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五(转贴）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十五
原创 思目（jocole）
十五、余波难平
1949年4月20日，鉴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当晚20时，解放军中突击集团首先渡江，并迅速突破国民党军安庆、芜湖之间的防线。4月21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分别从镇江、江阴之间和贵池、湖口之间渡江。4月22日，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突破国民党军绵延近千里的江防阵地，胜利登陆长江南岸，并控制封锁了长江。
得知长江防线被全线突破后，国民党政府于4月22日下午仓皇部署总退却——留在南京的许多机构狼狈迁往广州，“代总统”李宗仁则逃往桂林。23日，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被人民解放军顺利占领。人民解放军中、东两突击集团在粟裕的统一指挥下，采取东西对进战术，迅速在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包围歼灭南京、镇江逃敌五个军，于5月3日解放杭州，开始进逼上海。
5月5日，“华东局宣布，从山东潍坊特别市委和渤海区党委三地委抽调的、随华东局机关行动的两个大队和所属五个中队的干部，负责接管上海郊区的大场、真如、新市、杨思、高桥五个区。另五个郊区由昌潍地区一大队所属五个中队随9兵团33军南下完成随军支前任务后负责接管。”（注1）
5月23日夜，解放军发起对上海市区的总攻——各部以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国民党军队。战至5月27日，国民党军除汤恩伯率五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十五万余人全部投降或被歼灭，大上海终于回到人民手中！当天，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陈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市长，粟裕任军管会副主任。在进占上海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模范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了上海市民的热烈欢迎和爱戴。
解放军列队进入上海受到市民热烈欢迎。（图片取自网络）
1949年5月26日，邓小平率领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及数千名山东南下干部，冒雨离开丹阳，乘火车向大上海进发。27日，总前委与华东局，进驻上海市的瑞金二路三井花园（即后来的瑞金宾馆）。当日上午各部迅速展开，按照事先的部署与分工，开始全面接管上海。由于此前接收人员（南下干部），在丹阳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集中学习和训练，整个接管工作基本未出大的、原则性的差错，整个接管任务有条不紊地顺利完成。
根据史料记载，山东南下的干部实际高达二万二千九百六十八人之多——多出的那近八千人，主要为土改中被“搬石头”后一直未得到分配的那部分干部。这些山东干部像种子一样洒向大江南北，基本上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好评。如果再加上解放军中的山东指战员，那就更多的了——据说毛主席曾感叹道：“四野的主力，三野的一半，二野的一部分，一野还动员了几万兵，都是从山东动员的。”
上海解放之后，根据高克亭回忆，康生自己是要求去上海去工作的，但任弼时同志却要他留山东。随即康生便向华东局提出，要将张鼎丞、魏文伯等留在山东工作，但却遭到饶漱石的拒绝，康生为此非常不高兴。1949年10月康生因病去青岛休养，此后一直在青岛养病，中间只回过济南两三次。为了不影响工作，华东局决定将已去南方的傅秋涛调回，临时主持山东分局的日常领导工作。至于康生的山东省政府主席一职，则由第一副主席郭子化代理。
1950年初，傅秋涛返回济南，开始主持山东分局的工作。可令傅秋涛没有料想到的是，他的麻烦也接踵而至——1950年春的一天，康生的夫人曹轶欧突然半夜找到省公安厅副厅长季明，神情紧张说，她在山东分局内已遭到严密监视。无论季明如何解释，曹轶欧就是听不进去。第二天傅秋涛等分局领导得知后，安排她去医院或休养所遭其拒绝，最后只好将她送到青岛康生养病处休养。
是年6月，傅秋涛去中央开会，自此离开山东。鉴于此，华东局决定将分局第二副书记向明由青岛调到济南，代理主持山东分局的日常工作。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向明任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并主持分局日常工作。之后又被任命为山东分局代理书记、山东军区副政委、山东省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大约就在向明正式主持山东分局工作不久，饶漱石突然致电中央和康生，建议康生离开青岛去杭州疗养。这一举动，很容易使人与向明的调任产生联想，因此“被康视为饶要把他赶出山东，结下了仇怨。”（注2）
随着华东局的离去，山东干部的际遇各不相同。南下干部中，除黎玉等部分职位较高的少数人外，绝大部分干部的归宿都比较好。而留在山东的干部却在后来的岁月里，一遍又一遍地被“翻烧饼”。其中有些少数所谓头脑比较聪明的干部，跟着“饶大将军”等学精了，每次来了运动都采取投机和整治他人的做法来自保。
