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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袁鹰于2023年9月1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他的多篇作品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如《青山翠竹》（选入课本时改为《井冈翠竹》）《小站》《渡口》《白杨》《汉字的魅力》《筏子》（选入课本时改为《黄河的主人》）等，影响了一代代莘莘学子。
几十年来，袁鹰已出版文学创作、评论随笔的集子四十多种，散文集、儿童文学作品多次获全国性优秀文学奖。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第一个火花》、诗集《江湖集》、儿童文学作品《丁丁游历北京城》、诗集《篝火燃烧的时候》、散文集《胡伯伯向你们问好》等。
袁鹰在《收获》刊发的第一篇作品是1964第5期的散文《橄榄哨》。以下与大家分享的是刊载于1999-5《收获》“百年上海”专栏中的文章——《感激上海》。
感激上海
袁鹰
1999年第5期《收获》“百年上海”专栏
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春天，似乎同过去任何一个都不同。不论是灿灿晴光 还是霏霏细雨，不论是皑皑白雪还是漫漫杨花，对于上了年纪的人，仿佛全夹杂着怀旧感和沧桑感。二十世纪最后一年里，值得纪念和缅怀的诞辰、忌日、周年好像比往年都多些，都能牵动许多思绪和情怀。而在建国五十年大庆之前，先迎来上海解放五十周年，作为一个离开上海已有四十多年的人，遥望申江，心头更难以平静。
七十五年的人生历程，在上海只生活了十五年，不过五分之一。然而，上海早已溶入我的血液，进入我的生命，影响了我的一生。
去年国庆前后，我们全家四口人回上海小住。有一次我同两个女儿登上浦东东方明珠二百多米高层，凭栏远眺大上海新貌，她们指指点点远处的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近处的浦东新区，外滩高楼排列脚下，小甲虫似的来往车辆。我却透过迷蒙烟霭，仿佛看到一大片石库门弄堂房子，看到虹口公园中山公园襄阳公园，看到淮海路、衡山路一带的梧桐树，仿佛又看到曹家渡、愚园路、静安寺、武进路、横浜桥、汉口路、长乐路……那些我工作过生活过的普通房屋，看到许多老师长、老领导、老朋友、老同学的音容笑貌。我仿佛看到半个多世纪如梦如烟的岁月，随着黄浦江水缓缓地流向大海，却又分明细细地镌刻在心头，载满苦涩和温馨，愤懑和兴奋，战斗的艰辛和胜利的喜悦。我对上海满怀感激之情，一言难尽。
1938年，作家袁鷹讀初中時留影
少年初识愁滋味
上海最早让我尝到和感受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滋味。
1938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我们全家人同许多难民一起，挤在一节又闷又脏的铁罐车厢里，从杭州仓皇逃到上海。本来有俗谚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日寇铁蹄下的杭州，天堂已成地狱，秀丽的西湖蓬头垢面，满身污秽。父亲总算在上海找到个差事，一家老小就急忙搬来，虽然并没有将上海租界看作天堂，心目中至少还认为它是乱世中的一处桃花源。
那时大上海的一大片城镇郊区都已沦于敌手，只剩下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及一部分所谓“越界筑路”地区由租界当局管理，犹如狂涛汹涌的汪洋大海里一座小小的孤岛。从1937年11月12日我国军队西撤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的四年中，就是“百年上海”中的“孤岛时期”。在这个“孤岛”上，日本侵略者凭借它战胜者的势力，豢养纵容汉奸特务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不断制造暗杀、逮捕、恐吓、绑架等等事件，搞得人心惶惶，租界当局的美英法当权者，则采取苟且偷安、息事宁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暗中勾结，迫害爱国群众。另一方面，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为中坚的抗日力量，也利用租界这个“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和特殊条件，还可以有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争取到一块活动天地，在乌烟瘴气中吹进一些清新健康的风，传播一些抗日爱国的种子。此外，也还有原先还打起抗日招牌、后来就逐渐与日伪同流合污联成一气的国民党党政军特分子，还有英美法等国家的情报间谍人员， 他们利用声色犬马场所，灯红酒绿之际，活动频繁，阴谋诡计层出不穷，有时大打出手，枪击械斗。再加上赌场烟馆林立，妓院舞厅纸醉金迷，构成“孤岛”乱世中的畸形繁荣。就如鲁迅先生引用爱伦堡的名言：“一方面是严肃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孤岛”时期，比前几年鲁迅写这两句话时更甚过百十倍。
舊時曹家渡橋（俗稱三官堂橋）
我们家在曹家渡一个弄堂里刚安顿下 来，父亲便订了一份《申报》，不久，就看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虽然报纸上都用“华军”代替“国军”或“我军”字样，却已同在杭州看到 的汉奸报纸大不相同。报上那些虽然短小却旗帜鲜明的文章，使我第一次闻到了带点硝烟的抗日气味，不觉耳目一新，兴奋不已。不过，日子久了，就逐渐见到更多未曾遇到的景象。
