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云:有关公安部长李震自杀原因的另一说法(二)
华国锋仍然给出李震自杀的结论
华国锋亲自到李震自杀现场察看。现场并没有像刘湘屏所说的那样遭到破坏,里面很狭小,进去就是台阶,李震走到里面,又走回来,到管子那里吃了安眠药,然后上吊自杀。现场没有第二个人的脚印,他杀是不可能的。
周恩来指示请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负责尸检,并指示从北京、广州等地公安局调法医专家来。10月30日至31日,在吴阶平主持下,调来一批著名专科医生和法医。11月8日夜,周恩来和刘湘屏、吴阶平等人谈话。11月9日凌晨3点,吴阶平、林钧才等签署给中央的书面报告,排除李震死于他杀。在尸检报告上签名的有:刘汉臣(北京市公安局)、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李延吉(上海市公安局法医)、陈仲芝(广东省公安局法医)、吴声屯(天津市公安局法医)、韩木林(北京市公安局法医)、赵海波(公安部法医)、李伯龄(公安部法医)、朱燕(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师)、张孝骞(首都医院内科医生)、陈敏章(首都医院内科医生)、王直中(首都医院耳鼻喉科医生)、韩宗琦(北京医院口腔科医生)、马正中(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林钧才(北京医院)、吴蔚然(北京医院)、董炳琨(北京医院)。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的省、市公安局派出技术人员,检验现场痕迹。1974年2月2日,上报中央《关于李震死亡案件现场痕迹物证检验工作情况报告》,也排除他杀。
11月11日,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第十届中央委员、与王洪文造反起家)、杨贵(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他们与施义之等人都认定李震是被人杀害,甚至一口咬定被于桑、刘复之等谋害。王洪文也坚持说李震被阶级敌人谋害,要追查凶手,他通过祝家耀、徐海涛之口说:“能定他杀就定他杀。定不了他杀,就拖它三五年。否则,公安部右的势力又该活跃了。”
王洪文的态度,是江青、毛泽东的态度吗?
施义之回忆:“11月17日,杨贵、祝家耀、徐海涛到公安部参加核心小组工作。中央决定杨、祝、徐参加破案组……决定我也参加破案组的工作,由祝家耀分管政治部,负责内部发动群众。不久,徐海涛被调走。”
3月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刘湘屏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拿不出“他杀”的证据。
关于李震案情,毛泽东没有表态。但他听取周恩来汇报后,让周恩来转交给华国锋一本蔡东藩(1877-1945)的《明史通俗演义》,特意叫华国锋看其中的三大疑案。
毛泽东让华国锋看明代三大疑案是何用意
1973年12月初,华国锋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参加的破案小组会议。会上华国锋传达毛泽东的话:“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也就是说,在众多法医专家拿出排除他杀的结论后,毛泽东仍坚持他杀。华国锋在会上说:毛主席要我们读《明史通俗演义》第80到82回,讲的是明末宫廷关于接班人争斗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万历43(1615)年5月30日,疯汉张差手持木棒闯入太子宫,乱打皇太子朱常洛,最终被捕获处死,史称梃击案。朝廷争论不一,有说张差疯癫,有说是陷害太子的阴谋。案情牵涉试图让儿子登基的郑贵妃,万历皇帝极力调解,迫使皇太子改变“必有主使”,“此事只在张差身上结局足矣”,“不许波及无辜人”,糊涂了结。
万历48(1620)年7月21日,万历皇帝病亡,挺过梃击案的太子朱常洛继位,改年号泰昌。8月初一泰昌帝登基大典,“冲粹无病容”。然而登基才10天,皇帝突然一病不起。御医要给他服用以铅为主、以参茸为副的“红丸”仙丹。大臣们多数不同意,而皇帝执意服用一丸。“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又再进一丸,次日(9月初一)凌晨驾崩。短短一个月,万历、泰昌两帝相继而亡,众人议论郑贵妃有意加害。但红丸案仍像梃击案一样草草收场,没有追究。
