上浮萍，不巩固不密切。由于在农村基本群众的优势没有树立起来，各群众组织、政权建设、群众武装、党的基础就不巩固。其他阶层也不能很好的团结与合作，根据地不巩固，经不起敌人扫荡摧残。我党我军没有牢固的依托。”
“三是统一战线问题。过去对友党友军做了大量的疏通工作，联合他们共同抗战也有成绩。但党的统战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有的同志片面强调联合，忽视斗争或斗争不力。因此不仅联合不巩固，而且使我们丧失了许多发展壮大自己的良机。譬如我们放手大胆独立自主建立政权太迟，长期寄人篱下，有的地方国民党县长逃跑了，我们还把他请回来，帮他建立政权，发展武装，他们掉过头来反对我们。再如有的山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们已经占领，开展了工作，而为了“联合”，又让给国民党军队。结果他们占领有利地位，不但不去抗战，反而大搞磨擦，进攻我们。在这情况下，我们自卫反击，政治上绝对有理，军事上相对有利，但反击不够有力，没有彻底完成任务，留下后患。这些沉痛的教训，大家深刻认识到思想路线上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多么严重的危害。”
“此外，在分局领导上发扬民主作风与集体领导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未能认真讨论。对党中央、北方局等发的指示研究不够，贯彻不力。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党八股、清谈主义、官僚主义严重存在，这是许多重大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根本原因。在少奇同志帮助下，大家统一了认识，心情舒畅。对于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有了信心。原来持错误观点的同志改变了认识，也感到轻松。”（注3）
在刘少奇的批评帮助下，大家统一了认识，心情舒畅，对于纠正错误、克服困难树立了信心。于是，分局决定召开扩大会议——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参加，请刘少奇做报告。分局将大会的会场，选在朱范村一家地主的大厅里。
刘少奇首先在大会上作《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报告，主旨是讲解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他说：这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在党的各个时期制定战略策略、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党的正确路线与‘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分界线，也是衡量我们犯不犯错误的标准。少奇同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就党的历史、目前抗战形势、敌友我三角斗争特点、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革命的高潮与低潮、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等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注4）
大会一连开了三天，采取的形式是上午由刘少奇作报告，下午大家进行讨论。报告的最后，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在山东某些问题上‘左’的问题也有，但因个别领导同志受王明路线影响，对以上几个根本问题右的错误是主要的，而且是严重的，我看如果再不彻底纠正，要给山东分局门上挂个大匾，上写‘右倾机会主义’。”（注5）随后，朱瑞、黎玉、肖华、罗荣桓、陈士榘等先后发言，一致拥护刘少奇所做的报告。
在刘少奇报告的启示下，大家认识到解决山东问题的关键在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而要发动群众，必须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群众生活。因此，应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山东问题的突破口。与会同志都为解决了山东长期以来存在的问题而高兴，说“以后工作有办法了”，“会议标志着山东工作的转折点”。山东分局的领导们对刘少奇的报告心悦诚服，于5月1日做出今后各根据地以开展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的群众运动的决定。从此减租减息运动，即在各地蓬勃地开展起来。   
5月4日，山东分局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华中局：“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总结了我党我军在山东四年工作并布置了今后工作。在政治上工作上彼此一致的精神下促成了分局委员会各同志间空前的团结与进步。……。在少奇同志的领导教育下，我们只有发扬集体领导，……，在政治上、原则上团结在党路线与任务周围，才能在领导上不犯错误或不反严重的一贯的错误。”（注6）
那么，对于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其时山东分局的领导是否认账呢？
