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七

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七
原创 思目（jocole） 

七、艰难卓绝 矛盾激化（上）

俗语说“祸福相依”。进入1941年，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引起驻鲁日军的恐慌与重视——决定将其兵力的百分六十及百分之九十的伪军，用来对付山东的八路军及其地方武装力量。此次驻鲁日军并未急于像之前那样发动大“扫荡”，而是先进行两个阶段的“治安强化运动”，然后再发动“铁壁合围”。
3月21日，几乎与山东分局做出《关于各级统战部组织及工作的决定》的同时，驻鲁日军开始实施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实施所谓的“总力战”：通过建立反共自卫团强化乡村“自卫”力量，清查户口、实行“良民证”和保甲制度以及“清乡”、“局部扫荡”、“蚕食”等措施，以及广建炮楼、据点及深挖封锁沟等一系列手段，缩小各抗日根据地的规模，截断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大概因此时日军尚未展开大规模行动，故山东分局并未及时察觉到形势的变化，依然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5月17日，分局组织八个文艺团体在临沂以东的渊子崖村，举行长达一个多月的文艺汇演。尽管罗荣桓对此并不赞成却也无可奈何——“他说：平时歌舞升平，战时就会狼狈不堪”，只能命令一一五师所部加强戒备。
6月14日，罗荣桓同陈光、陈士榘、肖华致电中央军委、北方局和集总：“（一）山东工作没有真正统一起来。……。对各种政策，执行是不切实、不深入，亦不愿意作检查。（二）分局本身事实上没有委员的存在，党政军委员会阴洽阳散（原文如此，似为阳存阴散），以部务工作会议代替一切。（三）略。（四）为了使党不受到意外损失，我们不愿意不经过适当的组织来解决。……。在中央、北局未有来人之前，最好临时制订分局委员与军政党委员，能够形成会议。”（注1）
15日，罗荣桓直接了当地向分局提出有关夏收征粮意见——“指出：夏收已过，党政民动员征收工作非常消沉；财工会分配数目太高，有的超过全部麦收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并完全限于基本地区，征收可能失败。”（注2）提出酌情减轻、严防浪费及协同军队到游击区和敌占区吸收粮食等补救办法外，还指出造成新粮上市价低的原因，要求分局应指示各级党委切实执行合理地征收办法。
6月下旬，“集总决定组建八路军第二纵队，下辖一一五师之教三旅、一二九师之新四旅、赵（承金）谭（冠三）支队及由原冀鲁豫地方武装改编的一一五师教七旅。第二纵队除直接由集总领导外，同时受一一五师领导。”（注3）
7月7日，驻鲁日军开始推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其内容主要为：“‘发展乡村自卫力量与攻势，与军警协作，以实践剿共’；实行大规模‘扫荡’，采取‘铁壁合围’战术，进行长期‘清剿’；修筑碉堡和公路。对我根据地实行封锁。”（注4）经过两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军已由点到线，基本切断山东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及联系，此后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纷纷进入各自坚持抗战的困难阶段。
7月27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领导就统一山东军事领导问题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鲁南自今年三月起处于极紧张环境中，天宝山及抱犊崮敌、顽、我斗争非常尖锐。该地区贫瘠，地方封建及土匪势力严重，而我党政民工作又极惊人落后，……。只要主力稍一移动，工作即全部坍台。教二旅经常西进东返，南下北还，疲于作战。曾几度与山纵商妥加强鲁南工作，调整作战部署，但均无法执行。主力经常处于饥饿中，财政亦不能彼此接济。我们要求迅速统一山东军事领导与指挥。”（注5）
8月18日，朱瑞、罗荣桓、陈光致电山纵、一一五师各部、各军区，并上报中央军委、集总和陈毅、刘少奇，针对亲日派在华中、山东策动的新的反共行动做出五项具体指示，“为保障上述任务的完成，各部应注意：（一）立即进行深入战争动员，与保卫秋收相联系，激发群众参战。（二）严密各种后勤工作组织，使作战部队之弹药、粮食、医务、兵员求得源源接济。（三）准备应付青纱帐倒后敌之可能局部‘扫荡’。”（注6）

