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纪事

（二）

撮合的婚姻

爸爸在梅局长的帮助下，进入大同矿务局的技术学校学习钳工，不仅免于运动中被批斗、仓惶逃命的恐惧，还过上了相对正常的学习生活。在那个年代，一个逃命的地主儿子有这样的境遇，难以想象。我的爷爷必然最为欣慰，也一定无比感激十几年前这位老朋友的侠肝义胆。

爸爸没有讲述过他在技校的学习生活。直到离世，都珍藏着一张技校毕业师生的大合影，时间是1960年代早期。那时的爸爸英俊挺拔，着装干净得体。照片里意气风发的青年面容，我推断他的境遇是不错的。

在二十多岁时，大同矿务局的井陉同乡给爸爸说媒。这就是我的妈妈，那位井陉工友的远房表妹。就这样，两个没有任何交集、更没有任何相互了解的青年人，被撮合成了一个家庭。我认为妈妈的一生是不幸的。她很少有过开心，始终被生活的重压所困，常年严肃，谨小慎微。我记忆里从没有看到妈妈放声大笑过，或者对生活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幽默。而这撮合的婚姻，是妈妈无奈人生的起点。

妈妈的身世

外婆在生妈妈前，有过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可以想象外公外婆多么痛苦。1940年夏天，妈妈出生后，外婆就把她寄养在井陉马村的亲戚家里。马村的亲戚家人丁兴旺。外婆希望借助这旺盛，让妈妈活下去。我妈妈因此也有了干妈，我也有了“干外婆”。妈妈果然活了下来。在她5-6岁时，外婆才把妈妈接回身边。

外公的家在井陉县城边上的罗庄村，他在年轻时就外出闯荡，在山西、内蒙一带的铁路上做火车司机。这个职业就是在今天，门槛应该也是很高，不知道他年轻时是如何做到的。一直到解放以后，1966年文化大革命被划为“右派”前，他一直是火车司机。外婆带着妈妈，随外公辗转在太原、包头、呼和浩特……

1948年，外公的驻地在太原。外公随火车工作，并不在家。解放太原说打就打，战事惨烈，战区的市民仓惶逃命。外婆带着8岁的妈妈，逃出太原城，侥幸活命。妈妈说逃命的时候，子弹就在头顶嗖嗖地飞过，可怕极了。外婆拉着她跑了一夜，终于离开了战场。天亮时饥寒交迫，来到一户农家讨饭。外婆摘下自己的一对金耳环，换了一顿饱饱的餐食。彼时不到30岁的外婆，带着妈妈在战乱中活了下来。也从儿时起，我知道金子的价值，是能活命的东西。

这逃难，以及与自己命运的抗争想必对外婆影响重大。从此，外婆没有让妈妈离开自己身边，一定害怕失去自己唯一的女儿。直到妈妈和我爸爸结成家庭的最初几年，小夫妻也是两地分居。那时的农村运动多，我怀疑爷爷在我爸爸结婚前，是没有见过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儿的。一家人分居在三个地方。大姐出生后，妈妈24岁。妈妈随外婆在包头居住，外婆帮助妈妈养育后代。两年后，二姐出生。妈妈依然随外婆生活。我的爸爸在山西大同煤矿，相隔千里。

妈妈曾提起年轻时，去做铁路乘务员的往事，时间很短。外公当时收入高，外面时局动荡。外公怕出事，再说家里也不需要额外的收入。因此，妈妈就没有正式去铁路上工作。

外婆和妈妈绝对想不到，1966年，外公被包头铁路局划成右派。厄运突如其来，被停止工作，批斗。折磨了几个月之后，外公被赶回井陉罗庄村。外婆和妈妈，还带着两个小女孩，一个是三岁的大姐，一个一岁的二姐。可以想象天塌之时，外婆和妈妈，两位与世无争，并不与外界交往的女性所受的惊吓与恐惧得多么刻骨铭心！外公外婆和妈妈，带着两个幼小的外孙女，如何回到井陉农村的老家，又如何安顿，都没有细节。必须交代清楚，外公回到罗庄村后，也常常受到批斗。厄运并不会因为回乡而消失。那个巨大的体制，一环扣一环，宛如一台精确运作的绞肉机，环环相扣。爸爸引以为傲的自述中，外公在村里被批斗时，是跪在扎钉上，批斗完毕，根本无法移动。外公收养的儿子根本不敢上前帮助。是爸爸把外公背回家里。