时任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在其《我的历史和思想自传》中回顾：“在山东工作（一九三九年六月——一九四三年八月）整整四年之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四一年以前，这正是进入工作之开始。……，故一切小心、谨慎、谦虚，比较实事求是，也比较大胆。因环境一般不算困难，故弱点还没有即使暴露。后一阶段，一九四一年一年，正是一九四零年大发展之后。……，因之发生组满自足，放行快乐。无视情况之必然及已经逆转，……因而使山东工作招致打击。……。第三阶段，一九四二年及其以后，分局四年工作总结会，将这一切从思想上及领导上检讨，揭发，教育了全党及教育了自己，开始更加谨慎、小心、虚心，转向实事求是。尤其改正了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观念，……从这些斗争中转变了山东工作，改造了自己，教育了山东党及干部。”（注7）

延安时的朱瑞及《我的历史和思想自传》片段。（图片取自网上）

几乎与此同时，刘少奇亲自帮助分局解决统战政策方面最棘手的难题——“抗协”及所属“抗敌自卫军”。据黎玉回忆，过去“抗协”在向各地发展组织的过程中，不断同中共地方组织发生冲突——“这时越向下发展矛盾越突出，在村里则争群众（发展会员），争政权，争武装，经常闹磨擦纠纷，个别坏人也以此为庇护所。敌人来‘扫荡’，有的就打起白旗。分局及各级领导以及派去工作的党员干部逐渐感到这是个大问题，等于自己制造‘反对派’，‘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少奇同志到来，各级干部就向他反映这个问题，在分局委员会上也统一了认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妥善解决，不起副作用。”（注7）
为了慎重起见，刘少奇先是派一位随行的同志，去了解“抗协”负责人的态度。随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与分局负责同志商定用民主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在座谈会上，刘少奇请大家畅所欲言，只要对抗战有利，什么问题都好商量、好解决。听完“抗协”负责人等的介绍，刘少奇肯定了“抗协”成立后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接着，他叙述了我党在各个时期所组织外围团体，成立的每个团体又都有目的性和具体的斗争目标。
随即刘少奇话锋一转，说现在“抗协”的目的性和斗争目标就不明确，若是同敌人斗应向根据地以外发展。在根据地内，工、农、青、妇、文、武各阶层群众团体都已经成立，“抗协”已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因为没有对立面，就和共产党斗，那就会分散抗战力量，所以各地发生不少问题。而这些同志如果参加政府工作和各项建设事业，可以各施所长，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并请在座的各位，很好讨论这个问题。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刘少奇的意见，认为这是真正从抗战的大局出发，愿意撤销“抗协”，并作出将“抗敌自卫军”整编后编入一一五师的决定。后来的事实证明，原来“抗协”干部在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许多人还加入了共产党。这都足以佐证，刘少奇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是妥善和正确的。
山东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后，刘少奇原准备启程回延安，但因之前日军在华北进行的惨绝人寰的“五一大扫荡”，敌情依然严峻——中央及毛伟人担心刘少奇路途的安全，因此电示他:“因沿途通过无保障，山东又缺乏统筹之人，故你不宜西进亦不宜南返，以中央全权代表资格长驻一一五师，指挥整个山东及华中党政军似较适宜。”（注8）于是刘少奇便又住了下来，同一一五师师部一起在鲁南和江苏北部，同日军“兜圈子”。
其时正是山东根据地最为困难的时期，刘少奇和大家一样行军、反“扫荡”。每次住下后，经常同驻地的干部谈话、开会，晚上在暗淡的油灯下看材料，写指示。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刘少奇不仅日以继夜进行工作，还抽空给干部讲课、作报告——他给分局党校学员和机关部队排以上干部，先后作了“论党内斗争”、“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讲话。“七一”建党二十一周年，又专门向机关、部队、团体干部做了党史报告。直至7月下旬，刘少奇才离开山东，向延安进发。
1942年10月1日，朱瑞代表山东分局正式作出《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第一，充分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党组织取得的巨大成绩；第二，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第三，认真分析了造成困难和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第四，深入分析了山东抗战形势的特点，明确了今后的总方针——山东今后斗争的总方针是：从思想政治及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民，咬紧牙关，坚持长期抗战。巩固和加强根据地和游击区，积蓄力量、克服困难，在三角斗争中争取于我有利之转变，以迎接国内外之伟大事变，赢得最后胜利！