1941年夏，山东分局有关领导在滨海区合影（左起）：陈士渠、罗荣桓、黎玉、赵镈、朱瑞、萧华。
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军委鉴于山东作战指挥尚未统一，而加强山东方面的军政领导和统一作战指挥为加强山东的先决条件，因而决定：“山东分局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分局暂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组成，朱瑞任书记；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军政委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黎玉、陈光、肖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任书记。”（注7）
20日，山东分局致电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原局并彭德怀、杨尚昆等——“报告分局会议讨论中央关于统一山东领导的决定，表示完全接受，并对具体执行方面提出意见，主要有：（一）分局、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原则上应靠拢沂蒙临费的四角地区。目前在指挥反‘扫荡’，首先从实际作战中求得两战略单位的配合行动与统一指挥。为指挥便利，师部暂设滨海地区，不即西移。……。（二）前北方局批准的山东军政委员会即应撤销。（三）略（四）分局分工：陈光主持财委会，罗荣桓主持军事，黎玉主持政府工作，朱瑞主持党的组织。”（注8）
9月5日，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军政委员会议并作出《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决定》，除将一一五师与山纵两个指挥机关靠拢合组一个军政委员会外，并就建立统一指挥做了五条具体步骤和规定：“（一）一一五师与山纵有两个旅以上单位配合作战时须组织临时统一指挥机构或直属师指挥。团分散行动应受附近高级指挥机关或旅或军区指挥。（二）目前沈（鸿烈）于（学忠）及地方顽军的意图是截断我各区交通，掩护霍（守义）回鲁，打击我清河，反攻我胶东。……。（三）强调建设独立的军区工作，加强地方武装的培养，正规军不兼军区。各军区、军分区均须有基干部队，主力不应予以合并。……。（四）统一后方勤务系统，建立总的后方勤务部，合理调节分配供给。（五）统一通讯联络联络组织。……。”（注9）
针对国民党军顽固势力的图谋，军政委员会对重点地区统一指挥规定：“①为使鲁南与沂蒙完全联系起来，以山纵一旅跨过滋临公路活动，控制天宝山区，随时向南向西作战。将临（沂）赣（榆）东（海）地区的军分区归鲁南军区节制，归山纵二旅统一指挥。②鲁北、清河将成为一个单独的作战区，目前教六旅与山纵三旅应坚决完成黄河两岸的联系，彻底消灭刘景良，并由山纵三旅杨国夫、刘其人统一指挥。③胶东山纵五旅、五支队须立即统一指挥，暂以许世友、林浩任军政首长，赵一萍任参谋长，组织临时指挥部。”（注10）
从文献史料记载看，这是合组后的军政委员会做出的首次决断。从具体内容不难判断，并未从所谓的“山头利益”出发，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的调整——充分发挥山东纵队的作用。之后的形势发展证明，这次调整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十分及时，对于扭转了这些地区的不利局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山纵第一旅进入天宝山根据地后，立刻改变了原先敌强我弱的局面，进而巩固住了鲁中与鲁南之间的联系。而山纵第二旅进军东南并统一指挥临（沂）赣（榆）东（海）地区，使原先奔波于鲁南与滨海——“西进东返，南下北还，疲于作战”的一一五师主力教二旅能够集中兵力，灵活自如的执行运动作战任务。
决断中最值得称道的，是针对清河及胶东根据地做出的人事调整——许世友1940年9月进入山东后即被任命为山纵第三旅旅长，由于不擅长平原作战尚无出彩的表现。但这并未影响分局对他的信任——而是将他调到胶东，统一指挥山纵第五旅及第五支队等部。山地作战是许世友的拿手好戏，一到胶东就发出“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的豪言！经过经半年多的艰苦奋战，不仅粉碎顽固派的进攻，而且打出胶东八路军的新局面——收复以牙山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使分散的胶东根据地连成一片。
接任山纵第三旅旅长的杨国夫更是不负上级领导的期望！杨国夫是最早派到到山东的红军干部，经过在清河区数年的艰苦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平原作战经验。面对前不久教六旅所部失利的复杂局面，先以山纵三旅一部控制黄河沿岸义和庄一带渡口，然后指挥教六旅向无棣东北及沾化以北推进——在山纵三旅主力从沾化东北进攻配合下，不久便控制住了无棣、沾化以北及东南地区，进而巩固住了与冀鲁边区与清河区之间稳固的联系。之后又成功顶住并击退了年终日伪军对清河地区之清西区的残酷“扫荡”，维系住了山东根据地与华北根据地之间以及胶东地区的联系。