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特性和特点的上海十里洋场，对一个从中小城市来的少年人来说，充满了惊诧、新奇、神秘、迷惑和恐惧。从曹家渡到租界中心区上学，每天都要路过梵皇渡路的日本宪兵队队部和“76号”汪伪“特工总部”，那是使人谈虎色变的魔穴，多少爱国志士在那里遭到严刑拷打，血溅牢房。马路上，时时见到公共租界巡捕房里人高马大的印度籍巡捕，上海人称为“红头阿三”，因为他们都是印度北部山区土著，头上包红色紫色头巾，面色黝黑，一脸卷毛胡子，英国殖民者派他们到上海，大约就是利用他们的身材和长相起些威慑作用。法租界巡捕房则用越南籍人，上海人称之为“安南巡捕”， 这些越南籍巡捕尽管家乡已沦为殖民地，对同遭欺凌的中国人却一点也不客气。马路上有时看到从英国兵营出来的苏格兰军乐队，穿彩色裙子奏着风笛列队行进，旁若无人，好像走在伦敦大街上。有一次我路过长寿路胶州路口，还见到意大利军营。那时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正结成法西斯同盟，所以对中国居民也神气活现。走到外滩朝黄浦江里一望,更是停满日本、英国、美国的军舰，军旗飘飘，向两岸中国居民示威。这些情景，我开始见到时还觉得新鲜好玩，渐渐地就感到屈辱、难受，那些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者军警趾高气扬，上海居民敢怒而不敢言，看见他们的影子就远远避开，惟恐迟一步就沾着晦气。
正是在这样充满屈辱、辛酸和愤慨的土地上，一个少年人心头一点一滴地萌发了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小小的火苗悄悄地燃烧起来。在学校里，我们都爱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和《毕业歌》，学校就在马路边，一唱起来，歌声就传到外面，老师也从不禁止，他们的心头，也有深深的国难家仇。当唱起“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唱起“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唱起“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的时候，我们总是热血沸腾，激昂慷慨，有时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仿佛真要长上翅膀、冲出孤岛飞向万里长空。
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租界当局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大片国土，政治、军事、经济都占绝对优势的“孤岛”上，爱国的、进步的、革命的文化活动仍然蓬蓬勃勃、红红火火，仍然保持几十年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地位。那个 艰难年月里从事文化艺术战线战斗的前辈们，在荆棘丛生，随时都可能被暗杀、逮捕、绑架的险恶环境中，巧妙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创造一切可能创造的条件，编报纸，办杂志，上演话剧，出版图书，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和展览会，开展歌咏活动、木刻活动，向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传播抗日爱国思想，激励进步向上的情绪，点燃起熊熊不灭的火苗。他们可歌可泣的战绩，构成了百年上海历史上的华彩章页。那些舍生忘死、忠贞不屈、前仆后继、含辛茹苦的先行者，值得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其中如胡愈之、唐守愚、林淡秋、恽逸群、于伶、姜椿芳、柯灵、唐毁、王元化等不少同志，我在认识他们很久以后，才点点滴滴地知道他们当年在“孤岛”上艰苦斗争的事迹。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博士、《大美晚报》副刊主编朱惺公、公共租界高等法院刑庭长郁华、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先后遭日伪特务暴徒杀害，激起上海人民强烈的愤慨和仇恨。爱国者的鲜血，擦亮了我这样的少年人的眼睛。朱惺公由于在他主编的副刊上揭露抨击侵略者的暴行和汉奸丑态，刊登《民族正气——中华民族英雄专辑》和《汉奸史话》，连续收到敌伪特务恐吓信，扬言要对他“施行国法”。朱惺公视死如归，在报上公开发表一篇正气凛然的檄文《将被“国法”宣判“死刑”者之自供一一复所谓中国国民党铲共救国特工总指挥部书》,义正辞严，字字如刀，当时在我们一些好友中流传背 诵，并且立即想到课堂上读过的文天祥的《正气歌》，似乎自己忽然长大了许多。
春风细雨润心田
上海曾经是一块五光十色、极其奇特甚至独一无二的土地。
百年前上海开埠，开辟租界，西方的传教士、商人、官员、军队纷至沓来，奔向这个“冒 险家的乐园”，争先恐后在黄浦江的码头上岸，占地造屋，安营扎寨，他们带来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现代物质文明，在上海办工厂，开银行商行洋行，造桥修路，盖高楼大厦，花园洋房，在丰腴肥沃的胸脯上扎下一支支针管，无尽无休地吸中国人民的血。
