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恋情（四）
战地恋情
李公尚
四
两天后，我进入了利沃夫战时管制委员会新组建的一所战时外科医院工作，捷列金娜作为志愿者被派到这所医院所属的医疗救护转运队做护士。医疗救护转运队的队长别茨科夫斯基医生，是匈牙利人，原在基辅一家医院做美容外科医生，刚结婚不久。我拜托他照料捷列金娜，告诉他捷列金娜是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对医疗工作并不专业。别茨科夫斯基医生问捷列金娜是不是我的恋人，我告诉他不是，她才二十一岁，是格列廖夫教授的女儿，格列廖夫教授委托我带她去德国，被战争滞留在了乌克兰。别茨科夫斯基医生说他理解我的处境，因为他和他的新婚妻子也有类似的遭遇。
无论在战地外科医院还是医疗救护队，所有工作人员身上带有拍照、录像等功能的智能手机、录音笔、扫描器等个人所用电器都被收走或者限制使用，由于我需要使用电脑查找有关资料和记录有关信息，我的电脑留在了我身边，但是上网受到了严格限制。我打公用电话把我和捷列金娜的境况告诉了格列廖夫教授夫妇，他们听了唉声叹气。格列廖夫教授即将被派到基辅的一家战地医院去工作，他儿子谢廖沙也已经被征召去了乌克兰军队。我向格列廖夫教授夫妇表示，我一定想办法带捷列金娜离开乌克兰。
我到邮局购买了一张能使用五十小时的网络卡，通过电子邮件把我目前在乌克兰的状况分别报告了我的导师斯坦列维奇教授和谢东诺夫医科大学的教务委员会，很快收到了斯坦列维奇教授和学校教务委员会的回信。他们都让我尽快和中国住乌克兰使领馆取得联系，争取早日离开乌克兰，回到莫斯科完成我的博士论文并取得博士学位。
然而，在利沃夫和中国使领馆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利沃夫没有中国领事馆。听说战争爆发后，中国大使馆向利沃夫派了一个工作组，组织撤侨工作。我通过当地的华人辗转找到了使馆工作人员，向他们详细讲述了我目前的情况。他们告诉我，我没有护照无法登记身份。不过他们表示愿意帮助我通过驻基辅的中国使馆和中国国内有关部门联系，取得我当初办理护照的原始资料，同时他们还必须要和俄罗斯有关方面联系，以证明我的身份。但这需要时间，恐怕赶不上这次撤侨行动。另外他们明确表示无法帮助和我同样没有护照的捷列金娜与我一起离开乌克兰。
在利沃夫战时外科医院，我必须没日没夜的工作，才能应付从前线转来的伤员。从基辅、顿涅斯克和哈尔科夫等战场上转运到利沃夫的伤员，大多是被炸伤和烧伤，他们在前线的战地医院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用飞机或汽车运送来。前线的战地医院为了尽可能多地收治从战场上救下来的伤员，刻意简化了对重伤员的治疗过程和评估程序。伤员被从各地转送到利沃夫时，情况常常比伤员随身带来的伤历简况和治疗报告恶化得多，需要立即进行不同程度的深度治疗。而且这种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有越来越多的伤员在治疗手术完成之前就死去了。现代战争已经不是敌对双方面对面的相互射杀或轰击，而是在互相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下，被精确地定点清除。有一次我连续七天没有离开过医院，除了每天必要的吃饭、洗浴和如厕，睡觉都在手术室外为医生专门辟设的休息室里和衣而卧。
