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辜负了的两个女人

（一）

我的一生中，对胡适印像最为深刻，但并没有把他当作偶像。虽然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读他的著作，尤其他的“胡适文选”，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爱！

从他的著作中，我获得很多有关思想上的启发。他早年提倡白话文，并且赞成西化，但他的写作和生活的态度，却仍然保留不少中国故有的传统文化气息。这是令我敬佩的！

民国初年，胡适来美国留学，最先是在康奈尔大学学农，后因兴趣不合，而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修读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追随哥大杜威博士，研习他的实证主义哲学。

因此胡适的思想，受到很多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他时常告诉青年学子，在做学问或做人处事时，要牢牢地记住：“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认真地做事，严肃地做人。”

这四句话，对我来说，一生都奉为圭臬，真是受用无穷。

其次他也曾经大声疾呼，告诫年青人：“为人处世，一定要做一个独立特行的人。”  

在此他所谓的独立特行，并不是与众不同，而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他自己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有他自己的是非对错标准。不要盲从，不要迷信，不要崇拜偶像；只有这样你才不会人云亦云，常常被别人牵着鼻子跑。

又就胡适的婚姻而论，胡适与江冬秀，早年由双方家长出面订了婚。不久之后，由于江家不断催促，要办结婚喜事，时正在美国读研究所的胡适  ，为了遵从母命，不得已特地由美国赶回家乡，与江冬秀办完结婚喜事！

胡适当时在新房门上自嘲地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三十夜大月亮”，下联：“二十七老新郎”。在当年兴早婚的徽州，二十七岁的新郎就算老的了，而二十八岁的新娘，就是老得不能再老的老新娘了。

胡适一生，虽然他也谈过不少次的恋爱，但他一直遵守他母亲的庭训，始终如一地与他的元配夫人、不识知无的江冬秀女士，相守白首偕老。虽然他们两人的文化水平相去遥远，但他并不嫌弃她，这又令我敬佩不已！

据说，胡适在北大教书时，课堂上若有风，而临窗有女生，他会走过去关上窗户。

1923年，有个朋友娶了一个妓女，一同投宿胡家，胡适特意写信给江冬秀，请她千万善待此女：“她也是一个女同胞，也是一个人。她不幸堕落做妓女，我们应该可怜她，决不可因此就看不起她。”

1955年11月， 张爱玲到纽约，与胡适见面两次后恰逢感恩节，胡适打电话约张爱玲跟朋友们一起吃中国馆子，因怕她“一个人寂寞”。

由此可见胡适的细心、体贴、绅士风度，但凡跟胡适打过交道的女性，多对他留下极好的印象。而那些爱过他的女子，也一生怀抱温暖。

因此胡适一生，极有女人缘，这可能是源于他这种关心女性的天性！

胡适的这一生中，虽然谈过多次恋爱， 但他的爱情之路，却不甚坎坷：

他跟韦廉斯有过初恋，跟陈衡哲有过爱恋，和陆小曼有过暗恋，而他真正爱恋的，应该是曹诚英，当时他们爱得披肝沥胆，刻骨铭心，但却因胡君有妇，在那个思想保守年代，他们的爱情，当然难有善果。

（二）

先来谈一谈他与韦莲司：

1914年胡适在美国纽约州康奈尔邂逅了韦莲司（Edith Williams）女士。

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是位自由创作画家，她的父亲是康奈尔大学地质学教授。 

此后，他跟韦莲司彼此鱼雁往返。胡适最初对她的评价是：“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可望其肩背”。

1915年，他们在纽约曼哈坦区韦斯莲的寓所第二次见面。他回忆：

“两人彻夜长谈，十分愉快”。可是，胡博士十分保守拘泥，不敢越雷池一步，使热情奔放的韦莲司十分失望。

同时由于韦莲司之母非常保守，对胡适充满种族和宗教成见；得知他有婚约在先，更是暴跳如雷，演出美国版的“棒打鸳鸯”。

她母亲火速把韦莲司召回老家伊萨卡，让她任职康奈尔大学兽医系，以便严密看管。

伊萨卡是纽约州中部小镇、康奈尔大学所在地。

但此时胡已转学到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哲学博士学位，于是韦莲司就把纽约住所交给他使用。在这期间，韦莲司使用过的物品，胡适为尊重她的摆没，都原封不动，直到1917年他回国为止。

