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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偶遇(二)

散步偶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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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节那天上午,我在小路上散步,只见远处一个红衣女子迎着我跑来,鲜红的连衣裙非常扎眼。看着身影像是个熟人,可她戴个遮阳帽,还低着头跑步,一直跑到我与我擦肩而过时,我才发现是岳红。“岳红”我回头喊了一声,听到喊声,红衣女子立马站住,回头一看是我,笑了:哎呀,是姐夫啊。我说你咋低着头跑步不看人呢? 我怕摔倒啊,这路高低不平的,也不敢看人啊。我们俩走到路边的草坪上继续聊,岳红问:姐啥时回来啊,我都梦到她好几次了。

岳红是我太太的闺蜜。以前在一个学校的时候,俩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后来因为她老板没钱了,她去了NYU医学院,尽管不在一个学校了,可俩人依然晚上或周末煲电话粥。岳红胆小谨慎,因为一直在学校象牙塔里,没什么社会经验,遇到事也没主意,就经常找我家这个猪腰子很硬的人给她出主意。岳红是国内医学院毕业后读的硕士,硕士毕业后就来美国读博士,博士毕业后就在医学院做博士后,博士后转成Faculty,从爱因斯坦走的时候是Instructor。虽然专业上卓有成就,可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被耽误了,五十多了还是独身一人。

岳红站的离我有两米远跟我说话,还问我要不要戴口罩,我说没必要那么紧张,我在外面都不戴口罩的。我又问她,你们学校防疫还那么严吗?现在不那么严了,前两年不打疫苗的都被辞退了。我说,我内弟疫苗过敏,只打了一针,学校要求他每周测两次核酸,现在改一周一次了,也放松了。岳红说,今年二月我差点被感染,亏了打了疫苗。原来她老板二月份全家都被新冠感染了,症状还挺重,发烧咳嗽,检测出阳性后,就通知实验室所有人都去检测核酸,岳红被吓坏了,因为前一天她还和老板一起讨论问题,还没戴口罩。幸运的是检测结果是阴性。我说,不用那么紧张,我知道很多人都得了,不过就是个感冒而已。她摇摇头说,要只是感冒就好了,关键不知道是不是会有后遗症啊。我老板就得了后遗症。脑雾。我已经很久不关心新冠的事了,头一次听说脑雾这个后遗症,就好奇地问脑雾都有啥症状啊?岳红说,就是思维混沌,脾气失控。我老板以前脾气很好,现在动不动就发脾气,而且都是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回家后我到网上一查,还真有这个后遗症,而且美国得这个后遗症的还不少呢。

新冠三年了,以前都讲大疫不过三年,难道新冠要跟人类永远耗下去吗?反正我是不大信的。如果没有核酸检测技术,新冠疫情估计也早就结束了。

 

老陶住的离我很近,只隔一条街。以前晚上散步时经常遇到他们两口子。最近这几个月一直没遇到他,我就有点奇怪,以为他去旅游了,我知道他太太特爱旅游,有时两口子走的时候还让我帮着给菜园子和花浇水,就在微信上问他:在家吗?他很快回我一个字:在。我就没多想,以为没碰到是概率问题。

老陶是个好人,而且跟我很对脾气。老陶是河南农村出来的,和我一样爱吃大馒头,爱吃肥肠猪肚这些穷人喜欢吃的下水,我蒸的馒头他尤其爱吃。和我一样,他也是个随遇而安的人,不喜欢折腾,连旅游都不爱去,有空就在家看电视剧,还是我的剧评粉丝。:)

我对好人有个基本判断:如果一个人无求于你还愿意帮你,那就是好人。老陶就是这样的人,我会的几样实验室技术,比如western、Elisa和PCR都是老陶手把手教我的。另外,他还是我的分子生物学老师,每当我遇到分子生物学问题时,都找他去问,每次他都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又很有耐心地给我解释的清清楚楚,让我听的明明白白。教我分子生物学知识的有好多人,有的是PI,有的是教授,他们有的讲的太专业,有的术语太多,有的则讲的太宽泛,这些人都是好人,但惟有老陶讲的我最适合我的接受水平,毕竟我是个分子生物学的门外汉,起点是零啊。