山纵三旅及清河区领导（前排左起）：徐斌洲、陈楚、景晓村、许世友（旅长）、马千里；后排左起：杨国夫（副旅长）、刘其人（政委）。（图片取自《烽火HOME》网）

时至10月2日，罗荣桓、陈光等致电中央及集总并各旅负责人：“为坚决执行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与山纵领导机关靠近，山纵归我们指挥，并经常注意对山纵的帮助和团结，使山东我军逐渐团结成为一个战略单位。师直以四天行程北移，于东（一）日抵青驼寺（临沂北）一带。”（注9）同日，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问题，并对军事部署、军区工作及后勤、通讯学校等工作做出决定。
10月7日，山东分局与军政委员会依据形势发展发出紧急动员反“扫荡”指示：日军继对晋察冀进行为时两个月的“扫荡”和对泰山区“扫荡”后，有集中更优势兵力以沂蒙区为中心并对周围地区进行长期残酷“扫荡”之可能性，号召党政军民立即动员起来，紧急进行反“扫荡”的各项准备工作！
13日，罗荣桓、陈光命令所属部队立即开始反“扫荡”备战工作，并规定了日伪军“扫荡”鲁中、鲁南时，各部队的具体活动位置：“①军区、军分区和地方政权应坚持原地区；②教二旅以一部灵活动作，保卫海头、兴庄税收，主力沿沭河、沂河两岸展开，在东海、赣榆、郯城、邳县地区活动；③山纵直属队及一、二旅原则上应向北沿芦山、北沂蒙区、日莒公路南北附近地区活动；④抗大向西，师直向南和东南，分局随师直或七区委，临时按情况决定。”（注10）
令人惋惜的是，军政委员会的这些反“扫荡”举措还是晚了，而且既没有预料到日军将采取与以往不同的策略和战术，也未意识到此次反“扫荡”的残酷性！此时，日伪军拉开的“铁壁合围”的大网，已从胶济、津浦等铁路沿线推进到沂蒙山区边缘——蒙阴、沂水、莒县、费县等均已被日伪军大部队占领，周边炮楼林立、封锁线纵横。
此次日军抽调第十七、第二十一、第三十二、第八十三师团及独立混成第五、六、十旅团等约三万三千多兵力，配属两万余伪军共五万多兵力，作为进入沂蒙根据地“扫荡”的机动部队。除了继续使用以往“分进合击”、“突然奔袭”、“清剿抉剔”等有效战术外，还采取以强大兵力在根据地内呈网状分布，然后通过多路分进、快速出击形成若干合围圈，意图将八路军武装分割包围在狭小区域，然后予以合击围歼。
此外，日军在攻击力量的使用上一反常态——之前进行“扫荡”，通常每路日军一个中队配属一个大队的伪军，以日军一个小队指挥伪军一个中队打头阵，本队率伪军另两个中队在后面督战。战斗打响，逼迫伪军在前与八路军厮杀、日军在后以火力支援，瞅准时机再从侧后发起冲击及迂回包抄！此次则主要以日军为主，配属少量的伪军主要用于带路及对付老百姓，遭遇八路军武装后迅猛发起冲击！
1941年11月初，在发动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日军迫不及待地发动对八路军沂蒙山根据地的“铁壁合围”！根据史料文献记载，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亲自坐镇临沂督战，驻鲁日军第十二集团军司令土桥中将负责指挥。“扫荡”的目的是通过“三光”政策破坏沂蒙根据地的基础，进而消灭驻扎在这里的中共山东领导机关及其武装力量。