他们办教会，开医院，办学校和慈善事业，随之而来的就是传播了近代西方精神文明。对这些方面，我们曾指之为“精神侵略”。那是见之于极其权威的著作：“据有人统计， 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 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其中一个之江大学，正是我的母校。不过它已经不在 杭州钱塘江畔，而是抗战爆发杭州沦陷后由避难到上海的教师们续办的。
实事求是地说，我在之江读了四年，倒并未感到它有多少“精神侵略”的影响。而且， 那时已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整个租界，美国教会当局早早就离开上海回国，来不及走的也被囚禁在集中营，成为俘虏，对他们兴办的那些学校、医院早就无能为力。学校完全由中国的教授们管理，主持教务，像我们之江大学教育系的林汉达教授，本是开明进步人士。唯一有点教会残余色彩的，就是我们学生团体称为“团契”，不叫学生会，只是名称之别，内容实质是完全一样的。据我所知，当时上海的其他教会大学里，如圣约翰这样的老牌教会大学，学生中的进步力量和地下党员比我们学校还要多。
学校当局的开明（至少不严厉压制），教师的威望，校务管理的宽松，就使得民主自由 的空气在校内弥漫开来，点点滴滴地沁入青年学生的心田。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人道这些概念，在青年人心目中早已生了根。我刚到上海时入初中，开学第一天选举级长，全班同学自由提名，举手表决，谁得票多就当选，毫无二话，从没有老师内定、事先布置这种做法。我感到很新鲜，其实是小事一桩，这类小事，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只是到大学将毕业的那一年选学生自治会，为了要同国民党三青团分子争席位，争领导权，才分别对中间同学做了些工作，但举手时仍然要尊重人家的权利。当时未必全懂得自由选举是每个人民主权利的第一步这种大道理， 但是不止是大中学生，就是对略有文化知识的上海普通人似乎也不是新鲜事。
这一类现代文明思想观念的传播和形成，未必都是教会“精神侵略”的结果。欧风东渐，带来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和《忏悔录》，带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带来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十九世纪末叶，上海忧国忧民的民族精英，为宣传维新，提倡革命，鼓吹人权和自由平等，在社会上奔走呼号，在报纸杂志上著文立说，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冲锋陷阵，不惜以身殉难。孙中山也是以上海为大本营苦心经营他的革命事业。那时候偶尔去法国公园（复兴公园），路过莫利哀路，听说是中山故居，顿时肃然起敬，放轻脚步，仿佛会惊扰正在沉思的伟人。
长大以后，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上海也是一个重要基地。《共产党宣言》最初版本，是陈望道翻译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上海诞生的。那时候只听说在法租界一条小马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不知道具体在何处，心里却一直充满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也有一种自豪感，好像一股庄严而强大的力量就在我们生活的同一个都市里，与我们一同呼吸。走过南京路老闸捕房，就会立即想起“五卅”惨案和顾正红烈士的鲜血，不由得对门口的巡捕恨恨地盯上几眼。那时候日历上3月21日那一页，都印有“上海地方光复纪念日”一行字，老师含糊地解释北伐军从北洋军阀手中光复上海。后来才明白那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也才知道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血染宝山路的悲剧。上海滩上，反动的霉菌和革命的清风，都是无处不在，各自都在发挥自己的影响，而且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剧烈的战斗。
伟大的五四运动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在上海知识分子中一代一代地飘扬。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在上海构筑一座坚强的堡垒，拥有广阔的阵地，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半壁江山。毛泽东精辟地论述过：“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年代。”（《新民主主义论》)上海人民和上海的知识分子，包括如我这样的青少年学生在内，对这方面的感受尤为强烈。鲁迅先生逝世后的“孤岛”时期、沦陷时期和上海解放前的年月中，即使从当时在夹缝里生存的一些杂志上，也仍能见到这种曲折、巧妙斗争的影子。记得在抗战胜利前的最黑暗年月里，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杂志，不时发表远在大后方的一些老作家如叶圣陶、巴金、郁达夫、丰子恺、夏丐尊、沈从文的诗文和书简，虽是吉光片羽，也等于向世人宣布“孤岛”不孤。柯灵先 生曾说过他之所以在极端艰险的环境中接编《万象》，是考虑到它是独立的商业性杂志，“在敌伪对新闻出版的严密控制下，享有一点相对的自由，还可以为抗战文化迂回曲折地做点工作，起点作用，对敌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示威。”我当时作为一个喜爱《万象》的文学青年，似乎也还能体会到一点主编的苦心和细心。