进入上海之后，仅被保留华东局委员的原副书记黎玉，被任命为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1950年2月，景晓村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华东局工业部副部长兼政研室主任；1951 年8月，被任命为华东工业部副部长；1949年2月，李人凤被调入山东南下干部的行列，进入上海先后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水利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华东水产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华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局长等领导职务。而曹漫之则被任命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之后又任中共上海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第一副秘书长兼民政局局长、市人民政府区政指导处处长。
这里面比较幸运的是林浩。新中国成立以后，林浩同志历任南京军事学院政治部教育部部长兼训练部副部长，宣教部第一部长，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委常委)，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院党委常委)、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在院校工作期间，林浩在刘伯承元帅的直接领导下，为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建设，特别是军队院校的全面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常年坚持亲自授课，言传身教，为培养大批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军事指挥人才和高水平教研人员，倾注了大量心血。
1951年4月，上海市政府成立市政建设委员会，黎玉被任命为主任。在随后的成立大会上，黎玉作了《本市市政建设过去和现在的情况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的报告，从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出发，把“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首先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市政建设的实际工作中。黎玉最为关心的问题是解决工人的居住问题，9月16日，1002户工人住宅在普陀区开工。这1002户工人的住宅于1952年竣工，1953年8月被正式定名为“曹杨一村”。新华社发布新闻称其为“中国第一座工人住宅新村”。
可世事难料！1952年，中共在党内及政府机关，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三反”运动。由于受到1948年山东土地改革时期不公正批判和处理的影响，黎玉在上海“三反”运动中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1952年2月29日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公开宣布撤销上海市委秘书长等职务，连降三大级——被直接降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
那么，其时的上海市委，到底以何罪名处分黎玉的呢？根据当日报载：“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黎玉，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虽经一再教育和帮助，仍然没有改进，在上海两年多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其一贯的家长式的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擅作威褔，妨碍了市委的正常领导；在‘三反’运动中，又缺乏严肃认真的检讨。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兼职，则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难看出，所妄加的罪名与“三反”运动能联系上的，只有那条所谓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这显然还是、也只能是饶漱石的意思，其卑劣阴暗的心理难登大雅之堂！
图片截自网上
可能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笔者在上面这张参考图例中，用红笔圈出了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黎玉，那这另一个人会是谁呢？仔细看一下那篇文章的副标题就会发现，前面（右边）那一排只是被撤除职务的，后面（左边）那一排不仅是职务连党籍也一并被开除。后面（左边）那一排的头一名，享受与黎玉同等待遇的是原胶东区行署主任曹漫之。虽然黎玉被打“三反”的具体原因语焉不详，但曹漫之被打“三反”的原因较为清楚，所以可以通过他的被整来一窥豹斑。