1917年，胡适再到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

十年阔别，韦莲司在家乡耐心等待。胡适不辞辛劳跋涉，奔往伊萨卡跟她见面，但“相见时难别亦难”，他行色匆匆，又要赶回中国。

当时他因赶回中国完婚，但这一事实，不能阻止韦莲司的单相思，她曾写信表达她对胡适深刻的同情：

“你俩都是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神台下的牺牲者”。

1933年，胡适再次赴美，两人在伊萨卡重逢，干柴烈火，本该在十年前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当时韦莲司写给胡适的信，最能表达她的真情：

“亲爱的适，我爱你！虽然我只是个渺小的女人，但相信你也一定爱我。

你的爱情好像空气和阳光，经常笼罩着我。假如我们能够生活在一起，那是多么美好，就像共同流进山谷的两条小溪。 ”

后来，胡适曾介绍女友曹诚英，到康奈尔大学进修遗传选种专业，韦莲司毫无保留地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可见韦莲斯对胡适的真爱！

1938年，胡适上任中国驻美特命全权大使，虽然没有携带妻室，但地位和责任，不允许他私自会见心上人。他语重心长地写下了如下诗篇：

      四百里的赫贞江，
      从容的流下纽约湾，
      恰像我的少年岁月，
      一去了永不回还。

      这江上曾有我的诗，
      我的梦，我的工作，我的爱。
      毁灭了的似绿水长流。
      留住了的似青山还在。

1939年，借参加康奈尔大学校友会之便，胡适回到伊萨卡，他俩才有机会互诉衷肠。她送给他一只戒指，戒面刻“胡适”的英文名字。

时光荏苒，1946年胡适卸任，她也退休。

1953年，胡适夫妇赴美，就住在她家。一共住了27天。可能感受到两人的纯真，“河东狮”再也没有怒吼了。

1957年，胡适夫妇返回台湾，韦莲司把伊萨卡冷清清的屋子卖掉，支身到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定居。 1958年，她把刻有中文“冬秀”字样的餐具，全送给胡适太太。

1962年，得知胡适去世的噩耗，她把仅有的几千块美金倾囊成立“胡适基金会”，用于出版和译述胡适遗作。

同时她还收集了胡适寄给她的500封信，送给江冬秀。这些信件后来都保存在“胡适博物馆”，应该是研究胡适生平的第一手资料。

1971年，她以85岁高龄在巴巴多斯逝世。对她来说，胡适不仅是白马王子，还是她崇拜的偶像。

她曾说过：

“胡适不是我个人所有，他属于全世界、全人类”。

这段震撼人心的柏拉图式爱情，还包含了纯洁的友谊，令江冬秀这个醋坛子也不得不承认：甜蜜的既成事实，彼此就成为挚友。

（三）

再谈一谈胡适与曹诚英：

曹诚英，安徽绩溪人，出身富裕家庭，跟胡适是同乡，比胡适小11岁。

1917年，胡适奉回母命由美国回家, 办理与江冬秀的婚礼。他在婚礼上认识了诚英，她是四个伴娘之一。

但她却和新郎胡适擦出了爱情的火化，这本来有悖常理，但爱情这种事，彼此来电, 谁也挡不住！

1919年，曹诚英也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嫁。三年后，由于无所出，诚英的丈夫纳妾，她一怒之下，离婚了结。

1923年4月，胡适因病到杭州烟霞洞休养，曹诚英随之而来。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胡适形容，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

回到北平，他提出和太太离婚，江冬秀立即呼天抢地，拿把菜刀对准他，威胁说：“到了这地步，两个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先杀两孩子，再自杀！你要到哪里，随你的便!”  胡适当场被吓得偃旗息鼓，落荒而逃，只好悄悄地带诚英去堕胎。