这种精神力量和文化传统，上海的知识分子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方式，都能闪烁出不同凡响的光芒。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空前壮大，虽然还处在地下状态，却在上海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信，尤其在产业工人、大中学生、店员职工、文化教育界人士中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党领导和发动的爱国民主运动，春潮汹涌，势不可当。一开始，国民党政府碍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的时代潮流，慑于全国人民 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声势，也碍于中国共产党及同它合作的民主党派的威望和影响，不得不装潢一点民主的模样，讲一点集会言论自由。那好，我们就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举行一次次规模都在千人以上的群众集会，在许多学校开展一浪接一浪的学生运动，深人发动各阶层群众，直到教授、学者和开明的上层人士。柳亚子、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陶行知这些民主人士的演讲，都具有强烈的鼓动性。那两年，还有好多次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喊“打倒独裁，要求民主”、“反动政府要垮台”这样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过南京路、淮海路、西藏路。碍于上海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地位，国民党政府只能派些特务冲乱队伍，打伤群众，却不敢大规模动用机关枪和刺刀，连水龙头也不曾用过。有一次我们大学搞助学募捐，居然一直募到孔祥熙面前。《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时事新报》、《周报》、《文 萃》这些进步报刊上，常见到见解精辟、言辞激烈的文章，推动舆论；同时，运用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同反动当局周旋，坚守阵地。当然，刀把子捏在人家手里，写写文章，喊喊口号，终究换不来真正的民主自由。一旦形势恶化，反动统治者撕下假面具，仍然要下令封闭报刊、出动军警特务打手抓人杀人的。它们又从反面教育了上海人民：民主自由不能靠谁的恩赐，必须靠自己的团结奋斗去争取。
革命斗争的熊熊火炬，五四运动民主和科学的光辉旗帜，近代文明自由、平等、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响亮号角，伟大先驱者和革命烈士们以身许国、奋斗终生、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崇高形象，犹如春风细雨，润物无声，冶炼意志，滋养心灵。我在这样的土壤上，逐渐树立起为民族解放和被压迫人民翻身而贡献青春的志愿和信念。我参加革命，投身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并不是由于家境贫穷，切身受到剥削和压迫才走上寻求解放的道路。当时我的一点革命思想和认识，主要来自上海这个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革命与反革命反复较量生死搏斗的战场，来自在上海获得的丰富的精神营养，至少是先从书本报刊上懂得些马克思主义的浅显道理，再从斗争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受到教育，逐渐加深的。人党以后，在多少年的风风雨雨中，没有落伍，没有沉沦，没有落荒而走，多多少少也得力于上海的哺育。虽是平凡渺小的一介书生，从小小的一粒沙也能看到大千世界。
书中找到人生路
到了上海，就如同落进书的海洋。
我从小爱看书。幼时在家乡，祖父有一间书房，堆满一架架线装古书，他并不禁止我去翻，估计八九岁孩子翻了也不懂。他本人“学而优则仕”，由二甲进士分到安徽当几任地方官，辛亥革命后回到家乡，研究《周易》，酷爱诗文书法，以课孙为乐。他没有教我八股文，只教我读《古文观止》、《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还教四声和平仄。他虽也顺便说起过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黄金屋的古谚，却并不怎么相信，倒常对我说读书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不过我那时年幼，似懂非懂。十岁到杭州，进新式小学，课文读白话文。级任老师鼓励学生读课外书，我读的第一本课外书便是冰心女士的《寄小读者》，对那第一句“似曾相识的小朋友们”，感到亲切有趣。读朱自清的《背影》、《春》，第一次感到白话文写得这样美、这样动人。以后读意大利的《爱的教育》，第一次见到外国书，又有一种意外欣喜的心情。等到姐姐从同学处借来巴金的《家》，更是手不释卷，一连好多天，心都沉在成都高公馆大门墙里，同书里的人物一起笑、一起哭、一起兴奋、一起担忧，感受到封建礼教阴森森的魔影。这样，一步步走入新文学的天地。
