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天堂入地下 ：一个中国家庭的美国悲剧（5）
（导章））
（5）
这里要说桩小事。比较中美不同社会阶层，我倚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家庭收入数据，那么这个“收入”的定义就很关键。我发现美国人口普查局关于“收入”的定义自相矛盾。它第一段说这是税前收入，第三段又说：“我们推导出些方法来系统地去除联邦税、州税”。去掉联邦税、州税那就是纯收入，纯收入跟税前收入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是个别特殊情况也行,但你去掉联邦税、州税的标准是什么？你给举个例子啊。是不是富人税前收入太高了,怕他们的收入带偏高层收入，算他们收入时只算他们的纯收入？我找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问答页也没见他们解释。我比较闲，就给美国人口普查局写了个信,自封了个社会学家的头衔，暗示我是个大学教授，说你们这个“收入”的定义前后矛盾，请解释一下你们用什么标准去除“联邦税、州税”，给我些例子，好让我对学生讲明这问题。我不能说我是红安柏树岗村袁家塆一农民，说了他们多半不会理我。我知道美国人口普查局混饭吃的人最怕社会学家，因为他们多半是社会学教授的徒子徒孙，人口普查局的好些个主任都是社会学出身，比如布什时期、奥巴马时期的局长都是；人口普查局有学数学的、学统计的、学经济的、学政治的，但那些人没有社会学做指导就是瞎子抓螃蟹，不知从何下手。我知道怎么吓唬他们，所以自称社会学家。我那信显然引起了他们足够的重视，那信马上由人口普查局的小头转到大头，大头满局子找人回答我。还蛮快，第二天就有人答复我了。这人非常客气地说了一大堆，最后说那个定义过时了，得更新；隔天就把我指出的那段自相矛盾的话给删了。我就想：这个“收入”定义在那儿不知几生几世，成千上万的社会学者、人口学家、经济学者、政治学者甚至小报记者都依据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数字来说事、写文章，就没人发现它那个定义有纰漏？
我靠搞数据分析混饭吃混了七八年，也知道人口普查局搞出个具体数据来很难，因为数据统计有多少个数字就有多少个问题，最后还是得搞统计的几个人商量着做个了断，不然就什么数据都搞不出来。那个了断的细节不说为佳，说起来没完没了。
所以我这个按购买力比价推算的中美家庭收入之比只能作个参考。收入购买力相当的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就相等。因为中国部分家庭年收入按购买力算趋近美国家庭还是近几年的事，而美国人有上百年的积累。
1995年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平均收入换算成中国的购买力，相当于当时的2.266万人民币，即月家庭收入为1900块（见表9.2B），这一阶层的年收入上限按购买力算相当中国的3万9千元（见表9.1B），即是月收入3250块。中国当时大概不足百分之十的家庭能达到这个收入水平。冷先生一家月收入大概就在600块左右。
对比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需要了解中美两国二十五年来的消长情况 （表9.4）。1995年，美国GPD为中国的十倍多，人均GDP为中国的47倍。2020年，美国GDP为中国的1.4倍，人均六倍多；按购买力算，2020年美国的人均GDP为中国的3.7倍。这就是25年来中国国家快速上浮带来的变化。发电量是一国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标，中国1995年发电量才接近美国1965年的发电量。中国2010年发电量为4.19万亿度，超过美国4.13万亿度; 中国2020年发电量即为美国的1.9倍。中国发电量的迅速增加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因为发电、输电、用电牵涉面广大。2021年中国电力供应短缺正说明中国的电力需求强劲；从发展角度看，最怕的是电力需求饱和。
九一年八月底我到武汉上研究生，我住的寝室就像个火炉。我端盆水泼水泥地上，寝室马上变成蒸笼，那水一会儿就没了；蒸笼比烤炉好受点，所以我不断往寝室地上浇水。到美国来后才发现有桑拿，我也去试一下，见那里头的人都热汗淋漓，热得啊啊张口喘气。我这才发现武汉人民夏天都在享受免费桑拿。但武汉人民受够了免费桑拿，想要空调。九十年代装空调对绝大多数武汉人来说是梦想。你有钱还不行，还得够级别；那时大学规定只有教授家才能装空调。为什么？没电。九一年中国发电量不到七千亿度，而美国是三万亿度。如今我红安老家小村多半家庭都装了空调。
我们可以用“国家社会浮动指数”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实时变化。这个指数是我创造的。以后各种社会学新概念都得由中国人创造。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的英文或许该是“National Social Flotation Index，到底叫什么，那是英语国家学者的事。因为“Flotation”还不能精确表述“浮动”之意，因为“ Flotation”可能有位移，而“浮动”更倾向于方位固定的上下波动，至少我在此把它定义为只是上下波动。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不同于现存的“全球社会流动指数”（“ 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 全球社会流动指数”衡量的是一国国民的代际社会流动，而谈到以国家为单位的社会变化，用“流动”、“变迁”（“Mobility”）是不合适的。在谈到人或人群的社会地位变化，可用流动或变迁，因为有时人在地理方位上的迁徙就能达成社会地位的变迁，往往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其居住地的变迁相联。一个中国农民到了城里，他就实现了社会变迁，而一个农村青年上大学离开农村，毕业后他在别地找到了工作，虽然他的社会变迁是由教育达成的，但与这变迁同步的也有他居住地的变动。在谈到一个国家的社会变迁，用“浮动”比较合适。“浮动”强调的是上下变动而非地理位置的变迁。浮动是永恒的，没有静止, 要么上，要么下，它是一个国家在其相对稳定的地理位置上自己跟自己比。