就在刘少奇离开山东不久，驻鲁日军经过第五次“强化治安”，开始进一步“封锁”“蚕食”各抗日根据地。7月至9月，五千多日伪军“扫荡”清河区，致使小清河以南根据地被日伪设置的据点分割。8月24日，日伪军纠集四千余兵力分八路合击抱犊崮山区，使鲁南根据地进一步缩小，形成“东白山、西白山，阜阳、银厂、宝山前，南征北战十余里，东西交通一线连”的局面。之后又对滨海区和冀鲁边区，进行扫荡和蚕食。进入10月，驻鲁日军又展开新一轮的“拉网合围”大“扫荡”。
日军此次“扫荡”的重点为鲁中、胶东和湖西等抗日根据地，重中之重还是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师部所在的鲁中根据地。仅从10月17日至11月中旬，日伪军就组织一万二千多兵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了了六次“拉网合围”。随后，日伪军又转过身来，对我清河、冀鲁边及菏泽一带的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时至年底，除滨海、胶东和鲁中尚保有较大块儿根据地外，其余均被分割成小块儿分散根据地和游击区。部队回旋余地缩小，经济状况恶化，加上天灾，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

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分布图。（图片取自网络）

面对空前困难，山东抗日军民没有被吓到，开展生产自救的同时积极展开反“扫荡”斗争。山东分局采纳罗荣桓的“翻边战术”——敌进我进，向敌占区发起愤然反击！罗荣桓、陈光指挥一一五师主力教二旅等部，率先发起“海陵战役”——于11月3日挺进至陇海路附近，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打破日伪在海陵一带的“蚕食”，打通滨海与苏北两个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壮大滨海根据地，打通与清河及胶东根据地的联系，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趁势收复甲子山及其周边地域。
甲子山位于日照黄墩镇的东南部，其海拔虽然只有480米，但山势险峻，怪石林立，恰好卡在滨海区通往清河及胶东根据地的要道上。这里原为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百十一师所部驻地，是年8月3日该部在其师长常恩多率领下起义。但由于起义过于仓促，最终只有不到三千人，进入我党抗日根据地。该师原三三一旅旅长、顽固派头目孙焕彩纠集其残部二千多人，勾结土顽李延修、朱信斋等，乘八路军部队尚未赶到之机，抢占了甲子山及上涧、浮棚山、址坊一带。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立即向孙部发动反击，共毙伤该敌五百余人，俘虏六百五十人，缴轻机枪五挺、炮一门，重新夺回这一地区。
是年十月初，日伪对我根据地进行了“扫荡”，八路军一一五师师所部南下发起“海陵战役”之际，孙焕彩率重组的百十一师以及朱信斋、李正修等部共四千多兵力，乘机再次向甲子山区发起进攻。由于八路军守备部队仅有山纵的两个连，在击退顽军数次猛攻后，不得不于10月18日夜撤离。山东分局致电中央，原拟调集教二旅、山纵二旅及一旅一部，以速战速决的手段收复甲子山。但此举遭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反对——“你们十一月十一日计划将演变成山东空前大规模的国共军事摩擦，此时殊不适当。”“一一一师叛部如继续向我进犯，在有理有利的情况下可予以反击。”（注9）
但是八路军的容忍，反而使孙焕彩部变本加厉——不断从北面深入我滨海根据地中心地区，烧杀掳掠，并扑杀我地方干部及老百姓，颇有配合日伪军对滨海根据地“蚕食”的意味。加上甲子山正处于滨海区北上的东侧，对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的机动威胁极大！因此罗荣桓等于11月30日再次致电中央，提出“为应付山东将来情况的变化和不致造成我军与东北军的对立，拟以百十一师万毅面目出现收复甲子山区，我则以调节面目出现，使此事件尽量成为局部地方性来解决，并以资疏通关系。”（注10）
得到中央的同意后，罗荣桓与陈光等作了周密部署：首先进一步缓和同于学忠（东北军）所部的关系——通过分化拉拢百十一师第三三三旅旅长刘晋武，使其答应保持中立。然后以百十一师万毅部的名义，于12月18日夜开始对孙焕彩部进行打击——陈光指挥万毅部和教五旅、教二旅一部、师部特务营及滨海地方武装，采取从甲子山西、南两侧实施攻击，以中心开花首先打掉其师指挥机关，再围歼其剩余部分。十分意外的是，负责中心开花的教五旅出了差错——该旅由苏北赶来，敌师部位于石场，却被向导糊里糊涂带到了朱芦！
本来孙焕彩部就早有准备——在四周山头及要点修筑了大量碉堡，且被西南两侧的枪炮声所惊动。教五旅赶到时天已大亮，尽管旅长梁兴初咬牙命令部队发起进攻，但因缺乏火炮的重武器支援，部队打到刘家东山一带的坚固碉堡前受阻。经过三天激战，孙焕彩部集中兵力固守址坊、石场、刘家东山、朱芦等点，企图顽抗待援。八路军久攻不下，只好暂时转入休整。22日，八路军继续发动进攻，向址坊、刘家东山实施坑道爆破作业，同时击溃顽军几次反冲击，但仍然没有拿下敌主阵地。

甲子山一隅。（图片取自网络）