到了上海这个书的海洋，从此打开我的眼界，也从此打开我的心扉。似乎一下子忽然明白了许多事，懂得了许多道理。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为自己少年时代的机缘深感庆幸。
中学时代，结识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既能在抗日爱国的大路上同步前进，又在文学方面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其中有一位李延宁，从初中二年级开始，直到前几年他病逝，订交六十年，成为知心好友。他的父亲是老报人、《大公报》经理李子宽先生，他的舅舅刘述周、蒋天佐，都是老共产党员（这是后来 才知道的），他家的书特别多，既有文学方面的，也有社会科学和时事方面的。在书的海洋中，是延宁领我踏上第一艘革命航船的甲板。
从报告文学《华北前线》和《中国的新生》里，我第一次知道抗日前线将士浴血苦战的故事，第一次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从长篇小说《新生代》中，第一次知道可歌可泣的 一二•九运动，在读它以前，我是一无所知的。
从《西行漫记》中，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知道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彭德怀、贺龙和许多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第一次知道两万五千里长征，知道陕北红色区域的真相，也第一次听到“红小鬼”这么一个有趣的名称，开始从心底仰慕和崇敬中国共产党，并且一步步走近她。
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毁灭》、《铁 流》、《夏伯阳》、《士敏土》、《前进呀、时间！》和《母亲》、《我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中，我第一次知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知道苏联，知道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绥拉菲摩维支和马雅柯夫斯基。今天的学者和评论家可能对这些苏联早期文学作品有新的剖析，也值得重视，但在五六十年前，它们对中国青年读者的正面影响确实巨大而深远。
从《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子夜》、 《灭亡》、《新生》、《丰收》、《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雷雨》、《日出》等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品中，知道伟大的鲁迅(那时对他的杂文还读不大懂），知道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巴金、老 舍、丁玲、曹禺、许地山、王统照、沙汀、张天翼、萧军、萧红、叶紫、徐志摩、戴望舒、艾青等等作家、诗人、剧作家的名字。从这些书里，多多少少地知道一些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城市和乡村，上层人和普通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慢慢地懂得同情饥寒交迫、饱尝被剥削榨压之苦的工农大众，懂得应该站在他们一边，为改变这个黑暗的、不合理的社会尽心尽力。那时虽还没有树立“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种信念，也还没有学会“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那支歌曲，但对北方那个“光明灿烂”的国土，真正是由衷地心向往之的。
高中和大学时代，读的书更加广泛和深入些，似乎有意识地要追求一个理想，一个信仰，要为自己寻找一条充实的、有意义的人生道路了。那时常常想离开“孤岛”，远走高飞，到延安去，到西南大后方去，或者到苏北抗曰根据地去，都没有找到机会。于是就读书，借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的著作，借来《社会科学基础教程》、《大众哲学》这类马克思主义 的启蒙读物，便如饥似渴，拚命地啃。又怕被人发现，就在夜里挑灯偷读，桌子上还装模作样地放一本“范氏大代数”和英文《圣经》，因为隔壁就是伪保长家。