 

并不完整的家庭团聚

可以确定的是，已经结婚，并且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是不能继续在罗庄村随外公外婆生活的。几千年来，北方农村的信条至今依然是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罗庄村的资源并不丰富，也不可能接受不相干的人。妈妈知道自己的婆家在高家峪。1966年，妈妈带着两个女儿，抱着一个，手里拉着一个。就这样，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高家峪爷爷奶奶面前。我能想象爷爷奶奶是多么百感交集。无论如何，这也是一家人第一次有限的团聚！

爷爷在村里遭受厄运，家产早已被没收。因为妈妈回村，无处居住。村里想起爷爷的四间马房还有两间空着，于是分派给我们。另外两间，已经分给了另一户人家居住。当时的马房，外立面的石头是讲究的，整齐气派。由于是喂养牲口所用，室内也是裸露的石头，并未抹墙或者粉刷。邻村的干爷爷知道我妈妈带着孩子们回村，就带着他的两个20多岁的儿子，来高家峪为马房抹墙、粉刷，做成了一个家的样子，供我们居住。干爷爷是贫农，在那个年代腰杆笔直。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的长辈们竭尽全力，维持了我家基本的尊严。而作出这善举的人，又是毫无血缘关系的干爷爷。当时，我的爷爷住在大队给分的另一间小房子里，和马房并不在一处。妈妈回村的第二年，爷爷和生前好友享受了一顿自己做的面条（当时的美食）后，第二天早上便平静地离开人世。爷爷并未留下只言片语。唯一的痕迹，是庆源昌掌柜时的一张黑白照片。大约50多岁，清瘦，留着胡子，目光冷静坚毅，戴着一顶古代人的那种瓜皮帽子。我推测，爷爷去世前必然有心结。一方面，他到死没有看到自己有孙子。无后，绝户，必遭某些乡人指指点点。但以爷爷的经历和见识，他必然不希望自己有孙子成为地主崽子，蒙受无妄之灾，不得不苟且偷生。

爷爷最后20年的日子经历建国初期的各种运动。自然，每一次他都是被针对的对象。爷爷在死之前，72岁风烛残年，依然要在清晨，人们还在睡觉的时候，拿着扫帚，清扫村里的街道。北方的农村，没有清扫街道这个职业。自扫门前雪是千年传统。爷爷的这份工作，其实是新政权对他的惩罚。爷爷去世时，还是地主的身份。

 

妈妈成为社员

农村当时是生产队组织。我家被分到第一小队。妈妈从此随农民劳作。她不会做任何农活。队长就安排妈妈去拉粪，也就是把农家肥从村里，运输到田间地头。这活技术含量看似不高，但运输肥料拉车的牲口，却也“欺生”，根本不听妈妈的指挥，始终无法驾驭。到我长大，妈妈也一直害怕这些牲口。后来，妈妈就只能做装卸的工作，随着马车，一天无数次往返。我初中的时候，妈妈膝盖骨里长了内刺，疼痛刺骨。妈妈曾经去威州的寄宿学校看过我一次，往返20多里。那次回家路上，妈妈休息了很多次，忍着疼痛慢慢走回家里。医生说，年轻时走路过量，会有这些病变。