图片取自网络

其时驻扎在沂蒙中心区根据地的，主要有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山东纵队等党政军机关及部分武装力量，以及前不久由鲁南转移过来的一一五师师部及警卫部队，加在一起共约一万余人。在外围的主力部队主要有：山纵一旅一团、二团在蒙（阴）沂（水）公路以北开展反顽斗争；山纵二旅位于滨海区的北部；一一五师教二旅则在滨海区的南部。
发觉日军大部队开始行动后，中共山东分局及军政委员会于11月2日发布命令：山东分局机关、省战工会和第一一五师直属队适时转移至鲁南地区；山东纵队机关及直属队转向泰山地区；山东纵队第一旅主力转至敌合击圈外围待机作战；抗大一分校转移至泰安、泗水、宁阳地区；鲁中军区及所属的军分区和县区武装就地领导民兵坚持斗争。
依据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日军此次大“扫荡”共分为三个阶段：11月2日至12日为第一阶段——敌之合围、我之反合围阶段；11月12日至12月8日，为敌之“清剿”、我之反“清剿”阶段；12月8日至28日，为敌之撤退、我之反击阶段。由于日军将矛头对准的是八路军，国民党顽军袖手旁观甚至变相支持，而八路军武装又只能在夜间突围，再加上准备不足，因而此次反“扫荡”作战分外艰难！
第一阶段反“扫荡”作战，就呈现出不利局面。
11月2日晚，驻扎蒙阴、沂水、莒县的日伪军秘密出动——远距离奔袭驻扎在马牧池的山东纵队机关！由于措手不及，迭遭合击：山纵机关4日拂晓遇袭后仓促分散突围，结果大部分人员走散。6日山纵机关转移至南墙峪，又遭敌合击！天黑后，指挥机关突围至芦山，经一天激战先转移到天宝山区，随后插至新泰县西南的石莱一带，这才跳出了日伪军的合围圈。与此同时，山纵一旅的第一、二团也屡遭敌军合击，因电台丢失联络不上。
5日，日军集中了两万多机动部队，在七架飞机、十余辆坦克及数十门大口径火炮掩护下，兵分十一路由临沂、费县、大平邑、蒙阴、沂水、莒县出动，扑向青驼寺、孙祖及留田地区——目标是位于这一带的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及一一五师师部等。根据以往八路军主力多向滨海区转移的规律，事先在沂河的河阳及临沂东北的葛沟布下重兵，准备在山东八路军主要机关转移的途中，通过阻截和追击达成围歼的图谋。
出乎日军意料的是，山东八路军主要机关没有向东南方的滨海区转移，而是察明敌情后根据罗荣桓的建议“敌进我进”——向西南敌军纵深，临沂方向转移。5日黄昏，提前隐蔽转移至留田东南的铁山子附近，当晚分局及一一五师师部等数千人在仅有一个营的兵力掩护下，从两公里左右的间隙中分成两路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于6日拂晓安全进抵留田西南一百华里开外蒙山南麓的护山庄，跳出敌人合围圈。
在第一阶段反“扫荡”作战期间，我军遭受相当严重的损失！如在敌军发动“扫荡”前，错误地将处于被敌顽夹击下的大崮山当作金城汤池，并将一些地方武装集中到坦埠以北固守山头与东北军对抗。尽管军政委员会两次会议都指出急需作出改变，但因时间关系没有得到执行。5日遭到数千日伪军围攻后，守崮部队顽强抵抗两天伤亡很大——团参谋长等许多指战员战死！7日晚不得不炸毁兵工厂及仓库后撤离。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第二阶段！
分局与一一五师师部等突围后不久，得知山东纵队遭到袭击但情况不明，罗荣桓与朱瑞、陈光经过紧急商讨认为，经“扫荡”后沂蒙山根据地内部已无力坚持，如果分局与师部就此转移到外线，不利于整个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于是决定返回沂蒙山区，继续留在根据地内领导反“扫荡”斗争。大概是由于缺少掩护的兵力——当然也有考虑不周之处，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及一一五师师部等数千余人悉数返回。
11月17日，约一个大队的敌军（包括特种部队及伪军）尾随山东八路军领导机关，进入沂南县孙祖镇以北的绿云山、萧家坪、狼窝子一带，随即在制高点绿云山建立临时据点。由于绿云山地处沂蒙中心地带，对八路军武装在根据地的活动构成威胁，罗荣桓与陈光决定乘敌立足未稳将其拔除。战斗于28日半夜时分打响，陈光指挥一一五师特务营、山纵二旅四团三营、沂临边联县独立营，向盘踞在绿云山、萧家坪、狼窝子的敌军发起进攻！起初战斗还算顺利，但很快便形成僵持状态——日军援兵已陆续赶到。
为避免不必要的伤亡，29日拂晓我军撤出战斗，只留小部队进行监视。为能集中精力作战，罗荣桓与陈光打算将各个机关单位及非战斗人员，转移到较为安全的大青山一带。为慎重起见，罗荣桓两次发报给抗大一分校询问敌情，得到尚未发现敌情的报告后，便命令一一五师师部第五科科长袁仲贤带领师部及直属队人员，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带领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省群团组织、报社、医院、被服厂、银行等人员共两千多人，于29日夜向临沂至蒙阴公路西侧的大青山转移，待部队结束战斗后再会合。
未料到日酋提前部署了一支超过五千兵力的日军机动部队，在大青山的北、东、南三面预设了一个大的包围圈——西南侧为亲日的顽军刘黑七所部，准备合击进入这一带的八路军部队和机关。可由于抗大一分校29日凌晨才根据命令来到大青山，加上白天不宜出动且人力侦查的范围有限，所以没有及时发现日军远远埋伏的部队。
30日凌晨三时许，潜伏的日军突然发起攻击！其时进驻大青山的抗大一分校共约三千多人，分驻在胡家庄、杨家庄、大谷台、李行沟、梧桐沟等十几个村子，只有五百来人手中有轻武器——步枪及少量几挺轻机枪。正当战斗激烈时，袁仲贤及陈明带领两千多机关人员，糊里糊涂也涌进了这一地区！罗荣桓等得知后，电令所有部队统归分校校长周纯全指挥，经过一天的拼死抵抗，大部分人终于在天黑后突出重围。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日军的弹药给养也消耗的差不多了，随后日酋派出六千余日伪军向天宝山及滨海区发动“扫荡”——掩护主力撤出沂蒙山区。沂蒙山及其周边的八路军一面集中兵力，打击留在抗日根据地的敌人，一面以一部兵力尾追后撤的日军大部队，进行袭扰作战。23日，随着“扫荡”天宝山及滨海区日伪军所部分路撤离，八路军乘势收复了整个沂蒙山抗日根据地。
在历时经两个月的沂蒙山反“扫荡”作战中，山东八路军作战一百五十余次，共歼灭日伪军两千多人，粉碎了日军企图消灭山东党政军机关和彻底摧毁沂蒙山根据地的企图。但损失是巨大的：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方面牺牲达三千多人——仅大青山突围就牺牲（包括被俘被杀害的）一千四百多人！其中有不少都是团以上干部，如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仁及国际友人希伯等。
由于日军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策略，“扫荡”过后的沂蒙山中心根据地满目疮痍：到处到都是残垣断壁——几乎没有完整的房屋，被杀害及抓走的群众一万四千多人，被日伪军抢走约八十余万斤粮食！沂蒙山区本来就不富裕，此时又是寒冷的冬季，整个根据地军民如何熬过饥荒成了大问题！更可怕的是由于基层组织大都被破坏，不少党员干部躲了起来，甚至有些地方武装插枪消散！假若这些问题不能迅速解决，群龙无首的老百姓如何能渡过难关！？一时间，悲观情绪弥漫整个根据地。
12月30日，一一五师师部转移到滨海区胡子村。当晚罗荣桓与陈光致电分局：指出“鲁南还酔迷于冗长重叠的会议，进行空泛的讨论，毫不具体解决问题。请分局向山东全党提出最中心的任务是彻底改变作风，切实依靠群众展开民兵运动与对敌伪工作，多给以具体办法，迅速实行精兵简政。”（注11）
12月31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结束一九四一年 迎接一九四二年》报告——“今天是一九四一年的最后一天，今天这聚会也是反‘扫荡’一来最大的聚会。虽然我们已经胜利的粉碎了敌人空前疯狂残酷的大‘扫荡’，但损失是相当大的。”；“为了迎接新的伟大的任务，对一九四一年应作简单的总结，也就是把过去一年尤其是最近‘扫荡’与反‘扫荡’的两月作一简单的鉴定。我们要拿无数同志的血肉、困苦与疲劳所得的经验教训来迎接一九四二年。”（注12）
同往常一样，报告还是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洋洋数千言之后说道：“在总结一九四一年的国际和国内政治形式和斗争后，我们也应把山东的政治形势和斗争做一总结：”（注13）总结完经验教训后，提出四条今后必须进行的工作，最后谈到坚持山东游击战争与实现这些工作的条件——“这是我们坚持山东游击战争一直到最后胜利的五个条件，只要我们坚持奋斗，坚持的转变工作作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注13）
注释：
注1、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79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0页。
注4：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1页。
注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1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4页。
注7：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2页。
注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5页。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86页。
注1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92页。
注1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199页。
注12：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6页。
注13：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选编》第八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