据说，正当陈光苦苦思索破敌之策时，朱瑞赶到并对作战提出意见，脾气火爆的陈光立刻被激怒！事后几位在场的老同志传言，陈光连噘带骂地要朱瑞离开临时指挥所。幸好随后赶到的罗荣桓及时进行劝阻，两人的激烈争吵才平息下来。仗打到这个份上，无论终止战斗还是硬拼都不可取，必须改进攻坚战术，才能继续打下去。三人经过一番紧张的商讨，重新调整了战术——以围困为主，围点打援。战至25日，国民党军张里元部赶来增援，行进至甲子山北侧的黄墩附近时，遭到八路军一一五师所部伏击后溃败。
此时孙焕彩部弹药几近耗光，伤亡不断增加且待援无望，不得不于28、29日夜，分数股向北逃窜。一路上，孙焕彩余部不断遭八路军各部截击损失惨重——被八路军毙、伤共一千余人，俘第三三一旅参谋主任任家麟以下一千一百三十七人，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轻重机枪二十二挺、炮三门、战马三十匹及弹药物资一批。而八路军方面，共伤亡六百四十八人，可以说是大胜！经此一战，顽敌孙焕彩所部原先四千多人的队伍，狼狈逃到日（照）莒（县）公路以北的仅剩千把人，从此一蹶不振。
甲子山区的胜利恢复，从根本上扭转了滨海根据地的恶劣态势，为此后向北发展和打通与清河及胶东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7、218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22页。
注3：见韩延明著《硝烟中走来指路人——刘少奇山东之行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什么？》一文。
注4：见《黎玉回忆录》，第220、221页。
注5：见《黎玉回忆录》，第222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26页。
注7: 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第262、263页。
注8：见《刘少奇年谱 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42年6月1日。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68页。
注1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69页。

八、冲破黑暗 走向胜利（下）

时间进入1943年，甲子山战役刚刚胜利结束，就传来国民党军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已由皖北入鲁的消息，其先头部队已进抵湖西的夏镇一带。历史进程显示，蒋介石起初派遣李仙洲部入鲁是要支援于学忠，之后改变主意——要替换原在山东坚持抗战的东北军于学忠部。表面上的原因是因为经过数年斗争于学忠的东北军所部伤亡惨重，深层次原因则是不满意于学忠与中共之间的微妙关系。
总的说来，于学忠率部入鲁后与八路军的合作多过摩擦，这就难免引起顽固派沈鸿烈的不满。沈鸿烈虽是于学忠的副手，又都源自东北军，但他却想通过任命于学忠为山东省副主席的手法来达到控制于学忠的目的。这当然遭到于学忠的断然拒绝与反对！其后两人矛盾加深，不仅互不来往，甚至发生沈鸿烈买凶刺杀于学忠的事件！沈鸿烈被调回重庆后去趁机向蒋介石告状，如此老蒋萌发了将于学忠部调离山东的念头。
于学忠部占据的主要是诸城至莒县的沂山及五莲山地区，这一带不仅是国共双方抢夺的战略要地，而且恰好横亘在八路军滨海及鲁中根据地北上的要冲——胶东抗日根据地要同鲁中的山东分局取得联系，只能经过清河抗日根据地绕过鲁山才能进入沂蒙山。如果此时能够借机接手于学忠的防区，滨海根据地不但能扩大到沂山至诸城、胶州一线，而且可以打通与鲁中、清河及胶东的北面通道。
为此，山东分局制定相应的对策：对李仙洲的第二十八集团军以疏通团结为主，争取其积极抗战、放弃反共政策，多采用政治斗争，万不得已再进行反击。而对于学忠部，则接受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灵活机动的斗争策略，利用于部撤出、李部尚未接防的空隙，把握时机迅速占据沂山及五莲山区。
遗憾的是，此时正是山东八路军与敌伪斗争最激烈的时期！罗荣桓等暂时只能注视着国民党军的举动，将主要精力放在粉碎日伪军的“扫荡”。为了支援清河、冀鲁边及胶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反“蚕食”斗争，罗荣桓与陈光决定于1月10日起，在鲁南一带发动攻势作战。罗荣桓与陈光首先将目光，瞄向了日军在鲁南推行“治安强化”的重要堡垒——郯城。
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位于山东南部的郯城与江苏的新安镇（新沂市）接壤，是八路军进入苏北的交通要冲。其时驻鲁日军为了切断滨海与鲁南及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调集了两千多兵力构筑从重沟到郯城的“堡垒封锁线”，如此留守郯城的只剩下日军一个小队和约两个中队的伪军。
罗荣桓与陈光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14日，命令教二旅第四团部分兵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刚进入临沭醋大庄修筑据点的日伪军展开攻击，连续三个晚上的攻击吸引了日军主力。19日夜，陈光指挥教二旅第六团、第四团主力及部分地方武装，急行军八十余华里，奔袭敌重镇郯城。