没有农家肥要运输的时节，队长就让妈妈就随着生产队其他妇女一起劳作，教他力所能及的农活。妈妈也因此在村里有了几个好朋友，不至于太孤单。妈妈随生产队社员去劳作，叫做“上工”。上工一天回来后，照顾我们吃完晚餐，一队的社员们便聚在生产队马房前的小广场上，围绕着一盏老式风灯，记工分。社员们边说边笑，场面熙熙攘攘。马房就在我家前面不远处。小孩子是不允许参与的，但我站在远处，常常能看到他们记工分的情景。每次记工分回来，妈妈都显得不开心。工分是社员们一年劳作后，在秋天收获季节，从生产队领取粮食的凭证。妈妈常怨自己手脚笨拙，辛苦劳作却挣不到一个完整的“工分”。家里只有妈妈是劳动力，挣得工分极少，却要养活4口人。可以想而知，我儿时的食物有多么拮据。奶奶在我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大姐在回到高家峪居住几年后，外婆仍然把她接走了，算是为妈妈减轻一点负担，我也因此从小就没有见过大姐的样子。尽管少了大姐，奶奶，妈妈仍旧得精打细算，认真安排我们一家四口如何吃生产队分给的玉米面、白面，利用不多的粮食，度过一年漫长的岁月。我上大学以后，回家看望父母。妈妈有时和村里的故交一起打牌，闲坐聊天，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我心底无比感激这些陪着妈妈的阿姨婶子们，是她们的善良，友情和陪伴帮助妈妈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我们在一起遇到某个阿姨的时候，妈妈就说这位阿姨和她一起劳作的往事。我脑子里就回荡起那些艰苦的场景。

 

家贫万事哀

爸爸在山西的煤矿工作，每个月会寄回5元钱，补贴家用。这5元钱，也成了妈妈的心病。因为钱是寄到矿区的二姑家里，妈妈每个月要走十几里地去二姑家取钱。我不知道为何爸爸要这样周折，给当时的妈妈带来很多困扰。辛苦劳作之余，还得向生产队请假，每个月去二姑家取钱。更何况，二姑有时也未必对妈妈亲近和善。我记得妈妈因此不开心，我也没有去看过二姑。我不知道二姑是怎样的人，但从小我就闻风丧胆却是真的。

每年清明节，三姑会从矿区来高家峪给爷爷上坟。去烧纸的时候是中午，妈妈会让我陪着三姑一起去。姑姑让我一起跪在爷爷坟前，在爷爷坟头摆上贡品，还有一瓶酒。画一个圆圈，在圆圈里点燃各色的纸，还有纸做的金银元宝。纸燃烧旺盛，姑姑就很开心，说爷爷看到你来上坟，也很开心的收到了。姑姑还说，爷爷爱喝酒，就把瓶盖打开，洒在坟头。我陪姑姑去上坟的起初几年，姑姑在坟头会哭一场，我在旁边，不知所措。后来，姑姑渐渐的没有再哭。烧完纸，我们一起回家。来回的路上，姑姑会和我说很多话，我也很喜欢陪着姑姑。回家后，我再去上学。二姑似乎也来给爷爷上过坟，但从来没有和三姑一起。来了也没有在我家落脚和吃饭。

我儿时记忆不多。家里人说，我的三姐在床上躺到9个月大，才有机会被抱起来练习走路。三姐说，我小时候是幸福的，她比我大5岁，从小就照顾我、抱我、带我玩。三姐在村里只上到三年级，就辍学在家，帮妈妈干农活了。二姐读到了初中毕业。

 