高中时期先读扬州中学，校址借用南京路慈淑大楼。大楼南侧有“申报图书馆”，交极少的借书费可以大量借阅图书；隔两条马路便是福州路文化街，生活、开明、光明书店有大量进步书籍，幵架出售，买不起书可以站在那里看，店员决不会撵你，也不会给你白眼。有这两条便利处，我得以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欧洲和旧俄十八九世纪古典名著，中国“五四”以来到三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我都一本又一本地贪婪地吞咽下去。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开明版的高尔基《俄罗斯浪游散记》，是在每天下课后到开明书店店堂里连续站着读完的。有一段时期，对话剧剧本产生兴趣，就有计划地从“申报图书馆”陆续将田汉、夏衍、于伶、陈白尘的剧作几乎无一遗漏地通读一遍。一段时期迷上散文，就读何其芳、李广田、丽尼、陆蠡，有些名篇几乎可以整段整段地背诵出来。那时家庭经济拮据， 不可能给我许多买书的钱，读的书全靠借阅和在书店里白看，只有到后来向报纸副刊投稿，拿到几块钱稿费，才可能到麦家圈、卡德路和静安寺的旧书摊上淘几本看中了好久的旧书。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就是这样在静安寺旧书摊上买下的，五十多年了，现在还在我的书橱里。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两年里，利用当时还比较宽松的政治气候和原有的深厚文化条件，上海书店里出现了许多从未见到的新书好书，爱书人大饱眼福。我读到上海出版的茅盾的《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钱钟书的《围城》，师陀的《果园城记》，臧克家的《生命的零度》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也能读到解放区传来的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和贺敬之、丁毅等的《白毛女》这些完全不同于过去见到的崭新气息的作品。闻一多遇害殉难后两年就读到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这些书使我能得到丰富的政治和文化营养，比得到什么珍品都开心。
袁鷹發表於1940年9月5日《申報-自由談》“人物”專欄上的《師母》，時用筆名“裴苓”
书读多了，自然而然地萌发学习写作的兴趣和劲头。大约念初三那年，尝试写一篇短短的人物速写，题名《师母》，写一位弄堂小学的校长，办学校如同开学店，热衷于搓麻将，输了钱拿小学生出气。寄到《申报•自由谈》副刊，署了个冷僻的笔名“裴苓”，看到它居然变成铅字，比中了头奖还高兴。那实在是一篇很幼稚粗糙的文章，若要像煞有介事地称之为“处女作”，是要脸红出汗的。但是从此增加了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并且步步走上学习写作之路。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什么题目都写，什么形式都碰，写小说、散文、新诗，也写歌词、活报剧、书评影评剧评，解放前在《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副刊上，还发表过一些用旧体诗词形式写的政治社会题材的打油诗。署名乱七八糟，用过许多，最后常用的袁鹰，前一个字是母亲的姓氏，后一个字是表达“孤岛”黑暗年代中飞向远方的渴望，一直用到现在，成为正式的名字。
两栖生涯由此起
许多年来，熟识的朋友说我是脚踏新闻界和文学界的“两栖人”。我投身新闻界已有五十多年，同文学结缘，如果从少年时代的爱好说起，那就更早。说是“两栖人”，也是实情。虽然开始时有点偶然性，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机缘，这大半生的两栖生涯，正是从上海起步。
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下半年，我正在上海读大学三年级，从事地下党组织分配的学生活动，编学生刊物。沦陷八年,上海老百姓受尽侵略者的压迫、剥削和掠夺，一朝天日重光，都处于狂热的欢欣鼓舞中。不久，国民党军队由美国飞机陆续空运到上海，国民党政府官员，争先恐后奔到上海，你抢我夺，将接收变成“劫收”。当时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进步舆论抨击为“失土恢复，民心丧尽”。要求和平、民主、进步，建设新中国，成为广大沦陷区和全国人民共同的愿望和呼声。
这时候，上海街头出现一张新的小型报《建国日报》，它一摆上报摊，就引起注意。不 仅因为它式样新颖、编排大方，完全不同于那些低级无_、荒诞色情的小报;更因为内容健康，立论公正，格调高尚，能说些老百姓想说的话。报头下印着一行字“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原来它的前身就是“八•一三”抗日烽火中在上海诞生的《救亡日报》。我虽然没有来得及看到过《救亡日报》，却早听到过它的名字，所以自然就另眼相看。《建国日报》上刊登过一篇花边文章，顿时流传大上海。那篇文章很短，连题目也没有：
(一）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是从天上飞下来的，一种是地下钻出来的。
(二）要在上海找房子，必须要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
寥寥五十几个字，深刻而准确地勾划了当时横行上海的那帮“从重庆来的”和自称国 民党“地下工作者”的劫收好汉们的嘴脸，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愤慨，许多人谈话中都会说 起“两种人”、“两种条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能为老百姓说话的报纸(我一直在沦陷区， 没有看过重庆的《新华日报》），第一次感到进步舆论能发挥如此广泛威力。其时得知好友顾家熙在《建国日报》当记者，他兴奋地告诉我不少《建国日报》和总编辑夏衍的事，说那篇“两种人、两种条子”就是夏衍手笔，且是临时补白、一挥而就的。过去只是向《申报》副刊投寄点小散文小诗，没有想到报纸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很有一种新奇感。可惜，这份堪称“人民喉舌”的报纸，创刊十二天便遭刚从重庆回来的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查封，不让出版，又使我在愤慨之余，产生一层敬意。