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攻打郯城的战斗于21日上午结束，日军小队除七人被俘外其余全部被击毙，伪军投降及被俘419人，其余大部被击毙只有少数脱逃。由于此处是日伪军的基地，八路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辎重等军用物资，随后趁势将周边马头、红花埠、大圩沟等十八处日伪据点一一扫平，迫使修建封锁线的日军主力全部撤退。

郯城战役八路军缴获的战利品。（图片取自网络）

八路军取得郯城战役胜利后，日军一边调集兵力收复和重建郯城据点，一边沿津浦线及其以东地区的各主要据点增加兵力。这一带恰好是李仙洲部东进的主要通道，所以其先头部队进抵陇海路以北、津浦线以东后，便停留在鲁西南地区观望。李部踟蹰不前还有个原因，就是东北军所部突遭日伪军的袭击损失惨重——最后仅剩三个残缺的师！
那东北军所部为什么会以至于斯？这主要与战局发生巨大变化有莫大的关系。
依据史载，于学忠风闻吴化文部有可能投敌后原拟强行改编，没想到吴化文却于1943年1月16日晚抢先叛变投敌！根据史料记载，跟随吴化文一同投敌的顽军竟达四万人之众！2月27日，日军在吴化文部引导下，向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及厉文礼部发起攻击。第五十一军军长周毓英虽突围脱险，但该军第一一三师损失惨重——不仅伤亡两千余人，师长韩子乾也负了伤。厉文礼兵败被俘，其后率所部一万三千余人投降。
至此，山东的抗日局面已变得极其严峻，由于新投降日寇的伪军增加了近十万人，使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日伪军倾斜！如果李仙洲所部再进入山东腹地，根据其提出的口号推测，必然会侵犯中共的鲁南、沂蒙、滨海等根据地以及邹（县）泗（水）滕（县）边区，甚至可能增援赵保原部同中共争夺胶东地区。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形势，刚刚伤愈的黎玉忧心忡忡——于2月10日致电彭德怀、杨尚昆等并报中央书记处，郑重提出统一山东领导的新建议：“①师部与山东纵队机关可并组于山东军区，由罗荣桓任军区司令，朱瑞任政委兼分局书记。陈光可回延安。……②……山纵在山东环境日益困难，在机构上恐须实行一元化。……需要彻底一元化。”（注1）仔细咀嚼电文内容，可以领悟黎玉的用心之深——显然是要罗荣桓来主持山东抗战的大局。提出将陈光调回延安，似乎是为了解决他与朱瑞之间的矛盾。
2月28日，毛泽东发电报征求彭德怀意见：“拟以黎玉为一一五师及山东军区副政委，罗荣桓以政治委员兼军区司令及代理师长；黎、罗及朱瑞三人为山东分局常委，朱瑞为书记；陈光调延安学习。”（注2）3月5日彭德怀等给毛泽东回电，表示完全同意28日电中的意见，但提出以彭真为山东分局书记为盼。3月22日，彭德怀等致电陈光、罗荣桓等并报中央军委：“奉中央军委电令，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决定山东军区与一一五师合并，并任命罗荣桓为军区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并代师长，黎玉为军区政治委员。原代理师长陈光调延学习。此令。”（注3）
据一一五师的老同志回忆，这突如其来的调令，惹得陈光大为光火，当时就压了好几天铺板！陈光的被调离表面上看有些不公——因为主要问题并非出在他身上，但他脾气火爆，不易相处。朱瑞毕竟是山东分局的一把手，此时将他调走对军心民心不利，所以将陈光调走似乎更为合适。最后陈光在罗荣桓等人的劝说下，于4月初悻悻离开战斗四年的山东。
实际陈光的离去有些不是时候——其时罗荣桓的肾炎已相当严重，不得不于4月中旬前往淮南的新四军军部，请奥地利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医生诊治。这时山东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伪方为策应吴化文等部占据并控制鲁山一带，于4月集结新泰莱沿磁宁路一带的兵力，两面夹击东北军及新三十六师刘桂堂部。由于新三十六师位于锅泉的老巢被日伪军攻克，该师师长刘贵堂只好率部离开费（县）天宝山区，北上至蒙山一带。5月11日，日伪军又纠集两万余兵力，向位于沂鲁山区的苏鲁战区总部发起进攻。在九天的战斗中，不仅东北军第一一四师损失惨重，于学忠也负了伤。无奈之下，于学忠只好在鲁山集中约两个旅的兵力，准备向西接应李仙洲部尽快入鲁。
出乎于学忠意料的是，李仙洲此时却不急于东进。实际李仙洲也是有口难言，早在两年前蒋介石准备派所部入鲁时，其所辖的第九十二军就出现动荡：先是还未出动，蒋介石就以原下属三个师除二十一师外，另两个师一是四川人、一是广东人不适合北方作战为理由，决定用以河北人为主的一四二师及河南人为主的七十五师交换。可没想到调出两个师，却只调进一个师——由于陈诚的坚决反对，第七十五师没有调入。李仙洲部的中上层军官本来就惧怕深入敌后，如此一来更是不愿意入鲁。因此尽管于学忠连连告急，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却迟迟不前，其理由是因为中共方面的宣传已引起日军的注意力。
当然李仙洲所部也没有完全停滞，而是一边不断同中共山东地方武装摩擦，一边命令进入津浦线以东的两个团进入鲁南山区建立巩固的立足点，以掩护主力的东进。令人诧异的是，李仙洲部虽入鲁不甚积极，可挖墙脚的本事却不含糊——早在大军出动之前，李仙洲就派出大批谍报人员进入山东腹地。你要是以为李仙洲主要是为了对日作战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利用通过封官许愿等手段，企图将原属于学忠管辖的地方部队，统统拉进其九十二军麾下。