移宫案发生在泰昌皇帝病逝当天。乾清宫抢夺太子,皇帝宠妃李选侍被迫移宫。朱由校即位,称天启元年。此案成为派系斗争代名词。
其实只要深究,三大疑案都不是疑案。
李震自杀的结论板上钉钉,毛泽东为什么还要华国锋看明末三大疑案呢?这三大疑案都是接班人之争,文化大革命也是解决接班人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刘少奇是不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林彪是不是要谋害毛主席,叛逃苏联,而在于毛要废黜他们。把李震案定为疑案最好。显然这就是毛泽东的态度。
1977年李震自杀结论的剖析
1974年1月,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自杀的结论,建议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华国锋真是老实人,他怎么没有理解毛泽东让他看明末三大疑案的目的呢?1月10日下午,周恩来约华国锋、吴德、吴忠和破案组成员谈话。华国锋建议既然李震死与于桑无关,应解除审查。祝家耀、徐海涛(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反对,他们一唱一和:“就说李震不是他们杀的,但他们也有‘算旧账’的错误,不能放他们出来!”经周恩来同意,于桑还是被“解放”了。刘复之则被关押15个月,1975年1月才获得“解放”,但仍遭批判,粉碎“四人帮”后才停止。
华国锋坚持中央的指示必须执行,公安部核心小组只好决定分两步传达,先讲李震案存在他杀与自杀两种可能,然后再讲是自杀。杨贵在公安部干部大会上,传达了破案组的结论,李震是自杀。
华国锋向周恩来汇报,李震就是自杀,也应为他作“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3月3日晚,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召集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刘湘屏开会,由华国锋汇报。这时距案发已过去5个月,刘湘屏和公安部一些人仍不同意自杀的说法。虽然她拿不出“他杀”的证据,但仍坚持李震被逼而死,因此李震自杀,“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结论被搁置。
1977年3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递交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结论的报告。“据事后查证,李震确有自杀取死之因。1970年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与林彪党羽刘丰(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曾秘密串联,进行反党活动。刘丰被捕审查后,他又篡改了刘丰的供词,掩盖自己的罪行。在这之前,他还参与陈伯达、吴法宪制造‘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冤案,诬陷许多中央领导人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1973年9月,他去山东省查破一个与该案相似的案件,知道中共中央对冤案制造者处理很严,因而畏罪思想压力很大。同年10月,中共中央追查陈伯达交代的一份材料,他因为这份材料被压在自己的手里感到很害怕。由于罪孽深重,他畏罪自杀不足为奇。”中央批准了关于李震“畏罪自杀”的结论。
这个结论给出李震自杀的三大原因都是谬论。1.刘丰始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反党“串联”“篡改”都系欲加之罪。2.“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明明是由陈伯达、吴法宪负责查证,李震只是具体办案,怎么竟成了“冤案制造者”呢?3.李震不可能扣押陈伯达的交代材料,何来“畏罪”?