 

七、艰难卓绝 矛盾激化（下）

进入1942年，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据黎玉回忆：“有些地区（如泰山区、冀鲁边区）平均每八里路就有一个据点。至1942年底，敌人在山东境内修筑的封锁沟、墙竟达4000公里之长，相当于山东省周长的两倍。我根据地受到严重蚕食，面积比1940年时缩小了约三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压缩成‘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的状况。”（注1）人口由1200万减少至750万！由于各根据地不断被分割、蚕食，绝大部分基层组织遭到破坏，加上严重的饥荒，整个根据地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
此时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在日伪顽各方的夹击下，各根据地之间交通阻塞。山东八路军所部总人数减少四分之一，尤其主力部队——以一一五师为例，1941 年9月时部队人数已降至“三万六千九百五十四人”，反“扫荡”后估计降至三万五千余人。而且因为根据地缺粮，部队经常不得不饿着肚子作战，机动能力及战斗力必然大大下降！

此为《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图》，比对前文所发的《1940年山东根据地态势图》，明显可以看出根据地的范围已大大缩小。（图片取自《抗日战争纪念网》）

1月2日拂晓，日伪军出动一千多兵力，奔袭八路军鲁南军区峄山支队驻地毛楼。在八路军运河支队援助下，该部经多次战斗击退了日伪军的进攻，但鲁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峄山支队支队长孙伯龙及部分指战员牺牲。几日后，日伪军组织八千多兵力，“扫荡”我冀鲁边区根据地。不久，国民党鲁北保安第五旅公开投敌，之后该地区陆续投敌之顽军达一万余人，致使冀鲁边地区敌我形势日益恶化！
17日，黎玉、罗舜初致电彭德怀、左权并报中央军委，对山东纵队的整编提出具体意见。20日，中央军委就山东纵队整编，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为积蓄力量，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真正加强山东军区工作，军委建议：（一）山纵所属部队，统划归地方军，以山纵司政机关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胶东、清河、鲁中、鲁南均成立军区，……。如能编成一主力旅为正规军，则拨归一一五师指挥建制。（二）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军区），山纵统一指挥并领导全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包括民兵），政治直接归分局领导。……。（三）领导机关以短小精干，吸收培养地方干部为原则，……。（四）如山纵暂时不改为全山东军区工作时，关于山东本身编制问题，则同意黎、罗同志所提意见。”（注1）
那么，黎玉同罗荣桓于何时交换过意见并达成一致的呢？经笔者查证，得知黎玉及山纵机关返回沂蒙山的南墙峪、坦埠、黄庄一带后，朱瑞与罗荣桓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了一个骑兵排于12月中旬赶了过去，同黎玉、罗舜初商讨反“扫荡”及恢复沂蒙山根据地等问题。后罗荣桓于29日返回师部，朱瑞则留在山纵机关。
 21日，罗荣桓同陈光等就山东军区干部配备及部队调动问题，向集总和中央军委提出意见：“（一）山东军区由黎玉抽司政一部工作人员及武装（不超过三百人），靠近分局、师部行动，领导各区工作。……。（二）山纵一旅以王建安任旅长，王麓水任政委，丁秋生任政治部主任，留鲁中作为机动旅。……。（三）胶东以王彬任副司令，林浩兼任政委，……。（四）建立情报处，以邝任农任处长，刘居英副之。（五）略。”（注2）
22日，罗荣桓与陈光、陈士榘致电集总并中央军委，上报就去年底沂蒙反“扫荡”经验教训做出的总结。随后，以山东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发布1942年坚持和巩固根据地的方针：“粉碎日伪军的连续‘扫荡’、‘蚕食’和分割封锁，保持山东各区的联系，实施‘敌进我进’之‘翻边战术’，坚持边沿区斗争，制止敌人的‘蚕食’推进。”（注3）
26日，朱瑞在致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肖华并报中央及北方局的电报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据分局一些从师部回来的的干部反映，你们在天宝山时，主要同志在几次动员、讲话中，荣桓同志在同（分局干部）钟春培同志的谈话中，谈了批评我们的意见，是不合适的。电报说，‘山东分局及山纵工作，基本仍在党路线下进行，但缺点很多，但这是领导方式、工作方法或个人缺点。为转变工作，在目前主要是强调集体领导与具体工作。（非）加强团结不可。’‘当然批评与检讨是需要的，但它必须是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才能解决问题。不可向下层表露，以免影响团结。过去分局会议太少，民主不够。这是归分局。但最后一时期多次会议，如向春培同志所提意见均未提过，这是不合适的。’”（注4）