于学忠等发现后，顿时气得七窍生烟，立即通过时任省政府主席的牟中珩（第五十一军军长），将大部分地方部队改编为区县所属的保安部队。对于一贯不听噹噹的张步云保安第二师，则直接进行讨伐。这个张步云本就是土匪出身，之前就投降过日寇，此次干脆再次投降日军，并伙同吴化文一起对东北军所部展开攻击。此时的蒋介石也改变初衷，将原定的李仙洲部入鲁增援于学忠部，改为替换于学忠部——将东北军所部调离山东进行整训。蒋介石的出尔反尔，更是激起于学忠等的极大反感，不但消极对抗而且不与李仙洲部积极配合，转而加强与八路军方面的接触与合作。
于学忠之所以毅然决然地与中共合作，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之前在危难中，得到八路军方面的大力支援——不仅以伤亡一个连的代价帮助第五十一军跳出合围圈，其后还积极派部队解救东北军被围部队，并掩护于学忠的总部转移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由于东北军大部分地区都已落入敌手，于学忠战区总部移至莒（县）日（照）边，其所部只能在以坊子为中心，东起两城、西至照贤，方圆百余华里的地区活动。
时至4月底李仙洲部强行通过陇海路，主力两万余人已进至湖西地区，其先头部队开始侵占中共滕峄费边根据地——兵锋直指天宝山区。朱瑞与黎玉忍无可忍，决定如不听劝阻，坚决予以反击：一边上报中央军委，一边组织部队准备迎头痛击！罗荣桓虽远在淮南，但一直密切注视山东的形势发展，当获悉东北军三三四旅荣子桓投敌及于学忠部（东北军）即将出鲁后，决定立刻中断养病返回山东。
罗荣桓返回后，立即召集原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同志开会，了解相关情况并研究对策。最后做出顶住李仙洲部的东进，礼送于学忠部出鲁的决策。罗荣桓等调集六个团的兵力，在鲁南迟滞李仙洲部的推进，同时命令冀鲁豫杨得志等集中五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由西北方侧击李仙洲部。在一一五师的两路夹攻之下，李仙洲部虽只被歼一千多兵力，但所倚重的国民党地方武装曹斑亭部却大部被歼，使其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由于李仙洲部迟迟无法接近东北军防地，缺弹少粮、处境艰难的于学忠部便决定先行撤离。
于学忠提前撤离的另一个原因，是已于八路军一一五师达成基本协议——根据双方约定，于部撤离时以烟火为号，一一五师随即派兵前去接防。八路军在鲁中根据地的坦埠及旧寨开辟两条通道，并备下粮草等欢送于学忠部的撤离。在八路军的掩护下，于学忠率领原东北军残部连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总算顺利地撤离了山东。过微山湖时于学忠等与李仙洲见了一面，诉说了几年来在山东抗战的艰苦经历，以及所部官兵伤亡惨重的实际情况。当听到于学忠数次险遭不测，李仙洲等禁不住心里直打鼓。
于学忠占据的沂山和五莲山区位于山东的中南部，峰峦连绵纵横数百里，山势险要、易守难攻，西与鲁山、泰山相接，南可与蒙山遥相呼应，具有广阔的纵深和回旋余地。最早只有共产党在这一带建有根据地，但沈鸿烈及于学忠进入山东后强行进入，为了团结抗战山东分局便让出了这一带。但由于鲁中、鲁南根据地在其外围，而清河、胶东根据地又被其隔开，这些年来中共方吃了不少苦头。此次于学忠部甫一离开，罗荣桓等立刻指挥鲁中及滨海的八路军部队迅速进驻，随即便与周边早已觊觎这块宝地的伪军及顽军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图中红圈标出部分，为原于学忠部驻地及防区——即一一五师进（抢）占地区。左下角附图为其时我鲁中及滨海根据地的位置及范围。吴化文部、厉文礼部及张步云部为伪军，张里元部为国民党军。山东军区所部分别由鲁中及滨海两个方向，进占这一地区。

之前日伪军吴化文等部一直围攻于学忠部，就是企图占领并控制这一战略要地，没想到东北军的突然抽身而去，八路军没费吹灰之力便趁势占据这一带山区。由于太平洋战事吃紧，只剩下不到四万兵力驻鲁日军抽不出兵力，只好以伪军为主向进占沂鲁和五莲山区的八路军进行攻击。于是从7月中旬开始，吴化文、厉文礼及张步云等部集中了数万兵力，从东西两个方向，连续向占据这一带山区的八路军发动攻势。
经过近三十天、十余次激烈战斗，八路军鲁中部队除控制北沂蒙原东北军一一四师防区及沂山大部外，并前出至青沂路东原一一三师占据的大部地域。滨海部队则完全控制了日照至莒县一带的五莲山区，日伪军张步云部只占了靠近诸城的五莲山一隅。至此八路军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攻势，扩展2000多平方公里的新区，而且还争取和俘虏了近两千人枪。控制住这一带后，罗荣桓、朱瑞等又回过身来，指挥部队转向南边的蒙山及天宝山区，经过不到一周时间的作战，将李仙洲部赶回到滋阳—临沂公路以南。
此时的李仙洲进退两难，其所部主力麇集在微山湖两侧二百余华里狭长地域，经过几个月与八路军的缠斗损失严重——全军未负伤的作战人员仅剩下八千余人，而八路军冀鲁豫杨得志部尚虎视眈眈地威胁着其侧后背。而河北山西方向第二十四集团军庞炳勋被俘投降的消息传来后，更是不啻为晴天霹雳！如果日军再乘势对其展开攻击其后果不堪设想！此时，该部就连曾力主东进的高级军官，都已对进军山东失去信心。
面对内外交困的窘境，李仙洲不禁萌生退意，遂发电给蒋介石，谓所部伤亡惨重，弹药辎重已消耗大半，大势已去。因此恳请准予撤回皖北整补，以图后举，否则部队有遭全歼之虞。蒋介石先是回电大骂李仙洲无能，强令第九十二军继续东进入鲁，几天后又同意其撤回至安徽的阜阳一带。至此，国民党正统势力几完全撤离山东，仅剩下原由地方保安团改编的那几支部队，对山东八路军所部及抗日根据地的威胁大大削弱。中共山东分局在敌顽我三方争斗中，终于赢得了先机与主动，可以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日伪斗争中。