成长记忆

每一次事故都可能是致命的

我小时候受过很多次伤，头破血流。第一次严重的摔伤是从5-6米高的屋顶跌落进生产队的仓库。仓库和马房一样高，不知何故，屋顶正中间留了一个口子，直径约50-60厘米。高家峪的房子依山而建，生产队仓库的屋顶就位于一条小路旁。妈妈去上工，姐姐们在村里的小学上课，我大约4-5岁，独自在村里玩耍。出于好奇，我想看看那个屋顶破口的样子。我记得自己小心翼翼地，趴在地上接近那个破口。不知怎的，我掉了进去，脑袋朝下，砸在了仓库里的马车上。马车尾部的金属件像SUV的拖车钩，我的头部正好砸在上面。仓库是锁着的，我在里面大哭。路过的好心人听到哭声，去找来了仓库保管员开门。我的头骨外露，血流不止，保管员用仓库里的新棉花为我挡住伤口，将我抱到村诊所。我额头上缝了很多针，至今仍有明显的疤痕。妈妈从田里赶到诊所时，我的伤口几乎缝合完毕。从小，妈妈叫我感激救命的考成。还有仓库里的新棉花，是集体财产，我不由自主的占了集体的便宜。多年后，我一直想着如何才能报答这恩情。

5-6岁时，村里开设了“育红班”。妈妈将我送去，这样她上工时我就有人照看，相对安全些。育红班的女老师很和蔼，是村委书记的妻子。多年后，老师告诉我，我小时候太调皮了。她给孩子们分苹果时，因为给我的苹果不是最好的，我就自己走了。我隐约记得那件事，小时候就非常敏感，大概是感受到了不公，便逃跑了。我依然自由自在，自己在村子里玩耍，何苦去让自己不开心呢。我也记得妈妈之后会带我去农田劳作，她去日头下地里干活，让我呆在树荫里等。我就看蚂蚁，捉蚂蚱，听虫子和小鸟的叫声，观察树叶的形状，叶子上的经络，常常忘我的沉醉在这神奇的大自然中。并不觉得难过。

再后来，我上了学前班。班上其他同学都比我大，有的甚至大我3-4岁。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记得学习"a o e"的声母，也记得老师教我们画茶壶的场景。

 

儿时对的爸爸印象

爸爸大概每年春节回来探望一次。记忆里只有模模糊糊几个印象。一次是爸爸抱着我在家外面的墙根儿晒太阳，记忆里没有话语，只有这个温馨的画面：寒冬的太阳暖烘烘的，我们坐在墙根儿，没有风，只有温暖。时光就那样慢慢流淌。 另一个画面是爸爸回家时，送给我一本画册。画册的小主人公叫“牛牛”。穿着绿色的小军装，腰间还别着小手枪。在那个年月，这是非常时髦的装束。每年过年时，妈妈会请村里的一位阿姨帮我做一身新衣服。牛牛那样神气的服饰，我知道家里没有条件，也从未提起。我长大以后，爸爸说他每次回来看我，会带着“炼乳”给我吃。我确实没有印象。成年以后，我在家乐福看到过雀巢的炼乳。但好像是沾食物吃的配奶，我没有兴趣尝试。

 