笔者经多方查证，这个“钟春培”疑为时任中共山东省青委书记钟效培之误，依据有二：一是其时分局干部中并无“钟春培”的任何记载；其二罗荣桓不太可能同一般干部谈论他对分局领导的意见及看法。根据明确史料记载，1942年10月，钟效培带领青年工作团第二分团部分人员前往鲁中开展工作时，遭到日伪军的突然袭击身负重伤！时至12月13日凌晨，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
那么，罗荣桓等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对分局领导提出批评？在随后给朱瑞并报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复电中，罗荣桓做了五点答复：
“（一）我对分局领导问题，曾于去年四月第一次会议即提出反对麻痹现象，要求作全盘政治上的检讨，并已（作出）决定，但未有执行。至于要求形成分局正式会（决）议，亦在八月更迫切地请求过，却未能进行，这是非常大的缺点。
（二）分局包括我在内，过去对中央、北局许多指示未有讨论。除了关于党性问题，朱瑞同志在党校第二期开学时附带传达外，就很少普遍地在党内进行教育。这使我们在检讨中央、北局指示执行上表现万分不够。
（三）山东损失中心问题在哪里？一且工作离开战争与长期打算，战争之脱节。人民武装问题素被忽视。作战没有具体对策，从应付东北军之转向（看）仍是很明显的。三三制民主政权策略作了些什么，这的确是非常严重。财政经济的流通，限于满足些大数字的现象是存在的。工作表现大后方主义作风。在中央、北局指示反主观、形式主义后，我们是没有十分警惕的。
（四）我对钟春培同志谈话是根据山纵会议对反‘扫荡’一般的总结。钟春培同志反映鲁南问题引起我对某些具体工作表现过自己的意见，这绝不是什么新的超范围的想法。
（五）我们今天需要自我检讨。建立集体领导，是不会存在不团结现象的，更不会有个别情不相安的道理。党的纪律首先要求我们以身作则。中央老早提出，对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但在党报上却提出两条战略反攻、两条战略退却阵线。这种例子在山东不少。”（注5）
 2月2日，大概是因为上电系罗荣桓一人所为，而且其中有些问题似没有讲透彻，故罗荣桓、陈光、陈士榘、肖华等又联名致电山东分局并报中共中央及北方局等，进一步提出对山东分局领导的意见：“我们对分局领导一些意见，绝不是由于在困难中来抱怨。（面对）沂蒙反‘扫荡’严重教训，再不能坐守沉默。（我们）在个别讲话上不审慎或流露不满情绪及对山纵帮助注意不够是有的，我们已经检讨过。我们对分局领导意见，从去年四月即有提出，但不够积极，尚存一些不必要的顾虑。另一方面，因为问题不能痛快解决，引起烦恼苦闷而消沉丧气。我——荣桓负主要责任，是由于我软弱所造成的。”（注6）
在此电文中，还提出了八项具体讨论意见：
“（一）分局间同志有不团结现象，不是由于对个别同志感情不相容，而是认为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不能满足于一般化抽象空洞的词语和一切不可靠的数字。……领导放松，许多政策不明确、不坚定，如忽视人民武装问题，统战工作左右摇摆，政权不愿向三三制开门等。
（二）军政委员会没有建立正式会议制度，进行自我批评。不民主的虚伪、曲意求全必然招致分歧。
（三）主观主义的处理问题，流水账式的应付问题，着重枝节，放过中心，只讲形式，不谈实际。对此次反‘扫荡’受到的损失，认为是严重斗争局面、遭到极大困难的袭击造成的；面（应为‘而’，笔者注）其实这都是不应有的损失。但分局（总结经验教训和）通报方面到现在仍然是非常不够。
（四）在党政军民关系上多批评军队是对的，但在地方党存在的严重问题却不作有系统的报告。
（五）鲁南斗争局面紧张，曾屡次请分局出席会议解决问题，没有结果。结果换得更大损失，全部工作几乎塌台，任然没有警惕。
（六）财政政策不明不白，浪费人力物力财力严重。……。
（七）对党内坏的倾向和作风没有开展斗争，对大后方机关作风不去作有效的纠正。分局直接领导集合所有剧团举行一个多月的公演，就在敌人炮火射程以内，夜间坐享其成。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由地委负责同志发表恋爱观演说并举行隆重婚礼。还有个人随便发表政治见解，如最近《滨海时报》社发出‘两条战略反攻、两条战略退却’（口号），这是由于不重视党的纪律造成的。……。以上我们曾提过，还向朱瑞同志在非正式会议上表示过。
（八）我们建议分局最近召集一次正式的分局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就近前来参加检讨，总结山东工作，在领导间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明确一致的方针，加强党内团结。这是十分必要的。最后我们保证不会有损害党的言行。”（注7）
不言而喻，由于上述这几封往来的电报，不可避免地将中共山东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公开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一一五师直接将与分局的分歧摆到桌面上？