8月1日，罗荣桓等主导山东分局，提出十条新的《山东战时施政纲领》。根据这个纲领，山东抗日军民开展以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为中心的群众运动，不但加强了政权建设和生产发展，使各根据地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同时，山东军区对所辖的武装进行整编，建立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六个军区（鲁西划归冀鲁豫），各区、地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统一军事指挥；撤销一一五师及山纵所属旅及支队番号，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建立十三个兵员充足、装备齐全的主力团，作为山东军区掌握的机动部队，各军区既建有自己的主力部队又建有各地县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从而实现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武装三结合新的武装斗争格局。
山东的经济建设与财政工作，也较过去有较大发展——由于战乱等原因，山东历史上一直是比较贫穷的省份。由于此前一直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及改善雇工待遇等政策，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一直遭受财政短缺的制约。1943年下半年开始，山东分局对根据地的财经工作进行调整，围绕大生产运动和工商管理两大中心，进一步精兵简政，大力实施减租减息、严格财政制度、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等工作。一方面大力发展农业，积极改进公粮、田赋的征收办法；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工业和群众性的农工副野生产，开展生产节约运动，从对敌经济斗争中开发财源。自此山东财政状况大有好转，为之后根据地的发展及队伍的壮大起到很好的保证作用，赢得山东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时传来好消息：国民党顽固派头目多次制造惨案的“摩擦专家”秦启荣被击毙！根据史载，秦启荣并未跟随省政府撤离，而是打着鲁南办事处的旗号继续与伪军勾结进行反共活动。7月下旬，八路军鲁中军区讨伐伪军吴化文、厉文礼及张步云等部时，秦启荣竟然指挥所部袭击八路军所部的侧后！根据地军民早就对这个恨之入骨，于是便断然向秦启荣部发起反击。8月6日获悉秦启荣及其残部逃进伪军胡鼎三部驻地辛庄子，八路军鲁中一团连夜奔袭，于7日拂晓将作恶多端的秦启荣击毙！
从刘少奇离开至此一年多的艰苦斗争中，朱瑞虚心接受批评并积极改正错误，与罗荣桓和黎玉团结协作，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可纠正错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特别是在实践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就更难——用朱瑞自己的话说：“但这些改变只是开始，无论就全山东或就个人说，都还不是彻底的，巩固的转变与进步，仍须更多更大及继续的努力，不断从实际工作中锻炼自己，已达到更高再高的向前进步。”（注4）9月，中决定将朱瑞调回延安，由罗荣桓接任山东分局书记一职。接到调令的朱瑞，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为之奋斗四年的山东大地和父老乡亲们。从此山东的抗战掀开了新的一页。
是年10月—11月，驻鲁日寇虽多次纠集兵力分别对八路军的根据地进行大“扫荡”，但均被山东八路军以“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一一粉碎！时至年底，山东个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大有好转：清河与鲁南区基本打破之前被日伪军分割、封锁的局面；鲁中及滨海区更是有了相当大的发展，控制了沂鲁山区及五莲山区大部，并与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全部打通。基本扭转了先前的不利局面，为1944年的抗战形势打下良好基础。
进入1944年，山东八路军所部开始局部反攻——将扫除深入到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在八路军的不断扫除下，迫使日军不得不将绝大部分据点撤离。随即罗荣桓等将进攻的矛头，主要对准伪军及坚持反共的顽军。3月25日，罗荣桓指挥鲁中部队，再次发起讨伐伪吴化文部的战役。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毙伤俘吴部七千多人——约占其主力的百分之六十，吴部遭此打击一蹶不振。至此沂鲁山区完全被八路军控制，大大改善了通往渤海及胶东根据地关联要道，使整个山东抗战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巨大变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失利，缺乏兵力的驻鲁日军只能龟缩在中心据点，不得不将外围据点全部交由伪军把守——由于之前国民党军部队的投降，山东伪军总兵力已增至二十余万。5月，罗荣桓指挥山东军区所部发动夏季攻势，在四十天时间里毙伤俘日伪军近万人，收复朝城、内黄及清丰三座县城。