医院里同时有九位外科手术医生负责对不同批次的伤员做深度手术治疗，每位手术医生带领五到六人的手术助理团队日夜轮班。手术室外的医生休息室里有十张床，每个医生没有固定的床铺，手术下来后谁累了，无法再坚持继续做下一台，就去找一张空床铺睡几个小时。卡列尼娜医生是我的手术助理，她和其他几位手术医生商量好，在休息室的一个角落里用医疗帷幔隔出了一块空间，供女医生们休息。被隔出的空间放了一张床，被戏称为“神圣空间”。
一次，我在朦胧的睡梦中，听到一阵阵呻吟和喊叫，我猜想是又有一批刚运来的伤员在等待救治。我实在累得睁不开眼睛，不顾呻吟越来越急促，翻个身又睡了过去。但那声音越来越放肆，我再次被惊醒，用力揉着眼睛强迫自己清醒过来，发现喊叫声来自医生的休息室内，发自那个用医疗帷幔隔开的“神圣空间”。我听出是卡列尼娜医生的声音，担心她这些天可能因为过度疲劳和经常面对伤员的痛苦死亡而产生了幻觉，遂起身朝被隔开的角落走去。
我拉开帷幔，看到卡列尼娜医生穿着鞋仰卧在床上，一条腿上的裤子脱了下来，另一条腿上的外裤和内裤褪到脚踝处，拖在地板上，丰满的双腿白花花的赤裸着。一个把裤子褪到膝盖以下的男人正压在她张开的双腿中间上下窜动。这个气喘吁吁的背影无暇他顾，卡列尼娜医生朦胧半闭的双眼看到了我，张开涂过口红的嘴唇朝我微笑一下，欲罢不能地躲闪开她身上的男人亲吻她的嘴唇，气息不调对我说：“嗨！达瓦里希契大依（俄语：中国同志），对不起，把你吵醒了。这是我丈夫，他再有一会儿就完事儿了。请你耐心等一会儿......”我急忙退出来，把帷幔重新拉好，对她说：“别着急，慢慢来！我去找院长，今天晚上和明天，我们需要放假24小时休息。”卡列尼娜听了，兴奋地说：“西巴西巴达瓦里希契大依！（谢谢你中国同志）”说完，她的喊叫声更加肆无忌惮。她平时工作时从来不涂口红。
我不知道卡列尼娜已经结过婚，她年轻漂亮，就像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事后我才知道，她三十岁了，是基辅一家医院的儿科医生，今年东正教圣诞节期间刚与做美容外科医生的别茨科夫斯基医生结婚。在开战的前两天，他俩打算经利沃夫去匈牙利，到别茨科夫斯基的家乡去看望他的父母。他们在利沃夫旅游了两天，想不到俄乌战争爆发了，他俩在乘车过境去匈牙利途中被拦截下来。卡列尼娜被送到战时外科医院做手术助理，她丈夫则被送到医疗救护转运队去做救护医生。此时她丈夫别茨科夫斯基刚从哈尔科夫回来。前几次她丈夫运送伤员回来时，都因为她正在做手术没能见到她。这次是她俩新婚别离后第一次见面。
事后，卡列尼娜一点儿也不在意我看到她和她丈夫做爱的事。战争期间，活着的人们常常得过且过，把平时很多不可告人的事都变得正常如仪。她笑着对我说，她要和她丈夫利用这24小时的放假时间至少做爱十次才够本，否则下次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也许等到下次时，她已忘记她丈夫长什么样了。
此时，我突然想到了捷列金娜，捷列金娜不就是医疗救护转运队的护士吗？她也该一起回来了，我已经很多天没见过她了。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阵由曼陀铃伴奏的忧郁的歌声，正唱着一首古老悠扬的乌克兰民歌：
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
在那静静流淌的小河旁
住着我美丽善良的姑娘
那就是我们亲爱的家乡
......