根据明确的文献史料记载，刚刚经历过的残酷反“扫荡”斗争不仅损失巨大，而且位于鲁中的山东分局机关及“战推委员会”差点儿被一锅端——用一一五师上报集总及中央军委电文中的话说“此次虽侥幸未被敌聚歼，但损失极端严重。”（注8）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战争的残酷及形势的恶劣，致使根据地部分基层干部产生了前途渺茫的消极情绪。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分局先后下发了九个文章，但却迟迟未召开会议，对此次反“扫荡”进行认真总结。大家担心的是，如果日伪军再次发动大规模“扫荡”，被封锁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连”沂蒙根据地中的山东分局还会如此幸运吗！？这又怎么不令一一五师的首长们心急如焚！？所以，罗荣桓、陈光等只好断然采取摊牌的方式，来促使分局那位主要领导尽快开会研究如何解决当务之急。
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分局另一位委员黎玉的态度——在其个人回忆里记述道：“罗荣桓同志非常民主，即使在联系非常困难的战争环境中，也非常重视听取同志们的意见。记得有一天，罗荣桓同志为了与我交换意见，竟不顾个人安危，仅带一个骑兵排从鲁南赶到沂蒙山区找我，使我非常感动。”毋庸置疑，罗荣桓之所以要去找黎玉，唯一的解释，就是要了解黎玉的看法。
那么，黎玉持何种意见呢？——“当时我是分局委员，直言不讳地向罗荣桓同志谈了一些对局势的看法，谈到‘迟迟不进行二五减租减息运动，是难以发动根据地民兵和基本群众积极投入反扫荡，和兵源不足的根本原因’。罗荣桓同志对我的意见十分赞同，他回到一一五师后，立即将这些意见电报中央，请中央派人到山东来解决这些原则问题。他的请示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同意，委托刘少奇同志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
从目前可见的文献资料中有关记载推断，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对山东的事情有所了解，但对山东分局领导之间的分歧与矛盾竟至于斯，恐怕还是始料未及！2月4日，毛伟人致电刘少奇：“兹将朱瑞、罗荣桓二同志争论电二件发你处。朱、罗相互不满，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中央未予解决。朱的毛病在浮。你经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朱瑞如能离开山东，中央催调他来延参加大会。”（注10）
2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致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刘少奇电：‘你们之间的争论，中央派刘少奇去山东和你们商讨解决，请你们先行准备总结山东工作的一切必要材料。少奇行动对外守密’”（注11）在3月3日的电报中，中央书记处又指出：“目前山东工作处在比以前更加艰苦的阶段, 不仅由于敌人残酷‘扫荡’, 地区缩小与分割, 主观上亦存在相当严重弱点，表现在工作不深入, 政策掌握不够, 特别是高级领导同志间存在互相不满与极不团结现象。”（注12）
电文中，还通报了其时山东的情况：“（一）山东根据地目前形势是今天敌伪顽在山东的势力，无论在地区、人口、兵力比例上，都比我强大。……。由于对群众民主民生改善不够，群众拥护我军与民主政权的热情尚未发展得很高。（二）由于工作粗枝大叶，各种政策执行发生许多过左过右的错误。在肃反上似乎尚未认识湖西事件的惨痛教训。在对地方武装政策上，一一五师和山纵均发生随便编并现象。（三）一一五师与山纵关系上表现不团结。（四）陈罗与朱瑞关系。①朱瑞在一九四零年来电，批评一一五师缺点非常尖锐，……。②中央去年曾决定分局、师部及山纵必须靠拢，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但并未真正做到。③罗荣桓同志最近来电，提出了山东分局工作缺点，主要是没有建立集体领导，……。（五）朱瑞团结、培养山东地方干部不够。”（注13）
同日，中央书记处致电朱瑞：“电报在肯定朱瑞在山东工作的成绩的同时，指出了严重弱点：（一）在全盘领导上，对中央指示不重视、不讨论，对政策掌握与指导差；对山东敌友我三方面情况，各阶级的现状和态度等缺乏应有的了解，使工作报告和给中央、北方局的电报空洞，反映不出具体情况；‘一般号召多于具体决定，空泛决议多于切实计划，原则指示多，具体指示少，工作要求多，检讨总结少。因此领导上还存在粗枝大叶的作风。’（二）在个人领导上的弱点是不善于团结全体领导干部，不善于推动组织去进行工作。”（注14）
电报还说：“希望你研究上述意见，发扬自我批评精神，以身作则来检查山东的全盘工作，以领导干部之间的团结一致去加强山东全党的团结一致。”电报最后又告之：“关于山东工作及领导干部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央已委托少奇同志路过分局时，协同你们检查和解决。”（注15）
是年的3月19日，化名胡服的刘少奇离开苏北阜宁的单家港，在一一五师教五旅第十三团护送下前往山东。一路昼伏夜行，穿越日、伪、顽控制地区及数道封锁和陇海铁路，于4月10日抵达山东滨海区的临沭县朱樊村。刘少奇不顾旅途劳顿，甫一进入根据地，就立刻投入到紧张有序的工作。