不久，家熙来找我，说他由夏衍介绍进入新创刊的《世界晨报》，那是由原在上海的老报人姚苏凤和翻译家冯亦代主持的一份民间报纸，倾向进步，文化气息浓，他怂恿我也到姚冯二位麾下当一名记者。我当然很愿意，但得请示地下党领导，不能擅自行动，而且同时还要去大学上课，不能整天到报馆上班。幸而不多几天，这些问题都顺利解决。地下党领导同意我去，知道那张报不错，还可以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姚冯二位也同意我继续上大学，只要完成并不多的采访任务就行。这样，我就正式踏进新闻界。姚冯二位都是文化人，同上海和从大后方回来的文艺界人士有很多交往。我进报馆后，先是采访文化新闻，有的是他们的题目，如访问一些由大后方回来的文化人，有的是我自己听到线索找上门去，如中小学教师的一些求援控诉的集会。后来调我当编辑，做夜班，白天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世界晨报》因经济拮据停刊，我又由冯亦代先生介绍到地下党创办的《联合晚报》，接替他编了几个月的副刊《夕拾》，直到1947年5月报纸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那两年，政治气氛昂扬热烈，心情欢腾舒畅，虽然在报馆和在大学里时间全挤得很紧， 到报馆上班，到学校上课，参加文艺界的集会，参加学生民主运动，游行示威。每天从清晨到深夜，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少有空暇，却也能浏览新出版的图书杂志，欣赏上海剧艺社的新戏《升官图》、《戏剧春秋》、《草莽英雄》，也不放过被日本占领当局禁了几年美国好莱坞的“文艺片”《居里夫人》、《鸳梦重温》、《卡萨布兰卡》之类。年轻人精力充沛，劲头十足，常常处于亢奋状态，也常常暴露出幼稚、浮躁、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这些臭毛病。
大约因为编了两年报，同文艺界略有些接触，到1948年底，地下党组织将我调入文委的宣传系统。5月下旬，随陈虞孙、姚溱、夏其言同志在解放上海的炮声中，同解放区来的同志筹备出《解放日报》先在政治组担任记者，写过一篇小通讯《从警察人民到人民警察》，叙述警察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变化。这是上海解放后我写的第一篇小文章。不久调到总编室做夜班，编新闻版，后来又调到文教组，负责文化、教育、文艺、卫生等方面的宣传报道，批判电影《武训传》时,第一次接触思想文化战线的“战斗”，开始闻到未曾预料的火药气。三年半以后，又奉调到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同文艺界人士交往更加频繁。业余写作的时间也比前些年多了，又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两栖生涯一直延续到现在。离开报纸岗位后，继续编刊物编书，时光如水，忽忽过去了五十几度春秋。去年我曾在一本小书里说过：“半个世纪的两栖生涯，一面为他人缝制嫁衣，一面为自己裁剪衫裤，忙忙碌碌，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咸五味倶全。但我至今不悔，还常常引以为荣，引以为乐。它是生活给我的厚爱，使我的人生道路虽然平凡却不单调，而且还算充实。”每每回忆起在上海滩头的起步，仍然恍如昨日，不胜依恋之情。
师友深情最难忘
离开上海的几十年中，梦魂常常萦绕在黄浦江头苏州河畔的大街小巷间，最难以忘情的是飘荡蕴郁在那里的师友深情。
按照那位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老先生阐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传布为人之道、天下正道，讲授文化、知识和学业，辨别是非、指点迷津，就是老师的职责。再进一步的要求，就是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德行人品为人师表，使受业者终生得益。
上海使我有幸得到不少这样的良师益友，中学和大学里的老师同学，报馆的领导和同事，文坛的前辈和同辈。孔子说过：“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三种友情我都获得丰收。没有他们的教诲、提携、切磋、指导，就没有我的今天。中学我读的无锡师范初中部和扬州中学，都是战前的江苏省立学校，战火中搬迁到“孤岛”来的。老师大都是原来的老师。教语文（当时叫国文）是常州陈枚丞、朱兆新先生和仪征鲍勤士先生、江都于在春先生。用的课本都是北新、开明书局出的活叶文选或者老师自己选的名篇，从选文中可以感受到老 师的心曲。陈枚丞先生教李后主词“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表达的何尝只是一位亡国君主的哀伤，不是也寄托自己的家国之思并且再传递给我们吗？他还教清初顾贞观的《金缕曲》，吟诵到“泪痕莫滴牛衣透，数天 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这些词句时，眼镜片后闪着泪光，分明触动了他的离乱情怀。朱兆新先生一副江南才子模样，但是教文天祥《正气歌》，讲到“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 生死安足论! ”浓眉紧锁，声调铿锵，好似换了一个人。于在春先生教《岳阳楼记》和《指南录后序》，着重讲解了古代文人忧国忧民、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鲍勤士老先生教《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从崇尚文言古籍的老先生口中，讲生命不止相互转化的辩证法。他们这些老师，哪里只是讲语文语法，不也是在传道解惑吗？
