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真正的不完美受害人？

谁是真正的不完美受害人？

最近看完了热播电视剧《不完美受害人》。观者对这个电视剧争议较大，观点如同水火。一个原因是这个电视剧有京东老板刘强东事件的影子。尽管编导预先避嫌，特意在片头申明，本剧纯属虚构。但是现实还是倒影到虚拟世界，影响了对电视剧的接受。

无意评论电视剧中人物成功和赵寻的是非对错。这个电视剧给我最深印象的不是这两人，也不是女主角-律师林阚，而是女警察-刑侦队长晏明。尽管她是编导按照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但因为中国的现实，无意中，在她身上完美地表现了中国警察的滥权。

首先，她立功心切，即使不具备强奸案的立案条件，也要有罪推定，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从概念出发，仅仅因为嫌疑人是男性和老板，属于强势一方，根据其身份就天然有罪。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其次是罔顾证据，诱导被害人报案。滥用公权力，强制拘留，尽可能地延长拘留期。她说，要抛开理性思考本案。她不考虑立案后能否胜诉。她说“立案不是为了胜诉，而是为了让更多的受性侵女性站出来发声。” 所以她明知证据不足，也要起诉成功强奸。为了立案，她不考虑被害人感受，不忌惮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将赵寻推向了尴尬的处境。强力兴讼，制造了双方的矛盾和紧张。她实际上是赵寻被网暴，跳崖自杀的导火线。

历史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发现中国历史上，合法地祸害别人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叫合法伤害权，即在法律允许下，将权力运用到极限，为自己谋取利益。他举了一个例子, 清代有一种 “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就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先把他们拘押起来。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不得不拿出巨款来贿赂官吏。官吏们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叫“洗贼名”。这种合法伤害权被当时的警察-捕快狱吏们表现得尤其恶劣。山西阳高县的黄升无辜系狱。衙役班头故意用链子把他锁在尿缸旁边大半天。然后给他展示监狱的优待间，里面有地铺和高铺，可以睡觉，也可以抽大烟。告诉他进屋要交50吊，再花30吊，去掉链子；再花20吊，打地铺；再加30吊睡高铺；再加5吊可吃鸦片烟。其余吃菜吃饭，都有价钱。黄升拿不出来，众警察便一拥而上，打他个半死，又罚站了一夜。就连斩立决犯人被砍头，如果不交钱，也要慢刀锯砍，让死囚受尽折磨，砍掉的头也不给家属，让你葬无完尸。

吴思说，这种合法伤害权，尤其小吏们使用的多，汉代以后，“吏”专指下级官员和差役。未列入品级的下级官员就是吏。警察就属于小吏。他们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对普通平民们伤害最多。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针鼻儿大的权力，也要用到极限。比如捆绑犯人就有讲究：没交钱的，捆绑时让你伤筋动骨；交30两银子的，让你受皮肉伤；交60两的，不伤毫发。

剧中晏明将合法伤害权用到极致。在当事人不指控，无法立案情形下，晏明仍然将传讯时间用满最大18小时。成功再次被指控后，她无理拒绝成功的保释权利。当赵寻被发现提供虚假证词，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将成功的拘留期延长到最大，故意用法律对其造成完全没有必要的最大伤害。成功作为一个上市公司老板，有金钱地位和一定权势，还有一个金牌律师替他辩护，依然被警察用合法伤害权肆意侵犯。如果受害人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只能悲惨地忍受蹂躏践踏而无处伸冤。所以杨佳事件的出现毫不奇怪。晏明的形象让人想起“女神探”，杭州刑侦大队大队长，全国三八红旗手聂海芬。她在2003年制造了“无懈可击”的强奸杀人铁案，让张辉、张高平叔侄蹲了十年冤狱。

尽管律师的职业要求他们为委托人尽责服务，和律师的个人好恶无关。但是晏明缺乏职业修养，视律师如大敌。横眉冷对，冷嘲热讽，颐指气使，官腔十足。充分表现了中国公仆的老爷架势。

与赵寻相比，成功更可以说是一个不完美受害人。说赵寻是不完美受害人，是因为她不仅受到成功的伤害，也因为她受到晏明的二次伤害。成功不是完美的，但他也是警察滥施刑法的受害人。他两次被拘捕，在拘留所受到了从未经历的屈辱和身心折磨，尊严扫地，失去了董事长职位，老婆离婚，公司股票跌停。虽然最后被无罪释放，仍然身败名裂。对于他受到的伤害，他自己有责任，但主要是因为警察的合法伤害权。

终剧感想：在中国，一定要避免落在警察手里。在他们眼里，虽然你无罪，但你一定是不完美的，就像贼开花里被指为窝赃的富人们，他们的不完美就是不幸和被盗人家为邻。在警察国家的合法伤害权下，每一个草民都可能是不完美的受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