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十二）

王柏秋调到省里后，市供销社来了一个叫张耕中的新领导。此人是部队转业的，作风霸道，喜欢耍威风，不懂业务还不虚心，导致很多人都对他不满。张耕中来了后，母亲还是像对待平易近人的王柏秋那样，说话很随便，并没有像后来群众对待领导那样毕恭毕敬。张耕中大概觉得母亲没把他当回事，冒犯了他的权威，心里就埋下了对母亲的不满。再就是，他自己在群众中没有威信，可看到母亲人缘很好，年轻人有啥事都愿意和母亲说，而见到他大家都躲着，就觉得母亲是在搞小圈子，反对他，因此就对我母亲又多了一层成见。开会的时候就总不点名地批判小圈子，针对的就是母亲这些人。母亲说，当时讲阶级友爱，哪有什么小圈子啊，我对谁都一样好，连单位打更的王大爷我也对他很好，还帮他找了媳妇。

说到反右时，母亲问我：你还记得韩姨吗？我说：不记得了，哪个韩姨啊？母亲说，我退休的时候，总来咱家的那个韩姨啊。看我还是想不起来，母亲就说，也可能那时你不怎么在家，没啥印象了。母亲的朋友和新老同事太多了，这个姨那个叔叔的我确实搞不清，记不住，非常熟悉的只有几乎每天都来我家的张姨，以前住一个大院的白姨、刘姨和吴姨，再就是大小两个赵姨和何姨。韩姨我真是一点想不起来。母亲说：你韩姨以前和我们曾经在一个屋里住过，那时你还小，不记事呢。

于是母亲给我讲起韩姨的事情。韩姨比我母亲小两岁，原来是农村基层社的营业员，爱人是市社的业务员。五六年时，单位为了照顾她两地分居的困难，就把她调到市里。虽然解决了她两地的问题，但当时还解决不了她和他爱人的住房，俩人只能在单身宿舍凑合。母亲五四年从财贸干校培训完回到单位后，就被调到秘书股当股长。秘书股的职能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下面管俩人，一个是文书，负责单位的文字工作，一个是总务，负责单位的后勤和食堂事物。那时的母亲精力旺盛，干劲十足，正积极要求进步，写了入党申请书，单位也把她当后备党员培养。

母亲看韩姨住的困难，自己还是负责职工住房的，就和父亲商量，说我们住两间半房子，也用不了，是不是腾出一间给小韩两口子啊。父亲没啥意见，说可以让奶奶和老姑住大屋，我们住那半间吧。就这样韩姨两口子就变成了与我家只隔一堵墙的邻居。那时的房子也不隔音，说话声大点都能听的清清楚楚。

母亲后来是从韩姨那知道，反右运动一开始，张耕中就内定了要收拾的三种人，一是要从领导层中找一个右派，二是在贫雇农出身的人里找一个右派，三是在积极分子中找一个右派。这个积极分子的名额就是为我母亲量身定做的。领导层中他瞄上了一个鲜族经理，只因为这个人以前在朝鲜时当过很短时间的工头，也没干过什么坏事，只是性格耿直，张耕中一直看不上他，反右运动一开始，就他给戴上一个历史反革命加右派的帽子。另一个右派是一个雇农出身的干部，大鸣大放时，他看报纸上有人讽刺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是高草，他就到单位当笑话说了。这就被张抓住了小辫子，说他反对总路线，不容分辩就给他戴上了右派帽子。母亲觉得这个同志不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回家和我父亲叨叨：怎么这么不讲理啊，这么粗暴。那谁不可能反党，没有共产党他都活不到今天，怎么会反党呢。再说，那话也不是他说的，他也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没想到，母亲这些话都被隔壁的韩姨听见了。韩姨那时刚来，一直想好好表现好能进步。张耕中看出了她的心思，反右运动一开始动员，他就把韩姨拉进领导小组，安排她多留意大家的言谈话语，有问题就记下来，还特意嘱咐她，回家后要特别注意我母亲说了什么，凡是和反右有关的话都要记下来。韩姨那时年轻，也老实，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就把母亲在家里的牢骚也汇报给了张耕中。

可仅凭这几句话，也没法将母亲定为右派，而母亲在大鸣大放时没说过一句过头的话，因为当时母亲觉得新中国这么好，大家都一心干工作，对共产党根本就没有不满，反倒是对报纸上报道的那些鸣放言论很不满。抓不到母亲的小辫子，但小鞋是必须要给穿的。最后，张耕种给母亲定了个同情右派的罪名，记进档案里。另外，开大会时，对母亲进行了口头批评，说母亲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敌人所利用。就这点事，张耕中取消了母亲的预备党员资格，还连哄带骗地将母亲踢出供销社，美其名曰派到和平商场去充实基层，其实是取消了母亲的干部籍。母亲当时年轻，思想单纯，组织让去哪就去哪，并没觉得去基层有什么不好，也没把干部籍当回事。母亲说，一个单位一把手坏了，整个单位就风气不正了。五七年反右后，母亲就再不要求进步了，一心扑在家里和我们哥仨身上，文革时也一直当个逍遥派。其实也是因祸得福。母亲听说，文革时张耕中被造反派群众揪斗，批判，差点没被打死，估计他后来在单位也没少整人，被整的人借文革之机报复他。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母亲常说，谁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我也不会怀恨于心报复他，人作自有天报。

受母亲牵连，大小两个赵姨，何姨和她爱人陈叔，以及魏叔叔等几个与母亲关系好的同志都被张耕中以各种理由下放到基层单位。连打更的王大爷也给弄到了肉食加工厂去了。王大爷去了肉食加工厂对我们家倒是好事，文革后期供应困难的时候，王大爷没少给我们家送肉食加工厂分的头脑下水和猪油。他的独生女儿小爱也和我们很亲，就像我们的小妹妹一样。一直到现在，王大爷和郑姨都不在了，小爱都快当奶奶了，还和我们家保持联系，逢年过节都来看我母亲。

母亲要退休的时候，陆叔说要帮母亲恢复干部籍，找到了当时仍健在的老领导于之和王江，但反右那段历史需要找人证明是冤假错案。当时张耕中已经去世，不知道找谁出这个证明，正好魏叔来我家，就说，我去找小韩，她最清楚当初是怎么回事了，我知道她的单位。

第二天韩姨就来了我家，一进门韩姨就哭了。对母亲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啊。我那时年青，不懂事，后来的日子，我一想到你就心里难受，我怎么那么傻，干那种事呢。母亲安慰她说，也没怎么地我，就是没了干部籍，工资一分钱也没少，你也是被人利用，我不怪你，你不要有负担了。韩姨说：我回去就给你写证明，一定帮你把干部籍找回来。母亲说，没事的，能找回来就找回来，找不回来也无所谓。待遇也差不太多。

母亲说，韩姨十几年前去世了，去世前经常给母亲来电话聊过去的事。母亲说，人这辈子啥都能亏，就不能亏心，亏心活得也憋屈。