（俄语中文意译）
这首歌我曾经在格列廖夫教授家里听谢廖沙弹着钢琴唱过，当时捷列金娜在他身旁谈着曼陀铃，用和音伴唱。我突然醒悟到，这歌声，这曼陀铃弹奏，不正是来自捷列金娜吗？她回来了。我立即走出休息室，向停放伤员的候诊病房走去。
我循着歌声在一个候诊病房里找到了捷列金娜，她正坐在一名年轻士兵的床边弹着曼陀铃歌唱。她守护着的那名年轻士兵似乎已经死去，我上前翻开士兵的眼皮用手电筒照了照他的瞳孔，又摸了摸他颈部的脉搏，他确实已经死了。我看着捷列金娜目光呆滞的眼睛，对她摇了摇头，示意那名士兵已经听不到她的歌声了。捷列金娜抬头注视了我很久，像突然认出了我，扔下手中的曼陀铃，一跃而起，扑在我怀里，对我哭诉说：“我恨我自己！我没勇气满足他最后的心愿。他才十九岁，和谢廖沙一样大。”
我让捷列金娜冷静下来，捷列金娜伏在我的肩膀上哭着说：“我们乘坐A310医疗运输机从哈尔科夫飞来，一路上他都昏迷不醒。他的双臂被炸没了，眼睛也看不见。刚才他突然醒过来，哼唱起这首乌克兰民歌。他告诉我，在他家乡有位姑娘喜欢这首歌。那个姑娘和他一起到镇上去上高中，因为她长得太美，每次他都默默跟在她身后走，不敢和她说话。一次他在学校文艺晚会上唱了这首歌，当他走下台时，那个姑娘就像天使一样，来到他的身边拉起了他的手。我听了非常感动，就弹起曼陀铃为他唱起了这首歌，他突然说，想在临死前摸一摸我的手，看一看我的乳房，他想知道天使都长什么样。我听了他的话犹豫起来，当我下决心解开我胸前的衣扣，打开乳罩时，他却已经死了。我不知道谢廖沙会不会也这样带着人生遗憾离开这个世界，他还从没有交过女朋友。你知道，父母不许我和谢廖沙早恋。”
捷列金娜在伏在我肩膀上哭得一抖一抖的，像一头受伤的小鹿。她的善良和单纯感染着我。我抚摸着她金色的头发说：“天使从不感情用事，无论面对上帝还是死神，总是沉着冷静，即便给世间带来福音，也喜欢不动声色。”
三月底，基辅传来的战报说，俄罗斯军队最终没能攻占基辅，在乌克兰军队反击下，开始撤离基辅地区，甚至撤离了已被俄军占领了一个多月的基辅霍斯托梅尔机场（俄军称之为安东诺夫国际机场），向后收缩战线。但同时也开始对基辅、切尔尼戈夫、哈尔科夫等地集中实施大规模的空袭。
四月初的一天，我连续做完两台手术，疲倦地走出手术室，神情疲惫的捷列金娜走进医生休息室来找我。她刚从顿涅斯克接运伤员回来，见我从手术室里出来，迎上来对我说：“我来过两次了，你都在里面做手术。还记得卓拉吗？她受了重伤，被转运到这里。她身上的弹片需要取出来，正在八号候诊病房里等待手术。”
我立即随着捷列金娜去了八号候诊病房，见到卓拉，恍若隔世。她头上和身上缠满了绷带，浮肿苍白的脸上失去了昔日的美丽。她醒了过来，认出了我，大有他乡遇故之亲，虽无以言表却泪流满面。我上前检查了她的伤势，低声对她说：“我立即安排手术。”
卓拉是随军队文工团在前线慰问演出时遭到了空袭，她的头部、肩部和腹部被钳入大量弹片。我和我的手术团队连续做了四个小时手术，才把她身上的弹片清理干净并完成创口缝合。几天后，卓拉可以说话了，我去为她检查伤势，把这几天一直在她身边照顾她的捷列金娜支走，问她：“你受伤的事他知道吗？”卓拉知道我是在指张东明，摇了摇头，说；“一切都发生的太突然，我没有电话，还没有来得及联系到他。我不想让他知道我快死了。”我安慰卓拉：你的伤势正在得到恢复，安心修养两个月就能痊愈。
卓拉问我和张东明还有没有联系。我告诉她我来到利沃夫后，和张东明通过几封电子邮件，听他说，孙浩博和热娜妮娅，还有李开江在三月初中国驻乌克兰使领馆组织撤侨时，一起坐包机回中国去了。卓拉告诉我：李开江本来以卡柳莎是他的未婚妻的身份，一起要带卡柳莎坐包机去中国的，但是卡柳莎没有护照，中国使馆无法登记她的身份。卡柳莎回军队文工团去开结婚证明，被军队纪律部门指责违反军纪，未经批准擅自和外国人恋爱，试图逃避军人职责，于是把她送去了战斗部队。李开江到处寻找卡柳莎，甚至追寻着文工团去到了前线，但也没人能告诉他关于卡柳莎的去向。最后他被乌克兰有关部门押送回他所在的公司驻地，并警告他要把他驱逐出境，他只好自己痛苦地回了国。