李震查破的山东案件内容不详。既然它与“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相似”,那让我们看一看该案是一个怎样的冤案。
“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案
目前笔者仅查到吴法宪、张云生的回忆,有些细小差别,互为补充。
吴法宪说:1967年10月8日晚,北京外交部街四周的邮箱,发现油印传单,署名“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张云生说是匿名信,传单和匿名信在本质上没有不同。在发现时间上也不一样,吴法宪说10月,张云生说1967年初夏,这个时间差有半年左右。当然这些都无关紧要。
张云生回忆:正当文化大革命形势变得越来越令人忧虑的时候,传来了一种与正式文件、报刊的论调完全不同的声音。不过,这不是公开的呐喊,不是自发的辩论,而是采用了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匿名印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当时它被认定反革命匿名信,由公安机关下大力侦缉,据说终于破获了。
张云生在林办看过这封公开信,一共三份,来自不同的渠道,都是有关单位为了发动群众破案而复制的。信的内容如此深刻而尖锐,以至十几年后他仍记忆犹新。公开信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建立了光辉的业绩,它肯定了党在50年代以前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制定的路线也是正确的。但不幸的是,自八大以后,特别是进入60年代以后,党的路线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它着重指出当前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与它的革命词藻相反,实际上是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上对党和国家的全面破坏。时间越长,它所造成的恶果越加严重。所以造成当前这种不幸的局面,主要是由于一小撮阴谋家、野心家兴风作浪的结果。匿名信点出陈伯达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个野心家。一天不把这些坏蛋清除掉,党和国家就一天不得安宁。为什么这伙自封的“左派”如此猖狂?这是因为有在党内身居高位的人为他们撑腰鼓气。他点了林彪,也点了毛泽东。说林彪在过去革命战争中立过卓越的功勋,但是如今却充当了这帮“左派”小丑的不光彩的领袖。林彪是掌握枪杆子的,不是他助纣为虐,事情不会糟到今天这样可悲的地步。又说作为党的主席的毛泽东同志也不能辞其咎。毛泽东同志以他伟大的革命实践,在党和人民当中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但是他的性格中也有不堪效仿的一面,他过分注重个人权力,遇事多疑,而且反复无常,往往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一个领袖如果有了这些弱点,不能自制,不可能不给他领导的人民造成灾难性后果。公开信唯一赞扬的是周恩来,说现在的局势所以还有一线可以挽回的希望,只是因为有日夜操劳的总理在苦撑大局。没有他,就更不堪设想了。它向全党呼吁,要为挽救党的正确路线、挽救党和国家的前途而斗争。它接着提出一些纲领性的主张,要求全党支持。最后,相信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他们是不乏自己的真正的领袖的。不过,这位能够收拾目前乱局的领袖人物,必定是与这场浩劫并无牵连的人,是党和人民的大多数所真正信赖的人。
张云生给林彪讲后,林彪不为所动,一言不发。不久,叶群把这封公开信要去,说她和林彪都要“再看看”,林彪少有的“再看看”,说明匿名信对他也打中要害了。以后林彪与江青斗争与这封匿名信不无关系。
10月9日,周恩来拿到这份传单后说:“这张传单很重要,一定要组织破案。”当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阅,一时无人发言。江青也没有说话。陈伯达说:“这很像二月逆流的口气,内容也和二月逆流差不多。”这和张云生的看法一样,张云生也认为匿名信老练而掌握分寸的语言,不像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它的文字流畅而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说明它很可能出自某位大秀才的手笔。而它揭露的一些事实,有的是只有高层人物才了解的内情,因此它有可能是受到某高级干部暗中指点的作品。会议没有对传单定性,商定交毛泽东决定。
10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传单问题。毛泽东详细询问了传单的情况,陈伯达说:“这样的传单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只有高级领导人的秘书,例如邓小平的秘书才能写出来。”毛泽东决不允许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说:“恩来,你负责组织专案组去破这个案,一定要破案。”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落实毛泽东指示。他当场指定陈伯达负责此案,同时指定谢富治、吴法宪参加。
10月11日晚,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案组会议。他说:“这个案子主要由谢富治和公安部的同志负责,我和法宪就不插手具体工作了。”谢富治说:“我是义不容辞。”公安部分析,认为在北京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首先把北京作为破案重点。同时注意北京周边几个地方。一个月过去,没有进展。周恩来急了,传单在外交部街被发现,又只说了他一个人的好话,赞扬他苦撑大局,局势才有一线可能挽回的希望。在批评和批判很多人后,对周恩来一人的赞扬非常显眼。公安部某人说这个“非常委员会”有一个“宝塔型的组织”,涉及朱德、陈毅等人。周恩来批评陈伯达:“你为什么不开会呀?这份材料究竟是真是假呀?毛主席一直等着破案的情况,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呢?”