妈妈带我去看望外婆

每年农闲，妈妈会带着我去罗庄看望外公外婆。开始是走路，我们俩早上出发，大约中午前能到达。外婆过世早，我只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外公那时候已经度过了艰难的日子，生活很好。我感觉很开心。你或许记得，我家被赶回高家峪几年后，外婆就接走了大姐，以减轻妈妈的负担。我儿时去过外婆家很多次，但是，大姐从没有在我短暂的拜访中出现过。我也是几十年后，才突然意识到这个情况的。姐姐或许在读书，没时间陪妈妈，更没时间带弟弟玩。或者，从山里来的弟弟或许更像是一个累赘。我不知道，今生也不想知道。父母也已过世，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后来，河北省在县域之间修了公路连接彼此。有一条公路经过邻村北固堤，每天还有一趟公交车去罗庄。我记得当时妈妈求人，仔细打听公交经过北固堤村的时刻，票价，以及如何乘坐。出发的当天早上，妈妈准备好买票的钱，带着我早早的出发，去北固堤村的公交站牌处等候。一辆老式面包样的公交车出现在公路远处的视野里，我记得是淡淡奶黄色的车身上有一些暗红色的条纹，挡风玻璃板巨大，像两个大眼睛，飞驰而来。你可以想象从来没有见过，更没有坐过公交车的我得多么兴奋，激动和憧憬！和妈妈一起扬起手臂，热情的和公共汽车打着招呼。然而，我清晰记得公交司机在我们面前驶过时，冷漠甚至带着嘲笑的眼神。他根本没有停车，汽车飞驰而过。于是，妈妈和我继续走路去罗庄看外婆。妈妈曾经抱怨自己弄不清楚情况，一定是站错了上车的地方，以至于司机不停车上客。妈妈把一切倒霉都归结于是自己的疏忽或错误。那时我最多只有6岁，彼时的沮丧依然清晰，也不清楚事情为何会这样。长大以后我去石家庄上高中，随后去厦门大学，再后来去挪威留学，再之后在北京，上海工作，三十多年里，每次回家，我和石家庄以及井陉的车站，公交，都有深刻的体会。平心而论，于我而言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经历，与文明丝毫不沾边。火车站出来，就是一排排的黑车，很多司机带着野蛮的谈吐，不得不乘坐肮脏并且散发着臭味的车厢..... 我儿时第一次见公交车时的经历，算是他们一次中规中矩的出场。请不要误会我，我记述的只是我的个人经历，也许是我很不幸，在探亲路上遇到那么多糟糕的人和事。

 

联产承包的2亩2分地

1980年左右，农村实施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到2亩2分地，分布在几个不同的地方，有旱地，有水浇地，还有在山坡上的贫瘠土地。2亩2分，大约1500平方米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土豆，红薯，北瓜，白萝卜，红萝卜，菠菜，茄子，西红柿，芥菜，香菜，葱，蒜，豆类，芝麻，大麻子，稷，等等，一家人生活下去必须的所有的作物。多年后，我在上海的小院子里开辟了一个4-5平方米的菜园，纯粹是兴趣爱好，才算是亲身体会种植生活。时令，选种子，育苗，施肥，除虫，成长管理......等等，程序繁复，日复一日，兢兢业业，到了收获的季节才能有所期待。可想而知，妈妈当年在农村劳作之艰难。

联产承包后，妈妈的压力更大了，因为种地也是技术活。播种、插秧、间苗、授粉等环节，妈妈都得求人帮忙。原来在生产队还能做纯苦力，现在要自己种地，自己一家人吃，一个环节出错，种不好粮食，全家人就得挨饿。记得有一年，小广播里宣传一种叫“12057”的小麦种子，农民选择也不多，妈妈随着很多人就买了这个种子。12057麦子个头很高，我家的麦田里，植株密集，长势旺盛。妈妈喜笑颜开，盼望着好收成。但随后麦收前的一场暴风雨，把12057麦子都吹倒在地。联产承包后，一大片麦地被分给很多家种植，每家每户的种子都不一样。其他农民的麦子粗壮结实，足以对抗风雨。而我家的麦子，本来看起来一样旺盛，却在风雨中倒伏。干农活经过的农民都会指点评论，我似乎也感到无比羞愧。好在麦子还是结了穗，不至于颗粒无收。收割回家后，先脱粒，然后磨成面粉。妈妈做的馒头我一咬就粘在牙上，妈妈说，麦子倒地时，被水泡过就会粘牙。那样的面粉，我吃了一年。

 

黑人

不知为何，村里给我起了“黑人”的外号，在分地时我没有份。当人们叫我“黑人”时，我已经6-7岁。我因此问妈妈我是否真的很黑。妈妈告诉我说，我一点也不黑，真正的黑人在非洲，像家里的炭块一样黑。我这才释然。妈妈的情商很高，她很好地安抚了我，并转移了话题。我就问起除了黑人和我们，世界上是否还有其他肤色的人种。现在知道，中国农村在198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生育控制政策，我前面有四个姐姐，我是第五个孩子，属于超生，不被制度认可和接纳。我就游离在户籍之外。当然，那时候的农民也没有任何的社会保障。除了没有土地以外，我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两样，农村小学也没有因为我是黑人而不准我去上学。