曹漫之于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担任中共荣成县城里支部书记。被“饶大将军”从胶东区“搬石头”后，十分幸运地被调到刘、邓、陈领导的淮海前线总前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49年2月，三野南下至徐州的贾汪时，陈毅亲自找到时任司令部城市政策组组长的曹漫之，交代他一项重要任务——起草第三野战军《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陈毅说：自古以来，军队进入城内，住进民房，干好事的不多。……我们进城以后，一定要严守纪律，给他们一个好的“见面礼”。因为老百姓接触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军队的纪律，所以，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入城纪律搞不好，以后影响很难挽回。你要好好把这份文件起草好，提请总前委领导讨论。最后又特别交代他说，你去找些历史书查一查，看上面有没有军队“不入民宅”这句话，作为我们起草文件的参考。
陈毅之所以选定曹漫之来起草入城纪律和守则，当然是有原因的——曹漫之号称“胶东四大才子”（另外三人为谷牧、李耀文和王一平）之首，虽然其学历只是高小毕业，却算得上是学识渊博。三野解放济南时，华东局搞了个《约法七章》，主笔人就是曹漫之。《约法七章》上报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
左起：曹漫之，李耀文，谷牧（图片取自网上）
接到陈毅交代的任务后，曹漫之边起草文件、边到图书馆查阅《二十四史》等古籍。由于没有找到“不入民宅”之类的话语，只好又去请示陈毅。陈毅笑着对他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古书上没有，我们就不能写吗？反正军队进城后，在没有找到营房之前一律睡马路，这一条一定要写上，否则那么多人一下子涌进老百姓家里，肯定要出问题的，弄得不好就会天下大乱。
曹漫之听后顿时恍然大悟，随即将“进城后一律‘不住民房店铺’”，编为十项守则的第二条。《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拟好后，由总前委上报给党中央并很快收到了中央同意的电报——毛泽东在上面，批了“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八个大字。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曹漫之被任命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政务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第一副秘书长兼民政局局长等职。在接管上海的过程中，曹漫之还直接领导了改造妓女的运动，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显著社会效果，被誉为在新中国娼妓改造史上，留下非常成功的一页。
没想到时至1952年2月20日，曹漫之兜头被浇了一桶冰冷的水——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被市委第三书记宣布为“四个品质及恶劣，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起码条件的坏分子，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可曹漫之究竟犯下了何滔天大罪，以至于连党籍都被开除了？根据笔者网上查证的史料显示，曹漫之是被冠以“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和极端恶劣的家长式领导作风”的错误，被处以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纪律处分。与黎玉相比，大同小异，只是多了个“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的罪名，这大概就是被开除党籍的缘由。
那曹漫之到底又是如何“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根据孟中洋所写的《我帮曹漫之整理回忆录》中透露：“1952年，在“三反”运动中，有人反映他用美国进口的20桶汽油清洗家里墙壁油漆。由此曹漫之因“浪费国家财物”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调离上海市委，到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编纂室当了一名研究员。”
这就有些滑天下之大稽了！其时是供给制，所居房屋是由公家提供和管理修缮的，退一万步讲，曹漫之住多大的房子需要20桶汽油清洗！？更加吊诡的是，大概是时过境迁，觉得当初的处置有些不妥，可又羞刀难入鞘——两年后又要求他重新申请入党。没想到曹漫之宁折不弯，强硬地说你们怎样把我开除的，现在就怎样给我恢复，叫我重新入党我不干！十分有趣的是，学历不高的曹漫之“被教授”了——先是调到复旦大学为教授，华东政法学院成立时又被调到学院任教。