国家社会浮动指数的第一变量该是经济的实质发展，在此基础上再添其他变量。国家社会浮动指数可以这么定：基数分为50，正分50，负分50；最低分为0，最高分为100。所有定量皆为可计量的实在数据（即民调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能作为变量）。每个国家根据其去年与前年的数据对比来按指数标准打分。变量大致可分为经济、安全、国民居住状况、医疗保健、饮食、交通、教育、体育娱乐、环境、文化等。比如，可以这么打分：经济类5分，分五项，各一分：GDP，国民总体收入，最底层10％收入占比，最底层20％收入占比，国民储蓄等，GDP增长即得0.5分；增长2%得0.1分，增长10% 再得0.5分（满分），国民总体收入增加则得0.5分，国民总收人增加10%再得0.5分；国民最底层10%实际收入占比增长，得0.5分，增长5％得0.5分；负增长和国民收入减少则得负分。安全类的变量可为凶杀数、抢劫案数、一般犯罪数、监狱关押人数、诉讼数等，上列各类数字增加得负分，减少则得分（体现中国无讼无狱的最高治理原则）；医疗保健可把每年自杀人数、流行病死亡人数、婴儿死亡人数、国民体质状况、人均寿命等列为变量，自杀、病死的人口比增加则得负分，国民体质、人均寿命提高则得分。分数越高，上浮越快。国家上浮就是一个国家发展导致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同步提高。与国家上浮相对的是国家下沉，再细分就是快速上浮和快速下沉。初步估算美国过去20年得分都不会很高。过去二十年美国最底层20%收入持续下降，超重的人越来越多，人民体质持续下降；去年与前年相比，凶杀、自杀明显增加；一场流行病使得去年比前年多病死三十多万，今年又会比去年多死上十万。
这里要说说那个全球社会流动指数（“Global Social Mobility Index”)。它那个名叫得好, “全球的”，搞出来的前十名全是些巴掌大的白人小国，没听说过这些国家发生了什么大的社会流动, 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的状况一直就不错。这个指数更多的是反应了世界的固定状态。
过去四十年，中国的社会上浮幅度是最大的，人们的社会流动也是最大的；中国人民的社会流动不说排全球第一，至少该排在前十，但2021年中国在那个“全球社会流动指数”上排到第四十几。越南经济也是飞速发展，国民的社会流动也是巨大的，但它排到五十名以外。非洲很多国家的上浮也很大，这带动的社会流动也必然很大，但在前五十名里都不见踪影。所以这个“全球社会流动指数”有点名不正，因为它没有反应国家社会的变动状态。有时白人就爱搞些“全球的”的“健美”评比，它搞一堆变量，其中主要的变量就是“白”“黑”度，“白”得分，“黑”减分，他们用一串“科学”的评测方法，评来比去就把自己给比上去了。这是问题。
联合国有一个“社会发展指数”，它根据世界各国国民出生時的平均壽命，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包括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預期受教育年限）、人均國民總收入三项指标打分，将世界各国分成四组。它也只是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固定状态轮廓而没有反应国家社会的实时发展变化状态。
衡量一国的社会实时变动，我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比较实在。这个指数清楚展现国家的上浮下沉幅度。有了这个“国家社会浮动指数”，一个国家长期的社会浮动情况可据其每年得分一目了然；不同国家的上浮下沉状态也会一目了然。
中国过去二十五年来的整体社会上浮幅度很大。2020年中国国民总收入按购买力算估计为23万亿（少于GDP的24万亿），如果中国顶层50%的家庭收入为全民收入的65％（美国顶层40％的家庭拥有75％的全民收入，见表9.3），那么前50%的家庭有近15万亿的总收入，由此可推知中国前50%的家庭收入的购买力跟美国底层50%的相当，因为美国底层40％家庭只拥有全美收入的11％，美国中间层（40％－60％）只拥有全部收入的14％（表9.3），可推知美国底层40％－50％区间的家庭的收入当占所有家庭收入的6％左右，则美国底层50％的收入约为全民收入的17％，即3.5万亿美元（美国2020年全民个人收入为19.68）。中国顶层50％如拥有相当于15万亿美元购买力的收入，中国人口约为美国4.2倍，则中国前50％的家庭总收入按购买力算已超过美国底层50％家庭的总收入，如表9.5所示。
冷先生的悲剧在哪里呢？他95年估计月入400元人民币，一年工资约为5000元。他太太如有收入，月入当不会过200元，他全家全年收入不过8000元，换算成美金不足1000，按购买力算也就3000美金，与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收入相去甚远。1995年美国最底层20%家庭的平均收入为8345块，合人民币7万块，相当于人民币22600元的购买力（表9.2B）。当时美金在中国是硬通货，大家并不把美金打折70%来算其购买力。95年冷先生到纽约打黑工一月挣的钱比他在国内一年挣的多,所以他黑在美国在当时是个不错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