8月20日，驻鲁日军为报复山东八路的夏季攻势，从四个旅团抽调九个大队的机动兵力，在伪军吴化文、荣子恒等部配合下，共万余兵力分为十三路，向八路军滨海抗日根据地发起“扫荡”。日伪军此次“扫荡”的主要意图，是合击山东军区及滨海军区机关。由于情报及时，加上天降大雨，日军又不敢快速行进，所以扑了个空。由于所带给养有限，对根据地进行一番破坏后，于29日开始分路回撤。
日伪军“扫荡”滨海期间，各军区部队根据山东军区指示，向日伪发动秋季攻势。胶东军区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攻克与迫退敌伪一百三十余处据点，解放荣成、文登两座县城及两千五百多个村庄，并歼灭日伪军五千余人。渤海军区部队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使区内根据地连成一片，并歼敌五千余人。鲁中军区部队攻克沂水城，全歼守军伪牛先元部千余人及日军一个小队（毙伤三十一人，俘虏二十人）。
9月2日，鲁中军区集中四个主力团，伏击分两路沿沂河北撤的日伪军。其右路日军草野清大队、伪吴化文部一个营及到宾县警备队共一千二百余人，行至沂水城北的葛庄一带遭到八路军伏击！4日傍晚敌军向南突围，除少数逃回莒县外再次被围。战至6日，残部一百六十余人（日军五十余人）被其旅团主力救走，其余全部被击毙或被俘！其中三百多日军被歼，三十一人被俘，三个中队长全部战死。左路伪军被歼近千人，三百六十人被俘。
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进入最后胜利阶段。根据中共中央发出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罗荣桓等指挥山东军区各部队发起春季攻势。
1月17日滨海军区所部率先发起诸（城）东战役，攻克百尺河等三十五个据点，策应诸城保安队张希贤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2月1日，鲁南军区所部在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部队配合下，奔袭泗水城！战至2日，全歼守城伪军一千六百余人，击毙前不久投敌的荣子桓及日军顾问长泽等。2月11日除夕夜，胶东军区部队以十六个营的兵力分三路突袭伪军赵保原的司令部，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后，乘势攻占左村、五龙河两岸地区！此役，歼灭赵保原部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并扫除了敌伪在胶东的重要堡垒。3月8日，鲁中部队在民兵配合下，发起解放蒙阴城的战役。
蒙阴地处泰沂山脉腹地，临沂与莱芜之间，为日伪军插在鲁中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钉子，是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城内盘踞着日军一个小队及伪军12个中队。鲁中军区以两个主力团攻打蒙阴城，另两个主力团包围其外围据点并准备打援。经过三天战斗，全歼城内守军，并用伏击手段歼日军一个小队，是役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解放了蒙阴城，使沂蒙区与泰南区连成一片。
5月，不甘失败的侵华日军进行垂死挣扎，为防止美军在山东一带沿海的登陆作战，将山东的日军增至十万。随即集中三万余机动兵力配属十万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扫荡”，其兵锋还是主要指向我鲁中及滨海根据地。但其时的山东八路早已非昔日之吴下阿蒙，罗荣桓及黎玉等随即指挥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
根据《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记载：“我根据地军民开展群众性游击战，特别是民兵地雷战，奋战二十余天。于二十七日胜利结束了发‘扫荡’，共毙、伤、俘敌旅团长田坂（击毙）以下日伪军五千余人，收复邳县及此次‘扫荡’中被敌重占的蒙阴县城和据点一百四十余个，粉碎了敌控制山东东南沿海的企图。”（注47）此后，驻鲁日军再也无力对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

1945年大反攻时形势图。（图片取自网上）

在多年后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感慨地说：“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北占东北，南下长江。”（注48）
注释：
注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89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91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99、300页。
注4：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九辑》，第263页。
注5：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36页。
注6：见王树恩著《毛泽东与罗荣桓的深厚革命友谊》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