 

交公粮

有地的农民，每年夏天小麦收割后，要按时把家里最好的粮食拉到乡政府去交公粮。交公粮的时候，妈妈得求人帮忙，因为她根本无法把1-200 斤小麦，运输到遥远的乡政府。我不知道我家要交多少斤小麦，只记得是3-4个半人高的麻袋。妈妈允许我跟着，公粮在车上被牲口或人力拉着，遇到上坡路，我就伸手帮忙推车。也借着这为数不多的机会，妈妈带我看山外面的世界。我记得收公粮的粮站，是一个有顶，没有围墙的开间。各个村的农民根据先来后到，排着几排不同的队伍，等待验收。收粮的地方散发着小麦特有的令人开心的香气。验收粮食的人是精干的壮年男性，拿着一个特制的铁管工具，在麻袋中间位置，用力刺透，随手一扭。工具拉出时，就带出了不同位置的小麦颗粒。通过验收，就让人把麻袋背到一个大的席子围起来的谷仓，倒进去，交公粮就圆满结束了。麻袋是家庭重要的财产，他刺向麻袋时，动作麻利，而我却因被刺破洞的麻袋而伤心。有的人家布袋里粮食不干净，被查出来有小石子或其他颗粒，就被退回去。农民就得拉回家，清理干净，再次来缴纳。小麦的脱粒，晾晒，都是在土场上进行，绝对没有石子是不可能的。妈妈就因此很担心我们的小麦被退回，徒增很多烦恼。好在，悬着的心没有变成现实。

交公粮是新政权建国以后，城市实行几十年“粮票”制度的基础。农民无偿交给国家的粮食，被印成粮票，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城市户口的人家。而城市居民在厂矿上班，生产的各种消费品，小到脸盆，香皂，牙刷，大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对农民而言，都是无比昂贵的奢侈品。我小时候妈妈要我学着刷牙，刷牙时口里会流血，我就去门口猪圈附近，刷牙在彼时农村是非常特别的现象。他们虽然没有嘲笑我，但也的确说过我居然还刷牙！农民根本不会花钱做这些事。后来上了大学，有我看到经济学文章里，把这种不平等的宏观交易政策，叫做“剪刀差”。利用这个词汇，避免直观的谈论这种巨大的不公正交易。交公粮是农民的政治任务，神圣而严肃，半点马虎不得。农民群体似乎也不知道，不关心这种对自身境遇的巨大不公，得过且过。

1982年左右，爸爸从山西回到井陉县的针织厂工作。那时，我大约7岁。爸爸回井陉后，在厂里有宿舍，并不是天天回家。针织厂到高家峪有20里路。一两年后，他开始每天骑自行车回家，后来还买了嘉陵牌摩托车，方便上下班。那个时代，村里许多人称爸爸为“工人阶级”，语气里是羡慕。很多年后，村里才有人买了摩托车。爸爸从小没干过农活，农田里的劳作主要是妈妈和三姐。

 

懂事的孩子

从小，妈妈就叫我早起，不能睡懒觉。起来后洗漱完毕，帮助妈妈扫地，整理。家里还养了猪。到了三年级，放学后，我就和2-3个同学一起，结伴去田野里，为猪剜草。每个季节去找寻不同的野菜。妈妈会把野菜和碾米磨面产生的麸子搅拌在一起喂猪。猪从不不挑食，吃什么都很香的样子。长得白白胖胖，然后就被卖了宰杀。因此，儿时的我觉得猪很愚蠢。长大以后知道英国人叫它们 Live Stock，真是形象。家里有养猪，养鸡。但妈妈从未请人来杀猪或者杀鸡。猪都是卖掉。鸡都有名字，俨然是家庭的一员。以前鸡是散养。我记得有一年我家一只鸡吃到了浸泡了毒药的小麦种子，被毒死了。我很想尝尝鸡肉的味道。但妈妈怕我吃了中毒，就把鸡拿去埋了。