刘少奇等进抵西朱范村合影——前排左起:黎玉、刘少奇、肖华、罗荣桓；后排左起:周克胜、梁兴初及两名护送人员。（图片取自网络）

综合黎玉及高克亭等亲历者的回忆，刘少奇先是同分局书记朱瑞谈了整整三天，然后又分别与罗荣桓和黎玉各谈了一天。首先将所带的随行工作人员撒下去，千方百计地接近驻地附近的老百姓，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询问减租减息是否进行或进行得怎样？各阶层反应如何？贫雇农生活有否改善？生产情绪怎样？各群众组织是否发展起来？农救会的威信、作用怎样？等等。”（注16）同时，认真查阅、研究山东分局近几年来下发的文件及材料等。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刘少奇基本搞清山东的根本问题所在。
4月26日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认真听取了各方发言之后，就抗战五年来山东工作及今后任务，做了系统性发言——刘少奇在充分肯定山东党组织及所属八路军部队取得成绩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我们的力量发展还不够强大，对敌斗争还没有取得优势；减租减息还未开展起来，因而基本群众没有真正发动组织起来；丧失了一些建立政权的历史先机，建立的政权还没有成为真正有广大群众及社会基础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同时还从主客观方面分析了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改正办法。最后，指出了今后山东我党我军的任务。”（注37）
27日对山东的领导机关及干部配备，断然进行相应调整：（1）一切领导权利集中于山东分局。（2）一一五师师部、山纵司令部及山东分局合署办公，将三个机关从原有的万余人缩减至三千五百人。（3）山纵第一、第五旅拨归一一五师，其余归属个军区。（4）朱瑞及黎玉均驻在一一五师师部，与陈光、罗荣桓一起办公；随后对山东之后的战略方针，明确提出新的要求：从思想、政治和组织上动员起来，团结全党全民，加强和巩固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反对和打破敌人的“蚕食”。
在根据地内，实施党的减租减息政策。积蓄力量，在敌、我、顽（友）三角斗争中，求得于我有利之若干可能的转变，迎接国内外之伟大事变，争取最后的胜利；此外，刘少奇同志还先后做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改造政权问题》、《党内斗争问题》、《思想方法问题》及《关于财政粮食问题》等针对性的报告，为山东干部进行了一次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为之后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月4日，山东分局发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在全省开展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并把此作为第一位的中心任务。为了取得减租减息斗争经验，在少奇同志指导下，山东分局组织工作团到莒县大店等地试点。少奇同志和朱瑞同志一起亲自参与指导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向全省推广。
那么，对于分局领导之间的矛盾，刘少奇又是如何进行甄别处理的？
注释：
注1：见《黎玉回忆录》，第169、170页。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0、201页。
注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1页。
注4：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76页。
注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5、206页。
注6：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6页。
注7：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7页。
注8：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7、208页。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3页。
注10、11：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08页。
注1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1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1、212页。
注14、1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1版，第212页。
注16：见《黎玉回忆录》，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