无独有偶，上海这边黎玉、曹漫之被打了“三反”，留在山东被打“三反”的则是郭子化！关于郭子化到底因何原因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语焉不详，笔者始终没有查到明确的史料记载，只是说在1952年3月受到诬陷。可以确定的是，像郭子化这一级的干部，其时的山东分局无权处置。郭子化被撤职后，于是年的6月经华东局批准，被调到上海休养。直到1954年1月郭子化才重新出山，被调到华东行政委员会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一职。1955年2月调至北京，到中央卫生部任部长助理，分管中医工作。
黎玉被降职后并未哭天抢地，而是仍然一如既往地做好分担的工作，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1953年，中央将黎玉调至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并先后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第八机械工业部第一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务，为实现我国机械工业“从修配到制造”的发展做出贡献。
那么，黎玉等山东干部到底犯了多大错误？对于华东局饶漱石等对黎玉等山东干部的整治，罗荣桓及陈毅等到底持何态度？这是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在公开场合及官方文宣里，罗荣桓及陈毅等当然不能违反党的纪律另说一套，那私下里呢，私下里又是什么态度呢？弄清这些问题，对于区分黎玉错误的性质——即到底是一般错误还是原则性错误，以正视听，不仅是有益的，而且也是必须的。
山东土改与整党亲历者王力认为：“当时对黎玉同志的批判，实际上牵涉到陈毅同志。1945年底，组织华东局的领导和工作班子。1946年1月，陈毅军长来临沂。当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还在北平、沈阳、延安做停战调处工作。华东局副书记是陈毅和黎玉。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陈毅同志而不是黎玉同志。陈、黎的关系是协调的。陈强调尊重山东干部，黎强调尊重华中干部，下边干部一般都很和谐。”（注3）“饶漱石乘罗荣桓去了东北，陈毅在前线打仗，他就来整黎玉。……把山东党说的一团漆黑，这不符合实际。”（注4）
据山东的老同志回忆，陈毅在淮海战役取得胜利之后，曾在干部会上讲过一段很感人的讲话，大致的意思是：淮海战役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我二野、三野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打出来的！也是山东几十万民夫用小车推出来的，用扁担挑出来的！这些民夫推着细粮，冒着枪林弹雨上前线送，他们吃的却是怀里揣的粗粮饼子，大蒜头，而无怨言，且自觉地不动用其所运的细粮。有的民夫挑的弹药和北海钞票，在战火中勇往直前，尽心保护钞票和弹药的安全而不开小差，像这样高尚品格的群众，实在罕见。
随即话锋一转，又说道：难道不是在山东党长期教育下才有了这样的觉悟吗!?有人说山东党糟糕的一无是处，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据郭子化同志回忆，山东的干部们听后作为喜讯盛传，说还是陈老总主持公道，大家高呼共产党万岁!郭子化同志还曾兴高采烈地说，陈老总的话是以铁的事实为依据，那种信口开河的说法不攻自破了！同志们也就不必为过去听到的刺耳之词，再耿耿于怀了
王力在1985年9月18日致中央领导的信中明确地说：“1947年华东局书记饶漱石给副书记黎玉戴的‘富农路线’、‘反党的本质’、‘类似铁托的错误’之类十几顶帽子，居然至今还未平反。因为这不仅是黎玉同志个人问题，而且涉及对山东党以至全党这一段重要历史时期的估价问题，涉及到对罗荣桓同志领导时期山东分局工作的估价问题，涉及到陈毅同志领导的华东局初期工作的估价问题，所以请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注5）
“一、当时对黎玉同志的批判，牵涉到对抗战时期山东党的估计问题。对山东分局持否定一切的态度是不对的。我当时向陈毅同志和罗荣桓同志先后集报过这个问题，他们都表示同意这样的看法：……”
“二、当时对黎玉同志的批判，实际上牵涉到陈毅同志。……当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还在北平、沈阳、延安做停战调处工作。……当时主持工作的是陈毅同志而不是黎玉同志。陈、黎的关系是协调的。……在这个时期中山东的工作是符合中央路线的。山东的‘九·一’指示也是对的，是符合当时中央的方针的。”
“三、宣传一下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是中央确定的同国民党政治斗争的方针。因为：”“1、1945年重庆双十协定时，我党代表力争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主席由中共方面担任。其中特别是山东。”；“2、略”；“3、何思源于十一月回济南。山东选举黎玉为省主席，为全国各省最早的一个。为着针锋相对，华东局决定，凡是挂何思源像的地方，就挂黎玉的像。第一并未在全省普遍挂；第二并不是黎玉同志自己的决定。”
“四、饶漱石书记回山东不久，就发动批判黎玉副书记。最后给黎玉戴的那些帽子，在1947年5月，饶在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就都讲了。”