 

平反，落实政策

爸爸回来工作以后，家里多了无休止地争吵。很多事情都能成为争吵的导火索，让我非常烦恼。爸爸抱怨妈妈的一个主要原因是，1966年被赶回老家时，妈妈为什么没有去山西找他，而是带着孩子们回到了农村。他一定感到愤怒，而这怒气却洒在了无辜的母亲和孩子们身上。后来我考上初中，去威州寄宿，对我而言，是从精神上摆脱了一种痛苦。

80年代以后，包头铁路局开始落实政策。爸爸为了外公的事情，跑了几趟山西、内蒙，还有一次去了陕西西安。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外公被落实政策，并补发了1966年以来的工资和养老金。我在家里听爸妈说过，外公拿到了一万多元补助款，每个月还有不菲的退休金。在当时的农村，那是一笔巨款。妈妈被外公牵连，也能落实政策。但妈妈之前没有工作，所以没有补助款。大约五年级时，妈妈和四个子女被落实政策，实现了“农转非”。我们都有了城市户口，姐姐们因此可以招工，去工厂工作。村里收回了土地，妈妈因此摆脱了20年的繁重体力劳动。

 

学校记忆

2年级的时候，我降级了一次。即便如此，班上还是有一半以上的同学比我大1-2岁，还有大3岁以上的。农村教育之粗放，业务教育之混乱，可见一班。在学校里，每年都更换一个老师。我的老师们都是村里的民办教室，还有一位是临时代课教师。他们都没有经受过专业的师范教育，没有任何教育学，文学，数学，心理学，体育，美学或者任何学科方面的专门学习。他们一边忙着照顾农田里的庄稼，一边到学校给小学生们上课。课本是河北省统一印制的，识字的老师带着，大概也能跟上书本的进度。每学期交几元钱的书费，我记得有同学家里就很困难，常常不能及时缴纳。校园大约是一个篮球场大小，夹在两排教室中间。有5-6个年级，每个年级20来人。

我记得一位老师曾经在课堂上骂一个同学说，”朽木不可雕也”。这是文邹邹的话，我很少听到，所以印象深刻。后来有了儿子，我辅导 Kevin功课，才知道，孩子学不会，90%的概率是老师认知浅薄，又没有耐心，以至于无法用儿童能懂的语言把粗浅的数学知识讲清楚，让儿童明白。我没有批评老师的意思，只想交代清楚我儿时的生长环境。好在我脑子不算太差，学习的内容对我来说也不难。还有一位老师是家里的主要劳力，他来上课时，非常疲劳，经常趴在讲桌上就睡着了。我们就正襟危坐，小声的交流，不敢吵醒老师。这位老师没时间做教学笔记，而上面又要检查。老师就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学为老师对着一本“教师参考书”，把内容抄写在老师给的一个16开的本子里，上面检查时，就冒充老师的教学笔记。这些事，对我是乐趣。受到老师的认可，能帮老师做点事，是开心的。

 

笑的回忆

小学的生活是快乐的。我认识了同村的更多发小。建生从小就很会讲笑话，模仿人和事惟妙惟肖，能把我们逗得无比开心，哈哈大笑。小学上学路上，我就经常去建生家里等他一起走。建生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行文至此，我才想起来建生和我一样是家里的老五，但他不是黑人。建生比我大一岁，个子比我高，坐在教室倒数第二排。老师不在课堂监督我们的时候，我就常常从第一排，跑到后面，站在他的桌子边上，仿佛有聊不完的话题，无比快乐。我儿时的笑声，几乎都是和建生有关。直到我上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后，每次回家探亲，都必然很多时间去和建生一起聊天，听他讲述儿时朋友的近况，村里的事情。平凡的事经他叙述，常常就充满喜剧色彩，我们就哈哈大笑起来。到我有了两个儿子，带孩子们回村探亲。儿子们很惊讶周围的人都认识他们俩。建生伯伯那时开了一个小超市，他们也印象深刻。