老陶是在欧州读的生物学博士,一辈子都在实验室里做研究,他太太在实验室里做技术员。很多学医和学生物的中国人都是这样,在实验室里工作一辈子。纽约各大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很少没有中国人的。这个工作美国人不愿意干,工资低,又枯燥,要求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挺高,所以各大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充斥着印度和中国的博士。

老陶的女儿很出息,MIT毕业后在摩根斯坦利工作。老陶觉得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工作就该知足了,不该再折腾了。可他女儿不随他,很有野心。在摩根斯坦利干了两年觉得升迁太难,就考取了哈佛著名的TOP10计划,据说该计划是专门培养CEO的。毕业后,又去非洲干了一年,这是美国培养领导人才的基本路子,相当于我们干部下放农村三同和基层锻炼。回到美国后,他女儿忙的脚不沾地,连他们老两口和她见个面都要提前预约。:)

前几天散步时,遇到了老陶两口子,发现老陶瘦了很多,说话也有气无力的。一问才知,原来老陶差点没了命。人生真是无常,旦夕祸福啊。

老陶两个多月前,正在实验室看论文时,突然下肢瘫痪。被紧急送到医院后一查是心脏主动脉夹层。这是个十分凶险的病,多亏了学校就在医院旁边,及时做了手术,保住了命。如果住的远的,送医不及时,很可能就会没命了。我侄子是心脏科大夫,我把老陶的病情和他说了后,他也说他捡了条命。现在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在不断延长,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医学的发展和医疗条件的改善。

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祝愿好人老陶今后的人生平平安安。

 

有的老朋友,散步的时候是碰不到了。比如老郭,以前经常会碰到他和女儿一起跑步,现在碰不到了,他几年前去了路易斯安那州。

老郭是东北人,而且是那种非常典型的东北人。无论是从长相还是言谈话语中,如果熟悉东北人的,会一眼就发现他是个地道的东北人。他长得黝黑粗壮,浓眉大眼,嗓音洪亮,歌唱的也好。虽然作为男人算是很帅的,但看着就不像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到像是军人家庭长大的。他是个热心肠,谁有事找他帮忙他都不拒绝,哪有事哪到。他英语很好,他的一个同城老乡从日本过来,要办绿卡,可英语不行,都是他一遍遍地帮着填表,帮着找人写推荐信。有一次,我得了重感冒发高烧,躺在床上休息,他突然来了电话,知道我卧病在床后,就问我吃什么药了吗?我说啥药没吃就干挺呢。他二话不说,放下电话就来给我送退烧药,还把他没吃完的阿莫西林也送给了我。

老郭很聪明,学业优秀,是他们一起来美国读博士的人里成绩最好的。可博士毕业后他嫌做博士后挣得太少,还不如他当护士的老婆挣得多,就异想天开的去开出租车了。开了两年出租车,确实赚了不少钱,也把纽约的道路跑的门清。没有GPS的时候,我如果有什么地方找不到,问他便知。老郭的毛病就是说话吹吹呼呼的,好抬杠,还总是冒出很多让人瞠目结舌的奇葩的言论。比如:他说真正懂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全世界不过三个半人,他就是那半个。还说,毛泽东的文革搞对了。如果没有文革,那些高干子女早就成八旗子弟了。有一次竟然气呼呼的跟我说,我老婆就是汉奸,没有民族大义,满脑子都是利益。我听的莫名其妙,但也没多问,估计他是刚跟老婆吵完架。他有时和他的欧洲同事吵架,说你们欧洲都是野蛮人后代,不过是拿希腊文明做大旗当虎皮而已,希腊文明和你们有啥关系啊?在学术上他也一向高傲自负,不仅和同事抬杠,甚至和自己的老板也吵。得罪了老板后不得不辞职走人。到了新的学校,老板是该校的CEO,本应该借点光,多出几篇论文的,可他为了学术上的事竟又和老板吵了起来,气的老板威胁要开除他。他怕被开除对简历有影响,就自己把老板炒了。

他身强力壮,动手能力强,特爱干体力活。他家上下三层的房子,一家四口住着本来挺宽敞的。就因为他太太的一个同事要租房,他就开始在家间壁出很多卧室出租。我去他家时发现,除了厨房和餐厅之外,家里其它地方都变成了卧室。我和他聊天都是在deck上。

如今老郭已离开纽约四五年了,有时真的挺想他的。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毛病,可这些毛病却让其别具一格,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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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为人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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