我感慨地说：过去我们总以为，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生活。经过了很多事以后我们才知道，一直以来都是生活在不断地改变我们。卓拉告诉我：张东明为了和她在一起，向他所在的公司申请留在基辅，照看公司在乌克兰的财产。但她和张东明并不能经常见面，有时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一次面，每次见面都是张东明偷偷地去找她，如果一旦被发现，她就会和卡柳莎一样，被送到战斗部队去。
我压低声音问卓拉：“还有一件事，张东明知道吗？”卓拉茫然地看着我，问是什么事。我说：“我是指那个，你多长时间没来月经了？”卓拉听了恍然大悟，面红耳赤的轻轻喊叫了一声；“哎呀！坏了！上个月没来，到现在好像已经过了三四个星期了。前一段时间文工团一直穿梭在各个战场巡回演出，我以为是累得推迟了呢，也没在意。”我告诉卓拉，她已经怀孕了。大约已经怀孕五六个星期了。这件事应该告知张东明。如果卓拉同意，我会和张东明联系，向他说明情况。
卓拉说，她不想让张东明看到她现在的样子。她希望上帝原谅她，让她尽快好起来。我对她说：上帝并没有责备亚当和夏娃，而是让他们到人间去继续相爱，并养儿育女。你应该让张东明知道你目前的状况。为了你，他留在乌克兰，不惜冒着枪林弹雨去看你，就是为了能陪你一起度过艰难的时光。这一点连上帝都做不到。你需要告诉他一切，你们要一起作出决定，共同面对你们未来。现在看来，即使你伤愈了，恐怕也暂时回不去了。否则，你的结果不会比卡柳莎好到哪里去，那样给张东明造成的痛苦，会比李开江大得多。
卓拉同意让我发电子邮件告诉张东明关于她目前的一切，张东明接到消息后，连夜开车赶到了利沃夫。我把他安置在我在利沃夫的住处，告诉他，等卓拉的情况再好转一些，我会安排卓拉出院和他住在一起，我住到医院里去。我带张东明去护理病房看望卓拉，他见了卓拉，坚持要留在卓拉身边照顾她，我让捷列金娜和他一起照顾卓拉。
几天后，我再次去看望卓拉和张东明，问他们有什么打算。他俩面带难色无言以对，我告诉他俩：如果让卓拉做流产手术，要及早决定。否则越拖，流产难度越大，卓拉遭受的痛苦也越多。张东明和卓拉听了面面相觑。我继续说，但是目前卓拉的伤势仍然严重，她的身体状况可能不允许她在近期内做流产手术，她无法再次承受重大的疼苦。
张东明听了坚决地说：“我想让卓拉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卓拉犹豫着说：“可是我没有机会生孩子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伤愈后必须回部队去，否则，会被以逃兵论处。”张东明听了说：如果你挺着肚子回文工团去，哪里的领导更不允许你生了，他们会逼着你把肚子里的孩子处理掉，然后也会像对待卡柳莎一样，把你派往战斗部队去。到了战场上是死是活命运难卜，如果那样，你还不如不回去，等你伤痊愈后，我们离开医院躲起来，我找机会带你离开乌克兰。我给卓拉检查了一下伤势，顺便检查了一下她的肚子里的胎儿，告诉卓拉先安心养伤，办法总会有的。
一个星期后，我刚结束一台手术，走进手术准备室里，准备做下一台手术时，在我身边正准备手术措施的卡列尼娜突然被人叫了出去。不一会儿，就听到室外传来卡列尼娜撕心裂肺的痛哭声。卡列尼娜的丈夫别茨科夫斯基医生在哈尔科夫前线转运伤员时，他带领的车队遭受到导弹袭击，整个车队的人无一生还。我听了心惊肉跳，想到别茨科夫斯基医生在临走前，听说捷列金娜是卓拉的好朋友，就特地安排捷列金娜留下来照顾卓拉，没让她参加这次救护转运。否则，捷列金娜也会和他一样尸骨无存。
（本文根据当事人叙述采写。未完待续。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