这时,天津市公安局报告,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鉴定,找到作案者了。陈伯达立即要天津市革委会和天津市公安局来人汇报。作案者是一个工人,从书写、油印、到将80份传单分别投入外交部街附近的邮筒,始终是他一人所为。陈伯达不相信,说:“一个工人能写出这样的传单吗?一定有后台,要往上追,追到谁就是谁。传单上说,有一个人可以出来收拾残局,这个人究竟是谁?你们应当挖一挖嘛。”解学恭(天津市革委会主任)问:“你们认为这个人是谁呢?”谢富治说:“还不是刘邓司令部的人。”吴法宪说:“你们要说清楚,不说清楚,人家搞不明白。”他又对解学恭说:“陈伯达的意思是要你们查一下,有没有刘邓家里的工作人员插手,当然要实事求是。”过一段时间,陈伯达召开第三次破案会议,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吴法宪和谢富治认为再这样查下去意思不大,周恩来说:“也许就是这样吧。”以后再未追查。
张云生说:数月之后,公安部向毛、林、中央文革报告,说案子破获了,作案人是天津某中学教员,证据是从他家抄出作案用的油印机,字体鉴定无误,而且他本人也供认不讳。此案了结了,这是真的吗?张云生始终怀疑。吴法宪回忆作案人是工人,而张云生回忆作案人是教员。
有关此案,后来由金春明、黄裕冲、常惠民编写的《“文革”时期怪事怪语》中有《“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一则:
1967年10月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署名为“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案。事后查清,作案者是天津市一个煤球厂的工人。他在凌晨来到北京市外交部街,将自己书写、刻印的八十几封油印传单,分别投进了附近的邮筒。传单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此案于同年11月20日在天津破获。作案人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经公安部门对原稿笔迹和作案工具的鉴定,也完全证实这一点。可是,陈伯达、谢富治却硬说一个煤球工人无此本领,必有后台,而且授意专案人员要把它与中央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用逼供信手段,制造了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案。
1968年4月28日和8月19日,陈伯达、谢富治接见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赵登程等时,陈伯达说,破案“是起点”,“不是终点,老板在后台,后台不是一般人,一般人干不出来,不是仅仅一个人搞的,可能有一个组织。”谢富治也附和着说:“是起点,不是终点,”“根子就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12月6日,陈伯达指使专案人员“追后台”时又说:“要追穷寇嘛,……我看这里面有好几层,说不定有十八层,不是一层两层,也不是两三层。”当年8月24日,赵登程(空军某军副军长,时任公安部领导小组和核心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就制定了一个《对反革命“非常委员会”专案在京的作战方案》。他们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刑讯逼供、诱供,要她交待“反党集团”的后台。周慈敖在被逼无奈下,写了二十几个所谓“黑后台”的名单。办案人员仍说交待得不彻底,没有写出“宝塔尖”。在他们的诱导威逼下,周慈敖胡诌出朱德等数十位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名字。林彪、江青一伙有了周慈敖的口供,欣喜若狂,认为宝塔尖找到了。于是又追逼道:“你们这个组织叫什么名字?”“到底怎么叫,好好想想。”周慈敖正不知如何作答时,审讯她的人有意当场议论:“你们这批反革命分子是钻到党里面来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一批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假马克思主义分子”,“是党里面的反党小集团”。于是,周慈敖便揣摸着审讯人员的意图,说了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办案人员如获至宝,立即上报。以朱德为首的“中国(马列)共产党”便算存在了。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这个“党”里通外国,“要搞政变”,无中生有地编造了朱德是“伪党中央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廖承志、杨成武等9人;“委员”有王震、肖华、余立金、伍修权、王炳南等16人;1967年6月曾秘密召开了代表大会,苏联、蒙古等国首脑曾发来贺电;还成立了一个“领导叛乱班子”,叫“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通过陈再道,首先夺取军事要镇武汉,并造谣说,朱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反革命活动的情节虽然编造出来,但过分离奇。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始终未敢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正式报送。
1969年4月,被暗中诬陷的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分别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由于形势所迫,公安部只得将这假案搁置。他们的诬陷阴谋没有得逞。
1973年9月,又一个咒骂江青案在山东枣庄出现。李震被派调查此案。未见对此案的具体记载。不过,有一位与李震交往颇深的老友周根龙,在晚年的回忆中明确提出,枣庄一案是导致李震自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