怀念这段苦涩的婚外情，胡适曾在《如梦令》一词中写道：

        “月明星稀水浅，到处满藏笑脸。

          露透枝上花，风吹残叶一片。

          绵延，绵延，割不断的情缘。 ”

此后，胡适帮助诚英念完南京东南大学农科。 1933年，他介绍她到康奈尔大学进修遗传选种专业；此时给予她无微不至的照顾，正是胡适的美国女友韦斯莲。

1937年，她取得硕士文凭回国，在安徽大学农学院执教，成为中国首位农学女教授。她不仅农学有专长，还善诗能文，跟胡适有不少酬酢。

1939年，她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那是一位留美博士。可是江冬秀怀恨在心，穷追不舍，极尽诋毁之能事，以致男家退婚。

曹诚英因别人毁谤她，气得要上峨眉山做尼姑。

这件事，在胡适1940年年2月25日日记中，有明确记载：

“吴健雄女士（按：吴健雄是胡适的学生，曹诚英的同学和朋友）说：友人传来消息，佩声（即曹诚英）到峨眉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人伤感，佩声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诗云：

孤啼孤啼，
倩君西去，
为我殷勤传意。
道她未病呻吟，
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
弃家弃职，
来到峨眉佛地。
慈悲菩萨有心留，
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只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

曹诚英有出家念头时，胡适远在大洋彼岸任中国驻美大使，已经鞭长莫及，幸亏其兄曹诚克力劝她下山，才没有削发为尼。

1941年年春，吴健雄再次传递了曹诚英的讯息给胡适。吴健雄在信中说：

“连接佩声信，历述三年来苦况。伊身体素弱，近更百病皆生。据其他同学来信云，佩声肺病已达第三期，令人闻之惊骇！佩声之聪明才能，在同学中不可多得；惟不能驱情魔，以致怀才莫展，至以为惜！

伊每来信，辄提及三年来未见先生半言只字，虽未必如此，然伊渴望先生之安慰告知”

胡适于是托吴健雄带一封信给曹诚英，并附上300元美金：

若还与她相见时，
道过真传示;
不是不修书，
不是无才思，
绕清江，
买不得，
天样纸！

多么凄艳的情诗，多么令人感叹心酸！

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人们都说，胡适是“文化的巨人，爱情的侏儒”。试问：又有哪一位男子婚姻不成，却能对情人如此一竿子负责到底？

1949年，胡适夫妇移居台湾，她也来送别，但无法挽留。她支身滞留大陆；之后两岸两重天，音讯中断。诚英曾用诗句表达自己的心情：

           “鱼沉雁断经时久，未悉平安否”？

在新中国，她在沈阳农学院任教。她对自己那段刻心铭骨的爱情埋葬在心灵深处，也没有人记得起这位徐娘半老的教授和“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有过一段浪漫情史，因而逃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的迫害。

当年国内生物学界推崇以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学，魏斯曼-摩尔根主义遗传学被斥为异端邪说，而曹诚英在美国所学的遗传学是属于后者。他适应潮流，遂改研究马铃薯育种并取得卓越成绩，成为中国头号的马铃薯专家。

 她1958年退休，落户老家绩溪。她原想自筹资金建一个养猪场、气象台，但当时中国正在大办人民公社，取消私有制，她的设想游离现实，因而一一落空，生活上十分清苦孑寂。

1973年她患肺癌病逝于上海。

曹诚英留下遗嘱，把一生积蓄重修杨林桥，这正是外界进入绩溪必经之路，也是她和胡适相约安度晚年的地方。

她遗体安葬在公路旁，她想在这里静静地等待，有朝一日，胡适重回故里，她将张开双臂迎接他。她哪里知道，胡适先生已先她十一年撒手人寰。

1990年，胡适得到恢复名誉，他和曹诚英教授来往书信也得到公布，来到“江南才女”墓地的瞻仰者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