 

游戏和武术

除了帮妈妈干点农活，大多数时间我都在玩耍。下象棋是村里老人们的娱乐活动，农闲时他们在大路边摆上棋盘，厮杀起来。旁边围着一圈人，我偶尔也去看看，就听到他们说“观棋不语非君子”..... 其实，下期的人好像是不希望他们在一旁指点的。渐渐的，同学们就有开始玩，我也觉得有趣，发现了很多套路，比如马后炮，双头炮 等等，和同龄人玩，常常能旗开得胜。

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学校来了一位公派的赵老师。赵老师会武术，教三年级。赵老师那时刚刚师范毕业，印制了他在师范读书时，描写他习武，教授武术的文章，做成小册子分给我们阅读。那些文章，我至今还有些印象。后来我知道，那些文章有点像金庸先生的风格，讲述了有趣的故事，很吸引人。赵老师在村委的支持下，创办了“雏鹰武术队”。我积极报名，老师就把报名的同学，聚集在他们班的教室里，挤满了人。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习武先习德”，给我们讲述强身健体，扶危济困的道理。老师还讲了 “武”字，本就是 “止戈” 终止争斗之意。那时的我都懂了，几十年后，这一点认知没有任何变化。

出我意料，我妈妈非常支持我习武。冬天的晚上，村里漆黑一片。我常常抹黑去校园的操场练习扎马步，学习拳术。操场边上有微弱的灯泡照明。第二天去上学时，大腿疼痛，难以走路。起初报名的几十名同学，后来就剩下了20个左右，男生女生都有，我留了下来。后来，武术队的拳术和器械练习，就成了高家峪的一个节目，过年时代表村子去临近的村子“走会”，庆祝新年。”过会” 是井陉农村的一项传统。每个村子都会在初四，到正月二十间选择一天，做为本村的庆祝日。这一天，临近的村庄都会带着节目来演出助兴，是各个村庄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日子。一般人家都会邀请邻村的亲朋好友相聚，晚上以热闹的村庄烟火秀结束一天的庆祝。因为是武术队成员，我随着走会，坐着村里安排的拖拉机，去访问过十几个周边的乡村。参加走会演出的人绝大多数是成人，只有我们是一群孩子，所以总是引起一些特别的关注。

 

少年时代结束了

生活中还有一些其他的乐趣，5年级时我收养的一只小羊是我唯一有过的宠物。伴着它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初中后我去住宿，妈妈照顾它很辛苦。然而，被人类喂养，随着家人长大的小羊，不为羊群所接受，它似乎也不想和羊群生活在一起。初一的暑假，为了让小羊去羊群居住，整整两个月，无论烈日还是暴雨，我都陪它适应羊群，帮助它去过它该有的生活。对我来说，那是一次长期的户外徒步经验，牧羊人的乐观，户外知识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

小学五年级时，本来要小学毕业。突然有一天，县里来通知说，我们要在本村继续上六年级。5年级的老师就多教了我们一年。村里的老师对教学的态度是认真的。那时候甚至还安排早自习课。我记得冬天6点起床，独自一人在漆黑一片中走向学校的场景。六年级结束时要考试。我不知道外面的任何事情，只记得我在同学们放学后，有一次独自一人在教室里看学习资料的场景。值日的同学刚刚扫完地，尘土飞扬。凳子倒放在桌子上，有厚厚的一层尘土。我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看书。不记得到底是在看什么，想什么。

 

小学毕业考试，我考了第一名。那是我唯一的一张奖状，妈妈贴在家里墙上显眼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