进入大学，林汉达、胡山源先生讲课时，已是抗日战争后期，日寇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大举反攻之时，他们大多离开课本，讲政治、讲形势、讲文学的功能，培养学生做一个时代青年。抗战胜利后，上海的民主运动高涨，林汉达先生不仅在校内课堂，更多在校外各种集会上大声疾呼，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专制压迫要求人民权利，被誉为“民主教授”。我们这些当年他的学生，至今都记得他浓重的宁波口音和上下挥动手势。
中学和大学里的同窗，都是在战乱患难中结成的友谊，有的延续了几十年。前两年，为了庆贺大学同学左淑东大姊八十大寿，从北京、四川、天津、南京来的老同学又聚集到上海，曾经用一整天时间，每人历叙自己在上海成长的过程，如何参加“学协”的活动，如何追随革命，说到激动处仍是豪情不减当年，除了头发白了以外，一点不像老头老太。去年秋天在无锡同两位初中时代老友重逢，一直聊到晚上登车前，还在车站前说了好一会，才互道珍重，依依握别。
高中时代的好友廖临，可以说是我的领路人，一直关心我前进的脚步，向我灌输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历史，鼓励我每一点进步，规劝我即使细小的过失和毛病。我有什么心事，也总找他倾诉。临近抗日胜利时，他介绍我入党。1957年他遭逢厄运，被“扩大”陷入深渊二十二年，无端失去了大好年华，再难补偿，无奈隐居榕城，与老伴以读书作画自娱，还保持当年的乐观和恬淡。我入党后第一个领导人丁景唐，五十多年来经常联系，谊兼师友。解放后他从事出版工作，又潜心研究和搜集整理现代文学史料。他孜孜矻矻的敬业精神和严谨刻苦的治学作风一直使我敬佩。他住永嘉路慎成里五十多年，我每次去上海，总要去老楼上坐一坐，在杂乱的书堆中，用宁波话畅谈古今轶事，评议文坛是非，兴味盎然，滔滔不绝。每次谈到1946年初地下党组织决定，由景唐兄主持成立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团结一批有志于文艺的青年朋友，开展各种活动，谈到当年伙伴都已风流星散，各自经历了不同的人生旅程，有的已经英年早逝， 不由得涌起一阵阵世事沧桑的感喟和作为幸存者的沉重感。景唐兄是很重友情的人，许 多过去多年的人和事，至今还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大学尚未毕业，我进入《世界晨报》和《联合晚报》工作，从一个文学青年成为文化圈内的编辑记者。虽然那两三年少有写作的空暇，却有幸陆续结识如夏衍、柯灵、于伶、萧岱、唐锼、赵超构、冯宾符、陈翰伯、叶以群、陈白尘、蒋天佐、徐迟、袁水拍、何为……这些前辈和同辈。上海解放，我分配到《解放日报》工作，到1952年底调到北京，三年半中，我生活在一个上下一心、团结友爱的革命集体里，在范长江、恽逸群、魏克明、姚天珍、冯岗等同 志领导下工作，同一大批从解放区来和原来在上海的同志朝夕相处，大家劲往一处使，很 少计较个人得失。对领导只称“老x”或“xx同志”，从不称“x书记”“x主任”之类，更无“老总”这一说。范长江同志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讲到组织性和纪律性时，说“革命好比一部大机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只小小的但不能缺少的螺丝钉，如果忽然到一个关键时刻， 需要你发挥作用，一看，螺丝钉不在，原来是看电影去了，后果会怎么样？”这个形象的譬喻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螺丝钉看电影去了”，成为早年报馆里时常互相警惕的一句话。
几十年来，我从上海师友们得到的关怀和帮助说不尽、写不完。日月淹忽，春秋代序，他们之中不少人已先后远行。“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诵此诗，禁不住潸然泪下。
到这里，已经写了不少了。原来我还写了一节，小题目为《风雨相依五十年》，写我结婚近五十年的同志加伴侣吴芸红。说了那么多如梦如歌的往事，那么多师长、前辈、同友， 那么多亲切温馨的记忆，总觉得必须写到她。否则，我的心无法平静，我对上海的感激就缺 少很重要的一大块。她看了初稿，坚决要我将那一节删去。她一生勤奋工作，淡泊名利，从不愿意接受赞扬、表彰，更不用说见之于文字。恭敬不如从命，我只能尊重她的意见。
六十年回首，心绪翻飞，不能自已。好像还远远没有写完，还应该说许许多多。百年上海，解放五十周年，都是足以从头细数生平的大题目。我站在东方明珠高层上苍茫四顾，念天地之悠悠，惊韶华之倏忽，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千言万语,只能并成一句：
我能不一辈子感激上海吗？
1999年清明前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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