“五、‘宣传个人’问题，前面的事实已经说清楚了。‘近似铁托的错误’，那更是毫无根据。”
“六、‘抵制华东局领导’不能成立。陈毅同志主持工作时期，陈、黎合作得很好，已如上述。饶漱石书记下车伊始，就整黎玉了。二人没有共过几天事，不产生抵制不抵制的问题。何况饶漱石不等于华东局。饶漱石先叫黎玉不要把机要电台交给他，后来又拿这点来整黎玉，说黎玉不肯交权。”
“七、至于‘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地方主义’等等，那不属于政治性、组织性的问题，而是属于一般思想作风问题。”（注6）
“八、陈毅军长、罗荣桓政委、肖华主任都对我表示，不同意饶漱石书记批判黎玉副书记的做法。”“（一）一九四七年五月，刘格平同志和我奉命到孟良崮前线向陈毅军长汇报在渤海区视察的情况。我们顺便报告了华东局回忆的情况。陈军长不同意对黎玉批判的内容和做法。他说：‘黎玉是老实人，不是那样的人，现在敌情很紧，怎么能这样搞法。’他还说：‘我这个人，有话就当面说完，没有背后文章。当面不说背后又搞一套，最伤脑筋。我上的当太多了。’”；“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解放不久，我奉罗荣桓政委之命，到北京饭店向他谈山东情况。他很关心批判黎玉的问题。他聚精会神地听了以后说：‘黎玉做过不少好事，是个正派人，实在人。他的毛病，是一般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问题。整黎玉是不对的，对山东党过去的评价更不对。’”；“（三）批判黎玉时把山东党说得漆黑一团，对此，留在山东的将领不敢公开骂，但从山东去东北的将领很多人骂娘。解放后我同肖华主任谈起这件事，肖华大骂饶漱石混蛋。说：‘他是借着整黎玉，给山东党抹黑。山东工作那么糟，能出那么多兵吗？’以上这些话，都是在高饶事件以前讲的。”（注7）
王力等亲历者之所以建议中央给黎玉等应彻底平反，不仅关系到黎玉等个人的荣辱，而且还关联到一大批“挨整”的山东干部——几十年来，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当年土改亲历者、参与预审“四人帮”的王文正多年后说道：
“我没有想到郭家店区的土改复查混乱的后遗症，几十年之后还影响到被无辜打死的下一代。1980年，我在北京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时，偶然遇到一位在中央文化单位工作的同志，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掖县郭家店人；我说1947年郭家店土改复查乱打乱杀严重；他说他当时在西海中学读书不在家，父亲就是那次被打死的，至今档案中还记载着他有‘杀父之仇’和背着‘被镇压家属’的包袱。”（注8）
时光匆匆，转瞬几十年过去。1986年初，黎玉病危之际，中央领导同志十分关心，专程到医院看望慰问。同年3月，中共中央撤销了华东局1948年对黎玉所作的错误结论，给予平反，为黎玉恢复政治名誉，使黎玉生前感受到党中央的温暖。2012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对黎玉60年前在上海被撤职一案进行了复查，做出《关于撤销在“三反”运动中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决定的批复》，撤销1952年2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给予黎玉同志撤销职务处分的决定，恢复其政治名誉。
黎玉同志逝世后，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在其所撰的《黎玉和罗荣桓在一起》一文里说道：“1948年，我们在东北期间，听到了黎玉同志在山东受批判被撤职的消息。当时，罗荣桓虽不了解详细情况，但在与山东老同志交谈时，就曾不止一次地谈到，黎玉同志工作勤勤恳恳，在抗战时期做过许多贡献，同时对饶漱石、康生的搞法表示怀疑。”
通过以上史实可以得出基本结论，饶漱石对黎玉等山东干部的整肃，并非完全出于公心。饶漱石的确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没人否认，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饶漱石飞扬跋扈、心胸狭窄，非但整人有术，而且极其阴险——据王力回忆：“饶漱石先叫黎玉不要把机要电台交给他，后来又拿这点来整黎玉，说黎玉不肯交权。”（注9）这不仅是他留给很多山东干部的坏印象，而且也是其后他“翻车”的重要原因。
注释：
注1：见《总前委华东局驻丹阳大事记（1949年4-5月）》。
注2：见凌云著《读<才德反差巨大的康生>引出来的话——康生与山东土改整党及其他》《炎黄春秋》“读者来信摘登（2012年第8期）”。
注3、9：见王力《致致山东省纪委和中纪委的信》。
注4：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155页。
注5：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47页。
注6：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47—252页。
注7：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第253页。
注8：见王文正著“1947年胶东解放区土改复查的问题”，《百年潮》2005年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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